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 做官與優雅的私人生活

  對遠方的渴望與現實生活

  中國中古時代早期的詩人中最受後人讚譽的是陶淵明和謝靈運，他們在做官與離官之間搖擺。在詩歌中，他們堅持歸隱後完美的理想狀態；但對他們而言，能夠為官同樣很重要。雖然嚮往自然和遠方，但在現實世界中有所作為同樣也是文人的目標。在一開始，遁世只是那些無法在現實中有所作為者的最後一條出路，卻因兩個原因而變得誘人：首先，神仙的美好世界與佛祖的純淨國度是值得追求的；其次，由於政局動盪，為官變得極有風險。所以歸隱田園，回到自己的土地上，就常常成為比較能夠被人接受也比較安全的一條路。

  北方的知識精英來到南方後，就為描述遠方世界的文學作品找到了新的靈感。這不僅僅是因為景色變化與溫和氣候讓他們有了新的感受，同時也是因為他們接觸到了不同的音樂、歌謠和此前並不了解的地方神話傳說，尤其是南方較自由的氛圍，所有這些因素都對文學作品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個人的感受得以加強，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陶淵明。對世界和自然的豐富性的認識，特別是表現性與描述性的結合，成為公元4世紀到5世紀文學作品的特徵。

  在歸隱與入仕之間不斷搖擺的例子當時比比皆是，很多人的歸隱與否與年齡無關，例如上文中曾經提到的孫綽。這位東晉時期著名的思想家、文學家，年輕時曾縱情山水，後來才開始做官，並且越做越大。儘管如此，他的文學作品始終流露出對自然的熱愛。公元5世紀，人們對這種遁世，特別是對在做官與歸隱之間反覆搖擺的看法有所改變，這種改變在詩歌領域引起了非常驚人的、重要的變化。拒絕做官的人如果沒有確實的理由，那麼拒絕的結果可能就是再也不會獲得任何官職。此外，隱居的行為常常會被看作是對朝廷的抗議，甚至可能招致危險。所以，辭官的事就越來越少了。早期歸隱詩和隱士詩傳達的生活態度為後來的詩人提供了建立自我認知的可能性，他們可以在欣賞這些詩歌的同時體味隱居的感覺。當然，拒絕為官的人還是有的，這其中就有宗炳的孫子宗測。宗測在南齊（479—502）初年辭官，他曾表達過自己對自然的熱愛。跟祖父一樣，宗測也擅長書法、繪畫和古琴。辭官後，他回到祖父位於廬山的舊宅。在這裡，他用畫描述了傳說中阮籍遇蘇門山隱士孫登時的場景，孫登擅長嘯，據說他可以用這樣的方式「應和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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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時期，人們對于歸隱看法的改變，就像其他很多領域，例如宗教及其社會組織形式發生的轉變一樣，都是政治經濟情況產生了變化的結果。公元5世紀到6世紀的特點是中央政權的勢力越來越強，特別是在中國南方，同時，舊貴族階層的生活水平和影響力都在下降，他們不再是僧人和詩人的贊助者，取代他們的是皇子甚或皇帝本人。

  歸隱田園的陶淵明

  人們經常將陶淵明與杜甫（712—770）、李白相提並論。[44]但他的同代人和之後的幾代人對他並不十分關注，例如鍾嶸的《詩品》就將陶淵明的作品歸為次一流之列。不過，蕭統的《文選》已經收錄了陶淵明的作品，使他重新回到人們的視野之中。對陶淵明的這種重新認定顯然與蕭統反對他那個時代詩歌藝術中新潮流的態度有關，但讓陶淵明越來越受到認可的真正原因還在於他將簡樸與毫無保留地流露內心情感相結合的特殊方式。

  從宋代開始，陶淵明格外受到推崇。這一方面與宋朝大文學家蘇軾對他的讚譽有關，蘇軾甚至將陶淵明視為自己的前生，同時也與當時的人們開始遠離直到唐代初期還占據主流地位的華麗繁雜的詩歌語言，開始放棄嚴格的詩歌規則有關。此外，這也是因陶淵明用一種近乎傳統的方式表達了對家庭和友人圈的回歸、對田園生活的人生理想的回歸。隨著體制越來越官僚化，他的作品也越來越受到重視。

