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 作品整理、文體理論與文學批評

  文學體裁與陸機的《文賦》

  思考不同文學體裁的區別是從建安時期開始的，並在公元500年前後達到了一個巔峰。劉勰的《文心雕龍》是這個時代最重要的詩學著作，它與《文選》這部最早按照體裁分類的作品一樣，為我們提供了從這個時代直到公元6世紀的最重要資料。這兩部作品雖各有獨特之處，但都並非各自類別的第一部著作，而是繼承了相當長的一段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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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古老的文學作品集是收錄了305首詩歌的《詩經》，《楚辭》也是一部作品集，但這些作品集中收錄的都是同一種體裁的作品。將不同體裁的作品收錄在同一個作品集中，是從公元3世紀才開始的。也是在那個時代，人們開始全面意識到各種文學體裁的獨特性。

  根據文章功能進行體裁分類的做法從漢代就已經開始了，例如王充曾有過「五文」之說，他針對的是古代經典以及一些公文。最早對純文學作品進行分類的是曹丕的《典論·論文》，這部著作我們在上文中已多次提到。在其中，曹丕提出了「四科」的說法。與曹丕類似的還有在他之後大約30年的陸機。在《文賦》[72]中，陸機提到了10種體裁，並列舉了這些體裁的特點：

  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碑披文以相質，誄纏綿而悽愴。銘博約而溫潤，箴頓挫而清壯。頌優遊以彬蔚，論精微而朗暢。奏平徹以閒雅，說煒曄而譎誑。[73]

  後來的詩學著作又提出了其他的體裁分類方式，多數情況下，這些作品劃定的類別更多，並且對各種體裁特點的描述也與陸機的觀點大相逕庭。例如劉勰就反對陸機對「說」的分類，後世謝榛（1495—1575）在《四溟詩話》中指出：用「瀏亮」來描述賦是不準確的。不過，陸機並不是要將他知道的文章一一列舉。在這篇用賦體撰寫的簡短文論《文賦》中，陸機想講述的是文學作品，或者更確切地說，是文學創作的核心特徵。

  《文賦》全篇共1658個字，除去散文體的序（120字）和幾句導引（25字），全文採用對仗的格式，其中大多數句子（131句）是6個字組成的對偶句，少數（17句）句子由4個字組成，只有9句不在這兩種之內。作者刻意追求言簡意賅，因此造成了詞義的不確定性，這增加了《文賦》的翻譯難度。目前已有的譯文在有些地方出入很大，不過，這種情況在翻譯中文詩歌的時候並不少見。[74]

  在序言中，陸機解釋了自己寫這篇文章的目的：他想品評前人的文學創作，因為創作文學作品的困難不在于思想是否正確，而在於表達的技巧。詩學本身應該從描述詩人認知的態度和理念開始：置身於物外，帶著感情與感知力地博覽古代經典，觀察整個世界和自己，接受春秋變化帶來的觸動，感受哀傷與喜悅；朗誦前人的優秀作品，在「文章之林府」中漫步，歌頌藝術的美好。被這樣的情緒感染的詩人將書放在一邊，拿起筆用文學的形式表達自己的感受。他會進入自己的內心，同時將整個世界納入心中，他能找到絕妙的詞彙，而這些詞經常是已經好幾百年沒有人用過的，並且有自己獨特的韻律；整個宇宙都被納入文學形象之中，成千上萬的事物從唇間跳出，匯聚在筆尖，而詩人則「佇中區以玄覽」。[75]

  「理」與「文」代表宇宙和文章的秩序，它們應協調一致，情感與表達不應該相互脫離。但是對詩人獨特地位的這種強調並不是為了推崇絕對的主觀主義，而是強調詩人要有描述整個宇宙的能力，要熟悉經典，能夠挖掘早已被遺忘的詞語（這也是成為學者的前提）。在這段之後，文章列舉了一些規範，除了已經提到過的對於體裁的描述，還指出詞與義以及表達與思想的一致是不可推翻的原則。詩學提出的建議首先針對的是詩人，但也可以為文學評論者所用。文章還認為應該用核心警句代替冗長的鋪敘，要富於變化，避免低劣的模仿，避免不考慮對象的創作，或是忽視音樂而作賦的行為。在《文賦》的最後一段，作者又回到他詩學理論的出發點，再次強調靈感的作用。他用激昂的話語講述了詩人通過文學以及文學容納天地的特點而獲得的能力：

