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民歌與文人敘事詩

  詩歌範圍的擴大

  在漢代及之後的幾百年間，由於有了地方性傳統文學，也就是民間文學或者被認為是來自民間的文學，文學的形式極大地豐富起來。除後來與樂府相結合的詩歌外，這種新的發展還包括敘事文學範圍的擴大，以及成為文學符號的地區性禮儀或宗教內容的出現。

  不同於那些以詩人個性特徵為中心的詩歌，被稱為樂府詩的敘事詩、廟堂頌歌以及歌曲所體現的多為群體性情感。[168]開始的時候，這類詩的形式多種多樣，但漸漸地，五言詩在樂府詩中占據了主導地位。五言詩在公元1世紀到2世紀就已經逐漸普及，且從唐代開始成為中國古典詩歌的傳統形式。有觀點認為這種五言詩就源自五言樂府詩，這種觀點是有根據的。[169]漢代時，只有個別詩人偶爾創作樂府詩，不過從公元2世紀開始，詩人使用這種詩歌形式的頻率就越來越高，從這點上我們也能看出上述關聯。

  「樂府詩」作為文體的概念界定並不是很清晰，這種模糊性主要在於它是5世紀晚期才開始使用的。[170]「樂府」是古代音樂機關的舊稱，這個名稱也同時表明哪些作品可以被納入其中。樂府作為官署，在秦朝時就已經出現，漢武帝沿用舊稱，在公元前114年前後重設了這一機構，主要負責管理那些被用於朝廷典禮的歌曲。根據後來流傳下來的資料，這個音樂機關曾經在地域遼闊的帝國內搜集並整理民間的音樂及歌詞。公元前7年，隨著國家內部政治環境的改變，擁有829名樂工的樂府被解散，但樂府詩歌的創作並沒有因此停止。加上後世人對樂府這一音樂機關的特定詩歌傳統的承繼，「樂府」概念的涵蓋範圍越來越廣。一開始，它只包含那些被用於儀式的歌詞樂曲，以及由樂府選擇並配樂且在國家典禮上表演的著名作家的作品。但到後來，從帝國不同地區，特別是從南方採集而來的一些沒有作者的歌曲和敘事詩也被這個機構所用。唐朝的「新樂府」經常帶有社會批判的內容（例如元結、白居易、元稹等人的作品），這類作品與舊樂府詩的共同之處實際只剩名稱而已。[171]

  被稱為樂府詩的作品，既有典禮頌歌和敘事詩，也有樸素的民歌，這些作品的形式也是多種多樣的。早期作品多為四言，但是其中也夾雜有三言和七言。隨著時間的推移，五言詩逐漸占據了主導地位。樂府詩並不是從文學門類的角度來歸類，因此，所謂「樂府詩」指的應該是所有被收集在這類作品集中的古代作品，而不論其形式、風格或題材。最早被收錄的樂府詩見於沈約的《宋書·樂志》，但是音樂已佚失。郭茂倩於公元12世紀收集整理的一百卷《樂府詩集》是中國古代收錄樂府詩最全的作品集，直到今天，仍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郭茂倩按照表演的形式，將樂府詩分為12個類別。這種分類方式雖然被廣為接受，但由於歌曲的音樂部分早已流失，主要的分類依據還是文本。樂府詩可以粗略地分為祭祀歌曲與敘事詩兩種，在這兩種里，敘事詩比祭祀歌曲更具明顯的說唱特點，但具體到每一首作品，分類的證據並不是很充足。說唱傳統對樂府詩的影響肯定是不小的，雖然在不同地區也有差別。直到20世紀，人們在河南地區還能看到口頭敘事詩的形式，這種說唱形式由名為「墜琴」的弦樂器伴奏，記錄下來後，被稱為「墜子書」，其特點與樂府詩中的民間敘事詩極為相似。[172]

  樂府詩對中國詩歌藝術發展的重要意義不容小覷，無論從題材還是形式上，後來的詩歌都是建立在樂府詩的基礎之上的。一開始的國家音樂機關的影響力很快就滲透進了知識分子的文化傳統之中，並被他們改造成表達個人情緒、思想與情感的形式。所以，人們將樂府詩中的慶典祭歌及民間敘事詩與詩人創作的詩區別開來，並為後者設定了下列區分標準：由具體、有名姓的作者創作，用於歌唱目的，有樂府標題，具有全部帶有此標題的詩歌的特點，並被收錄在《樂府詩集》或其他某個收錄樂府詩的作品集中。

  有弦樂伴奏的典禮頌歌和祭歌

  樂府詩中文學價值最低的是典禮頌歌。從漢代開始，這種歌曲就成為歷朝歷代的慶典禮樂，漢代的這種典禮歌曲有一組被保存至今，即《安世房中歌》，在公元前194年後也被稱為《安世歌》。這一組歌曲中共有17首頌歌，據說是由漢高祖妃唐山夫人於公元前206年前後作的，被用於宗廟祀祖或在國宴上向賓客演奏。這種「房中樂」也稱「宴樂」，主要內容是讚頌儒家傳統道德，特別是孝道。這些頌歌主要使用的是四言，體現出《詩經》傳統的影響，其中三首頌歌用三言，只有一首混用了七言和三言：

  大海蕩蕩水所歸，

  高賢愉愉民所懷。

  大山崔，

  百卉殖。

  民何貴？

  貴有德。[173]

  詩中指出社會秩序與自然秩序的對應，人類應該追求的德、善是天然的品性，如果秩序被打亂，就「自然」會有修正。

  另外一組典禮頌歌是「郊祀歌」，這組頌歌是用作祭祀天地和神靈的，作者大多不詳。這些詩歌或三言或四言，其中最古老的一首是被標註作於公元前122年的《朝隴首》，內容是如何捕獲一頭白色的獨角獸。[174]

  漢代以降輯錄樂府詩的作品集中，除一組南朝的《神弦歌》外，文學價值都不大。現存《神弦歌》共17首，這些詩並沒有正統文學作品的烙印，而是更接近《九歌》傳統下的民歌。但不同於《九歌》的是，這些作品篇幅較短，風格樸素，召喚的也都是些小神，例如土地神。所有這些詩都來自長江下游地區，主要是南京地區，時間從公元3世紀到公元5世紀。

  在《神弦歌》中，我們能夠看到一些巫術文化的元素，其中有些詩暗示了神與人之間的愛情，所有的詩似乎都曾經採用了載歌載舞的形式，這一點在《聖郎曲》上體現得很明顯：

  左亦不佯佯，

  右亦不翼翼。

  仙人在郎傍，

  玉女在郎側。

  酒無沙糖味，

  為他通顏色。[175]

  這裡的「郎」既譯為Fürst[176]，又譯為Br?utigam」[177]和Herr[178]，就像是《白石郎曲》和《清溪小姑曲》這兩首四行詩中的「郎」一樣：

  白石郎，臨江居。

  前導江伯後從魚。

  積石如玉，列松如翠。

  郎艷獨絕，世無其二。[179]

  開門白水，

  側近橋樑。

  小姑所居，

  獨處無郎。[180]