  明末「公安派」的代表人物非常注重詩歌表達個人情感的功能，他們認為陶淵明實現了這樣的理想。在江盈科（1553—1605）的時代，詩歌與情感的關係以幾乎傳統的方式得到了呈現。[45]對陶淵明的推崇一直持續到今天，他被視為民間詩人，是「封建社會的批判者」，與普通百姓同甘共苦。這一詩人形象的神化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西方國家對他的接受，其實他的這一形象與他實際的個人經歷是有矛盾的，這個被視為隱居者的人曾為官約13年之久。

  不過，陶淵明後期的形象還是有事實依據的。在他的時代，陶淵明曾是一個特立獨行的人，仕途並不順利。他不屈服於一些地位在他之上的傲慢貴族，所以絕不可能長期在一個官位上任職。公元393年，他曾短暫地做過一段時間官，但很快就辭官回家鄉務農。他於公元399年加入桓玄幕下，這是他為官生涯中又一個重要的階段，但在桓玄鎮壓了幾次貧苦農民（也許應該把他們稱作叛民）的起義，並去東晉都城建康（今南京）請求國君賞賜之時，陶淵明就已經不在他手下任職了，而是成了劉裕的參軍（此人在公元404年征討並打敗了桓玄），但不久之後，陶淵明就又從劉裕處辭官而去。

  結合他的這種個人經歷，我們也可以將陶淵明的詩歌理解為一個並不厭世者所表達的抗議，他只是不斷因為感到心寒而選擇退隱。陶淵明的同代人中有一些選擇從理論角度來論證為什麼不做官是最高理想，而陶淵明則希望能將做官與個人生活結合起來，但他生活的世界並不允許這樣的理想存在。這樣我們也就能夠理解他為什麼要在《桃花源記》中設計一個世外桃源來表示抗議了。[46]

  這篇著名的描述理想社會的文章由一個散文體的序和一首詩組成，風格與當時的志怪小說有類似之處。文中講到一位漁夫在一小片桃林中偶然發現了通向一處世外桃源的入口，裡面的居民生活安寧和樂。從那裡返回後，漁夫將自己的經歷講給別人聽，但後來再也沒有人找到那個入口。這裡所描述的桃花源或許並不是完全的空想，而是南部山區與世隔絕的某個小社會，雖然時局混亂，政治動盪，但這樣的地方卻能使那些留在現實世界中，尋求與周邊環境相和諧的文人的理想狀態得以實現。陶淵明的文章本身可以直接或間接地與公元300年前後一篇關於道教對天上世界詳細描述的文章（伯夷的《桃花與石窟》）相聯繫。[47]

  陶淵明已經脫離了前代孫綽所代表的更傾向於哲學思考的玄言詩傳統，而將自我放在了觀察的中心。但他平鋪直敘的風格一開始就遭到了批評，使得他在很長一段時間裡無人關注。在這一點上，陶淵明完全不同於他的朋友顏延之（384—456），顏延之的語言工於雕琢，風格華麗，與謝靈運、鮑照合稱「元嘉三大家」（元嘉時期，424—453）。

  在文學領域，陶淵明代表的是孤獨者的形象，他遵從孟子著名的警示：在歷史人物中尋找知音。不同於廬山僧人慧遠（334—416）的眾多俗家弟子，陶淵明並不追求向另外一個世界退隱[48]，而是要在眼前的世界中發揮自己的作用。他的《詠史詩》是在歷史中為自己尋找榜樣，這顯示出了他突破界限、突破個體限制的傾向，我們因而看到了一個正在尋找自己道路的詩人。我們可以將這種基本矛盾看作古代中國，特別是唐代貴族階層沒落之後文官的一種進退兩難的處境，陶淵明不僅在自己的生活中經歷了這種窘境，而且還很好地在文學作品中對它進行了描述。

  正因如此，陶淵明流傳下來的詩作比當時所有其他作品的影響都更深遠，特別是擁有眾多註解的20首《飲酒》，其中的第5首開頭寫道：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

