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多彩的自然和內心的旅行（180—600） 14. 建安時期的詩人

  對詩歌獨立性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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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上四分五裂的時期，同時也是哲學和各種藝術最為豐富多彩，並體現出最強創造性的時期，不論是戰國時期，還是公元3世紀漢代滅亡之後，都是如此。[1]隨著漢朝統治的瓦解，中國進入了很長一段分裂時期，直到公元6世紀末才由短命的隋王朝及之後的唐王朝完成統一。在公元200年前後的起義以及邊疆戰亂被平定之後，中國陷入了軍閥割據的混亂中，並繼而形成了三國鼎立的局面，魏國（220—265）在北，吳國（222—280）在東南，蜀國（221—263）在西南。晉朝時期，帝國曾短暫地統一，但在公元316年之後，又重新陷入分裂，並持續了幾百年。

  東漢時期的五言詩以及詩人新的自覺意識帶起了一股新的風潮，並在接下來的幾百年中形成了獨特的、豐富多樣的詩歌形態。在被視為中國詩人典型代表的屈原身上，我們能看到作詩的君子和獨立歌者的形象，現在，這一形象已被歌頌（或批評）統治者的詩人形象所取代。不過，對統治者的神化並沒有持續很久，並且很快就被為避世隱居而抬高自己地位的做法所取代[2]。詩人適應了無權無勢的狀態，這一變化在之後幾百年中貫穿了中國文人的世界，無疑是中國文學最為重要的發展之一。

  樸素更好還是精緻和美更好，內容是否不需要形式，關於這類問題的爭論從來沒有真正得出過最終的結論。但至少在漢代結束之時，人們已經形成了一種觀點，即文學是獨立存在的領域，這使得人們能擺脫直到那個時候都通行的標準去觀察這一問題。

  對詩歌的反思最早體現在曹丕的詩作之中，從那之後，這種反思就沒有停止過，只是程度不同。文學家們不斷表達他們對於過去詩歌的看法，並在這種背景之下創作自己的詩歌作品。將文學創作從政治領域分離出來的一個結果就是，在公元2世紀有關個人的題材越來越多地進入詩歌之中，詩歌因此實現了某種獨立性，儘管依然有人提出政治和道德方面的要求，但詩歌始終保持了這種特徵。

  建安時期（196—220），眾多年輕文人希望能夠為地方官吏和軍官所用，並通過這種方式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正是有了這些人，才有了建安文學的繁榮。在這些起謀士作用的文人圈子裡，詩歌蓬勃發展。我們只知道部分年輕文人和詩人的名字，只有個別人留下了比較詳盡的信息或作品，主要是這類群體中有一些離經叛道甚至被認為是很孤僻的人。

  這類謀士中的一個代表性人物是仲長統（180—220），他曾經在太原袁紹的外甥高幹手下為官。據說他曾直言不諱地說高幹雖然會選文人，卻不會挑選有能力的政治謀士。仲長統曾是曹操的近臣，但他似乎始終堅持獨立而自由的思想，這一點在他的文章《樂志論》中有清晰的體現。[3]這種獨立的精神也體現在他的詩歌作品中，例如被收錄在他傳記中的兩首詩。其中一首詩包括四節四言詩，各四句，最後還有兩句作為結尾。詩的第一節講的是動物蛻皮的現象；第二節講了一個自由的人像神仙一樣在雲端馳騁；在第三節，宇宙被描述成這個自由者的家；從第四節中我們能看到這個男人如何在這個家裡自由來去；結尾的兩句則提出了擺脫俗人事務的要求。

  飛鳥遺蹟，蟬蛻亡殼。騰蛇棄鱗，神龍喪角。

  至人能變，達士拔俗。乘雲無轡，騁風無足。

  垂露成幃，張霄成幄。沆瀣當餐，九陽代燭。

  恆星艷珠，朝霞潤玉。六合之內，恣心所欲。

  人事可遺，何為侷促？[4]

  仲長統的這種獨立的精神和他避世的想法在第二首，也是更為出名的一首詩《見志詩二首·其二》中體現得更明顯。這首詩依然是四言，詩的結尾寫道：

  百家雜碎，請用從火。抗志山棲，游心海左。

  元氣為舟，微風為舵。敖翔大清，縱意容冶。[5]