  作者不詳的敘事詩

  除了頌歌，各種樂府詩歌集子中數量比較多的是來自口頭流傳的、沒有具體作者的敘事詩。這是一種結合了詩歌和史詩的混合形式，有的時候還混有戲劇元素，且各種元素比重不一。敘事詩《平陵東》應該是產生於公元前74年之後，是這一類詩中篇幅較短的一篇：

  平陵東，松柏桐，

  不知何人劫義公。

  劫義公，在高堂下，

  交錢百萬兩走馬。

  兩走馬，亦誠難，

  顧見追吏心中惻。

  心中惻，血出漉，

  歸告我家賣黃犢。[181]

  這首詩分為4節，韻律格式為aab（3—3—7個字），其中b這一句會在下一句中進行呼應。節奏變化是樂府詩的一個典型特徵，等長的詩節很少見。上面的例子中也有不規則的地方：第5句詩中多一個字，第8句不押韻，最後一段中沒有新的韻。

  《悲歌》是一首具有強烈抒情性的敘事詩：

  悲歌可以當泣，遠望可以當歸。

  思念故鄉，鬱郁累累。

  欲歸家無人，欲渡河無船。

  心思不能言，腸中車輪轉。[182]

  漂泊異鄉的詩人由腹痛聯想到與轉動的車輪相聯繫的旅行。值得一提的是，第1、2兩句以及第5、6兩句形式上的對稱掩蓋了內容上的不對稱，所以傅漢思認為第2句是「辛辣的諷刺」。[183]這種「悲歌」可以被歸入中國文學很常見的哀怨詩中，在這類詩里，「思念遠方故鄉」的主題占據了特別重要的位置，也反映了中國人因為多種多樣的原因而不得不四處遷徙的事實。因為無家可歸而產生的哀怨究竟是源於被強征勞役的民夫，還是源於士兵或被流放遠方的官員，這一點已不可考。在中國文學史上，民間詩歌與所謂高雅詩或文人詩之間的關係一樣是個懸而未決、或許根本無法解決的問題。

  東漢時期敘事詩的代表作是基本保持五言句式的長詩《陌上桑》，又名《羅敷行》：

  日出東南隅，照我秦氏樓。秦氏有好女，自名為羅敷。羅敷喜蠶桑，採桑城南隅。青絲為籠系，桂枝為籠鉤。頭上倭墮髻，耳中明月珠。緗綺為下裙，紫綺為上襦。行者見羅敷，下擔捋髭鬚。少年見羅敷，脫帽著帩頭。耕者忘其犁，鋤者忘其鋤。來歸相怒怨，但坐觀羅敷。（喜蠶桑，一作「善蠶桑」；相怨怒，一作「相怒怨」。）

  使君從南來，五馬立踟躕。使君遣吏往，問是誰家姝？「秦氏有好女，自名為羅敷。」「羅敷年幾何？」「二十尚不足，十五頗有餘。」使君謝羅敷：「寧可共載不？」羅敷前致辭：「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

  「東方千餘騎，夫婿居上頭。何用識夫婿？白馬從驪駒，青絲系馬尾，黃金絡馬頭；腰中鹿盧劍，可值千萬餘。十五府小史，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專城居。為人潔白皙，鬑鬑頗有須。盈盈公府步，冉冉府中趨。坐中數千人，皆言夫婿殊。」[184]

  由於樂府敘事詩主要以口頭的形式流傳，我們在《樂府詩集》中經常能同時看到多個相互之間有出入的版本，這些版本在流傳的過程中有簡化的趨勢，也就是說，敘事詩會越變越短，越變越精練，使得「精練」成了敘事體的特徵。敘事開始的時候，情節往往早就已經展開，並且經常在故事還沒有講完的時候就突然結束，因而給人一種不完整的感覺。這種簡短化的趨勢與敘述的直接性相關。這種方式主要是用於展示，而不是敘述，所以直接引語以及對某些瞬間的描述很常見，並且常以「君不見……」「君不聞……」這樣的句子開頭，將聽眾直接帶入發生的事件中，通過刻意的輕描淡寫和淡淡的諷刺，進一步加強這種效果。

  使用固定模式或者程式化短語是漢代敘事詩的另一個特色，這應該也是口頭流傳形式的證明，說明曾經有一些說唱藝人不斷表演固定的曲目。傅漢思認為《孔雀東南飛》（這首用詩的第一句來命名的敘事詩產生於公元3世紀初，是現存最長的樂府敘事詩，共有355句）中有超過一半的詩句都採用了固定的模式，[185]上文中《悲歌》的最後兩句與《古歌》的結尾就是一樣的（心思不能言，腸中車輪轉），《陌上桑》的第3、4兩句「秦氏有好女，自名為羅敷」不但在該詩的第25、26句重複出現，《孔雀東南飛》中也出現了「東家有賢女，自名秦羅敷」（第39、40句），這種對已有比喻、修飾語和類型化場景的近乎程式化的使用是樂府敘事詩的一個突出特徵，例如詩中會不斷出現「黃金絡」「青絲帶」，稱富貴家庭的房子為「金門」「玉堂」，還會描寫池塘中排列整齊的72隻鴛鴦，這是普通百姓的夢想世界。被程式化的既有人（賢惠的婦人、理想的丈夫、思鄉的旅人），也有場景，例如兩個人在狹窄的鄉間小路上偶遇，或一個孤獨的人穿過城門離開城市。由於大量程式化表達的存在，敘事詩從內容上不免出現前後不一致的情況，例如丈夫先是軍官，然後又變成了文官。

  敘事詩中經常出現的重複可以解釋為是一種說唱的形式，這些重複在後來流傳下來的書面版本中經常被刪去。但這種說唱的形式還是有一些殘留的，例如在《有所思》中：「聞君有他心，拉雜摧燒之。摧燒之，當風揚其灰。從今以往，勿復相思，相思與君絕！」同一個詞組的變化也證明了樂府敘事詩最早是有音樂的，例如《陌上桑》的第7—8句、11—12句、13—18句，或下面這首短詩《江南》：

  江南可採蓮，

  蓮葉何田田，

  魚戲蓮葉間。

  魚戲蓮葉東，

  魚戲蓮葉西，

  魚戲蓮葉南，

  魚戲蓮葉北。[186]

  但是在樂府詩中，我們很少能見到副歌（中國的詩歌作品基本都是如此），雖然漢樂府中曾經使用過的副歌應該比我們所知的多。有的時候，我們會看到沒有任何含義的詞，類似德語中的lirum larum，但有時我們並不能確定，這些詞的「無含義」是否只是因為我們無法理解它們而已。此外，六朝樂府詩中的擬聲詞比漢樂府中常見。

  敘事詩經常以上文提到的典型場景為開始，例如兩個人在狹窄的小路上相遇。與後來習慣於確定時間、地點的散文敘事體不同，樂府敘事詩將這些時空元素模糊化，因而使其內容有了一定的不確定性，例如「有所思，乃在大海南」，或者「飛來雙白鵠，乃從西北來」，這裡的描述很模糊，能給人足夠的空間去想像情節發生的精確地點。突然中斷敘事，以祝福語作為結束的情況也不少見，如「今日相對樂，延年萬歲期」。

