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朝代史的標準化

  司馬遷的《史記》

  歷史記錄、傳說、英雄故事和逸事，一方面以口傳形式，一方面以很早就開始的檔案與作品集形式，構成了新型歷史創作的基礎和原始資料。這種新型歷史創作既源於新王朝的需求，同時也是知識精英尋找自我定位的方式。歷史學家司馬遷通過他的著作《史記》確立了一種新的體例，其目的就是希望避免將相互關聯的事件割裂開來的編年的方式。

  雖然歷史撰寫者從一開始就知道，想在按照時間順序敘述的同時兼顧與某一人物或者某一事實相關聯的事件是很困難的，但這種通過《春秋》確立下來的、後來被稱為「編年體」的純粹依照事件發生順序進行撰寫的形式存在了很久才被取代。在按照《春秋》結構撰寫的《國語》和《戰國策》中，我們已經能夠看到新形式的萌芽，至少從它們流傳下來的形式看，這些作品是按照各個國家來歸納材料的，只是在每個國家之下才按照時間順序來記述。但直到司馬遷《史記》的出現，這個問題才找到令人信服的解決辦法，並從此為後世所有正史提供了範例。[93]

  《史記》是「紀傳體通史」的開端，它是從上古時期一直記錄到成書的時代，所以這部著作跨越了若干個朝代。這一類的史書除了《史記》，還包括後來的《南史》《北史》和《五代史》。[94]司馬遷的排序方式綜合了編年、論著和傳記的特點，這種排序應該是建立在對於對應體系、數字關係、排列方式已高度熟悉的推測方法的基礎上的，這些方法已經在其他一些著作中有所體現，例如《呂氏春秋》。對《史記》排序所具有的象徵意義雖然有各種猜測，但是直到今天也沒有確鑿的證據。

  《史記》共130卷，50餘萬字，由5部分組成：本紀（12卷）、表（10卷）、書（8卷）、世家（30卷）、列傳（70卷）。由此，後世所有朝代「正史」的體例得以確立，只是這些史書並不總是包括所有的這五個部分，並且各個部分的比重也不盡相同。

  這些分組或者至少是分組的名稱，並不都是司馬遷或他父親司馬談（卒於前110年）的發明，司馬遷只是繼續並完成了他父親的工作。在這裡，我們也只是出於簡化的目的才不說《史記》的作者們。司馬遷所作的「本紀」和其他一些內容應該是有樣本的，不過將不同的記述方式結合在一起，這一點是全新的。「本紀」按照時間順序記載了歷史上的帝王和王族；「表」之前的短文用來介紹官職的授予或更換等此類事件；「書」在後來的史書中也稱為「志」，記載的內容涉及曆法、禮樂制度等；「世家」記述了周代及漢代早期王侯封國的史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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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記》中占據最大篇幅的部分是「列傳」，這一點在後世的正史作品中也是一樣。將「列傳」譯為德語的Biographien[95]肯定是不完全準確的。撰寫於唐代的《晉書》是關於晉朝的正史，這部史書中增加了「載記」，內容是對鄰國（後來經常被當成不合法的）的某些人物事跡的記載，這一部分通常是放在「列傳」末尾的。《史記》「列傳」部分的最後一卷，即卷一百三十，是作者的後記，帶有極強的自傳性質。在這個後記里，司馬遷沿襲的是給自己作品添加自傳性質後記的傳統。[96]

  司馬遷在如何排列歷史資料方面找到的解決方案，後人始終沒能再突破，但依照時間線索編排事件的「編年體」，以及依照時間線索、同時按照事件與題材進行編排的「紀傳體」存在的問題也不斷有人看到並提出。根據《文心雕龍·史傳第十六》中所寫，劉勰顯然很清楚司馬遷所選擇的這種體例有冗長和不完整的危險，但劉勰也跟其他人一樣，不能跳出「編年體」和「紀傳體」的框子。正是在這個前提下，我們才能夠理解為什麼從宋代開始，經常會有人試著將按照事件線索編排好的史書從事實角度重新編排，這種書通常被冠以「某某紀事本末」的名稱。