  在這裡，詩人或詩的讀者被視為與統治者一樣的人，像皇帝一樣面南而居。這些詩中體現出的詩人的獨立性構成了後世所有詩歌的基礎。直到這個時候，我們才真正看到構成主語的第一人稱敘述者。因此，中國在這個時候才出現曹丕所創作的那類詩作，這並非偶然。

  建安七子

  曹丕在評價詩友們的作品時，除了提到他們的「賦」，還提到了他們的「詩」。這些賦和詩大量流傳至今，其中的詩作大部分是五言詩——每一句都由五個字組成。這種形式在東漢時期發展起來，是與樂府詩的發展有密切關係的。直到今天，五言詩依然是最常見的詩歌形式之一。在唐代，五言詩雖然要遵循嚴格的格律，但是早期較自由的形式依然存在，這類詩被稱為

  「古詩」。「古詩」除了五言詩，還包括形式更為自由的七言詩，漢代無名氏的《古詩十九首》為這種形式確立了基礎。[6]清人沈德潛（1673—1769）選編的《古詩源》收錄了從漢代到公元6世紀末的大約700首詩，從中我們能夠看到詩人們對於形式自由的五言詩的喜愛，這種詩體在漢代末期達到第一個鼎盛期。

  《古詩十九首》中包括了愛情、婚姻、友情、節日以及對榮譽和幸福的追求等具有普遍性的題材，其中多數詩的基調是哀傷的，感嘆了離別和生命的短暫，這也是對公元2世紀末越來越嚴峻的政治局勢的反映。我們能夠在東漢末和三國時期的大部分詩歌作品中看到這種感傷的基調。這個時期最著名的詩人就包括曹氏家族的成員：曹操，他同時也是大量通俗作品的主人公，例如《三國志通俗演義》；曹操的兒子曹丕，他也是魏國的第一位國君；此外還有曹丕的弟弟曹植，以及受到曹氏父子推崇的詩人群體。

  從用建安這個年號命名的詩人群體的作品中，我們依然能夠看到後來被稱為樂府的詩歌形式的影響，例如曹操的《苦寒行》：

  北上太行山，艱哉何巍巍！

  羊腸坂詰屈，車輪為之摧。

  樹木何蕭瑟！北風聲正悲。

  熊羆對我蹲，虎豹夾路啼。

  溪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

  延頸長嘆息，遠行多所懷。

  我心何怫鬱？思欲一東歸。

  水深橋樑絕，中路正徘徊。

  迷惑失故路，薄暮無宿棲。

  行行日已遠，人馬同時飢。

  擔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

  悲彼東山詩，悠悠使我哀。[7]

  但是其中一些詩依然延續著樂府詩中也有體現的《詩經》的四言詩傳統，例如曹操詩作《觀滄海》中的「東臨碣石，以觀滄海」。

  以第一人稱敘述者為特點的新詩歌形式在東漢末年的建安時期達到第一個高峰，特別是圍繞在曹氏家族周圍的文人的作品，其中最重要的幾位詩人被合稱為「建安七子」，因捲入一樁陰謀而被曹操殺掉的孔融，以及徐幹（171—218）、阮瑀、劉楨（卒於217年）、應瑒（卒於217年）、陳琳（卒於217年），還有出身漢朝望族之家的王粲。陳琳以其為袁紹（卒於202年）和曹操撰寫的公文而著稱，這些文章已經初步顯示出在接下來幾百年中占據主導地位的「駢體文」風格，他更為出名的是樂府詩作《飲馬長城窟行》。洛陽東南曹府的會客廳曾是「建安七子」聚首之處。曹丕在《典論》中這樣評價七子充滿活力的詩歌作品：「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咸以自騁驥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8]