  就像歐洲的敘事詩一樣，我們在中國的敘事詩中也能看到直接引語，或為獨白，或為對白。樂府詩中的對白經常是由套話和重複組成的，只不過是將套話借某一個對話參與者的嘴說出來而已，這與戲劇對白有所區別。除了人之外，樂府詩中還會出現植物和動物，並且會在人與其他一些生物之間形成互動。在漢樂府詩《枯魚過河泣》中，一條魚寫了一封信給自己的朋友，好讓它們知道自己所遭遇的不幸。[187]類似的故事還有《蜨蝶行》，這首樂府中，一隻蝴蝶講述了自己如何被燕子吃掉。[188]兩株植物在兩個相愛之人的墳墓上方交纏，這樣的題材無論在中國文學中還是在世界文學中，都是很受喜愛的。

  不同於漢代的敘事詩，後來的一些作者不詳的敘事詩從形式上逐漸統一，它們大多由4句五言詩組成，由此為唐代絕句的形式奠定了基礎。其餘的詩也是抒情多於敘事，這一時期流傳下來的唯一一首口傳形式的敘事民謠是來自中國北方地區的《木蘭詩》。有研究認為這首詩創作於公元6世紀，當時的中國北方正被拓跋氏統治，這首詩講述了一個名叫木蘭的姑娘喬裝成男人替父從軍，在軍中12年都沒有被人識破的故事。

  南方地區的敘事詩可以按照地域來區分，來自今南京地區的「吳聲歌」或者長江上游地區的「西曲歌」都是出現在城市裡的，並具有明顯的抒情特徵。所有這些詩歌的主題都是愛情或者離別，內容多圍繞著離家在外的商人或養蠶繅絲的女人，這些詩產生於南方地區相對自由的氛圍中，對那些從北方流亡到這裡的人來說，是很新奇的。「吳聲歌」大約包括330首詩，45種不同的曲名；「西曲歌」大約包括140首詩，35種曲名。「吳曲歌」中的一個常見標題是《子夜歌》，這個曲名是東晉時期（317—420）一個名叫子夜的歌女所創。其中一首如下：

  歡愁儂亦慘，郎笑我便喜。

  不見連理樹，異根同條起？[189]

  這首詩中所用的「儂」指「我」，是當時的吳地方言。詩中也會運用同音字或者一些詞的多義性，例如另外一首《子夜歌》：

  始欲識郎時，兩心望如一。

  理絲入殘機，何悟不成匹！[190]

  詩中的「絲」與「思」是同音字，而「匹」同時也有「伴侶、配偶」的意思。

  與南方地區的抒情詩不同，北方地區詩歌的語氣相對生硬，有時會有粗魯的玩笑，內容經常與馬和騎手有關。例如下面這首《高陽樂人歌》：

  可憐白鼻?，相將入酒家。

  無錢但共飲，畫地作交賒。[191]

  某些北朝的樂府詩有可能是從其他語言翻譯成漢語的，例如下面這首《折楊柳歌辭》：

  遙看孟津河，楊柳郁婆娑。

  我是虜家兒，不解漢兒歌。[192]

  文人樂府詩

  樂府詩對文人和詩人的影響非常之大，這並不僅僅是因為這些人自己也創作樂府詩，而且還因為樂府詩對後世所有詩歌產生的持續性影響。漢武帝的宮廷樂師李延年（生活在公元前100年前後）就曾經演唱過一些具有樂府風格的五言詩，今天我們能夠看到另外一些此類的詩作，例如伏波將軍馬援（前14—49）的詩。軍旅生活經常會出現在樂府風格的詩作中，曹操就曾創作過多首樂府詩，例如《卻東西門行》，這首詩共分4節，每節有6句或4句五言詩：

  鴻雁出塞北，乃在無人鄉。

  舉翅萬餘里，行止自成行。

  冬節食南稻，春日復北翔。

  田中有轉蓬，隨風遠飄揚。

  長與故根絕，萬歲不相當。

  奈何此征夫，安得去四方！

  戎馬不解鞍，鎧甲不離傍。

  冉冉老將至，何時反故鄉？

  神龍藏深泉，猛獸步高岡。

  狐死歸首丘，故鄉安可忘！[193]

  這首詩在第一節中先講到了一種動物，在第二節中又講到了一種植物，之後的第三節才講到戰場上的士兵。詩的最後一節再次用動物作比，但並不是要像《詩經》那樣說明兩者之間的區別，而是要講明兩者之間的聯繫。在文人樂府詩中，我們也能看到程式化的句子，但數量要少於建立在口傳基礎之上的樂府詩。無法得知具體作者的樂府詩中的一些題材或意向，例如羅敷，也同樣感動著詩人，因此會在文人樂府詩中反覆出現。[194]收錄在《文選》中的《古詩十九首》代表了公元2世紀占據主流地位的樂府詩的詩歌形式，其中的內容大多充滿哀傷，多為感嘆離別或人生短暫之作。[195]這種哀傷的基調也同樣成為接下來幾百年裡詩歌的特點，這些詩歌通常以「建安」這一年號而被標記，曹氏家族是其最重要的代表人物。這些詩絕大多數為五言，但也有一些詩歌使用了更古老的四言形式，例如曹操的《觀滄海》，這首詩可以被認為是中國最早的一首寫景詩。[196]

  東臨碣石，以觀滄海。

  水何澹澹，山島竦峙。

  樹木叢生，百草豐茂。

  秋風蕭瑟，洪波湧起。

  日月之行，若出其中。

  星漢燦爛，若出其里。

  幸甚至哉，歌以詠志。[197]

  這些詩句是一首組詩的開頭部分，是曹操在一次北征之時所作。他在詩中描述了自己的心境，說到了戰爭雖危險艱辛，但他依然對結果充滿樂觀。他這種站在山頂的幸福感和「君臨天下」的感覺在後世的詩中就很少能見到了。不過，即便曹操這樣的梟雄也會在作品中流露出憂思，例如他的兩首《秋胡行》。[198]

  傳世的樂府詩中也有幾首本應會被嚴苛的儒家禮教剔除的作品。最著名的例子是被認為由文學家兼科學家張衡所作的婚禮詩《同聲歌》，詩中用女子的口吻寫愛人的期望，表示自己要順從，並展示了各種房中之術，還提到了一些畫卷以及掌管男女情愛的三個女神之中的素女。[199]這首詩證明了性指導手冊以及春宮圖的存在，後來，這些東西被人厭棄，並遭到儒家正統派的壓制，只在私下流傳，其中一部分被保留在了日本的私人收藏者手中。

  在後世的詩歌中，詩人選取女性作為詩歌敘述主體的情況很常見，這甚至成為某些詩歌類型的特點，例如唐代由女性演唱的早期詞作品。這類作品經常表達哀傷和憂愁之情，卻很少感嘆女性命運，對女性命運的感傷在傅玄（217—278）的一首樂府詩中有所體現。傅玄的大量詩作中只有少量得以傳世，而其中主要為樂府詩。有些詩人創作的樂府詩中也有民謠或勞動歌謠，例如抬棺人歌謠，這些詩向我們展示了中國中古時期[200]的民俗與日常生活。[201]