  課虛無以責有，叩寂寞而求音。函綿邈於尺素，吐滂沛乎寸心。[76]

  《文賦》用精練的語言歌頌了那些從現世回歸自然的詩人以及他們的個性和獨特之處，這種態度在當時動盪的政局下很常見，我們也能理解是為什麼。陸機的祖父曾參與孫吳的建立，孫吳被晉滅之後，陸機先是與自己的弟弟一起退隱到位於長江三角洲的祖宅，過了五年這樣的退隱生活之後，他就去了洛陽，並在張華的幫助下謀到了遭官職。但幾年之後，陸機就因為被牽扯進一樁謀反中而遭殺害。使陸機出名的不僅僅是他所作的賦文，還有他留下的數量可觀的詩（包括樂府詩），但是其中一些作品顯得過於流俗和膚淺，所以陸機也被用來證明一個常見的現象，即一個好的文學評論家很少能同時成為一個好的作家。[77]

  在公元4世紀的時候，由於對個人風格的認識不斷提升，人們相信一個學者的各種形式的表達都能體現出其個性，無論他是舞文還是弄墨。當時，美學還沒有按照領域分類，所以美學的判斷標準也是可以適用於各個領域的。有些判斷標準以及對特點的描述本來是形成於其中的某一個領域，例如書法，但也被沿用於其他領域。

  有的時候，一篇文章出名並不是因為它的文學價值，而是因為它的書法，王羲之的《奉橘帖》就是這樣一個例子。該帖的名字源自這封信的內容，信中所寫其實只是一則簡短的口信：「奉橘三百枚，霜未降，未可多得。」從後來的評論和收藏印我們能夠看出，人們對這種書法作品的評價也在不斷改變，精英文人通過這種方式了解自己，了解自己的傳統。儘管各種藝術之間存在關聯，但對文章的判定還是各有側重，或主要作為書法作品，或作為繪畫，或作為文學作品。

  早期的作品集

  對文學體裁特點的思考也體現在文集的結構原則上。[78]我們目前了解比較多的一部早期分類選集是摯虞的《文章流別集》，他與陸機屬於同一個時代。雖然這部文集沒有保存下來，但我們可以從一些其他文集流傳下來的編者「論」中了解到該文集的情況。在這部文集中，摯虞還收錄了用於預言的「圖讖」，這說明他對文學的定義是非常寬泛的，幾乎所有書面記錄下來的文本都被他歸入文學之列，大約200年後的劉勰也持同樣觀點。

  摯虞的這部文集或許並不是此類書籍中最早的一部，但根據後來斷代史中關於文學部分的描述我們能夠知道，從那個時候開始，作品集就開始大量出現了。[79]除包含不同體裁的作品集之外，也有隻收錄一種體裁的文集，例如只收錄「賦」的文集。這些早期的文集雖早已流失，但在公元6世紀初《文選》成書的時候，它們還是存在的。遺憾的是，今天我們只能推測《文選》中有多少是蕭統直接採用的，有多少是與原作不一樣的。

  公元5世紀、6世紀之交，在當時身處都城建康以及外地的統治者蕭氏家族的部分成員的資助下，一些文學圈形成了。這些文學家不僅一起作詩，還一起品評文學作品，進行學術探討。這種通過富有貴族的物質資助及其在精神方面的引領而促進文學發展的形式並非第一次出現，漢末的曹氏家族就曾經聚集起這樣的文學圈，即「建安文人」。「竹林七賢」也是這樣的作家群體。

  蕭統就是生活在這樣的文學環境中，加上他對書籍的了解，他制訂了按照不同體裁編輯一部大的文集的計劃。這個工作他不可能獨立完成，據日本僧人空海（774—835）《文鏡秘府論》中的記載，除了蕭統，他的好友劉孝綽也參與了編寫。[80]《文選》成書的具體時間已不可考，不過很多資料表明，這部詩文集應該是在梁武帝普通年間（520—527）完成搜集整理，並在公元526年之後編輯完成的。[81]