  司馬遷對他家族的成就顯然評價非常高，他認為自己承繼的是孔子的傳統（顯然，這並不妨礙他對某些道家傳統思想的好感）。他強調說，自己的著作並不只是寫給同代人的，而是為「後世聖人君子」所作。他這樣寫的時候，恐怕並沒有意識到自己的這句話真的會成為事實。因為《史記》一開始並沒有引起重視，後來是因司馬遷的外孫楊惲才流傳開來，當時《史記》已部分缺失，這些缺失的部分後來由褚少孫根據標題補續。[97]儘管一開始被人忽視，但《史記》後來成為中國史書中的巨著，並擁有了諸多註疏。

  司馬遷在講述自己的想法和價值判斷時顯得很謹慎，這一點應該與漢武帝時期刻板嚴苛的政治風格有關，所以他在評判功過時經常使用一些隱晦的表達方式。司馬遷本是被迫將史料分在不同的章節中，但這種做法實際上巧妙地避開了自己的評論與當時政治風氣相衝突的問題。當同一歷史事件有兩個或兩個以上主要參與者的時候，他遵循不重複敘述的原則，將事件歸在核心人物之下，偶爾提到其他人物，同時，他對於主要人物的負面性格經常是在一個地方閉口不提，而放在另一個地方去寫。這種「互見法」很早就被人注意到，宋代學者蘇洵（1009—1066）在他的《史論》中就曾明確地提到了這種方法。同時，蘇洵還指出，司馬遷在人物負面性格非常突出的情況下，也不忘給人物尋找好的一面。蘇洵舉《史記》卷八十一中為廉頗所作之傳作為「互見法」的範例。在《廉頗藺相如列傳》中，廉頗這位將軍的形象光輝燦爛，在後來的歷史事件中，他又曾經做出過不採取某項軍事行動的錯誤建議，這部分內容被放在了下文的趙奢列傳中去講述。但對那些總體是負面形象的人物，司馬遷只是在每一卷末尾的「論贊」中才會去為他們尋找好的一面。

  漢代人篤信上天的預兆，這一點也體現在了史書的創作中。司馬遷巧妙地將這些吉凶的預兆納入了自己的敘述中，用這個方式修飾他的內容。由於不僅是百姓的世界觀中有神仙思想，文人階層也有，且該思想是進行政治討論和形成意見的重要手段，因而成了史書創作的重要元素。同時，由於公眾在政治中扮演的角色越來越重要，後來還形成了一種帶有插圖的預言性質的文章，只是這類文章常常被人懷疑是為了百姓的情緒和挑起叛亂。[98]司馬談和他的兒子司馬遷不僅僅是記述史實，同時也會進行評論，這一點在敘述部分比較隱晦，只是在論贊部分會體現得比較明顯。此外，這兩位歷史學家看上去對自己評判的「邏輯性」是清楚的，因為他們稱自己對過去事件的論述是「空言」，這是指只起褒貶作用而不見用於當世的言論主張。這個概念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就曾經使用過，應該是來自「公羊派」。不過，「空言」這個詞在《史記》的某些地方也被用作「空話」之意，《易經》中的「空言」就是用的這個含義，陶潛曾將一些儒家道德說教稱為「空言」，指的也是這個意思。[99]

  《史記》作者以自己的新視角為出發點來評價收集到的材料，並通過這種方式超越了之前那些單純按照時間線索排列的作品。早在《左傳》時就已經實現了這種超越，但直到《史記》的出現，我們才看到新敘述方式的典型例證，其最重要的特徵就是上文中提到過的「互見法」。敘述技巧的純熟使這部作品歷經若干世紀，不但成為史書中的典範之作，同時也成為中國最重要的散文作品。《史記》所使用的敘述模式不斷被後世的散文作品當作範例，這種影響通過不同的方式一直延續到近代。

  《史記》中也有一些完全按照時間線索講述的段落，但多數篇幅較短，此外，我們還能看到總結、回顧以及補充敘述等。[100]直接引語或對話在《戰國策》中就已經作為修辭手法而普遍使用了，在《史記》中也經常被用來增強文章的生動性。此外，直接引語也被用於對人物思想的直接表達，例如漢朝建立者劉邦的對手項羽聽到從圍困自己的敵軍那裡傳來的楚歌聲時，驚道：「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101]以此生動地描寫了項羽的慌亂與走投無路。《史記》中起到類似作用的還有詩歌，或者對某些群體「集體」意見的引用。例如章邯的軍隊投靠項羽之後，書中是這樣描述軍隊的氣氛的：