  傅漢思以李白用樂府舊題所作《蜀道難》為例，總結出樂府文學傳統的一系列特徵。「蜀道難」這個標題應該是在公元5世紀就已經存在的，詩句長短不一，其中有3次加入疊句，只有詩的中間出現了3句傳統樂府的固定句式，即「問君……」「但見……」「又聞……」。唐代標準詩歌通常會避免使用文人樂府詩里的某些表達，特別是一些語法和功能助詞，例如表達修飾和所屬關係的詞，這類詞從表義的角度而言並不是非有不可的。李白的這首詩以四川方言中的感嘆詞作為開頭，從一開始就偏離了當時詩歌的標準語言。對地方神話和傳說典故的使用，也使得這首詩不同於那些通常只用儒家正統文學和題材典故的「高雅」文學。

  作為「樂府詩」流傳至今的文學作品呈現出豐富多彩的樣貌，反映出中國中古初期的地區傳統以及當時總體看來比較開放的氛圍，從後世的角度看，這些都是非正統的——在文學史上，這個階段應該被認為是中國文學最為豐富且成果卓著的時期，唐詩是其發展的巔峰，同時也是結束。

  [1]　關於書寫工具，見「Tools and Vehicles of Writing」（書寫工具）一章，載Tsuenhsuin Tsien（錢存訓）的Written on Bamboo and Silk. The Beginnen of Chinese Books and Inscriptions（《寫在竹帛之上：中國書籍銘文的開始》），芝加哥，1962年。

  [2]　關於中國的墨，見H. Franke（福赫伯）的Kulturgeschichtliches über die chinesische Tusche（《從文化史視角看中國的墨》），載Abh. der Bayer. Akad. d. Wissensch., Phil.-hist. Kl., N. F.，第54期（慕尼黑，1962年）。

  [3]　關於中國紙的製造史，見Th. F. Carter的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in China and Its Spread Westward（《中國印刷術的發明及其向西的傳播》），紐約，1925年，1955年重印；Tsuen-hsuin Tsien（錢存訓）的Written on Bamboo and Silk. The Beginnen of Chinese Books and Inscriptions（《寫在竹帛之上：中國書籍銘文的開始》），芝加哥，1962年；Tsuen-hsuin Tsien的Paper and Printing（《紙與印刷術》），載J. Needham（李約瑟）主編的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中國的科技與文明》），第5卷，第一部分，劍橋，1985年。

  [4]　此處參見L. C. Goodrich（傅路德）的The Development of Printing in China and Its Effect on the Renaissance under the Sung Dynasty（960—1279）（《中國印刷術的發展及其對宋代文化興盛的影響》），載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皇家亞洲文會香港支會會刊》）第3期（1963年），第36—43頁。

  [5]　見K. J. DeWoskin（杜志豪）的A Song for One and Two. Music and the Concept of Art in Early China（《早期中國的音樂和藝術觀》），安娜堡，密西根州，1982年。

  [6]　關於中國書法，見Tseng Yu-ho Ecke（曾佑和）的Chinese Calligraphy（《中國書法》），費城，賓夕法尼亞州，1971年；Shen C. Y. Fu（傅申）主編的Traces of the Brush. Studies in Chinese Calligraphy（《中國書法研究》），紐哈芬，康乃狄克州，1977年；關於在詩歌中使用書法評論的詞彙，見本書第28節「詩話與筆記」。

  [7]　最重要的書法理論著作已經有一部譯成了德語。見R. Goepper的Shu-p'u. Der Traktat zur Schriftkunst des Sung Kuo-t'ing（《孫過庭的〈書譜〉》），威斯巴登，1974年。關於書法的重要文章，也見S. Bush、Hsio-yen Shih（時學顏）主編的Early Chinese Texts on Painting（《早期中國關於繪畫的論文》），劍橋，麻薩諸塞州，1985年。

  [8]　見N. Barnard的The Nature of the Ch'in "Reform of the Script" as Reflected in Archeological Documents Excavated under Conditions of Control（《從考古文獻看秦朝文字改革的本質》），載D. T. Roy（芮效衛）、Tsuen-hsuin Tsien（錢存訓）主編的Ancient China. Studies in Early Chinese Civilization（《古代中國：中國早期文明研究》），香港，1978年，第181—213頁。關於李斯和秦統一中國的主要文獻，見D. Bodde（卜德）的China's First Uni?er. A Study of the Ch'in Dynasty as Seen in the Life of Li Ssu 280?-208 B.C.（《中國的第一個統一者：從李斯（前280？—前208）的生平看秦朝》），萊頓，1938年。

  [9] 《漢書》卷三十。

  [10]　參見A. Schlombs（施龍伯）的Huai-su and the Origins of Wild Cursive Script in Chinese Calligraphy（《懷素和中國書法中的狂草》），斯圖加特，1991年。

  [11]　Tsuen-hsuin Tsien（錢存訓）：Written on Bamboo and Silk. The Beginnen of chinese Books and Inscriptions（《寫在竹帛之上：中國書籍銘文的開始》）。

  [12]　關於書籍印刷術的歷史，見以上列舉過的文獻，以及D. Twitchett（崔瑞德）的Printing and Publishing in Medieval China（《中國中古時期的印刷與出版》），倫敦，1983年。也見F. W. Mote（牟復禮）等（編）的Calligraphy and the East Asian Book（《書法與東亞書》）， The Gest Library Journal（《葛斯德圖書館學報》）Special Catalogue Issue（特刊號），第2卷，第2期（1988年春季）。

  [13]　公元前219年的泰山秦刻石，如今還留有9個字（見《考古》1975年第1期）。

  [14]　見P. B. Ebrey（伊沛霞）的「Later Han Stone Inscriptions」（《東漢石刻文》），載HJAS（《哈佛亞洲研究學刊》）第40期（1980年），第325—353頁。

  [15] 《全後漢文》卷七十五。

  [16] 〔清〕王昶：《金石萃編》，卷十八。

  [17]　對各種體裁不同稱謂的概述，見E. D. Edwards的A Classi?ed Guide to the Thirteen Classes of Chinese Prose（《中國散文的13種分類》），載BSOAS（《倫敦大學東方與非洲學院院刊》）第12期（1948年），第770—788頁。

  [18] 《文選》卷五十二。

  [19]　譯文，見B. Karlgren（高本漢）的The Book of Documents（《尚書》），斯德哥爾摩，1950年，第59頁等。

  [20]　關於書信這種體裁，見Eva Chung（鍾元華）的A Study of the 'shu' (Letters) of the Han Dynasty (206 B.C.-A.D.220)（《漢代〈書〉研究》），華盛頓大學，博士論文，1982年。

  [21] 《史記》李斯列傳第二十七；D. Bodde（卜德）的China's First Uni?er. A Study of the Ch'in Dynasty as Seen in the Life of Li Ssu 280?-208 B.C.（《中國的第一個統一者：從李斯的生平看秦朝》），萊頓，1938年，第15—21頁；E. v. Zach的Die Chinesische Anthologie（《中國文學選集》2卷本），劍橋，麻薩諸塞州，1958年，第2卷，第716—719頁。

