19. 佛教和道教文章

  視野的拓寬

  雖然中國的史書對佛教傳入中國之後產生的影響關注並不多，但這個影響本身是不容小覷的。政治局勢的混亂以及人們在精神領域尋找新方向的努力已為佛教的推廣做好了準備。[125]公元2世紀末漢朝衰落並滅亡之後，一方面是已經存在的救世理想開始在更廣泛的人群中普及開來；另外一方面是主動或被迫遠離政治和官場的文人數量不斷增多，他們對這種新思想的態度較之前開放，其結果就是視野開闊。帝國政局分崩離析，黃河流域以及東南部長江下游那些富庶地區大地主的勢力不斷增強，為佛教和道教中心的形成提供了經濟基礎。在北方，遊牧和半遊牧民族統治下的新興王朝對佛教表現出了特別強烈的興趣，因為他們能藉此獲得更多的合法性。

  權力所有者經常是通過宗教運動來擴大自己的勢力，而國家又需要對宗教運動進行一定的控制，隨著這方面需求的增強，關於經書經典化的需求也增強了。公元1世紀到10世紀的時代特點就是有大量佛教文章由梵語和巴利語被翻譯成漢語，同時，中國擁有了自己的佛經註疏，擁有了被理解為聖人啟示的道教文章、俗家弟子所寫的虔敬文章以及豐富的歷史和傳奇作品。此外，佛教的傳播還促進了「俗講」的發展，這種文體對中國本土敘事文學的形成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126]

  大部分產生於佛教和道教環境中的文章都是被收錄在大型的佛經、道經內集中流傳下來的，其中最早的經書集可以追溯到公元4世紀到5世紀。這種宗教文學的發展以及對大量複製文本的需求極大地促進了雕版印刷術的改進，這一點，我們在上文中已經論述過。保存至今的最古老雕版印刷品實物是公元704年至751年間印製在桑皮紙上的《陀羅尼經咒》。

  早在公元2世紀甚至更早的時候，第一批佛經就被譯成了中文。在接下來的幾個世紀裡，不僅佛經譯文的數量增多，中國本土撰寫的釋文、註疏、僧人傳記和教義文章都開始大量增加。公元4世紀時，出身於儒學之家的僧人道安（314—385）就已經編輯出了一部佛典目錄，目的是整理和認定經典。這個目錄沒能保存下來，但是從生活在都城的高僧僧祐那裡，我們能夠了解到一些相關情況，他同時也為我們了解中國佛典編錄工作提供了一些最早的記錄。[127]我們無法確定究竟佛典的認定整理是否受到了道家經典編錄的影響，但有很多資料都顯示，無論是佛家還是道家，對經典的整理認定都是出於在儒家學說影響重新開始擴大的背景下為自己爭取合法地位的需求。但這兩家經典的來源並不一樣，佛教徒將佛陀在印度親口所說的話置於首位，只是這些文本後來部分失去了相應的地位；而道教徒不僅收集某一個祖師說過的話，主要還收集神仙所授的文本。

  道家經典

  除了被譯為中文的佛教經典《大藏經》，古代中國的另外一部大型經書總集是《道藏》，[128]這個名字，我們可以翻譯成Vorratshaus des Rechten Weges或者Der Speicher der Rechten Lehre。[129]道教經典的這種收集整理要歸功於公元4世紀形成的上清派，據說在公元364年至370年間的今南京地區，上清派使者把這個教派最主要的文本授予大臣許謐（303—373）的隨從、一個名叫楊羲（330—約386）的年輕人。[130]據說在一連好多天的午夜，許多神仙從上清天降下，向楊羲傳授經書，親自給他指點，並命他將這些經傳給許謐及其子許翽（341—約370）。這些上清派經書後來被陶弘景收集編入《真誥》一書，成為上清派（或稱茅山派）道士所奉要典。要理解人們對這些由神仙傳授之作的重視，就得理解那個時代的特點。由於對世界將要覆滅的恐懼，這些經書被認為是保護自己不受邪惡力量侵害以及到達天界的唯一方法。這些神仙所授的經書基本上都用詩句的形式寫成，不論是題材還是文風，它們對後世詩歌的影響都十分大。道教的神仙，例如「青童」這個形象，為大量的文學作品提供了創作靈感。

  道教經典的最初收集和整理受到了剛剛傳入中國的佛教的影響。公元400年前後，在楊羲所造之經基礎上形成的茅山派就依照佛經的模式，按三個部分整理並形成了自己的經典。從各種跡象看，其中的每個部分都對應一個特別的道教教派。道士陸修靜（406—477）曾維護道教對應於佛教的地位，公元471年，他曾經對宋明帝說道教經書共有1228卷，其中1090卷已經流傳於世，剩下138卷仍保存在天上。

  在接下來的150年中，人們編纂了道教經書目錄，補充了大量新作的文章，可以說這個時期經書編纂的特點既是盤點，也是擴充。儘管在接下來的幾十年甚或幾百年中出現了大量的新作文章，特別是在公元6世紀末、7世紀初的時候，但唐代依然是更趨於保守的一個時代，當時最受重視的還是公元4世紀的經書。公元8世紀中期，在皇帝監督之下編錄的經卷集雖然在一定範圍內得到傳播，但接下來200年間政局的混亂卻使得這部經卷集並沒能保留到宋代。道教發展的第二個重要階段是從宋代開始的。宋代也是人文和經濟領域一個「新時代」的開端，在這個時代，對道教經典的收集和整理經歷了又一個高潮。[131]最早有據可查的合集《大宋天宮寶藏》成書於1019年，這部合集之所以能夠形成，也是因為之前規模較小的道書合集以及目錄編修工作。4565卷《大宋天宮寶藏》雖然沒有流傳下來，但主要的編者張君房（約1008—1029）撮其精要纂集的120卷《雲笈七籤》流傳至今。

  

  雖然印刷術早就已經在使用，但這些文集還全部都是手抄本，直到在一心崇道的宋徽宗（1100—1125在位）的主持和授意下，於1114年在福州設立了專門的機構收集道書並刻印。在此之前幾年，那裡剛剛刻印了佛經。這部最早的雕版《道藏》被稱為《政和萬壽道藏》，在1118年至1120年間完成，共540函，5481卷。1234年至1236年間在福建刻印的經卷應該保存了很久，直到19世紀下半葉，這些經卷才在太平天國起義的動盪中被毀。

  官方通過支持印製道教經典，就能對所有被官方允許存在的思想學說及著作進行監督，同時也可為證明王朝的合法地位提供依據。所以女真族的首領金世宗會命人將經文印版運往北京，並組織重新印刷。這項工作在1191年完成，並沿用唐代道藏的名字《三洞瓊綱》刊行。這樣的行為不僅對人的心靈修養有好處，同時擁有並傳播這樣的經書也是一個帝國強大的表現。1244年，成立不久的全真派收集整理了一部涵蓋內容更多的道書集，在其中，他們特別關注自己的淵源。