  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

  在位時間很短的梁元帝（552—554在位）遵循了陶淵明的思想，認為能將官職和退隱結合在一起才是最高的生活理想，他將園林視為退隱的去處，從某種意義上說，真人是在園林中建立起自己的天地的。[49]做官與退隱結合在一起，而酒醉與清醒也無法再區分開來，因為人本來就既是醉的，又是清醒的。醉已不能再被視為逃避現實的行為，因為清醒也已經是一種遠離世事的形式。[50]將嗜酒與青史留名結合在一起的做法非常清楚地說明了上文中所說的窘境。張翰就曾經說過「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51]白居易曾評價陶淵明「愛酒不愛名」，[52]而陶淵明則評論那些爭名逐利之人（《飲酒》其三）是「有酒不肯飲，但顧世間名」。可見，陶淵明追求的是身後的聲名。現世的功名被人視作與飲酒完全對立，但也有人以屈原或揚雄為先例，將理想安置在酒與世俗功名之外。《飲酒》的第13首就是一個例子，在這首詩中，醉酒與清醒被描述成停留在詩人胸中的兩個互相不能理解的客人。

  陶淵明的《止酒》是某種歡快情緒的表達，同時也是一篇「傑作」（德博語）。這首詩的每一句里，他都用了「止」這個含義頗多的字，這個字的意思既可以是「停」，也可以是「不停」，還可以是「只」：

  居止次城邑，逍遙自閒止。

  坐止高蔭下，步止蓽門裡。

  好味止園葵，大懽止稚子。

  平生不止酒，止酒情無喜。

  暮止不安寢，晨止不能起。

  日日欲止之，營衛止不理。

  徒知止不樂，未知止利己。

  始覺止為善，今朝真止矣。

  從此一止去，將止扶桑涘。

  清顏止宿容，奚止千萬祀。[53]

  這首詩中的主題後來一再被人使用，例如梅堯臣（1002—1060）就曾經用相同的題目寫詩，在其中，他還添加了「中斷」（止）這一意思。

  據其表達的主題，陶淵明的詩也被稱為「田園詩」，這種詩被認為不同於謝靈運所代表的「山水詩」。但這兩種詩歌類型並不能被截然分開，在這個時代的很多詩人那裡，我們都能夠同時讀到這兩種類型的詩，例如不怎麼有名氣的湛方生，他的詩流傳下來的只有幾首，這些詩里就既有「田園詩」，也有「山水詩」。[54]

  處在做官與實現詩人價值之間的謝靈運

  謝靈運被譽為「山水詩」大師，是元嘉時期的大詩人。他既受道家與佛家思想的影響，同時也受到了儒家傳統的影響；[55]他的遁世帶有道家的特點，也兼具儒家的特色。與比他年齡稍長的同代人陶淵明一樣，謝靈運也認為劉氏家族掌權以及劉宋王朝的建立（420年）都屬篡位。雖然他衣食無憂，但依然沒能實現退隱的理想，在《入道至人賦》中，他這樣寫道：

  爰有名外之至人，乃入道而館真。荒聰明以削智，遁支體以逃身。於是卜居千仞，左右窮懸。……推天地於一物，橫四海於寸心。超埃塵以貞觀，何落落此胸襟。[56]

  雖然設定了這樣高的目標，但謝靈運並沒有打算從劉宋宮廷的鉤心斗角中退出來，最終，他自己也成了陰謀的犧牲品，並遭處決。雖然謝靈運家境殷實，作為詩人又很早就出名，但他並沒能實現退隱田園的理想。這一方面是因為他要滿足家族對他的要求，繼承祖父的爵位和官職；另一方面也是因為他所依附的「篡位者」劉裕。在劉裕登基之前的七年，謝靈運就已經在他手下為官，所以也沒法立即辭官而去。

  公元422年秋，謝靈運放任永嘉（今浙江溫州），這時的他依然被夾在官場和自我理想之間。他無法依照自己的選擇歸隱，做官與歸隱之間無法解決的矛盾甚至被他轉化成了對前代那些徹底隱居者的諷刺。不過，謝靈運要做的並不是尋找能夠藏身其中的宮殿，而是尋找自己矛盾情感的出路。他將自然秩序納入精神領域，在「理」之中尋找出路，但要實現這一點，就必須放棄「想離開」的想法。所有這些都體現在了他的詩歌作品之中。我們今天對謝靈運的作品只有一些片面的了解而已，因為他的大約200卷作品中，流傳下來的只有8卷。謝靈運的詩大約有100首，其中30餘首被收錄進《文選》而得以流傳，這些詩大部分作於公元422年到432年間。