  [22]　收錄奏議的文集中，最著名的一部是由黃淮（1367—1449）和楊士奇（1365—1444）等編著、並於1416年刊行的《歷代名臣奏議》。

  [23]　這部文集的編纂從1808年開始，到1836年完成。

  [24]　M. Loewe（魯惟一）的Records of Han Administration（《漢政記錄》），2卷本，劍橋，1967年。

  [25]　見E. v. Zach的Die Chinesische Anthologie（《中國文學選集》2卷本），劍橋，麻薩諸塞州，1958年，第2卷，第770頁等。

  [26] 〔清〕李兆洛：《駢體文鈔》卷十九。

  [27]　這封書信被收錄於《漢書》卷六十二和《文選》卷四十一中。——關於信的日期，我在這裡採用的是王國維和Burton Watson（華茲生）的提法。見B. Watson的Ssu-ma Ch'ien. Grand Historian of China（《司馬遷：中國的偉大史學家》），紐約，1958年，第194—198頁，其中第57—67頁有這封信的英語譯文。

  [28] 《文選》卷四十一；《漢書》卷六十六。

  [29] 《文選》卷四十二。

  [30]　關於這種關係，見P. B. Ebrey（伊沛霞）的Patron-Client Relations in the Later Han（《東漢的宗師與門生關係》），載JAOS（《美國東方學會會刊》）第103期（1983年），第533—542頁。

  [31]　見J. Mirsky的Sir Aurel Stein. Archaeological Explorer（《考古探險家奧利爾·斯坦因爵士》），芝加哥，1977年。

  [32]　見Eva Chung（鍾元華）的A Study of the 'shu' (Letters) of the Han Dynasty (206 B.C.-A.D.220)（《漢代〈書〉研究》），華盛頓大學，博士論文，1982年，第206頁等；參見é. Chavannes（沙畹），插圖398：Les Documents chinois découverts par Aurel Stein（奧利爾·斯坦因爵士發現的中文檔案），牛津，1913年。

  [33]　居延也被稱為哈拉浩特；見M. Loewe（魯惟一）的Records of Han Administration（《漢政記錄》），2卷本，劍橋，1967年。

  [34] 《文選》卷四十一。

  [35] 《後漢書》卷二十三。

  [36]　收錄於《全後漢文》卷二十二。

  [37] 《全後漢文》卷六十六、卷九十六。

  [38]　關於這些規定及其對於宋代（960—1279）的影響，見B. E. McKnight（馬伯良）的Patterns of Law and Patterns of Thought. Speci?cations (shih) of Sung China（《法律模式和思想模式：宋代中國的規則》），載JAOS（《美國東方學會會刊》）第102期（1982年），第323—331頁。

  [39]　P. B. Ebrey（伊沛霞）的T'ang Guides to Verbal Etiquette（《唐代的語言禮儀》），載HJAS（《哈佛亞洲研究學刊》）第45期（1985年），第581—613頁。

  [40]　P. B. Ebrey（伊沛霞）的T'ang Guides to Verbal Etiquette（《唐代的語言禮儀》），載HJAS（《哈佛亞洲研究學刊》）第45期（1985年），第581—613頁。

  [41]　關於儒生地位的上升，見Hu Shih（胡適）的Der Ursprung der Ju（《儒的起源》），載Sinica Sonderausgabe（《漢學特刊》）， 1935年，第141—171頁；1936年，第1—42頁；O. Franke（佛蘭閣）的Die Konfuzianisierung des Staats（《國家的儒家化》），載O. Franke的Geschichte des chinesischen Reiches（《中華帝國歷史》）第1卷（柏林，1930年），第295—320頁；R. P. Kramers的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nfucian Schools（《儒學的發展》），載D. Twitchett（崔瑞德）、M. Loewe（魯惟一）主編的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劍橋中國史》）第1卷（劍橋，1986年），第747—765頁；Anne Cheng（程艾蘭）的étude sur le confucianisme Han. L'élaboration d'une tradition exégétique sur les classiques（《漢儒研究：訓詁學傳統的發展》），巴黎，1985年；J. K. Shryock的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tate Cult of Confucius（《孔子的國家崇拜之起源與發展》），費城，賓夕法尼亞州，1932年；B. E. Wallaker的Han Confucianism and Confucians in Han（《漢儒及漢代之儒》），載D. Roy（芮效衛）、Tsuen-hsuin Tsien（錢存訓）主編的Ancient China. Studies in Early Chinese Civilization（《古代中國：早期中國文明研究》），香港，1978年，第216—228頁；W. Seufert的Urkunden zur staatlichen Neuordnung unter der Han-Dynastie（《漢代國家轉型的資料》），載MSOS（《東方語言研討會報告》），第23—25卷（1922年），第1—50頁，含漢武帝三份詔書以及董仲舒悼文的譯文。

  [42]　見H. Maspero（馬伯樂）的Li ming-t'ang et la crise religieuse chinoise avant les Han（《「明堂」及漢代之前中國的宗教危機》），載MCB（《漢學與佛學叢刊》）第9期（1948—1951），第1—71頁。

  [43]　到目前為止，這部著作只有節譯本：E. Morgan的Tao, The Great Luminant（倫敦，1933年）；E. Kraft的Zum Huai-nan-tzu，載MS（《華裔學志》）第16期（1957年），第191—286頁，以及MS第17期（1958年），第128—207頁；Ch. LeBlanc（白光華）的Huai-nan-tzu. Philosophical Synthesis in Early Han Thought. The Idea of Resonance (kan-ying).With a Translation and Analysis of Chapter Six（《〈淮南子〉：漢初的哲學思想，共鳴的理想，含第六章的翻譯與分析》），香港，1985年；C. Larre（顧從義）的Le Traité VII du Houai Nan Tzeu（《淮南子》第七卷），台北，1982年；B. E. Wallacker的The Huainan-tzu, Book Eleven. Behavior, Culture and the Cosmos（《淮南子》第十一卷：行為、文化和宇宙），紐哈芬，康乃狄克州，1962年；亦見R. T. Ames（安樂哲）的研究：The Art of Rulership. A Study in Ancient Chinese Political Thought（《統治的藝術：中國古代政治思想研究》），火奴魯魯，夏威夷，1983年，第167—209頁為《淮南子》卷9的譯文。

  [44]　關於3世紀至4世紀的「經文博士」，見Kaga Eiji的Chūgoku koten kaishakushi（《中國經學史》），東京，1964年；關於「經文博士」歷史的主要文獻，有周予同（1898—1981）的《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上海，1983年）。

  [45]　此處參見D. K. Gardner的Principle and Pedagogy. Chu Hsi and the Four Books（《原則與教育：朱子和〈四書〉》），載HJAS（《哈佛亞洲研究學刊》）第44期（1984年），第57—81頁；以及D. K. Gardner的Transmitting the Way. Chu His and Hsi Program of Learning（《朱熹和他的教育理念》），載HJAS（《哈佛亞洲研究學刊》）第49期（1989年），第141—172頁。——在這部作品中，對於《中庸》的語言研究找到了不同的文本層次，研究者們的某些結論相互之間差別很大，其中一部包含德語譯文的論文為P. Weber-Sch?fer的Der Edle und der Weise. Oikumenische und imperiale Repr?sentation der Menschheit im Chung-yung, einer didaktischen Schrift des Frühkonfuzianismus（《君子與賢者：早期儒家著作〈中庸〉中對人性的討論》），慕尼黑，1963年；亦見E. R. Hughes（修中誠）的The Great Learning & The Mean-inAction（《〈大學〉與〈中庸〉》），倫敦，1942年。較新的研究有Wei-ming Tu（杜維明）的Centrality and Commonality. An Essay on Chung-yung（《集中與集體：論〈中庸〉》），火奴魯魯，夏威夷，1976年。