  12世紀時又出現了一大批神授道書與儀禮文章。在這個創作極為活躍的時期之後，又出現了一段集中編纂儀典的時期。今天仍在使用的1445年編纂完成的《大明正統道藏》中，就包括了大量13世紀和14世紀的儀典。根據施舟人（Kristofer Schipper）的研究，很多流傳到今天的道教儀式都可以追溯到那個時期。這些道教經典一再被毀壞，加之戰亂（即便不是全部原因，也是部分原因）等因素對道經的影響不可謂不大。1258年，道家與佛家當著當時占據中國北方的蒙古統治者進行了一場大辯論。在這場佛道大辯論中，道家敗給了佛家。在那之後，一大批刻印的道經因被指為杜撰之作而遭銷毀。[132]1281年，忽必烈（1215—1294）下令焚毀道經印版，這也是為什麼明代1445年刊行的《道藏》內容少於之前兩種的原因。

  明代的《道藏》由正一派第43代天師張宇初（1361—1410）奉明成祖之命於1406年開始纂編，但直到張天師死後30餘年的1445年才最終完成並刊行。這部被稱為《正統道藏》的道經集在今天被當作標準版本。1607年，《正統道藏》續編了240卷，續編之後的印版曾經被收藏在北京紫禁城，1900年義和團起義時被外國軍隊所毀。

  最值得一提的是，在公元5世紀第一次編輯整理之前，《道藏》就已經擁有持續百年的傳統了。在這個傳統中，被稱為道家哲學核心作品的是歸在老子名下的《道德經》以及莊周的《莊子》，但這實際只構成了一條次要的線索，這些經典與後來一些從來不被認為與道教相關的著作一起收錄進了《道藏》，由此，一些非道教的文章也被保存了下來，免於佚失。哲學著作，與卜筮、煉丹、醫學、天文、占星相關的作品，從先秦時期到16世紀的思想家與學者的著作，歷史地理著作，對基礎科學原理的說明，《道藏》收錄的作品極其多樣。這些被收錄的文本時間跨越兩千年，內容包羅萬象，因此也能服務於各種用途，無論是文本批評，還是對中國科學發展史的研究。到目前為止，我們對道書整體情況的了解依然不充分。對於這部大型經集的系統研究是從20世紀70年代才開始的。要對其中的各種文本及其整體特點有所了解，至少還需要幾十年時間。[133]

  《道藏》中收錄的不僅是道教的經書，它的內容更多，但同時也可以說是更少了：更多的意思是說，通過上文提到的編輯整理，一些與道教關聯不大的著作也被收錄了進去，這就好比將《荷馬史詩》中的《奧德賽》或是柏拉圖的對話錄收進基督教文集中一樣；說它更少，是因為顯然還有一些著作沒有被收錄在內，其中有口頭故事，也有書面文本，沒有收錄的原因是編輯並不知道它們，或者它們被認為不適宜刊行。繼17世紀的《萬曆續道藏》後，又有大量補充的著作被刊印，雖然曾經有過補充編輯，但直到今天，人們也沒有正式通過續編《道藏》來對這些著作進行篩選和歸類，其中尤其缺少的是大量散落在不同作家作品集之中的記錄道教徒虔敬之情的文學文本。儘管如此，《道藏》依然是最主要的道書集成，道教徒不斷回顧、維護著自己的古老傳統，並將其傳繼下去，這種特點實際在古代中國的所有領域都能看得到。

  道教宗教活動留給我們大量的文學作品，這些作品與中國其他領域的文學作品一樣，形式多樣，既有經書、註疏、詩歌、小說，同時也有傳說、史書和哲學論文。這些作品是中國文學的一部分，但是由於其獨特性，其中一些作品還被宣稱為是神仙所授，所以需要單獨進行論述。

  早在漢代，《道德經》就曾經被認為是神仙所授，人們也依此進行闡釋，從一些早期的註解中我們就能看出這一點。另外一部這樣的作品是漢末的《太平經》，這部著作是在早期為「太平道」所做的文章之上編輯而成的，直到公元6世紀還在不斷擴充，其中年代最早的部分是神人（天師）與他學生間關於教派、道德、理想的政治秩序以及長生不老之術等的對話。[134]

  除這些神人傳授的文章外，在早期道教中最重要的還有道士們傳承下來的神仙系統，這些神仙可以被召喚來為人們提供幫助，也可以被驅逐。絕大部分具有神授性質的「律」也非常重要。[135]此外，還有對天地陰陽調和之術的規定。公元3世紀到4世紀出現了大量談論煉丹術、草藥和冥想功法的書籍，這些著作取「太清」之名，被統稱為《太清經》。[136]這些著作還包括《黃庭經》，這本韻文形式的修身之作講述了人體以及天上的宮與力，還有兩者之間的對應關係。通過冥想，人們想找到一條能與未經破壞的天地之氣合二為一的方法。

  還有一些道書講的是靈魂的遊歷，例如公元300年前後的一篇講述遊歷洞中世界的文章。這一類文章可追溯到更早時期的先例，陶淵明的名作《桃花源記》也是由此獲得的靈感，但《桃花源記》只是用了道教的思想形式，實際上是描繪了一種符合儒家思想的社會形式。這個與洞庭湖中的洞庭山聯繫在一起的洞中遊歷故事不斷帶給後代詩人以靈感，使他們創作出相應的作品。[137]葛洪的曾孫葛巢甫（生活在公元400年前後）利用一些已經存在的經文，造出一組新的文章，並將它們作為公元3世紀宗師托授的經文刊行。

  這些被稱為《靈寶經》的著作也提供修煉的方法，其中大量汲取了佛經的教義，而葛洪的《抱朴子》起到了提綱挈領的作用。[138]這本著作引入了全新的道家宇宙觀及其特別的儀式與規則。[139]都出現在中國南方、由神授而得的《太清經》《上清經》《靈寶經》也被稱為「三洞」，這成為後來道書經典化過程中的基本分類原則。

  佛教典籍以及受印度影響的文學

  從一開始，中國佛家與道家宗教文學之間的聯繫與相互影響就形式多樣，且程度很高。所以在早期的佛經翻譯中就已經在使用道教的概念了，同時，一些佛教的教義也進入了道教的文章。[140]特別是從唐代開始，佛教傳經、宣教方法及其解經方法的特別影響力，就已尤為顯著，我們能從中看出佛教在傳播教義過程中所使用的印度戲劇表演方法。[141]中國的說唱文學與戲劇都可以在這裡找到源頭。

  說唱文學（即由韻文和散韻文組成的篇幅長短不一的敘事形式）的創作手法也能回溯到這種面向廣大教眾和各個階層的宣教方式，但這種文學形式並不僅是為了教育民眾，同時兼具娛樂的功能。這一形式在唐朝時就已經被用在了非佛教的題材上，例如在敦煌發現的「變文」。這種用大眾化方式講解佛教經文的「講經文」形式，是「俗講」的一部分。從公元4世紀開始，一些特定的慶祝活動會舉行這樣的「講經文」。後來，這一形式也可以由信眾捐出一定的費用後定製。不久後，道觀也開始舉行類似的「講經文」。

  但被收錄在類似《法苑珠林》這種佛教類書里的大多數志怪小說都並非印度傳到中國的佛教故事，而是純粹的中國小說。不過，這並不影響那些源自印度並以中文傳播的佛教敘事文學的流傳。所有的本生故事的譯文都屬於這類文學，它們對民族敘事文學的影響不容小覷。此外，有資料顯示，在佛教傳入中國之前就已經有印度教的敘事素材傳到中國。[142]