  秦吏卒多竊言曰：「章將軍等詐吾屬降諸侯。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即不能，諸侯虜吾屬而東，秦必盡誅吾父母妻子。」[102]

  這裡描述的是秦軍中的氣氛，特別是士兵們的不滿，因此也就解釋了為什麼項羽最後會率軍擊敗他們。使用直接引語和內心獨白的另外一個例子，是《史記》卷七十七信陵君魏無忌（卒於前243年）的故事。他決心要在秦軍的進攻下保全趙國，下定決心之後，他前往趙國：

  行過夷門，見侯生，具告所以欲死秦軍狀。辭決而行，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從。」公子行數里，心不快，曰：「吾所以待侯生者備矣，天下莫不聞，今吾且死而侯生曾無一言半辭送我，我豈有所失哉？」復引車還，問侯生。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還也。」[103]

  接下來，這位守門人給了信陵君一個新的計劃，信陵君也成功地實施了這個計劃。這段記述與其他大多數記述一樣，並不是為了說明事實上發生了什麼，而是要刻畫不同的人物類型。例如，魏無忌就是一個禮賢下士的貴族，他的謀士都是出身低微的人，因此他可以被認為是代表了能認識到自己短處並能接受出身卑微者所提建議的人。

  除論贊之外，《史記》也會利用他人之口來進行評論，例如「人或謂呂后曰：『留侯善畫計策，上信用之。』」[104]或者借吳客之口評價孔子：「善哉聖人！」[105]同樣的方法也被用在預言上，例如一個囚徒對將軍衛青（卒於前106年或前104年）說：「貴人也，官至封侯。」[106]這類的評論並不只是借人物之口說出來，某些行為或事件也可以帶有評論的性質。例如隱士侯嬴為了堅定魏無忌救趙的決心而自盡，他的這個行為就是對魏無忌及其行為的肯定。[107]

  但是在很多地方，客觀敘述與主觀評論之間是很難區分的。此外，作者似乎也在努力尋求一種平衡，例如下面這段話：

  荊軻雖游於酒人乎，然其為人沈深好書，其所游諸侯，盡與其賢豪長者相結。[108]

  這類帶有折中色彩和評論功能的描述涉及範圍很廣，這種敘述方式後來被唐宋時期的「古文運動」當作範例。篇幅比較長的評價例如《史記》卷一二四中關於「遊俠」的內容。[109]

  「列傳」不僅是《史記》中內容最豐富，同時也是最重要的部分，在這裡，我們還能看到不同的文章結構類型。例如在《伍子胥列傳》（卷六十六）中，事件及主人公的經歷按照時間線索排序，目的是更加突出其為父兄復仇的行為。在《李將軍列傳》（卷一〇九）中，零散記述的事跡是為了刻畫李廣的軍事才能和果敢。同時，我們能在這兩篇傳記里看到一系列相似之處和呼應之處。例如《伍子胥列傳》就預言了他的回歸和復仇，[110]而關於李廣，書中則說他是生不逢時。[111]這兩篇傳記的主人公都落得自殺的悲慘結局，兩人死前都有一段講話：伍子胥提出要在自己的墓上栽種梓樹，並將自己的眼睛挖出掛在城門上，以此預言將來之事；李廣則在最後一段話中說明了自己處境的絕望以及自己的失敗。這兩個人物都知道自己所犯下的錯誤，不過，兩人最主要的共同之處還在於他們的性格都絲毫沒有改變。講述者從全知視角描述的主人公從開頭到結尾都沒有性格上的變化。

  《史記》還經常使用史詩的敘述形式，例如對項羽生平及其死亡的記述中就大量運用了敘事的手法，以進行藝術加工，特別是關於各個戰役的講述和記錄，顯然都是作者的自由創作，或是取材自一些早期作品，如陸賈的《楚漢春秋》。