  [46] 《漢書》卷二十七——關於董仲舒，見P. Weber-Sch?fer的Oikumene und Imperium. Studien zur Ziviltheologie des chinesischen Kaiserreichs（《普世與帝國：中華帝國的人間神學》），慕尼黑，1968年，第227頁等；S. C. Davidson（戴偉生）的Tung Chungshu and the Origins of Imperial Confucianism（《董仲舒與帝國儒學的起源》），威斯康星大學，博士論文，1982年。董仲舒重要作品的譯本，有R. H. Gassmann（高思曼）的Tung Chung-shu. Ch'unch'iu fan-lu. ppiger Tau des Frühling-und HerbstKlassikers（《董仲舒和〈春秋繁露〉》），伯爾尼，1988年；關於這個話題的一篇重要的博士論文，為美國Tzey-yueh Tain（田則岳）的Tung Chung-shu's System of Thought. Its Sources and Its Influence on Han Scholars（《董仲舒的思想體系、來源及其對中國學者的影響》），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博士論文，1974年；亦見O. Franke（佛蘭閣）一篇早期的論文Studien zur Geschichte des konfuzianischen Dogmas und der chinesischen Staatsreligion. Das Problem des Tsch'un-ts'iu und Tung Tschung-shu's Tsch'un-ts'iu fan-lu（《儒家教義和中國國家宗教的歷史研究：〈春秋〉及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漢堡，1920年。

  [47]　J. J. M. de Groot（高延）的Universismus. Die Grundlage der Religion und Ethik, des Staatswesens und der Wissenschaften Chinas（《宇宙：中國宗教與倫理、國家制度和科學的基礎》），柏林，1918年；對高延觀點的批評，見H. Roetz（羅哲海）的著作Mensch und Natur im alten China（《古代中國的人和自然》），法蘭克福，1984年。

  [48] 《漢書》卷八十八。

  [49]　研究這類著作的主要是日本漢學家福井康順。亦見J. L. Dull（杜敬軻）的A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to the Apocrypha (ch'an-wei) Texts of the Han Dynasty（《漢代讖緯之作的歷史介紹》），華盛頓大學，博士論文，1966年。

  [50]　此處參見Tjan Tjoe Som（曾祖森）的研究與譯文：Po hu t'ung. The Comprehensivce Discussions in the White Tiger Hall（《白虎堂論戰》），2卷本，萊頓，1949—1952年。

  [51] 《禮記》的譯本包括：J. Legge（理雅各）的The Sacred Books of China. The Texts of Confucianism, Part III and IV（牛津，1885年）；R. Wilhelm（衛禮賢）的Li Gi. Das Buch der Sitte des ?lteren und jüngeren Dai（耶拿，1930年）。《儀禮》的譯本有J. Steele的The I-li or Book of Etiquette and Ceremonial， 2卷本（倫敦，1917年）。《周禮》的譯本有é. Biot（畢甌）的Le Tcheou-li ou Rites des Tscheou，2卷本（巴黎，1851年）。

  [52]　見E. M. Gale的Discourses on Salt and Iron（《鹽鐵論》），萊頓，1931年）；E. M. Gale的Discourses on Salt and Iron（《鹽鐵論》），載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皇家亞洲文會北華支會會刊》）第65期（1934年），第73—110頁；D. Baudry-Weulersse、J. Levi、P. Baudry的Dispute sur le sel et le fer（《鹽鐵論》），巴黎，1978年。

  [53]　這部著作唯一一部西方語言的全譯本，為A. Forke（佛爾克）的Lun-Heng，2卷本（倫敦，1907—1911年）。

  [54]　T. Pokora的Hsin-lun (New Treatise), and Other Writings by Huang T'an（前43—28）（《桓譚的〈新論〉及其他著作》），安娜堡，密西根州，1985年。

  [55]　M. Barnett的The Han Philosophy Yang Xiong. An Appeal for Unity in an Age of Discord（《漢代哲學家揚雄：分裂時期的統一論》），華盛頓喬治城大學，博士論文，1983年；E. v. Zach的Yang Hiung's Fa-yen (Worte strenger Ermahnung)（《揚雄的〈法言〉》），巴達維亞，1939年；D. Walters的The T'ai Hsüan Ching. The Hidden Classic（《〈太玄經〉：隱藏的經典》），惠靈頓，1983年。

  [56]　見F. Kuhn的Das Dschong Lun des Tsui Schi, eine konfuzianische Rechtfertigung der Diktatur aus der Han-Zeit (2. Jh. n. Chr.)（《崔寔的〈政論〉：儒學對漢代獨裁政權的辯護》），載Abh. d. k?nigl. Preuss. Akad. d. Wiss.， 1914年，Phil.-hist. Kl.，第4期（柏林，1914年）。

  [57]　見Ch'i-yün Ch'en的Hsün Yüeh and the Mind of Late Han China. A Translation of Shen-chien（《荀悅和後漢思潮》），普林斯頓，新澤西州，1980年。

  [58]　持對立觀點的有H. Wilhelm的The Scholar's Frustration. Notes on a Type of "Fu"（《學者的挫折：論「賦」的一種》），載J. K. Fairbank（費正清）編的Chinese Thought and Institutions（《中國的思想和制度》），芝加哥，1957年，第310—319頁。關於「賦」的重要文獻，有G. Margouli?s（馬古禮）的Le "Fou" dans les Wen-siuan. étude et textes（《〈文選〉中的賦文研究》），巴黎，1926年；A. Waley的The Temple and Other Poems（《郊廟歌辭及其他》），倫敦，1923年；F. A. Bischoff（比肖夫）的Interpreting the Fu. A Study in Chinese Literary Rhetoric（《釋賦：中國文學修辭學研究》），威斯巴登，1976年；B. Watson（華茲生）的Chinese Rhyme-Prose. Poems in the Fu Form from the Han and Six Dynasties Period（《漢魏六朝賦選》），紐約，1971年；D. J. Levy的Constructing Sequences. Another Look at the Principle of Fu "Enumeration"（《有節奏的結構：賦中的「列舉」另解》），載HJAS（《哈佛亞洲研究學刊》）第46期（1986年），第471—493頁；D. R. Knechtges（康達維）的Wen xuan, or Selections of Re?ned Literature（《〈文選〉，文學的精選集》），第1、2卷，普林斯頓，新澤西州，1982年、1987年。

  [59] 《漢書》卷三十。

  [60]　D. R. Knechtges（康達維）、J. Swanson的Seven Stimuli for the Prince. The Ch'i-fa of Mei Ch'eng（《給太子的七個建議：枚乘的〈七發〉》），載MS（《華裔學志》）第29期（1971年），第99—116頁；V. H. Mair（梅維恆）的Mei Cherng's "Seven Stimuli" and Wang Boe's "Pavilion of the King Terng". Chinese Poems for Princes（《枚乘的〈七發〉和王勃的〈滕王閣序〉：寫給皇子們的詩》），劉易斯頓，1988年。