  除了大量講述佛陀釋迦牟尼前生事跡，以此說明因果報應的本生故事之外，還有大量的佛教譬喻被譯成中文。[143]這些譬喻（即阿波陀那）為的是更加形象地解釋各種教義內容。從時間上看，收錄佛教譬喻的經集的時間要早於粟特僧人康僧會（卒於280年）翻譯首部收錄91個講述釋迦牟尼本生故事的《六度集經》。這些經集最早的有收錄了12個故事的《雜譬喻經》（出現在公元186年之前）以及收錄了32個譬喻的《菩薩度人經》，其他收錄佛教譬喻的經集有《舊雜譬喻經》，這部由康僧會在公元251年到280年間翻譯編錄的譬喻集共收錄61個故事，而由比丘道略（生活在約公元400年前後）集的《雜譬喻經》中收錄了39個故事。同為道略輯錄的《眾經撰雜譬喻》中共有44個故事，這些故事用的是著名翻譯家鳩摩羅什（344—413）的譯文。[144]

  收錄佛教譬喻最多的《百喻經》被認為是由在公元480年前後到達中國南方的印度僧人求那毗地翻譯的，但其中相當一部分內容是以許多已經存在的譬喻集為基礎。這部譬喻集之所以有特殊的重要性，是因為它已經不再是簡單的輯錄，而是有了塑造一個敘述編輯者的意識，並採用了統一的敘述模式。這部著作可以被認為是中國敘事藝術最早的重要實例之一，並受到了後世人的推崇，包括在1914年購得了新出版的《百喻經》的魯迅。

  這些佛教故事的教化特徵影響了中國的志怪故事以及對這些故事的編輯整理，使這些故事也具有了教化的性質。也有一些源自印度的傳說在中國志怪故事風格的影響下改變了模樣。例如段成式（803—863）就曾在他的《酉陽雜俎》中提出，《續齊諧記》里路邊書生的故事應該是源自一個佛教故事。這個故事的題材是「被吞掉的嬌娘」或「被吞掉的嬌娘和情郎」，康僧會的《舊雜譬喻經》中也有類似的題材。向這個故事演變的一個中間階段是收錄在《太平御覽》（卷三五九）中的一個由荀姓作者所作的《靈鬼志》，這個故事還帶有外來的特徵。艾伯華曾經論述過這個童話題材帶有共產主義思想的新形式。[145]

  在六朝時期，人們習慣將鬼神思想以及認為惡行會受到超自然力量懲罰的觀點與佛教聯繫在一起，所以很多志怪故事被歸在佛教故事之中，顏之推的志怪故事集《冤魂志》就是這樣。這個故事集選擇志怪事件的唯一標準，就是那些被謀殺或被含冤處決的人會化成冤魂回來復仇。[146]《墨子》《左傳》和其他漢代之前的著作里都有這樣的故事。周代的故事中就已經出現了各種各樣的復仇元素：冤魂或用棍子打死害人的人，或用刀刺死他，用箭射死他，逼他服毒，跳進他的嘴裡使他窒息。有些時候，冤魂只要出現，就會讓人死去。

  如果仔細觀察，我們就能發現這些帶有佛教色彩的中國志怪故事可以分為三大類：在遭遇困境或危險的時候向神，並且經常是向觀音菩薩請求幫助；講述虔誠的意義，通常會指明因果報應，或用到中國傳統風俗觀念；僧人或俗人的高尚行為及其影響，這一點會通過他們的超凡能力來展現。

  從語言和結構上看，佛教故事與志怪故事沒有區別。除了在講述遊歷地府的時候會出現倒敘，敘述內容都是按照實際的發生順序排列的，只限於所敘述的事件或主要人物的一生，並不會像印度本生故事那樣延伸到永世。志怪故事和佛教故事最重要的區別在於後者的教育目的，這樣的故事並不滿足於敘述一個神奇的故事，而是要說明教理的正確性以及信仰的意義，所以這些故事也會從志怪故事中取材，並為了這樣的目的進行改編。

  佛教故事中的某些元素具體是什麼時候成為中國故事的固定組成部分，這一點我們常常無法得知。不過有些題材應該是很早就在中國出現了，例如幾乎沒有重量也沒有大小的鬼，這個題材早在公元3世紀就已經成形，並且可以找到很長的發展歷史。在這個故事裡，一個行路人騙了一個鬼，說自己也是鬼，但這個鬼亮明了自己的身份。鬼背著行路人走了一段後，因為行路人的體重而產生了懷疑，而行路人很機智地解釋說自己剛剛變成鬼，還沒有變得像鬼那樣輕飄飄的，所以才會有這樣的體重。他接著又問了一個讓自己擺脫這個鬼的問題：因為自己剛變成鬼，所以還不知道鬼最害怕什麼。鬼的回答是「被人吐口水」。行路人於是向鬼吐了口水，驅走了這個鬼。我們很難判斷人們是什麼時候開始從把故事簡單地拿來用發展到把素材改造成符合自己需求的樣子再使用的，但有一點是中國所有這類故事共有的，那就是一個非自然的人或事件與一個「凡人」進行了接觸，這個人要面對這種非自然事物，他有時是受害者，有時又是受益者。

  從西晉洛陽於公元316年陷落到唐朝建立（公元618年）的這個時期，中國應該出現過大量帶有佛教背景的故事集。但我們能夠看到的只有其中10個故事集的部分或個別故事，這些故事大多被收錄在於公元668年輯錄完成的佛教類書《法苑珠林》中，為我們了解這種文體類型提供了很好的資料。

  在這些講述神奇事件的故事中，我們能夠看到中國古老的志怪小說傳統所產生的影響。這些志怪小說取材自古代的逸聞、神仙傳說、神奇的異域、神奇的事件等。唐臨（600？—659？）在《冥報記》[147]中就明確地提到了前代出自賈誼《新書》的一個故事：

  孫叔敖之為嬰兒也，出遊而還，憂而不食。其母問其故。泣而對曰：「今日吾見兩頭蛇，恐去死無日矣。」其母曰：「今蛇安在？」曰：「吾聞見兩頭蛇者死，吾恐他人又見，吾已埋之也。」其母曰：「無憂，汝不死。吾聞之，有陰德者，天報以福。」人聞之，皆諭其能仁也。及為令尹，未治而國人信之。[148]

  《妙法蓮華經》在佛教傳奇故事的傳播上具有極為重要的作用。這部經書先有印度斯基泰人竺法護於公元286年翻譯的譯本，後鳩摩羅什在公元406年再次進行了翻譯，其中的第24卷（鳩摩羅什的譯文中為第25卷）中講述了「觀世音」（或「光世音」）這一形象。「觀世音」形象在當時的民間信仰中地位如何，我們能從最早的佛教傳奇故事集之一《光世音應驗記》的標題上看出。公元399年，這個故事集由謝敷輯錄，據說原著佚失。謝敷曾將此書饋贈給友人，友人的兒子傅亮（373—426）憑記憶將其重新寫出，但他只記得其中的7個故事。這個故事集在中國早已不存，直到20世紀才在日本重新被發現，冢本善隆和牧田諦亮兩位學者曾經對這些故事中的不同層次進行過研究。[149]這只是中國古代文本和書籍在海外，特別是在日本和韓國傳播的眾多例子之一。