  謝靈運作品中篇幅最長的是《山居賦》，[57]這篇賦文作於公元423年至426年他退隱會稽山（位於今浙江紹興地區）期間。在這篇賦文中，謝靈運不僅描述了那個地區的風景，還講到了自己的活動。這篇作品是六朝時期僅次於庾信《哀江南賦》的長賦，奠定了謝靈運作為他那個時代最著名詩人的地位。

  與許多同代人一樣，謝靈運也積極參與圍繞佛教教理展開的討論，他跟當時的一些佛教徒保持著頻繁的往來，並曾經撰文討論教理問題，其中用對話體寫成的《辨宗論》尤為著名。在這篇文章中，謝靈運反對「漸悟」論，他支持的「頓悟」後來對禪宗的發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58]

  謝靈運雖然才高，但並沒有對後世詩人起到積極的影響。那些仿效謝靈運風格的詩人往往缺少個人特色，也因此遭到了批評，公元6世紀初期就有很多針對這種模仿的負面評價。

  在謝靈運之後的一代詩人中，只有鮑照嘗試形成自己的風格，從作品質量上看，只有顏延之可與鮑照相提並論。[59]為了表達自己的情感與觀點，鮑照嘗試了各種各樣的詩歌和散文形式，但最成功的還是七言樂府詩，他的作品中大約有一半都採用了這種形式。當時的中國正處在分崩離析之中，這些詩很快就在中國北方廣為人知，得到了很多人的喜愛，但是在它們的產生地南方，人們對這些詩卻持有保留的，甚至是拒絕的態度，並認為這些詩「粗俗」。這樣的形容不算完全錯誤，因為鮑照本就來自普通人家，由於這樣的出身，相較於當時貴族階層而言，他更傾向於民間文學以及那些在民間廣為流傳的詩歌。所以我們也就能夠理解為什麼鮑照在劉勰的《文心雕龍》中沒有得到謝靈運、顏延之那樣得到重視。

  在鮑照筆下，自然也常常是描述的對象，這一點與謝靈運和顏延之一樣，但謝靈運除了被放逐的時候，絕大多數情況下都是出於個人樂趣而遊歷山水。鮑照則不同，旅行是他軍中生活的一部分。《發後渚》這首詩是鮑照在《世說新語》作者劉義慶手下任職時所作，是鮑照山水詩的典型代表。[60]這首詩中所描述的並非謝靈運和顏延之作品中那種獨立存在的景物，鮑照筆下的景物是隨著觀察者情緒的變化而不斷變化著的，人能在自然之中感受到自己的孤獨。鮑照不僅用詩的形式來描述風景，還會使用抒情散文的形式，我們今天能夠看到的一個例子是他寫給自己妹妹（同為詩人，但作品已佚失）的信。最晚從曹植開始，書信就已經成為表達內心情感的常見形式之一。

  寫這封信時，鮑照25歲，由此成為遊記文學的創始人之一。通常被全部歸在謝靈運名字之下的貢獻，至少應該有一部分是屬於他的。鮑照從都城建康去往劉義慶處（在今江西）求官途中，在大雷河邊（今安徽）休息。在強烈的孤獨感之下，他給自己的妹妹寫了一封信，信的一開頭就寫到了旅途的艱辛。[61]在感嘆了身在異鄉的艱難之後，他將目光投向外部的景色，並開始了一段恢宏壯闊的描述，[62]景色讓鮑照感慨萬千，他將視線從眼前的景色上挪開，並在信的結尾向妹妹保證說會保重自己：

  風吹雷飆，夜戒前路。下弦內外，望達所屆。寒暑難適，汝專自慎，夙夜戒護，勿我為念。[63]

  公元466年，鮑照因在聽信他人建議而妄圖稱帝的劉子項處任職，在兵敗後死於亂軍之中。除了模仿古代詩歌而創作的作品，讓他為人所知的還有幾篇賦，其中，收錄在《文選》卷十一中的《蕪城賦》是最著名的一篇。在他所有的作品中，我們都能體味到一位始終沒能揚名立萬的文官的失落。