  [61]　D. Harper（夏德安）的Wang Yen-shou's Nightmare Poem（《王延壽的〈夢賦〉》），載HJAS（《哈佛亞洲研究學院》）第47期（1987年），第239—283頁。

  [62]　L. Fusek的The "Kao-t'ang fu"（《高唐賦》），載MS（《華裔學志》）第30期（1972—1973），第392—425頁。

  [63]　D. R. Knechtges（康達維）的The Han Rhapsody. A Study of the Fu of Yang Hsiung （前53—18）（《漢賦：揚雄賦研究》），劍橋，1976年，第13頁等。

  [64]　J. R. Hightower（海陶瑋）的Chia Yi's Owl Fu（《賈誼的〈鵩鳥賦〉》），載AM（《亞洲專刊》）第7期（1959年），第125—130頁。

  [65]　載G. Debon（德博）編的Ostasiatische Literaturen（《東亞文學》），威斯巴登，1984年，第14頁。

  [66]　見E. V. Zach的Die Chinesische Anthologie（《中國文學選集》2卷本），劍橋，麻薩諸塞州，1958年，第116頁。

  [67]　同上，第117頁。

  [68]　同上，第114頁。

  [69]　譯本見B. Watson（華茲生）的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of China（《中國大歷史家記》），第1卷（紐約，1971年），第301—321頁以及第332—335頁；Y. Hervouet（吳德明）的Un Po? de cour sous les Han. Sseu-ma Siang-jou（《漢朝的宮廷詩人：司馬相如》），巴黎，1964年；D. R. Knechtges（康達維）的Ssu-ma Hsiang-ju's "Tall Gate Rhapsody"（《司馬相如的〈長門賦〉》），載HJAS（《哈佛亞洲研究學刊》）第41期（1981年），第47—64頁。

  [70]　D. R. Knechtges（康達維）的The Han Rhapsody. A Study of the Fu of Yang Hsiung （前53—18）（《漢賦：揚雄賦研究》），劍橋，1976年，第13頁等。

  [71] 《文選》卷七；譯文見E. v. Zach的Die Chinesische Anthologie（《中國文學選集》2卷本），劍橋，麻薩諸塞州，1958年，第1卷，第93—98頁；亦見E. C. Kopertsky的Two Fu on Sacri?ces by Yang Hsiung, The Fu on Kan-ch'üan and The Fu on Ho-tung（《揚雄的兩篇賦：〈甘泉賦〉和〈河東賦〉》），載JOS（《東方文化》）第10期（1972年），第85—118頁。

  [72]　F. A. Bischoff（比肖夫）曾經用後來的賦文作品為例，說明賦的這種多義性；見F. A. Bischoff（比肖夫）的Interpreting the Fu. A Study in Chinese Literary Rhetoric（《釋賦：中國文學修辭學研究》），威斯巴登，1976年。

  [73]　見D. R. Knechtes（康達維）的Wenxuan（《文選》），第1卷，第67頁；E. v. Zach的Die Chinesische Anthologie（《中國文學選集》2卷本），劍橋，麻薩諸塞州，1958年，第1卷，第109頁。

  [74]　關於王粲的賦，見Ronald C. Miao（繆文杰）的Early Medieval Chinese Poetry. The Life and Verse of Wang Ts'an（A. D. 177-217）（《中國中古時期早期的詩歌：王粲的生平與詩作》），威斯巴登，1982年，第225—293頁；D. Altieri的On Structure and Theme in Wang Ts'an's "Ascending the Tower Fu"（《論王粲〈登樓賦〉的結構與主題》），載LEW 19（1975年），第195—204頁；參見B. Watson（華茲生）的Chinese Rhyme-Prose. Poems in the Fu Form from the Han and Six Dynasties Period（《漢魏六朝賦選》），紐約，1971年，第52頁等；關於登山與文學作品之間的關係，見H. Schmidt-Glintzer（施寒微）的Bergbesteigungen in China-Zu Wandlungen und Dauerhaftigkeit einer Daseinsmetapher（《中國的登山主題：生存隱喻的變化與延續》），載E. von Schulter主編的1985年9月16日至20日維爾茨堡第二十三屆德國東方學大會論文集（威斯巴登，1989年），第469—481頁。

  [75]　見J. R. Hightower（海陶瑋）的The Fu of T'ao Ch'ien（《陶潛的賦》），載HJAS（《哈佛亞洲研究學刊》）第17期（1954年），第169—230頁，特別是第169頁等。

  [76]　譯本見E. v. Zach的Die Chinesische Anthologie（《中國文學選集》2卷本），劍橋，麻薩諸塞州，1958年，第1卷，第262—265頁。

  [77]　譯本見E. v. Zach的Die Chinesische Anthologie（《中國文學選集》2卷本），劍橋，麻薩諸塞州，1958年，第1卷，第262—268頁，以及B. Watson（華茲生）的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of China（《中國大歷史家記》），第1卷（紐約，1971年），第55頁等。關於後世對這個題材的使用，見E. H. Schafer的The Divine Woman. Dragon Ladies and Rain Maidens in T'ang Literature（《神女：唐代文學中的龍女和雨神》），伯克利，加利福尼亞州，1972年。

  [78]　見「對精緻與美的矛盾觀點」一節，即本書第12節。

  [79]　收錄賦文作品最多的文集，是1706年編輯完成的《歷代賦匯》，其中收錄作品約3500件。

  [80]　見E. R. Hughes（修中誠）的Two Chinese Poets. Vignettes of Han Life and Thought（《兩首中國詩：漢代生活及思想》），普林斯頓，新澤西州，1960年。

  [81]　見D. R. Knechtges（康達維）的A Journey to Morality. Chang Heng's The Rhapsody on Pondering the Mystery（《道德之旅：張衡通幽之賦》）載Chan Ping-Leung（陳炳良）等主編的Essays in Commemeration of the Golden Jubilee of the Fu Ping Shan Library（1932—1982）（《馮平山圖書館落成60周年紀念文集》），香港，1982年，第162—182頁。

  [82]　S. Owen（宇文所安）的Hsieh Hui-lien's "Snow Fu". A Structural Study（《謝惠連的〈雪賦〉：結構研究》），載JAOS（《美國東方學會會刊》）第94期（1974年），第14—23頁。

  [83]　W. T. Graham, Jr.的The Lament for the South. Yü Hsin's "Ai Chiang-nan fu"（《庾信的〈哀江南賦〉》），劍橋，1980年。

  [84]　譯本見B. Watson（華茲生）的Chinese Rhyme-Prose. Poems in the Fu Form from the Han and Six Dynasties Period（《漢魏六朝賦選》），紐約，1971年，第96頁等，以及H. H. Frankel（傅漢思）的The Flowering Plum and the Palace Lady. Interpretations of Chinese Poetry（《梅花與宮闈佳麗：解讀中國詩》），紐哈芬，康乃狄克州，1976年。