  其他此類記錄傳奇、玄妙故事的文集有《宣驗記》，這部故事集的作者被認為是《世說新語》的作者劉義慶。此外還有張演的《續光世音應驗記》、王琰的《冥祥記》。《冥祥記》共收錄131個故事，是我們現在所知佛教故事中收錄內容最多的一部。在這些故事集汲取素材並形成合集的作品中，最重要的一部無疑是我們已經多次提到過的《法苑珠林》，而這部書又成為《太平廣記》的重要素材來源。

  佛教史書與僧人遊記

  完整保存到今天的中國僧人傳記中時間最早的一部，是南朝梁僧慧皎完成於公元530年的《高僧傳》。[150]這部傳記集共14卷，有257篇傳記，該書還有自東漢以來附見者200餘人，其成書時間為南梁，所以也被稱為《梁高僧傳》。後來又有很多模仿這個體例而作的續編。[151]《高僧傳》是六朝時期散文作品的傑出代表。這部傳記尚未明確區分虛構和事實。因此，它雖為傳記作品，卻不單可以被算作是史書和佛教聖徒傳，該書還包含了大量傳奇故事，也可以被歸入敘述文學之中。

  我們沒有關於僧人慧皎出身的可靠資料，但知道他來自今浙江紹興，這是當時的一個文化中心。他不但通曉佛教經文，特別是那些為僧人和信眾規定紀律的經律，對世俗文本也很熟悉。在撰寫《高僧傳》的過程中，他利用了大量已有的資料，尤其是僧人寶唱於公元519年完成的《名僧傳》。我們今天看到的《比丘尼傳》也是寶唱的作品。[152]

  慧皎希望通過自己的作品彌補正史對佛教僧團的忽視，同時也希望公眾能了解那些他非常推崇的僧人。不過，他也會記述一些傳播錯誤教義的僧人以及其他宗教，他將這些宗教與佛教的關係比喻為萬條溪流與大海（溪流匯入海中）。同時，他還致力於讓佛教及僧人能夠得到他那個時代的知識分子，特別是家鄉上流社會貴族的認可，[153]他似乎對這個群體的人特別有認同感。

  《高僧傳》對已經固定下來的史書形式，尤其對司馬遷《史記》開創的史書體例的效仿是顯而易見的。這種效仿不僅體現在書的結構上，同時也體現在敘述手法和一些構成元素上，例如「贊」以及包含史學家個人觀點的「論」。書中的僧人傳記被分成10種不同的類別，每一類再按照時間排序。這10個類別（「門」）分別是譯經、義解、神異、習禪、明律、亡身、誦經、興福、經師、唱導。後記則寫明了作者作此書的目的。

  與佛教史書有些類似的還有關於西域的描寫，這裡指的是一些佛教國家以及去這些國家的經歷。在中國的遊記中，僧人們為了更好地理解教義，當然也是為了能從遙遠的國度帶回更多的知識而遠行，去西方求取經書並寫就的記錄也因而享有特殊的地位。[154]唐代還存在大量非僧人所作的、對印度的描述，如今這些記述都已經佚失，我們對這些包羅萬象的著作的了解僅限於一些圖書目錄的記載，例如《新唐書·藝文志》（卷五十八）中就列出了裴矩所著的《西域圖記》3卷、公元7世紀上半葉王玄策所著《中天竺國行記》10卷以及公元656年應皇帝的命令而作的《西域國志》60卷。

  去西域取經的僧人中，最著名的是中國佛教法相宗創始人玄奘（600？—664）。[155]但在玄奘之前，去過西域的僧人，有據可考的就至少有54人。最早去西域求法的著名僧人是朱士行（公元260年前後出發），這些人部分是獨行，但絕大多數都是一行數人。[156]保存下來的公元8世紀之前的遊記[157]中，最重要的是下面這四部：記錄僧人法顯在公元399年到414年間去往印度和錫蘭求法的《高僧法顯傳》，這部書在西方主要是通過漢學家理雅各（James Legge， 1815—1897）的譯文而為人熟知；[158]記錄宋雲、惠生出使烏仗那（Udyana）和犍陀羅（Gandhara）事跡的《洛陽伽藍記》；[159]記錄玄奘見聞的《大唐西域記》[160]；義淨（635—713）的《南海寄歸內法傳》。[161]這些遊記讓我們看到了當時中國對佛教國家和旅行路線的了解程度，同時它們也是研究這些國家歷史的重要資料。在對各個地區以及當地宗教生活的描述中，也包括對重要建築物和傳說的記載。但若要對這些記載進行綜合評判，就必須結合其他關於外國和外國宗教的記述。[162]需要特別注意的是，絕大多數這種遊記都不僅是旅行者自己的報告，而是會使用已存在的資料。道宣（596—667）完成於公元650年的《釋迦方志》中就有對玄奘《大唐西域記》內容的總結，標題中的「方志」後來被用來指稱記述地方情況的史志。

  虔心向佛的證明

  佛教與道教這兩個對中國中古時期思想領域產生了持續深刻影響的宗教，在文學領域留下了幾乎無處不在的痕跡。這一類的影響經常不再能被清楚地辨認出來，但我們能看到大量體現作者強烈信仰的文章和故事。除了僧祐的《弘明集》、道宣的《廣弘明集》，流傳下來的還有信徒們的誓願和懺悔文。[163]作詩是文化的一部分，所以信徒們也會作詩。他們經常是出於祭亡的目的，或者是為了記錄特別事件，不過也會用來對一些文章或信仰進行討論。[164]例如追隨竟陵王蕭子良的年輕軍官兼詩人王融，就曾經寫過一系列表達自己虔心向佛的詩。[165]

  人們認為自己能夠通過這類文學作品獲得福報，能夠更好地轉世輪迴。其他一些表達虔誠的文章只是作為某種功績的附屬品，這些文章主要是刊印佛經的前言以及捐贈者的銘文，它們是整部作品被念誦或被印刷的保證。一種常見的擴大自己功績的方法就是儘量多印製、多念誦，或是讓人專門念誦某篇經文。這種風俗對中國印刷術的發展作用極大，藏傳佛教中的轉經筒也是由此產生的。1900年前後，在位於絲綢之路上的敦煌發現的手抄本和刻印本中有大量附在經文副本上的後記，其中一篇後記的殘篇標記日期為公元720年陰曆四月八日（相當於公曆5月19日）：

  ？？？

  開元八□四月八日清信弟子孫思忠寫的。[166]

  公元900年7月8日，也就是唐朝面臨覆滅、佛教的組織經歷毀滅之後，在一篇碑銘中，一個母親哀嘆自己的兒子早逝。這裡體現了一個自然神學的問題，即上天怎麼會容忍好人遭遇不幸，而惡人卻能夠頤養天年。[167]

  當然，這些佛教信徒的碑銘和文章還需要進一步研究，對於碑銘的詳細研究能夠大大豐富我們對古代中國的了解。同樣地，這些刻印在石頭上或紙上的虔誠文章，也能讓我們看到被儒家經典忽視了的人們的信仰和情感世界。

  10世紀中期的供奉畫（單頁），上半部分的圖中是騎獅子的文殊菩薩，左右是兩個侍從。這種雕版刻印的單子是為了積累福報，印數越多，福報越大。敦煌莫高窟中有大量這樣的供奉畫。