  公元5世紀中葉應該是在保存和重新整理前人作品方面所做的整體工作都比較多的一個時期。相應的收集整理不僅限於文學領域，佛教徒和道教徒也在收集、分類並整理他們的作品，他們這樣做的目的也不僅僅在於確定和維護正統。這裡首先要提到的就是通常被認為是道教經典確立者的陶弘景（456—536），以及出生在都城的律學大師、傳記作家僧祐（445—518）。他們與蕭統一樣，也開創了文本收集的傳統，並且在這一領域制定了標準，其影響延續了之後的幾個世紀。

  《文選》一方面以一些體裁分類方面的文章為基礎，例如曹丕的《論文》、陸機的《文賦》，還有劉勰的《文心雕龍》，同時也延續了編年史的做法。我們很難判斷劉勰的著作對蕭統編訂《文選》是否產生過重大影響，不過蕭統和劉勰顯然都對蕭綱非常喜歡的後來被稱為「宮體」的那種煩瑣、有時甚至很輕浮的風格有些反感。這一點，從蕭統對《閒情賦》的批評就能看得出來，雖然他是非常推崇陶淵明的。亦師亦友的徐勉對蕭統的影響，加上蕭統本人對佛教的篤信，這些可能都是造成他反對感性作品的原因。《文選》使得「文」（文學）成為一個獨立的概念，由此產生的文學內部的區分方式在接下來幾個世紀中成為劃分的標準。[82]這部書很早就有了註解，特別是在唐代時，該書不但有詳細的注本，它還被當作提供指導的文學手冊，這些都足以證明這部著作的地位。

  此外，還有一件事能夠證明《文選》的重要地位。《隋書·經籍志》中列舉了自公元300年起的419部文學文集，其中312部已佚失，而剩下的文集除了少量的殘篇，只有《文選》流傳到今天。《文選》收錄的761篇作品被分成38個不同的類別，除了一些古代的詩歌沒有註明作者，有名字的作者共有130人。《文選》被後代的詩人當作尋找詞語表達的寶庫，這部書的影響力甚至跨越了中國的國境，成為日本平安時代（794—1192）文學創作和文學選集模仿的範例。

  《文選》中用來區分標記不同體裁的概念中並沒有出現不同於前代的新概念，但與《文心雕龍》對文學泛化的理解相比，《文選》對作品的選擇值得我們關注，它表明編訂者更側重於形式上有嚴格規則的詩歌。書中對38個體裁概念的界定並不總是很清楚，且編者序言中說到的38種體裁名稱在很多時候與文集中所使用的名稱並不一致。《文選》原書分為30卷，公元658年左右出現的李善注本改為60卷，其中前半部分收錄的都為賦文和詩歌這類的韻文，後半部分包含的35種體裁基本為非韻文形式。

  這種按照體裁排列的形式同時也兼顧了不同作家的文章，漢代之後出現了「文筆」這個概念。此外，是否押韻成為基本標準之一，韻文經常被賦予比較高的地位，例如收錄在《宋書》卷六十九中的范曄《獄中與諸甥侄書》。在這封信中，范曄比較了押韻和不押韻的文章，並且強調格律嚴格的形式會讓文章具有更高的文學價值。由於沈約等人從宇宙秩序等角度出發，對聲調的作用以及文章韻律性進行了思考，人們從公元6世紀開始更加嚴格地區分有規範的文學作品及其他類型的作品。這種區分對唐代律詩的形式規則及其使用方法的確立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但並沒有能長久地被人接受，反而很快就遭到激烈的攻擊和批評，特別是晚唐時期一些將散文寫得像詩、將詩寫得像散文的文學家。

  與其他許多形成於公元5世紀末的作品集一樣，《文選》的編訂者也同時有多個要實現的目的，除了保存作品、教育教化外，還有娛樂的目的。但娛樂功能是很有限的，因為從那個時候開始，中國南方就已經出現了一種明顯的對於道德規範的嚴格追求，這種發展趨勢被稱為「儒教化」。