  [85]　見H. H. Frankel（傅漢思），同上，第79頁等。參見G. Debon（德博）的Chinesische Dichtung. Geschichte, Struktur, Theorie（《中國詩：歷史、結構、理論》），萊頓，1989年，第75頁等，關於詞條「Hyperbel」的解釋。

  [86]　參見H. H. Frankel的The Flowering Plum and the Palace Lady. Interpretations of Chinese Poetry（《梅花與宮闈佳麗：解讀中國詩》），紐哈芬，康乃狄克州，1976年，第81頁等。

  [87] 《文選》卷十三。

  [88]　見James J. Y. Liu（劉若愚）的Major Lyricists of the Northern Sung, A.D. 960-1126（《北宋六大詞家》），普林斯頓，新澤西州，1974年，第121頁等。

  [89]　E. H. Schafer曾研究過為返回日本的求學僧所寫的贈別詩：Fu-sang and Beyond. The Haunted Seas to Japan（《扶桑與彼岸：跨越危險的海洋》），載JAOS（《美國東方學會會刊》）第109期（1989年），第379—399頁。

  [90]　譯文參見D. Hawkes的The Songs of the South（《楚辭》），哈莫茨沃斯，1985年，第244頁。

  [91]　C. D. LeGros Clerk的The Prose-Poetry of Su Tung-p'o（《蘇賦》），上海，1935年。

  [92]　同上。

  [93]　對中國史書著作的概括性描述，見R. Trauzettel（陶德文）的Die chinesische Geschichtsschreibung（《中國的史書創作》），載G. Debon（德博）主編，Ostasiatische Literaturen（《東亞文學》），第77—90頁；Ch. Gardner的Chinese Traditional Historiography（《中國傳統史學》），劍橋，麻薩諸塞州，1939年，1961年新版。重要論文，收錄於W. G. Beasley（畢斯里）、E. G. Pulleyblank（蒲立本）主編的Historians of China and Japan（《中日史學家》），倫敦，1961年；工具書和辭典中對史書的簡要論述，見E. Wilkinson（魏根深）的The History of Imperial China. A Research Guide（《中國近代以前歷史研究手冊》），劍橋，麻薩諸塞州，1973年；D. D. Leslie（李渡南）等主編的Essays on the Sources for Chinese History（《中文史料論集》），坎培拉，1973年；Yu-shan Han（韓玉珊）的Elements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中國史學基礎》），好萊塢，加利福尼亞州，1955年。公元1世紀到10世紀的斷代史譯本輯錄，見H. H. Frankel（傅漢思）的Catalogue of Translations from the Chinese Dynastic Histories for the Period 220-960（《中古史譯文目錄》），伯克利，加利福尼亞州，1957年。

  [94]　關於司馬遷和他的著作，見B. Watson（華茲生）的Chinese Rhyme-Prose. Poems in the Fu Form from the Han and Six Dynasties Period（《漢魏六朝賦選》），紐約，1971年；Ching-chuan Dzo（左景權）的Sseuma Ts'ien et l'histoire chinose（《司馬遷與中國歷史》），巴黎，1978年。重要的譯本（全部為節譯本），有é. Chavannes（沙畹）的Les mémoires historiques de Se-ma Ts'ien（《司馬遷的〈史記〉》），巴黎，1895—1905年，1969年，6卷本；B. Watson（華茲生）的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of China, Ssu-ma Ch'ien（《司馬遷：中國偉大史學家》），2卷本（紐約，1961年）；D. Bodde（卜德）的Statesman, Patriot and General in Ancient China（《古代中國的政治家、愛國者和將軍》），紐哈芬，康乃狄克州，1940年；E. Haenisch的Gestalten aus der Zeit der chinesischen Hegemoniek?mpfe. bersetzungen aus Sze-ma Ts'ien's Historischen Denkwürdigkeiten（《中國霸權時代的人物：司馬遷〈史記〉節譯》），威斯巴登，1962年；F. A. Kierman Jr.的Ssu-ma Ch'ien's Historical Attitude as Re?ected in Four Late Warring States Biographies（《從戰國後期四篇傳記看司馬遷的史學態度》），威斯巴登，1962年；Hsien-yi Yang（楊憲益）、Glady Yang（戴乃迭）的Selections from Records of the Historian, Written by Szuma Chien（《司馬遷〈史記〉選集》），北京，1979年。

  [95]　意為「傳記」。——譯者注

  [96]　關於這種做法，見W. Bauer（鮑吾剛）的Das Antlitz Chinas. Autobiographische Selbstzeugnisse von den Anf?ngen bis zur Gegenwart（《中國人的自我畫像：古今中國自傳體文學、文獻綜述》），慕尼黑，1990年。

  [97]　關於《史記》版本真實性的考證，見A. F. P. Hulsewé（何四維）的The Problem of the Authenticity of Shichi ch. 123. The Memoir on Ta Yüan（《〈史記〉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傳」的真實性問題》，載TP（《通報》）第61期（1975年），第83—147頁；Y. Hervouet（吳德明）的La valeur relative des textes du Che ki et du Han chou（《論〈史記〉和〈漢書〉文獻的相對價值》），載Mélanges offerts ? Monsieur Paul Demiéville，第2卷（巴黎，1974年），第55—76頁。

  [98]　對於這種特點的論述，見W. Eberhard（艾博華）的The Political Function of Astronomy and Astronomers in Han China（《中國漢代天文學的政治功能》），載J. K. Fairbank（費正清）主編的Chinese Thought and Institutions（《中國的思想和制度》），芝加哥，1957年，第33—70頁；W. Eberhard的Sternkunde und Weltbild im alten China. Gesammelte Aufs?tze（《中國古代的星相學與世界觀論文集》），台北，1970年；W. Eichhorn（艾士宏）的Die alte chinesische Religion und das Staatskultwesen（《中國古代宗教與國家崇拜》），萊頓，1976年；H. Bielenstein（畢漢思）的Han Portents and Prognostications（《漢代的徵兆與預言》），載BMFEA（《遠東文物博物館館刊》）第56期（1984年），第97—112頁；H. Schmidt-Glintzer（施寒微）的Die Manipulation von Omina und ihre Beurteilung bei Hofe. Das Beispiel der Himmelsbriefe Wang Ch'in-jos unter Chen-tsung (regierte 998-1023)（《對預兆的操縱與宮廷的態度：以宋真宗年間王欽若的「天書」事件為例》），載Asiatische Studien（《亞洲研究》）第35期（1981年），第1頁等。

  [99]　見B. Watson（華茲生）， Ssu-ma Ch'ien. Grand Historian of China（《司馬遷：中國的偉大史學家》），第87頁等。

  [100]　關於司馬遷對文學的觀點及其風格，見J. L. Kroll的Ssu-ma Ch'ien's Literary Theory and Literary Practice（《司馬遷的文學理論與文學創作》），載Altorientalische Forschungen（《古代東方研究》）第4期（1966年），第313—325頁；J. R. Allen III的An Introductory Study of Narrative Structure in the Shiji（《〈史記〉敘事結構初探》），載CLEAR（《中國文學》）3.1（1981年），第31—66頁。

  [101] 《史記·項羽本紀》。

  [102] 《史記·項羽本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