  延續《史記》傳統的作品

  《史記》的作者能夠依據的只有當朝的國家檔案，而用《史記》所開創體例進行創作的第一部重要作品《漢書》〔為區別於范曄（398—446）的《後漢書》，這部作品也被稱為《前漢書》〕則是對國家行政機構各種檔案資料的彙編。在王莽篡權並建立「新朝」之後，這部書試圖從好的一面敘述漢代歷史（從前206年開始）。該書的撰寫由班彪（3—54）開始，其子班固繼續，班固的妹妹班昭（約49—約120）補充完成。[112]班彪出身儒學世家，這個家庭與皇室有密切的關係，並主要從事編修工作，其伯父曾與劉向一同校訂重要書籍。在王莽當政時，班彪的父親為讚揚王莽政府而作了一首詩，該詩引起了當權者反感，他也因此丟掉了官職。在新莽末年戰亂時期，班彪曾效力於一位軍事首領，他的《北征賦》即作於這個時期（約25年），這部作品後來被收錄在《文選》卷九，得以流傳。在這首賦中，班彪描述了自己從長安到甘肅的旅途。由於無法說服軍隊首領劉氏家族才是承受天命之人，班彪撰寫了一部《王命論》。[113]他一方面致力於恢復劉氏家族的統治，同時又對時人關於司馬遷《史記》所做的各種補充極為不滿，這就構成了他修史的兩個主要動機。班彪死後，修史工作由他極具文學天賦、長於辭賦的兒子班固繼續。一開始，班固修史的行為遭到了抵制，但皇帝很快就認可了班固的才華，並欽命他編修《漢書》，但是這部著作直到班固死後，才由他的妹妹班昭最終完成。班昭的名字後來主要是與《女誡》這部書聯繫在一起，她不僅是當時宮廷內最有智慧和學識的人之一，同時也是一位非常出色的辭賦家。

  《漢書》從結構上基本沿襲了《史記》的體例，關於公元前2世紀這段時期的內容也主要以《史記》為依據。但《漢書》也有一些改變，在這裡，我們特別要提到的就是《藝文志》，它是中國最早的目錄學文獻。從流傳的角度看，《漢書》比《史記》更為可靠。顏師古作註解的版本是早期註疏中最重要的一部，由於理解《漢書》的語言比較困難，這些註解總是與《漢書》放在一起印刷。

  從風格上來看，陳壽（233—297）的《三國志》具有一定的獨特性。這部著作講述的是漢朝政權瓦解後魏蜀吳三國的史跡，三國時期戰事頻繁，政治陰謀諸多，所以與秦統一中國之前的戰國時期一樣，都為生動刺激的故事提供了豐富的素材，並被後世不斷演繹。例如《三國志》就為14世紀在口傳基礎上形成的重要歷史小說《三國演義》提供了基礎。與大多數早期著作一樣，《三國志》也經歷過修訂，我們今天看到的版本是以裴松之（372—451）註解版本為基礎的。

  由於公元2世紀末中國社會動盪不安，東漢時期的很多資料與檔案都流失了，到范曄開始為東漢修史，編纂《後漢書》之時，他已不得不依據一些二手資料。范曄的著作一開始包括了十卷本紀和八十卷列傳，今天我們看到的是北宋時增補了司馬彪（240—306）三十卷志之後的版本。直到今天，《後漢書》對我們了解東漢的歷史都具有很重要的意義。

  范曄在著書的過程中，並不是簡單地抄錄其他著作，而是努力保持自己的風格。他有意識地對當時的一些文學創作之風進行了反思，這一點從他446年初寫於獄中的一封信中就能看出來。[114]他並不是唯一一個反對注重藻飾的駢體文的人，卻是最早開始反對這種風格的人之一。雖然范曄的出發點只是要強調個人思想表達的重要性，並提出詞語只是輔助工具的觀點，但他對駢體的認識是正確的，《後漢書》中大量簡潔緊湊的段落就很好地證明了這一點，特別是「序」「論」和「贊」的部分。例如《酷吏列傳序》就是這樣一篇縝密周詳的文章，其中用三個句子描述了漢初官吏們工作的總體環境（A），用三個句子描寫他們如何應對這種環境（B），用三個句子講他們應對之策的升級（C），結尾句子的作用是緩和負面批評，並再次提出酷吏們的功績（D）。