  「建安七子」中最出名的是王粲，他的才華很早就為人所知。[9]公元190年，王粲從洛陽來到長安，這裡是董卓的勢力範圍。因刻印石經而被載入文學史的著名文人、學者蔡邕非常欣賞王粲的才學，甚至許諾將自己的藏書贈予他。但是在公元192年董卓被殺之後，長安局勢混亂，王粲因此決定南下荊州（大約為今天的湖北和湖南地區），為荊州牧劉表（142—208）效力。在那裡，他不但創作了《登樓賦》，還寫出了幾首非常優美的詩歌作品。劉表死後，王粲促使其子劉琮與曹操結盟，因此獲得曹操的賞識。在之後的幾年中，王粲依附曹操獲得了很高的官職，並對曹操及其統治大加讚頌。

  從篇幅上看，王粲的賦已經短於絕大多數漢賦，他的這些作品得到了諸多認可，曹丕就曾經明確誇獎過他的辭賦作品。但五言詩才是王粲更為重要的貢獻，其中最優秀作品包括寫於公元215年前後效力曹操時的五首《從軍詩》和三首創作時間較早的《七哀詩》。[10]

  「七哀」是樂府舊題，唐代評論家呂向認為這個題目指的是「痛而哀，義而哀，感而哀，怨而哀，耳目聞見而哀，口嘆而哀，鼻酸而哀」。在王粲筆下，「七哀」只是指代一種形式，這個標題原本的含義在當時已經被人淡忘了。王粲《七哀詩》中的第二首這樣寫道：

  荊蠻非我鄉，何為久滯淫。

  方舟泝大江，日暮愁我心。

  山岡有餘映，岩阿增重陰。

  狐狸馳赴穴，飛鳥翔故林。

  流波激清響，猴猿臨岸吟。

  迅風拂裳袂，白露沾衣衿。

  獨夜不能寐，攝衣起撫琴。

  絲桐感人情，為我發悲音。

  羈旅無終極，憂思壯難任。

  這首詩也存在常見的以作者個人經歷闡釋內容的現象。王粲的確因戰亂在公元193年離開長安去往中部的荊州地區，他在那裡的生活顯然並不如意，這些也體現在這首詩中，詩人將荊州地區稱為「荊蠻」。他遠離家鄉，他的旅程也沒有目的地，所有的動物到了晚上都能回家，但他卻無法歸鄉。這首詩具有典型五言詩的特徵，兩句一組，常呈現出對仗的特點。在詩中，猿猴的叫聲讓人想起哀鳴，露水代表眼淚，大自然就這樣襯托出詩人的哀傷，就像琴一樣，用各種不同的形式應和著詩人的情緒，或者更確切地說：它們是在替詩人抒發哀傷。[11]收錄在《文選》中的王粲的另外兩首《七哀詩》，講述了公元192年的政治動盪之後，長安城裡混亂的局勢：

  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

  路有飢婦人，抱子棄草間。

  顧聞號泣聲，揮涕獨不還。

  「未知身死處，何能兩相完？」[12]

  建安文人的詩歌作品反映了當時的社會情況，並用不同的方式描述了作者的心緒和情感。面對時代給所有人帶來的痛苦，有些人選擇躲避和歸隱，有些人則給事不關己的態度套上文明的外衣；有些人用藥品麻醉自己，有些人則積極投身政治。不過從公元170年前後開始，公開結黨拉派的行為遭到了壓制。並且從那個時候起，不斷有人論證為什麼要抵制公開拉幫結派的行為。這種趨勢從此成為歷代政治生活的重要特徵之一。

  曹植不僅是建安時期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同時也是中國最著名的詩人之一。他有超過70首的詩作流傳至今，數量超過了同時期的任何一位詩人，其中包含大量的賦及其他類型的作品。對曹植作品的研究，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被收錄在《文選》中的30餘篇作品。他被遠遠地隔離在皇權之外，不同於他的哥哥曹丕（即220—226在位的魏文帝），曹植經常被塑造成高尚的君子，代表著失意、遭遇不公待遇，繼而只能夠通過寫作哀傷的詩來尋求安慰的那一類人。[13]但也有一些人反對這種觀點，例如郭沫若就對曹植的性格提出了尖銳的批評。應該在多大程度上將曹植的詩看作他個人生活經驗的反映，這對如何評價他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曹植的很多詩歌作品都流露出孤獨與寂寞，例如作於公元211年戰爭期間的五言詩《送應氏》：