  南朝宮廷中的詩人

  公元3世紀末到4世紀，隱士詩與山水詩逐漸失去吸引力，一方面是因為題材的枯竭，一方面是政治局勢改變的結果。晉室南遷之後，文學活動也集中在所遷之處。這個時候，士族開始沒落，詩人轉而被吸引到位於南方的宮廷以及皇子們的王府，詩歌的風格也受到了影響。這時的詩歌一方面承襲了帶有些許情色意味的樂府詩傳統，同時也呈現出極強的藝術詩歌的特點。詩人身處權貴的府邸之中，所以在詩歌中觸及政治話題顯然是不明智的，但這種迴避的態度實際上並不符合儒家將文學看作表達禮法形式的觀點。

  公元5世紀下半葉，隨著南方皇族對詩人和學者的資助越來越多，新一代的詩人也開始形成。當時的詩人圈中最著名的是由竟陵王蕭子良（460—494）召集的「竟陵八友」，其中才華最為出眾的當數謝朓（464—499）。在謝朓的詩中，描述詩人群體和宮廷生活的作品占了很大比重。他最重要的作品有《游後園賦》，這篇賦文與謝靈運的《山居賦》有相似之處，只是篇幅短得多，其遊歷的地點也不再是廣闊的山水，而是自成一個小天地的貴族園林。就像這些人工園林一樣，文學作品也越來越被認為應該被精心雕琢的。與此相應的是一個較為狹窄的高雅文學概念的形成，除了不久後產生於這個環境之中的《文選》，公元5世紀晚期到6世紀的文學批評以及人們對形式越來越強的關注，也都是在這種文學觀之下形成的。

  南齊和之後的南梁（502—557）被認為是中國詩歌歷史上的繁榮時期，湧現了一些大名鼎鼎的作家，例如因賦文《北山移文》而出名的孔稚珪（447—501），[64]因對「四聲」的描述而進入文學史的歷史學家兼文學家沈約[65]，以及江淹。[66]江淹因擅長模仿過去詩人的風格以及創作描述心情和生活狀況的賦文而出名，他的《別賦》《恨賦》等被認為是當時賦文作品中的巔峰之作。對所有這些詩人來說，在為官與退隱之間選擇已經成為過去，雖然絕大多數人也曾經一次或多次退出政壇，或者至少離開都城避禍，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們能夠真正退出，去過隱居的生活。

  在後來成為梁武帝的蕭衍（464—549）周圍聚集了一群文人，其中包括曾是蕭子良「八友」成員的任昉（460—508）。當時的一些皇子和南梁其他皇族成員的周圍都有這樣的文人圈，其中以蕭衍長子即太子蕭統召集的文人團體最為著名。蕭統身邊最著名的文人和詩人就是沈約，而與蕭統關係最近的是他的老師，即仁心博愛的學者徐勉（466—535）。這位太子在29歲的時候，因為宮女划船造成的意外而身受重傷，繼而身亡。應該是受到了老師的影響，蕭統從小就對古代的文章，特別是詩歌，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他不僅支持建立了當時最重要的圖書館，而且大力資助了一些詩人，其中包括劉孝綽（481—539）、王筠（481—549）、殷芸（471—529）、陸倕（470—526）、到洽（477—529）等。王筠是沈約舉薦的，沈約認為他的詩屬當代最佳。通過這樣舉薦的方式，文學家可以憑藉自己的文學才華，或至少是模仿某種風格的能力而獲得皇族成員的資助，同時得到做官的機會，由此，文學方面的教育就成為提高社會地位的基礎。建立於隋唐並且在之後成為文官行政體系支柱的科舉制度，在這個時候已經有了雛形。由於仕途升遷與作詩能力聯繫在一起而造成的競爭，促成了不同學派和文風的形成。對詩人的推崇以及對書籍的收集在當時的皇族成員中很常見，除了蕭統，他的弟弟蕭綱（503—551）也是如此，[67]這與當時為行政機關尋找合適人選的行為是緊密聯繫在一起的。