  （A）漢承戰國餘烈，多豪猾之民。其併兼者則陵橫邦邑，桀健者則雄張閭里。且宰守曠遠，戶口殷大。

  （B）故臨民之職，專事威斷，族滅奸軌，先行後聞。肆情剛烈，成其不橈之威。違眾用己，表其難測之智。

  （C）至於重文橫入，為窮怒之所遷及者，亦何可勝言。故乃積骸滿穽，漂血十里。致溫舒有虎冠之吏，延年受屠伯之名，豈虛也哉！

  （D）若其揣挫強傷，摧勒公卿，碎裂頭腦而不顧，亦為壯也。[115]

  從這段序中，我們已經能看到後世古文運動的跡象，序中的評價部分不但明確清晰，內容與韻律也相互配合，再加上范曄簡練的文風，所有這些都能讓我們清楚地看到范曄與清談之風，以及與當時中國南方重凝練、輕鋪陳的文人思想的聯繫。范曄喜歡言簡意賅地表達自己的思想，並用對仗或交叉的方式達到呼應的效果。這種語言形式已經接近詩歌，為此，范曄經常不得不使用雙音節詞，甚或自造這樣的詞。其他一些寫長篇詩歌所需的手段在中國語言中早已存在，例如省略主語，或者悄悄更換主語。像「他們有很高的職位，與皇家關係密切」這樣的意思，用「位崇戚近」四個字就可以輕鬆地表達。在范曄之後不久的劉勰提出了這種對仗可能造成的單調，他認為如果行文缺乏變化，會很容易使讀者感到疲勞。此處用《後漢書》中的幾個段落來說明範曄的語言特點：

  朝臣國議，無由參斷帷幄，稱制下令，不出房闈之間。[116]

  聲榮無輝於門閥，肌膚莫傳於來體。[117]

  關於宦官，書中寫道：

  然莫邪並行，情貌相越。[118]

  我們可以通過那些能斷定范曄所用資料來源的地方，清楚地看出他是如何對這些資料進行評估，並用他自己獨特的方式進行改寫的。下面這一段文字摘自東漢時期的《東觀漢記》一書，同時也是首部記錄這個時期的斷代史著作，其中一段是一個男人與自己母親的對話，被范曄所採用：

  「此婦勸異居，不可奉祭祠，請去之。」遂叱出其婦。[119]

  這一段在《後漢書》中是這樣的：

  此婦無狀，而教充離間母兄，罪合遣斥。便呵叱其婦，逐令出門，婦銜涕而去。坐中驚肅，因遂罷散。[120]

  除沈約（441—513）的《宋書》、蕭子顯的《南齊書》以及魏收（506—572）的《魏書》這幾部著作外，各個朝代的正史都是到了唐代之後才重新開始編撰的，並且多為皇帝授命而為。這些著作以一些沒能流傳至今的早期史書為基礎，如果仔細觀察，我們就能看出，這些史書主要還是為了體現授意編書者的理念並證明某種合法性，例如《晉書》就是這樣一部著作。[121]不過很快就有人對授意編史者與史書編纂之間的密切關係提出了批評，劉知幾（661—721）在完成於710年的著作《史通》中用了二十篇的篇幅來論述一些形式上的問題，其中就談到了史書撰寫方面存在的問題。[122]《史通》是中國史學理論方面的經典之作，能夠與之相提並論的作品直到1000年後才出現，即章學誠（1738—1801）所作《文史通義》。[123]

  「標準化」史書在唐代之後被稱為「正史」，乾隆皇帝（1736—1795在位）命人匯刻了24部這樣的紀傳體史書，合稱「二十四史」。清朝沒有正史，只有一份「史稿」，名為《清史稿》。

  從唐代開始，史書中曾經大量存在的文學元素逐漸減少，嚴肅的公文風格開始占據主導，這應該也跟檔案資料的特點有關。史書作品只偶爾有一些引子、前言或所附的散文能成為經典。但由於宋代的古文運動，特別是從那個時期開始發展的野史創作，我們還是能夠不斷看到一些優秀的散文作品，所以不論從實際的角度，還是理論的層面，史書創作與文學都沒有真正分開。

  其他形式的史書

  除按照司馬遷《史記》的傳統，由「紀傳」「列傳」和「志」等部分組成的紀傳體史書外，還有一種編年體史書（某些這類史書的重要性甚至超過了前一種體裁）。這種史書體裁始於《春秋》，宋代的一些重要史書就是採用了該體裁，這裡特別要提到的是司馬光（1019—1086）的《資治通鑑》。這部著作的寫作方式被後世諸多史學家模仿，書中講述的歷史上接《春秋》，從公元前5世紀開始，下至公元10世紀，跨越1326年。