  [1]　B. J. Mansvelt Beck（馬恩斯）關於這個時期的概述，載D. Twitchett（崔瑞德）、M. Loewe（魯惟一）編的The Cambrige History of China（《劍橋中國史》），劍橋，1986年，第317—376頁。

  [2]　見Ch. Holcombe（何天爵）的The Exemplar State. Ideology, Self-Cultivation, and Power in Fourth-Century China（《理想狀態：5世紀中國的意識形態、自我修養和權力》），載HJAS（《哈佛亞洲研究學刊》）第49期（1989年），第93—139頁。

  [3] 《後漢書》卷四十九；又見E. Balazs（白樂日）的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Bureucracy（《中國的文明與官僚體系》），紐哈芬，康乃狄克州，1964年，第215頁及以下。

  [4] 《後漢書》卷四十九。

  [5] 《後漢書》卷四十九；參見E. Balazs（白樂日）的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Bureucracy（《中國的文明與官僚體系》），第217頁及以下。

  [6]　見J. P. Diény（桀溺）的Les Dix-neuf po?mes anciens（《古詩十九首》），巴黎，1963年；J. P. Diény的Aux origins de la poésie Classique en Chine. étude sur la poésie lyrique ? l'époque des Han（《中國古詩溯源：漢朝抒情詩研究》），萊頓，1969年；D. Holzman的Les premiers vers pentasyllabiques dates dans la poésie chinoise（《中國詩歌中的早期五言詩》），載Mélanges de sinology offerts ? Monsieur Paul Demiéville（《獻給戴密微先生的〈漢學雜編〉》），第2卷（巴黎，1974年），第77—115頁。

  [7] 《曹操集》（北京，1959年），第6頁及以下。

  [8] 《曹操集》（北京，1959年），第6頁及以下。

  [9]　見R. C. Miao（繆文杰）的Early Medieval Chinese Poetry. The Life and Verse of Wang Ts'an (A. D. 177-217)（《中世紀早期的中國詩：王粲的生平與詩歌》），威斯巴登，1982年。

  [10]　見R. C. Miao的The Ch'i-ai shih of the late Han and Chin Periods ( I )（《從漢末到晉的〈七哀詩〉》），載HJAS（《哈佛亞洲研究學刊》）第33期（1973年），第183—223頁。

  [11]　關於這首詩，參見H. H. Frankel（傅漢思）的The Flowering Plum and the Palace Lady. Interpretations of Chinese Poetry（《梅花與宮闈佳麗：解讀中國詩》），紐哈芬，康乃狄克州，1976年，第28頁及以下。

  [12] 《文選》卷二十三；參見J. D. Frodsham（傅德山）的An Anthology of Chinese Verse（《中國詩集》），牛津，1967年，第26頁及以下。

  [13]　見R. J. Cutter（高德耀）較新的論文The Incident at the Gate. Cao Zhi, The Succession, and Literary Fame（《司馬門事件：曹植、繼位和文學聲譽》），載TP（《通報》）第71期（1985年），第228—262頁；R. J. Cutter的Cao Zhi (192-232) and His Poetry（《曹植和他的詩》），華盛頓大學，博士論文，1983年；R. J. Cutter的Cao Zhi's (192-232) Symposium Poems（《曹植詩集》），載CLEAR（《中國文學》）第6期（1984年），第1—32頁。

  [14] 《文選》卷二十；參見E. v. Zach的Die Chinesische Anthologie（《中國文學選集》）2卷本，劍橋，麻薩諸塞州，1958年，第1卷，第305頁；R. J. Cutter（高德耀）的Cao Zhi (192-232) and His Poetry（《曹植和他的詩》），華盛頓大學，博士論文，1983年，第231頁及以下；H. H. Frankel（傅漢思）的Fifteen Poems by Ts'ao Chih. An Attempt at a New Approach（《曹植十五首詩新解》），載JAOS（《美國東方學會會刊》）第84期（1964年），第1—14頁，此處第8—9頁；H. H. Frankel: The Flowering Plum and the Palace Lady. Interpretations of Chinese Poetry（《梅花與宮闈佳麗：解讀中國詩》），第46頁及以下。

  [15]　H. H. Frankel（傅漢思）的Cai Yan and the Poems Attributed to Her（《蔡琰和她名下的詩》），載CLEAR（《中國文學》）第5期（1982年），第133—156頁。這篇文章中翻譯了被歸在蔡琰名下的詩。

  [16]　D. Holzman的Literary Criticism in China in the Early Third Century A.D.（《公元3世紀早期的中國文學批評》），載AS（《亞洲專刊》）第28期（1974年），第113—149頁；R. C. Miao（繆文杰）的Literary Criticism at the End of the Eastern Han（《東漢末年的文學批評》），載LEW 16（1972年），第1013—1034頁；譯文，亦見Siu-kit Wong（黃兆傑）編的Early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早期中國文學批評》），香港，1983年。

  [17] 《文選》卷四十二；參見R. C. Miao（繆文杰）的Literary Criticism at the End of Eastern tlan（《東漢末年的文學批評》），第1031頁。

  [18] 《文選》卷五十二。

  [19] 《文選》卷五十二；本題材，亦見D. Pollard（潘樂德）的Ch'i in Chinese Literary Theory（《中國文論中的「氣」》），載A. A. Rickett（李克）編的Chinese Approaches to Literature from Confucius to Liang Ch'i-ch'ao（《中國的文學觀：從孔子到梁啓超》），普林斯頓，新澤西州，1978年，第43—66頁。

  [20]　關於中國歷史這個時期的研究，見W. Eichborn的Zur chinesischen Kulturgeschichte des 3. und 4. Jahrhunderts（《3世紀到4世紀中國文化史》），載ZDMC 91（1937年），第451—483頁；J. D. Paper對3世紀這個轉折期有很好的總結論述：The Fu-tzu. A PostHan Confucian Text（《後漢儒學文章》），萊頓，1987年，第3—14頁。

  [21]　見《後漢書》卷六十八，以及《文選》卷五十八中蔡邕作郭有道碑文。

  [22] 《資治通鑑》卷六十二；參見E. Balazs（白樂日）的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Bureucracy（《中國的文明與官僚體系》），第238頁及以下。

  [23] 《世說新語·文學第四》；譯文參見R. B. Mather（馬瑞志）的Shih-shuo Hsin-yü. A New Account of Tales of the World（明尼阿波利斯，明尼蘇達州，1976年），第101頁及以下。

  [24] 《文選》卷二十三；關於莊子的典故，出自《莊子》第18章對莊子在妻子死後所做之事的描述。

  [25] 《世說新語·任誕第二十三》。

  [26]　關於嵇康，見R. H. van Gulik（高羅佩）的Hsi K'ang and His Poetical Essay on the Lute（《嵇康和他的〈琴賦〉》），東京，1941年；D. Holzman的La vie et pensée de Hi Kang (223-262)（《嵇康的生平與思想》），萊頓，1957年；D. Holzman的La poésie de Ji Kang（《嵇康的詩》），載JA（《亞洲學報》）268（1980年），第107—177頁，第323—346頁；D. Holzman的Les sept sages de la forēt des bambous et la société de leur temps（《竹林七賢和他們所處時代的社會》），載TP（《通報》）第44期（1956年），第317—346頁；R. G. Henricks（韓祿伯）的Hsi K'ang. Philosophy and Argumentation in Thrid-Century China. The Essays of Hsi K'ang（《三世紀中國的哲學與論文：嵇康的散文》），普林斯頓，新澤西州，1983年。