  宮體詩

  南梁和南陳（557—589）的文學作品中有很大一部分被稱為「宮體」，因為較之前代，此時的詩人與宮廷間多有著比前代更為密切的關係。宮體可以被認為是古體詩和近體詩之間的過渡形式，這種文風后來或是因為華麗甚至浮誇的辭藻，或是因為以愛情為主的題材選擇而遭到批評。「宮體」這個名稱在公元530年到549年間才首次使用，一開始只是代指某一題材，後來也用來指某一語言和形式。從廣義上講，所有與宮廷生活相關的詩歌作品，不論是與典禮、宮廷建築還是「後宮」、妃嬪或宮人相關的，都可以被稱為宮體詩。當然，這類詩歌的歷史要更早，鮑照或王融（467—493）的詩實際已經具有這樣的特點。但是從狹義的角度看，宮體詩多指蕭綱府中流行的艷情詩。

  公元5世紀到6世紀動盪的政治局勢顯然是詩歌能避免成為政治道德題材的最主要原因之一，詩人的靈感主要用在外部形式，特別是韻腳格律上。正是由於直到公元7世紀，大量的詩歌都是在皇帝的授意或委託之下創作的，這種詩人個性退居次位的詩歌才被稱為「宮體詩」。

  從公元5世紀末開始，就已經有一些正統教育的代表人物站出來反對「宮體詩」，但他們的反對都是「學術討論式」的，因為這些反對過分追求形式和華麗的人並沒能在自己的詩歌創作中樹立起標準。對「宮體詩」的批評中有一種觀點，即認為詩歌或者應體現詩人的個人情感，或者應具有教育或政治目的，但這種觀點似乎僅限於提出批評而已，因為提出這種批評的《文心雕龍》本身用的就是它所反對的駢體。裴子野（469—530）的《雕蟲論》也對這種追求藻飾的風格提出了批評。

  皇子或國君的喜好極大地影響了當時的環境氛圍，例如梁武帝，他喜愛南方充滿感性色彩的樂府詩，這種樂府詩不同於北方樂府詩嚴肅甚至粗糙的風格，在當時人看來是「現代」的。此外，隨著貿易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城市文化開始形成，所有這些都促成了一種自由而無憂無慮的詩歌風格的形成。當時流行的是四行詩的形式，南梁皇帝的很多詩都採用了這種形式。

  對文學發展最為重要的事件發生於公元515年，50歲的梁武帝決定徹底改信佛教。或許就是因為這個改變，他的兒子蕭統在與友人共同編訂的《文選》中更加確定了一個原則，即不依照當時大家的喜好將樂府風格的艷情詩作為重點，而是更加側重於嚴肅的文學作品。讓陶淵明重新回到人們的視野中，並給予其高度評價的也是蕭統。對陶淵明為人（這在當時很多人眼中是次要的）及作品的推崇，也影響到了蕭統的弟弟蕭綱對詩歌的看法，但他本人在進行文學創作的時候並沒能擺脫華麗的風格。公元531年，蕭綱在哥哥死後被立為太子，此後「宮體詩」又得到了很大的促進，被蕭綱視為政治之外的一個獨立領域。

  所以，「宮體詩」是在這位太子，也就是後來的梁簡文帝在位期間（549—551）才明確形成的。雖然後世不斷有人指責宮體詩內容低俗，顯示了風氣的墮落，但這種觀點只看到了「宮體詩」的一個方面。「宮體詩」詩人蕭綱和徐陵（507—583）也曾經寫過諸如圍獵、鬥雞、貴族婦女織錦或其他一些與宮廷生活相關的內容，他們的詩歌成了記錄當時生活氛圍的一座不朽的紀念碑。

  宮體詩原本並不是宮廷的發明，而是詩人們逐漸接受長江中下游地區繁華都市中早已存在的詩歌傳統的結果。這種詩歌描繪的對象多為愛情或者愛情帶來的痛苦，它們後來被納入樂府詩之中也並非沒有道理。公元4世紀初期，從北方逃來的貴族和宮廷人士接觸到了這種詩歌形式，他們被當地城市中的富商的娛樂生活所吸引。一開始，人們只是用現成的曲調來配自己的詩，但很快，這種形式就發展成直接為這些南朝的音樂撰寫歌詞，或者創作新的曲調。「宮體詩」詩人創作的樂府詩有很多被保留了下來，例如王筠就有幾首非常優美的樂府詩流傳下來。南朝宮廷既輕鬆自由同時又注重藝術的生活方式，或多或少都對當時的詩人產生了影響。在這些詩人那裡，除了嚴肅題材的詩歌，我們能夠看到不少吟詠某個嬪妃的美貌，或者宮廷的娛樂活動以及位於長江下游的這座都城中的社交活動的作品。不過，對宮體詩的形成起到決定作用的，不僅是這個地區的樂府詩，還有用詞細緻精確的山水詩，以及描述事物的詠物詩。