  除主要受儒學思想影響的史書創作外，最晚從公元5世紀開始，佛教和道教還開始編修自己的史書。這些修史的工作以聖徒傳記為主，通過修史，佛道兩家希望在面對其他宗教時，或是在國家管控的機構，特別是皇家那裡，為自己的學說爭取一定尊嚴。這類史書尤為重要的是對自己宗教以及僧侶、道徒的重要性的敘述。

  傳記集的作用是講述人物典範的事跡，最早的這類作品是劉向編纂的《列女傳》。這部著作的今傳本形成於公元13世紀早期，特別是在帝制時代的最後幾個世紀中，這本書廣受歡迎。[124]在公元6世紀初期，居住在京城、專門負責為僧人制定行為規範的慧皎創作了《高僧傳》，開創了佛教聖徒傳記文學的傳統，他在創作上也參照了類似的著作。

  修史是文官非常喜歡的工作，所以隨著唐宋教育制度的發展，史書的數量也大幅增加，人們將私家編纂的史書稱為野史，[125]這種野史與「筆記」體裁很接近，兩者之間有時很難區分。[126]

  具有特殊地位的還有「地方志」，這種史書部分出於官方授意，部分出於個人主動而編纂。宋代之後出現了幾百部這樣講述縣級、省級政區史跡的地方志，成為古代中國最重要的社會和經濟歷史資料。地方志承繼的是《山海經》的傳統，是曾經作為朝代史一部分的輿地誌獨立出來之後形成的，並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形成了對整個國家的描述，裡面主要是行政區劃以及行政管理所關心的內容。

  雖然史書在編纂過程中習慣以已經存在的作品和敘述模式為基礎，但其中還是會留下時代和流行趨勢的痕跡，而所有的史學家都是在事實中為理解歷史尋找依據。沃爾夫岡·莎德瓦爾德（Wolfgang Schadewaldt）認為司馬遷的著作以及中國的史書都並非「真正的歷史」[127]，他的這句話有一定道理，但我們對他的這種觀點也只能是非常有限度地接受。在中國的史書中，某些特徵的確是不像在古希臘歷史著作中那樣明顯，例如中國史書就缺少我們在修昔底德作品中能夠讀到的那種對特定事件重要性的認識，以及對聞所未聞、前所未有之事的關注。或者說，歷史並不是獨立存在的，它會受到儒家文官的評判、褒貶標準以及中國所有史書創作主要目的的影響。

  中國的歷史著作被視為文學作品的模板和藍本，從這一點上看，這些著作類似西方的史詩作品，大量的敘事作品講述的是歷史題材，並將史書作為資料來源，這一點在明清時期尤為明顯。在人物的刻畫和敘事技巧上，無論是傳記形式，還是對從不同角度觀察同一件事的方式的偏愛，抑或是對特定題材和修辭手段的使用，史書也同樣被當作範本。

  魯迅（1881—1936）曾經論述過所有敘事與傳統歷史著作之間的這種關係。魯迅可以說是20世紀中國新文學最重要的倡導者，他在小說《阿Q正傳》的序中很明確地指出了史學遺產造成的負擔：

  然而要做這一篇速朽的文章，才下筆，便感到萬分的困難了。第一是文章的名目。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這原是應該極注意的。傳的名目很繁多：列傳，自傳，內傳，外傳，別傳，家傳，小傳……而可惜都不合。「列傳」麼，這一篇並非和許多闊人排在「正史」里。

  《阿Q正傳》不但是魯迅最重要的小說作品之一，可以說也是20世紀中國文學最重要的作品之一，他寫在開端的這一段是關於如何看待史書撰寫的文學化處理問題的，這讓我們清楚地看到史書的重要性如何在中國一直延續至今。歷史寫作與文學創作、文化行為有一點是相同的，即它既服務於民族自覺意識的形成，也服務於同一派別中不同群體之間的意見分歧，這一點在小說和戲劇作品對歷史題材的運用上體現得尤為清楚。[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