  [27]　見D. Holzman的Poetry and Politics. The Life and Works of Juan Chi A.D. 210-263（《詩歌與政治：阮籍的生平與著作》），劍橋，1976年；Yi-t'ung Wang（王伊同）的The Political and Intellectual World in the Poetry of Juan Chi（《阮籍詩中的政治和文學世界》），載Renditions（《譯叢》）第7期（1977年），第48—61頁。

  [28] 《阮籍集》（上海，1978年），第83頁。

  [29]　參見M. Friedrich（傅敏怡）的Hsüan-hsüeh. Studien zur spekulativen Richtung in der Geistesgeschichte der Wei-Chin-Zeit (3. -4. Jahrhundert)（《中國魏晉時期思想史中的玄學》），博士論文，慕尼黑，1984年。

  [30]　逯欽立編的《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北京，1983年），第901頁及以下；W. Kubin（顧彬）的譯文Der durchsichtige Berg（斯圖加特，1985年），第156頁；參見J. D. Frodsham（傅德山）的The Murmuring Stream. The Life and Works of the Chinese Nature Poet Hsien Ling-yün (385-433), Duke K'ang-lo（《潺潺的溪流：謝靈運的生平與創作》2卷本），吉隆坡，1967年，第1卷，第94頁。

  [31]　見R. B. Mather（馬瑞志）的"The Mystical Ascent of the T'ient'ai Mountains", Sun Ch'o's Yu T'ient'ai-shan Fu（《孫綽的〈游天台山賦〉》），載MS（《華裔學志》）第20期（1961年），第226—245頁。

  [32] 《文選》卷二十二；參見E. von Zach的Die Chinesische Anthologie（《中國文學選集》2卷本），劍橋，麻薩諸塞州，1958年，第1卷，第334頁。

  [33]　見R. Stein（石泰安）的Jardins en miniature d'Extr`me-Orient（《東方的園林》），載BEFEO（《法國遠東學院學刊》）第42卷（1942年），第1—104頁。

  [34] 《南齊書》卷五十二。

  [35]　逯欽立編《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北京，1983年），第901頁及以下，第874頁。

  [36]　J. D. Frodsham（傅德山）的The Origins of Nature Poetry（《自然詩的起源》），載AM（《亞洲專刊》）新刊第8期（1960年），第68-104頁；W. Kubin（顧彬）譯文：Der durchsichtige Berg；S. Bush的Tsung Ping's Essay on Painting Landscape and the "Landscape Painting" of Mount Lu（《宗炳的〈畫山水序〉與廬山「山水畫」》），載S. Bush、Chr. Murck編的Theories of the Arts in China（《中國藝術理論》），普林斯頓，新澤西州，1983年，第132—164頁；Kang-i Sun Chang（孫康宜）的Description of Landscape in Early Six Dynasties Poetry（《六朝早期詩歌中的山水描寫》），載Shuenfu Lin（林順夫）、S. Owen（宇文所安）編的The Vitality of the Lyric Voice（《抒情之聲的生機》），普林斯頓，新澤西州，1986年），第105—129頁。

  [37] 《晉書》卷三十四；參見W. Kubin（顧彬）的譯文Der durchsichtige Berg（斯圖加特，1985年），第148頁及以下。

  [38]　W. Bauer（鮑吾剛）的China und die Hoffnung auf Glück（《中國人的幸福觀》），慕尼黑，1971年，第254頁。

  [39] 《樂府詩集》卷六十四。

  [40]　譯文，見G. Güntsch的Ko Hung. Das Shen-hsien chuan und das Erscheinungsbild eines Hsien（法蘭克福，1988年）。

  [41]　逯欽立編《先秦漢魏晉南北朝學》，第865頁；《文選》卷二十一；參見J. D. Frodsham（傅德山）的An Anthology of Chinese Verse（《中國詩集》），第92頁及以下。

  [42] 《藝文類聚·歲時中》（上海，1965年），第71頁。

  [43]　早期關於繪畫的最重要文章的英文譯本，見S. Bush、Hsio-yen Shih（時學顏）主編的Early Chinese Texts on Painting（《中國早期繪畫理論》），劍橋，麻薩諸塞州，1985年。

  [44]　關於陶淵明的文獻非常多。作品的德語譯文，見A. Berhardi的Tau Yüan-ming (365-428). Leben und Dichtungen（《陶淵明：生平與作品》），載MSOS（《東方語言研討會報告》），第15期（1912年），第58—116頁；E. v. Zach的T'ao Yüan-ming（《陶淵明》），載MSOS，第18期（1915年），第179—260頁；E. Schwarz的Tao Yüanming. Pfirsichblütenquell. Gedichte（《陶淵明詩集：桃花源》），萊比錫，1967年；K. -H. Pohl（卜松山）編的Tao Yuanming. Der Pfirsichblütenquell. Gesammelte Gedichte（《陶淵明詩歌全集》），科隆，1985年；主要的英語譯文，有W. Acker的T'ao The Hermit, Sixty Poems by T'ao Ch'ien (365-427)（《陶淵明詩60首》），倫敦，1952年；J. R. Hightower（海陶瑋）的The Fu of T'ao Ch'ien陶淵明的賦，載HJAS（《哈佛亞洲研究學刊》）第17期（1954年），第169—230頁；J. R. Hightower的The Poetry of T'ao Ch'ien（《陶潛詩集》），牛津，1970年；A. R. Davis的T'ao Yüan-ming (A. D. 365-427). His Works and Their Meaning（《陶淵明作品及分析》2卷本），劍橋，1984年。

  [45]　見J. Chaves（齊皎瀚）的The Panoply of Images. A Reconsideration oft he Literary Theory of the Kung-an School（《公安派文論研究》），載S. Bush、Chr. Murck編的Theories of the Arts in China（《中國藝術理論》），第341—364頁，此處為第353頁及以下。

  [46]　這篇文章經常被翻譯。例如J. R. Hightower（海陶瑋）的The Poetry of T'ao Ch'ien（《陶潛詩集》），牛津，1970年，第254頁及以下；F. Hausen，載K.-H. Pohl（卜松山）編的Tao Yuanming. Der P?rsichblütenquell. Gesammelte Gedichte（《陶淵明詩歌全集》），科隆，1985年，第202頁及以下；也參見W. Bauer（鮑吾剛）的China und die Hoffnung auf Glück（《中國人的幸福觀》），慕尼黑，1971年，第266頁及以下。

  [47]　見S. R. Bokenkamp（柏夷）的The Peach Flower Font and the Grotto Passage（《桃花與石窟》），載JAOS（《美國東方學會會刊》）第106期（1986年），第65—77頁。

  [48]　見E. Zürcher（許理和）的The Buddhist Conquest of China（《佛教征服中國》），萊頓，1959年。

  [49] 《藝文類聚·全德志論》。

  [50]　見H. Schmidt-Glintzer（施寒微）的Zum Thema Wein und Trunkenheit in der chinesischen Literatur（《中國文學中作為題材的酒與醉》），載F. Steppat編的XXI. Deutscher Orientalistentag vom 24. Bis 29. M?rz 1980 in Berlin. Ausgew?hlte Vortr?ge（《1980.3.24—1980.3.29在柏林舉辦的東方學會講座精選第二十一》），威斯巴登，1982年，第362—374頁。