  如果同時看一下當時的其他文集和類書，我們就能比較容易理解《文選》對文學概念的狹義解讀。從這些著作中，我們能夠看到普遍存在的專業化趨勢。完整流傳至今的最古老的農業類書《齊民要術》[83]為賈思勰（大約生活在公元5世紀）所著，正是產生於這種背景下，農業類書的出現說明：即便是在遁世的做法風行之時，上流社會在公共要務和人民福祉方面的努力也沒有完全停止。在公元6世紀「儒教化」的過程中，我們已經能夠看到諸如唐初學者王通（584？—617）[84]或唐太宗謀士魏徵（580—643）[85]這樣的傑出人物。公元6世紀末的中國正處於長期分裂狀態後重新追求統一的階段，在中國上流社會的文化中，顏之推（531—591）這位「佛儒」的《顏氏家訓》是非常重要的著作。[86]在這部著作之後，許多「家訓」湧現，由此開創的傳統曾在宋代之後再次興盛。[87]

  公元6世紀按照題材分類的文集有徐陵奉蕭綱之命編訂的《玉台新詠》，這部收錄愛情詩的著作是同類文集中最早的一部，[88]其中收錄了從漢代直到公元6世紀中葉的相關詩歌，並多為6世紀的作品，這些作品後來被認為是宮體詩的典型代表。《玉台新詠》收錄的眾多詩歌中，有502首來自南朝，這些南朝的詩由113位作者創作，其中有12位女詩人。無論從題材還是從特定意象的使用上，這些詩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視為晚唐詞的前身，此外，晚唐詞也有源自民間的部分。

  劉勰的《文心雕龍》

  雖然與《文選》產生於相同的環境中，同樣也由受到富有家庭或皇族資助的文人所作，延續的也是從建安時期就開始的文人傳統，但劉勰在《文心雕龍》中提出的文學的觀點卻有所不同。[89]他的這部著作可以被認為是詩學專著，成書時間在公元500年前後，創作這部著作本身就是對當時文學領域以沈約、謝朓、王融為主要代表的革新運動的回應，這幾位作家所代表的風格後來以年號永明（483—493）為名，被稱為「永明體」。

  劉勰的基本觀點是他的「通變」論，他的這種理論一方面將文學在質量上的變化看作一步一步走下坡路的衰落史（例如第二十九卷中的論述），但同時他又認為文學的質量是政府和統治者本人好與壞的直接結果（第四十五卷）。這部著作體現了隨著歷史不斷變化的文學觀以及所有文學理論與史書編寫之間始終存在的密切聯繫。文學被文官當作自我認知的手段，所以文學批評也始終保持著教化的功能，這些文官從根本上既不能也不願放棄塑造世界的責任。

  由於劉勰所持的整體觀，《文心雕龍》不同於前代和當時的文學批評著作，它探討的對象不僅是文學散文與詩歌，而且包括歷史著作和哲學論述在內的所有文學作品。劉勰對文學的定義也符合這種廣泛性：文學的源頭在世界的整體秩序之中，文學就是這個整體秩序的體現，負責傳遞的是帶有感情與判斷力的人心。孔子的古代經典已經確立了文學的基本形式，劉勰以此為基礎，將古代文本作為評判文學作品的標準，他認為古代經典實現了有效的秩序原則。雖然文學的風格和表現形式隨著時間的推移在不斷變化，但應該把這些變體視為枝葉，而那些經典才是真正的根，[90]《文心雕龍》就是要捋出這樣一條線索。

  所以《文心雕龍》在第一部分中先從天地秩序的角度論述了文學的本質，並討論了讖緯的價值。之後，劉勰分析了一些重要著作，例如包含在《楚辭》之中的《離騷》以及各種不同的文體風格和文學體裁。他提出「詩」最早是不能與音樂分開的，詩是感情的表達，屬於文學的基本形式。「樂府詩」來自漢武帝（前141—前87在位）時期的采詩行為，而《詩經》就已經蘊含著「賦」的源頭。劉勰還在書中為「頌」「贊」「祝」「盟」 「銘」「箴」「誄」「碑」「哀」和「吊」等不同體裁的韻文尋找源頭，並簡要敘述了這些體裁到公元5世紀的發展歷史。「史傳」被歸入非韻文的類型，最典型的代表是《尚書》和《春秋》，另外還有「諸子」「論」「說」「詔」「檄」「移」以及章議和書信等。