  步登北芒阪，遙望洛陽山。

  洛陽何寂寞，宮室盡燒焚。

  垣牆皆頓擗，荊棘上參天。

  不見舊耆老，但睹新少年。

  側足無行徑，荒疇不復田。

  遊子久不歸，不識陌與阡。

  中野何蕭條，千里無人煙。

  念我平常居，氣結不能言。[14]

  在詩中，公元190年被戰火毀壞的洛陽城映射出了作者的命運，而作者登上山之後看到了這一點。

  悲憤詩也與蔡琰（生於約178年）這個名字聯繫在了一起。蔡琰是著名文學家蔡邕的女兒。在第一任丈夫死後，沒有子女的蔡琰回到父母家中。漢末南匈奴叛亂時，蔡琰被擄走，成為匈奴左賢王之妻。蔡琰的這段經歷為後來大量講述她所受苦難的作品提供了素材，特別是她在匈奴左賢王死後，又按照部落傳統，嫁給了左賢王的兒子。後來，蔡琰被曹操接回，此後據說又第四次再嫁董祀。關於她是否用騷體創作了18首五言詩這個問題，從蘇軾之後，這種說法就不斷遭到質疑，而這樣的質疑應該不是沒有道理的。[15]

  文學批評的開端

  與曹氏家族關係密切的詩人留下的作品中，除了大量的詩歌，還有三篇記錄當時文學潮流的重要文章也得以流傳：曹植於公元216年寫給楊修（175—219）的信，曹丕於公元218年寫給吳質的信，以及被蕭統收錄在《文選》卷五十二中曹丕的《典論·文論》。[16]

  曹植寫信時是25歲，他希望父親能夠將魏國的王位傳給自己。這位可算得上當時最受人欣賞的詩人將作品寄給了相熟的楊修，也許是希望能夠以此表達自己將政治事務放在文學創作之前的意願，並申明自己的政治抱負。

  在信的開頭，曹植強調自己從少年時期就開始文學創作，所以有權利對當時的作家進行評論。接著他又指出，除了孔子的《春秋》，無論是書面的文本還是口頭的流傳都要經過不斷改善，每個人的喜好也不相同。他說自己雖將少年時的作品附上，但他現在更重視的是政事，只有在無法參與政事的時候，他才會去撰寫歷史或嚴肅的文學作品，而這些事情他本是打算到老年之後才做的。曹植信中將文學創作放在政治事務之後，將文學與公眾事務區別開，並將文學創作歸於青年時期，將嚴肅的、符合道德標準的創作歸於老年時期，以此說明文學與政治以及行為與道德評價之間的區別。楊修在回信中則更進了一步，他認為這兩者截然不同，政治作為與文學創作之間不具有任何可比性。

  曹植的哥哥曹丕出乎意料地成為魏國的第一任國君。在上述兩封書信公開之後不久，他憑藉一些關於文學的短文超越了弟弟，被譽為「中國文學批評之父」。

  曹丕跟自己的弟弟一樣，也想揚名後世，認為著書立說是僅次於政治作為的方法。他在寫給親信王朗（卒於229年）的一封信中說，自己選出了百餘篇「文論」、詩和賦，打算給周圍的人公開討論。在此之前的一封完整保存下來的寫給友人兼門客吳質的信中，他已經詳細地表達了自己對文學的觀點。他先是哀嘆了與孔融、阮瑀並稱「建安七子」的四位詩人於公元217年因瘟疫而死，並回憶了舊日裡如何一起出遊，如何一起恣意放情：

  昔日游處，行則連輿，止則接席；何曾須臾相失。每至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謂百年己分，可長共相保；何圖數年之間，零落略盡，言之傷心！[17]

  曹丕說自己現在將這些朋友的作品收集在一處，讀著那些名字就像看著「鬼錄」。在評價了這些人的文學成就之後，他又感慨自己現在年紀增長，並被立為太子，永遠不可能再有當初那樣縱情的時光。信的結尾，他詢問吳質最新的詩作，並流下眼淚。他的這封信可以被看作為文藝理論著作《典論·論文》的寫作所做的準備。