  [51]　出自《世說新語·任誕第二十三》；參見R. B. Mather（馬瑞志）的譯文，第378頁。

  [52]　見H. S. Levy的Translations from Po Chü-i's Collected Works（《白居易作品翻譯》），第1卷，紐約，1971年，第27頁。

  [53]　G. Debon（德博）的Chinesische Dichtung. Geschichte, Struktur, Theorie（《中國詩歌：歷史，結構，理論》），萊頓，1989年，第234頁。

  [54]　湛方生最著名的詩是《還都帆詩》；見逯欽立編，《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北京，1983年），第944頁。

  [55]　見J. D. Frodsham（傅德山）的The Murmuring Stream. The Life and Works of the Chinese Nature Poet Hsien Ling-yün (385-433), Duke K'ang-lo（《潺潺的溪流：謝靈運的生平與創作》）；R. B. Mather（馬瑞志）的The Landscape Buddhism of the Fifth Century Poet Hsieh Ling-yün（《五世紀詩人謝靈運的佛教山水》），載JAS（《亞洲研究雜誌》）第18期（1958年），第67—79頁；F. A. Westbrook的Landscape Transformation in the Poetry of Hsieh Ling-yün（《謝靈運詩中的山水》），載JAOS（《美國東方學會會刊》）第100期（1980年），第237—254頁。

  [56] 《藝文類聚·人部二十》。

  [57] 《宋書》卷六十七。

  [58] 《廣弘明集》卷五十二。

  [59]　H. Kotzenberg的Der Dichter Pao Chao (gest. 466). Untersuchungen zu Leben und Werk（《鮑照的生平與作品》），波恩大學，博士論文，1971年。

  [60]　逯欽立編《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北京，1983年），第901頁及以下，第1293頁。

  [61] 《鮑參軍集注》（上海，1980年），第83頁，《登大雷岸與妹書》。

  [62]　同上，第84頁。

  [63]　同上，第85頁。

  [64]　見J. R. Hightower（海陶瑋）的Some Characteristics of Parallel Prose（《駢文的幾個特點》），載J. L. Bishop（畢曉普）編的Studies in Chinese Literature（《中國文學研究》），劍橋，麻薩諸塞州，1966年，第108—138頁。

  [65]　關於沈約，見R. B. Mather（馬瑞志）的Shen Yueh's Poems of Reclusion. From Total Withdrawal to Living in the Suburbs（《沈約的隱逸詩：從完全的退隱到隱於郊》），載CLEAR（《中國文學》）第5期（1983年），第53—66頁；R. B. Mather的The Poet Shen Yüeh (441-513). The Reticent Marquis（《詩人沈約：沉默的貴族》），普林斯頓，新澤西州，1988年。

  [66]　關於江淹，見J. Marney（馬約翰）的Chiang Yen（《江淹》），波士頓，麻薩諸塞州，1976年。

  [67]　J. Marney（馬約翰）的Liang Chien-wen Ti（《梁簡文帝》），波士頓，麻薩諸塞州，1981年。

  [68]　見R. C. Miao（繆文杰）的Palace-Style Poetry. The Courtly Treatment of Glamour and Love（《宮體詩：優雅地講述魅力與愛情》），載R. C. Miao編的Studies in Chinese Poetry and Poetics（《中國詩歌與詩學研究》），第1卷（舊金山，1978年），第1—42頁。

  [69]　關於徐陵，見Chang-Mee Lim（林長眉）的The Poetry of Hsu Ling（《徐陵的詩》），史丹福大學，博士論文，1984年。

  [70]　見逯欽立編的《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

  [71]　這首詩的譯文，見W. T. Graham， Jr.、J. R. Hightower（海陶瑋）的Yü Hsin's Songs of Sorrow（《庾信的〈詠懷詩〉》），載HJAS（《哈佛亞洲研究學刊》）第43期（1983年），第5—55頁。

  [72]　關於《文賦》，見E. R. Hughes（修中誠）的The Art of Letters. Lu Ch'i's "Wen Fu", A.D. 302. A Translation and Comparative Study（《陸機的〈文賦〉：翻譯與對比研究》），紐約，1951年；Achilles Fang（方志彤）的Rhyme-prose on Literature. The Wen-fu of Lu Chi（陸機的《文賦》），載HJAS（《哈佛亞洲研究學刊》）第14期（1951年），第527—566頁；Siu-kit Wong（黃兆傑）編的Early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早期中國文學批評》），第39頁及以下。

  [73]　參見Achilles Fang（方志彤），同上，第536頁。亦見D. R. Knechtges（康達維）的Wen xuan, or Selections of Re?ned Literature（《文選》），《文選卷第十七》（普林斯頓，新澤西州，1982年），第2頁。

  [74]　見L. Bieg、W. Baus的Ein Gedicht und seine Metamorphosen, 22 bersetzungen von Li Bais Jing ye si（《一首詩和它的變形：李白〈靜夜思〉的22種譯文》），載Hefte für Ostasiatische Literatur（《東亞文學雜誌》）第8期（1989年3月），第98—109頁。

  [75]　參見Achilles Fang（方志彤）的Rhyme-prose on Literature. The Wen-fu of Lu Chi（陸機的《文賦》），載HJAS（《哈佛亞洲研究學刊》）第14期（1951年），第532頁。

  [76]　參見Achilles Fang（方志彤）的Rhyme-prose on Literature. The Wen-fu of Lu Chi（陸機的《文賦》），載HJAS（《哈佛亞洲研究學刊》）第14期（1951年），第532頁。

  [77]　對於陸機的詩，特別是其中音韻結構的研究，見V. Str?tz的Untersuchungen der formalen Strukturen in den Gedichten des Luh Ki（《陸機詩歌的結構形式研究》），法蘭克福，1989年。

  [78]　見D. R. Knechtges（康達維）的Wen xuan, or Selections of Re?ned Literature（《文選》）的引語部分。

  [79]　見《隋書》卷三十五和《舊唐書》卷四十七。

  [80] 《文鏡秘府論》（北京，1975年），第163頁。

  [81]　見D. R. Knechtges（康達維）的Wen xuan, or Selections of Re?ned Literature（《文選》）的引語部分。

  [82]　關於《文選》，見J. R. Hightower（海陶瑋）的The Wen Hsüan and Genre Theory（《〈文選〉和文學體裁理論》），載HJAS（《哈佛亞洲研究學刊》）第20期（1957年），第512—533頁。這部選集中的大部分作品譯文，見E. v. Zach的Die Chinesische Anthologie（《中國文學選集》）2卷本；全譯本將要出版，D. R. Knechtges；見D. R. Knechtges的Wen xuan, or Selections of Re?ned Literature《文選》。

  [83]　關於此書以及此類農業類書殘篇的研究，見Sheng-han Shih（石聲漢）的A Preliminary Survey of the Book "Ch'I min yao shu". An Agricultural Encyclopaedia of the 6th Century（《〈齊民要術〉初探：6世紀的農業百科》），北京，1958年，1962年第二版；亦見F. Bray（白馥蘭），載J. Needham（李約瑟）編的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中國的科學與文明》），第6卷，第2部分：農業（劍橋，1984年），第55頁及以下。