  宮體詩中比較特殊的，是那些借被冷落或被拋棄的妃嬪之口抒發哀怨的作品。這些「宮怨詩」的創作在唐代時依然在繼續，我們可以將這些詩理解為對國君與臣子之間政治關係的比喻，大多數詩應該也就是為了表達這個意思。[68]最重要的收錄宮體詩的作品集，是公元544年到548年之間徐陵奉太子蕭綱之命編輯整理的《玉台新詠》。[69]這部收錄愛情詩的作品集的序言，對我們認識宮體詩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為後世評判宮體詩提供了很好的資料。

  隨著公元548年梁將軍侯景起兵叛亂，攻破都城建康，曾在公元6世紀上半葉決定了南方宮廷對待文學和藝術態度的輕鬆氛圍與審美趣味戛然而止。蕭綱於公元551年被侯景的部下殺死。

  南方陷入類似內戰的混亂狀態之後，北方的統治者趁機將一些南方的詩人據為己有。帝國處於分裂狀態的時候，詩歌曾在南方繁榮發展，人們以此為傲，對在文學方面不是很有優勢的北方不屑一顧。現在，北方的統治者們開始想辦法使一些詩人投靠自己，有的時候甚至會使用強迫的手段，例如扣留南方使團中的文學家。公元6世紀的著名詩人中曾有三位被迫留在了北方，即庾信、王褒，還有上文提到的徐陵。宮體詩也通過這種方式進入了非漢族統治的宮廷中。

  徐陵在被扣押於北朝及成為南陳的謀士後，曾大量撰文證明其羈留北朝的合法性，這些經歷對他的詩歌產生了不小的影響。徐陵晚期的作品多了些嚴肅，少了些浮誇，由於語言的簡練以及大量使用隱晦的典故而不是很容易理解。徐陵與早於他250餘年的陸機一樣，都將真正的文學作品比喻為精緻的錦緞，並且始終認為這樣的作品只可能在遵循其內在規律而非實現道德目的的前提下創作出來。

  在被北朝扣留的詩人中，與徐陵交好的庾信是最重要的一位。庾信從少年時期就因為才華出眾而在建康的宮廷中獲得了諸多讚譽，他進一步完善了宮體詩，讓宮廷生活仿佛呈現在舞台上一樣。庾信贊同蕭綱關於藝術獨立性的看法，認為文學作品不是某種模仿或縮影，而是呈現了自己的現實。他所作的25首《詠畫屏風詩》[70]描述的多為宮廷內的場景，在這些詩中，詩人用想像力打破了畫與現實之間的界限。

  庾信曾經跟隨蕭綱之弟、以作品《金樓子》為人所知的蕭繹（508—555）去往江陵（今湖北省荊州市）。他的第三個孩子以及諸多親人的離世給他很大的打擊，但儘管如此，在蕭繹鎮壓起義並登基成為梁元帝（552—555在位）之後，庾信還是接受了在江陵為皇家重建藏書閣的任務。庾信人生中真正的轉折發生在公元554年，當時，他出使統治中國西北地區的西魏，並被扣留在那裡，從此再也沒能返回。在遠方帝國的宮廷中，庾信看著曾經帶給自己輝煌的故國傾覆，這種痛苦他始終未能釋懷，而憂傷甚至成了他的另外一種氣質。雖然北方的統治者也給了庾信極高的官職，並且他與宇文一族的一些成員也有很深的交情，但這些都沒能改變他的心境。庾信模仿阮籍所作的著名的《擬詠懷二十七首》應該就是寫於剛到北方的最初幾年裡。[71]不過，記述北方陌生生活環境的最著名作品還是他的那篇《哀江南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