  《論文》開頭就寫道「文人相輕」，這是因為每一個人都將自己擅長的一面當作評價別人的標準，實際在文學（「文」）中，並不只存在一種風格（「體」），但很少有人擅長所有的風格。即便是傑出的「七子」，也沒有哪個人甘願被排在別人之後。但是，懂得審視自己的君子（這裡指的是他自己）就能在評判他人能力之時躲開這類麻煩。在對「七子」進行了一番評價之後，他緊接著提出了一種反傳統的觀點，即反對過分看重古代聖賢的作用：

  常人貴遠賤近，向聲背實，又患暗於自見，謂己為賢。[18]

  接下來曹丕又寫道，文學（「文」）只有一條根，但會有很多分枝。奏章（「奏」）和駁議（「議」）適宜文雅（「雅」），書信（「書」）和論說（「論」）應該合理（「理」），銘文（「銘」）和誄文（「誄」）崇尚事實（「實」），詩歌（「詩」）和賦文（「賦」）應該華麗（「麗」）。這種區分並不是為了要一一列舉各種文體，而是用當時所謂「清議」的方式論述各種文體的特點。受曹丕文章的啟發，人們繼續嘗試各種分類形式，其中陸機在《文賦》中提出的分類尤為受人推崇。

  曹丕文論的核心是「氣」這一概念，「氣」被認為是個人獨有的，不能沿襲，這種觀點的源頭可以上溯到莊子：

  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19]

  曹丕認為文學是永恆不朽的，這與生命或塵世間的朋友不同。他認為就是因為這一點，過去那些有天賦的人才會在處境很好或者處境不好之時拿起紙筆著書，以讓自己不朽。曹丕列舉了《易經》的註解、禮儀典籍和徐幹的《中論》，作為不朽文學作品的例子。有一種觀點認為曹丕在這裡列舉的是帶有道德教育功能的文章，並認為曹丕跟弟弟曹植不同，曹丕的思想完全遵循傳統，而且他並不是直接針對文學作品。但也有王夫之（1619—1692）這樣的學者認為曹丕的見解比弟弟更加獨到，而胡應麟（1551—1602）則認為兩人的成就同樣高。

  對曹氏兄弟的不同評價一直延續到現在，例如中國20世紀重要的文學史家郭紹虞（1893—1984）就指出曹氏兄弟所持的皆為傳統文學觀，而羅根澤（1900—1960）和朱東潤（1896—1988）則認為曹丕的思想比曹植更具進步性，因為他承認文學是獨立的。當然，所有這些觀點都必須放在當時文學背景下去理解。但無可爭議的一點是，曹丕通過使用「氣」這個概念，同時將創造力不能給予他人、也不能繼承的觀點（源自莊子哲學）用於文學作品，由此使文學理論擺脫了傳統的束縛，使中國詩人作為獨立藝術個體而存在成為可能。

  從曹丕這篇《論文》的傳播歷史，我們就能窺見它的重要性。據傳曹丕曾將包含《論文》在內的《典論》寫在白絹上，寄給自己的對手孫權。曹丕的兒子曹叡命人將《典論》刻石，並於公元230年3月將這些刻石立在魏國的祖廟門前。人們將這篇文章的內容視為開國國君的明訓，對於這篇文章的重視可以從下面這件事看出來：曹丕在文中否認防火衣的存在，但一些西域的使者卻帶著作為貢品的火浣布來到京城，此後人們便從刻石上抹掉了曹丕的這段話。根據楊炫之《洛陽伽藍記》（成書於公元547年）的記載，這些刻石直到公元500年前後還立在最初的位置上，酈道元的《水經注》也證實了這一點。

  建安之後的詩歌藝術不可避免地受到了當時政治局勢和新的哲學思潮的影響，最重要的就是「清談」運動和「玄學」。如果要列舉建安時期之後詩歌領域的各個流派，首先要提到的就是「招隱詩」派，以及「玄言詩」派、「遊仙詩」派、「田園詩」派、「山水詩」派、「詠物詩」派和「宮體詩」派等。這些文體或文類雖然題材各異，形式多樣，但都體現出了避世的傾向，這是中國中古早期人文世界，或至少是文人，對外所表現出來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