  [84]　H. J. Wechsler的The Confucian Teacher Wang T'ung (584?-617). One Thousand Year of Controversy（《儒家學者王通：持續千年的爭議》），載TP（《通報》）第58期（1977年），第225—272頁。

  [85]　H. J. Wechsler的Mirror to the Song of Heaven. Wei Cheng at the Court of T'ang T'aitsung（《天子之鏡：唐太宗宮廷中的魏徵》），紐哈芬，康乃狄克州，1974年。

  [86]　Teng Ssu-yü（鄧嗣禹）的Family Instructions for the Yan Clan (Yen-shih chia-hsün)（《顏氏家訓》），萊頓，1968年；亦見A. E. Dien（丁愛博）的Yen Chih-t'ui (531-591?). A Buddho-Confucian（《佛家儒者顏之推》），載A. F. Wright（芮鶴壽）、D. Twitchett（崔瑞德）編的Confucian Personalities（《儒家人格》），斯坦福，加利福尼亞州，1962年，第43—64頁。

  [87]　P. B. Ebrey（伊沛霞）完整地翻譯了1178年的一份家訓：Family and Property in Sung China. Yüan Tsai's Precepts for Social Life（《袁采的〈世范〉》），普林斯頓，新澤西州，1984年。

  [88]　見A. M. Birrell的The Dusty Mirror. Courtly Portraits of Woman in Southern Dynasties Love Poetry（《南朝愛情詩中的女性形象》），載R. E. Hegel（何谷理）、R. C. Hessney的Expressions of Self in Chinese Literature（《中國文學中自我的表達》），紐約，1985年，第33—69頁；A. M. Birrell的New Songs from a Jade Terrace. An Anthology of Early Chinese Love Poetry（《〈玉台新詠〉：中國早期愛情詩歌集》），倫敦，1982年。

  [89] 《文心雕龍》有很多注釋本，其中有些注釋非常詳細，全譯本有Vincent Yuchung Shih（施友忠）的The Literary Mind and the Carving of Dragons（紐約，1959年；香港，1983年新版）。亦見D. A. Gibbs的Liu Hsieh. Author of the Wenhsin tiao-lung，載MS（《華裔學志》）第29期（1971年），第117—141頁。

  [90]　關於根和枝的比喻，見H. Schmidt-Glintzer（施寒微）的Viele Pfade oder ein Weg? Betrachtungen zur Durchsetzung der konfuzianischen Orthopraxie（《多條道還是一條路？儒家正統思想的推行》），載W. Schluchter編的Max Webers Studie über Konfuzianismus und Taoismus（《馬克斯·韋伯對儒學和道家思想的研究》），法蘭克福，1983年，第298—341頁，特別是第326頁以下。

  [91]　這種說法出自傳記作家傅增湘；參見Vincent Yu-chung Shih（施友忠）的譯本The Literary Mind and the Carving of Dragons，第XXXV頁。

  [92]　關於《詩品》，見H. Wilhelm的A Note on Chung Hung and His Shi-pin（《鍾嶸和他的〈詩品〉》），載Tse-tsung Chow（周策縱）編的Wen-lin. Studies in Chinese Humanities（《文林：中國人文研究》），麥迪遜，威斯康星州，1968年，第121—150頁；Chia-ying Yeh（葉嘉瑩）、J. W. Walls（王健）的Theory, Standards, and Practice of Criticizing Poetry in Chung Hung's Shih P'in（《鍾嶸〈詩品〉的詩歌批評理論及標準》），載R. C. Miao（繆文杰）編的Studies in Chinese Poetry and Poetics（《中國詩歌與詩學研究》），第1卷，第43—80頁；J. T. Wixed（魏世德）的The Nature of Evaluation in the Shih-p'in (Gradings of Poets) by Chung Hung (A.D. 469-518)（《鍾嶸〈詩品〉中文學評價的本質》），載S. Bush、Chr. Murck編的Theories of the Arts in China（《中國藝術理論》），第132—164頁。

  [93] 〔清〕何文煥：《歷代詩話·詩品》。

  [94] 〔清〕何文煥：《歷代詩話·詩品》。

  [95]　同上。

  [96] 〔清〕何文煥：《歷代詩話·詩品》。

  [97] 《漢書》卷三十。

  [98]　見H. Wilhelm的Notes on Chou Fiction（《滑稽筆記》），載D. C. Buxbaum, F. W. Mote（牟復禮）編的Transition and Permanence.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變化與永恆：中國歷史與文化》），香港，1972年，第251—268頁，特別是第251頁以下。

  [99]　這部文集1951年在北京出版。

  [100]　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是概括性的介紹，英文譯本：Lu Hsun（魯迅）的A Brief History of Chinese Fiction（北京，1959年）；德文譯本：Kurze Geschichte der chinesischen Romandichtung。關於志怪小說，見K. J. DeWoskin（杜志豪）的The Six Dynasties Chihkuai and the Birth of Fiction（《六朝志怪與小說的誕生》），載A. H. Plaks（浦安迪）編的Chinese Narrative. Critical and Theoretical Essays（《中國敘事文學：批評與理論文集》），普林斯頓，新澤西州，1977年，第21—52頁。另見K. M. Schipper（施舟人）的L'Empereur Wou des Han dans la légende taoiste. Han Wou-ti nei-tchouan（《道教傳說中的漢武帝：以〈漢武帝內傳〉為中心的研究》），巴黎，1965年；Chin-tang Lo（羅錦堂）的Popular Stories of the Wei and Chin Periods（《魏晉時期的民間故事》），載JOS（《東方文化》）第18期（1979年），第1—9頁；Anthony C. Yu（余國藩）的"Rest, Rest, Pertubed Spirit!". Ghost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Prose Fiction（《中國傳統散文小說中的鬼魂》），載HJAS（《哈佛亞洲研究學刊》）第47期（1987年），第397—434頁。——譯本有W. Bauer（鮑吾剛）、H. Franke（福赫伯）的Die Goldene Trube. Chinesische Novellen aus zwei Jahrtausenden（《兩千年的中國小說》），慕尼黑，1959年；Hsien-yi Yang（楊憲益）、Gladys Yang（戴乃迭）的The Man Who Sold a Ghost. Chinese Tales of the 3rd-6th Century（《賣鬼的人：3世紀至6世紀的中國小說》），北京，1958年；德語版：K. Zhao， 1984年；K. J. DeWoskin的Doctors, Diviners and Magicians of Ancient China. Biographies of Fang-shih（《古代中國的方士》），紐約，1983年；C. C. Wang（王際真）的Traditional Chinese Tales（《中國傳統故事》），紐約，1944年；Y. W. Ma（馬幼垣）、Joseph S. M. Lau（劉紹銘）編的Traditional Chinese Stories, Themes and Variations（《中國傳統故事、體裁與變體》），紐約，1978年；Karl S. Y. Kao（高辛勇）編的Classical Chinese Tales of the Supernatural and the Fantastic. Selections from the Third to the Tenth Century（《中國古代志怪小說：3世紀到10世紀小說選集》），布盧明頓，印第安納州，1985年；H. C. Chang（張心滄）的Tales of the Supernatural（《志怪故事集》），中國文學，第3卷，紐約，198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