  在介紹了重要的文體類型之後，書的第二部分論述了文學創作的特殊問題以及語言的表達手段，談到的話題包括作者個性與創作的關係、作品形式與內容的關係，還談到了如何在新的環境中恰當地使用傳統的形式和表達手段，以及駢體、比喻等修辭手法。書中著重討論了駢體這種在六朝文學語言中非常典型的風格，而劉勰本人的語言風格也體現出了駢體的影響。《文心雕龍》在中國出版之後，就始終享有特殊的地位，經常被人與劉知幾的《史通》相提並論，直到近代仍被譽為文學世界的指南針，是所有作家和學者的指南。[91]

  鍾嶸的《詩品》

  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鍾嶸的《詩品》是相較於《文心雕龍》影響更大的詩學專著，這部著作延續的是品評文學等級的傳統，[92]這種品評方式在從漢代開始的官吏舉薦制度中很常見。鍾嶸借用了品評詩人優劣的論述形式，對120餘位作家進行了優劣高下的評價。

  鍾嶸在評論中明確地以前代著作（例如劉向及其子劉歆的《七略》）中的分級分類為依據。被他當作範例的還有撰寫於公元235年前後的劉劭（190？—265）的《人物誌》，以及劉義慶的《世說新語》等諸多著作。在鍾嶸的時代，這一類的分級顯然非常受人歡迎，而各種各樣的藝術門類都有類似的分級，不僅僅包括書、畫，還包括與詩歌一樣被視為體現天地秩序的圍棋，沈約和柳惲（465—517）都曾經寫過《棋品》。

  在鍾嶸的時代，文學領域呈現出分化的局面，人們對沈約及其所屬文學圈推行的韻律及平仄規則觀點不一。一些思想比較保守的群體與思想較新的群體形成對立。前者的代表人物包括裴子野（469—530）和他的模仿者，這些人堅持的是古老的樸素風格。還有一些人繼承了謝靈運的風格，《文選》的編訂者蕭統有段時間也曾擁護過這種風格，這些人試圖調和新派和保守派的分歧。

  對某個人的文學作品的評判會直接影響到此人的社會和政治地位，所以公元5世紀晚期和6世紀早期的詩學著作並不是產生於藝術的象牙塔中的，而是在當時的政治以及文學世界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當時所有的人對此都心知肚明，鍾嶸在《詩品》的三篇對沈約表現出敵意的序言中就提到了這一點：

  觀王公縉紳之士，每博論之餘，何嘗不以詩為口實。隨其嗜欲，商榷不同……準的無依。[93]

  在第二篇序言中，鍾嶸說到了前代的文學批評：

  陸機《文賦》，通而無貶；李充《翰林》，疏而不切；王微《鴻寶》，密而無裁；顏延《論文》，精而難曉……觀斯數家，皆就談文體，而不顯優劣。[94]

  與他之後的大多數文學評論家一樣，鍾嶸也認為建安時期是最具有文學創造力的時期，之後，文學就開始走下坡路。在《詩品》的第一篇序言中，鍾嶸這樣評論後來的文學作品：

  永嘉時，貴黃老，稍尚虛談。於時篇什，理過其辭，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傳。[95]

  及至後來的陳子昂（659—700）和李白，也將建安文學作為優於之後數代文學的典範而大加讚賞。如果我們對他們的詩學概念的理解沒有錯，那麼人們似乎很喜愛這種酸澀與優美的脆弱之感。

  按照鍾嶸的看法，文學作品應該能夠直接反映自己心中的情感：

  若乃春風春鳥，秋月秋蟬，夏雲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諸詩者也。嘉會寄詩以親，離群托詩以怨。[96]

  雖然鍾嶸的詩學理論強調個人的情感，但是從公元5世紀末開始，寫作技術方面的因素在詩歌藝術中越來越占據主導地位，對於約定俗成的意象和題材的使用壓制了獨特性和個人的想像力。江淹就是一個例子，他因為模仿前代人的詩作而進入了文學史，但也有一些關於他的故事，說是詩人郭璞曾在夢中拿走了江淹的筆，而江淹一夜之間就失去了作詩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