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儒家地位的提高和宮廷中的精神生活

  統一的帝國與法家治國思想的失敗

  直到漢代，源自孔子的教學傳統都只是眾多流派中的一支，但在漢王朝進入第一個世紀的時候，儒學成為占據統治地位的學說，甚至排擠掉了曾對秦帝國統一中國起到決定性作用的法家學說。[41]儒學之所以能做到這一點，也在於它對別家學說所持的開放態度。儒家能夠從這些學說中吸取重要的觀點，並將其融合進自己的思想體系中。而為了站穩腳跟，儒家所付出的代價則是使其自身具有獨立性與獨一無二性的思想體系。

  儒家學說之所以能成為占據統治地位的思想體系，其中一個原因是儒家文人在國家行政化和秦始皇鞏固帝制的過程中所扮演的特殊角色。這些文人從一開始就不僅是讀書人，他們實際上還有著強烈的個人訴求，因而經常在政治上表現得很積極，即便是不能作為大臣，他們至少也會努力成為統治者的謀士，進而參與政治生活。出仕的文人相信人性的力量，認為能夠通過自身的努力達到自我的完善，他們相信人類群體中善的存在，認為天人能夠達到統一，這也就使得他們在面對那些執掌大權之人時，能夠保持批判性的態度，這種內心的獨立又反過來為這些文人樹立了其在百姓心目中的威信。

  儒家知識分子的地位一開始並不高，這是因為在戰國時期，他們很難與那些為霸主出謀劃策、幫助霸主穩固並擴大政權的人相抗衡，但儒家文人的這種失敗在某種程度上又為他們後來的影響奠定了基礎。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因在內心與掌權者保持距離，而獲得了社會影響力和道德力量；他們堅持傳統，把文學教育當作獲得一切認可的前提，這就使他們在帝國統一之後被賦予至關重要的地位。法家的治國思想在秦始皇統治期間只是協助鞏固了統一的帝國，但在維護這種統一時，該學說卻顯得無能為力。這時，儒家學者便成了確立社會精神內涵的人，只有通過這些人，國家才能長期保有合理的統治地位。儒家學說的這種功能是一點點實現的，在帝國初建的時候還一再遭到質疑。

  儒學之所以能夠獲得官方的承認，這與儒家學者對社會道德、禮儀、讀寫能力以及古代文獻的重視有關；但同時，這也是因為皇家希望用思想學說為自己正名，並用文人實現國家控制。經文博士制度獲得承認與發展，體現了國家對合法化與統一的要求，也體現了國家與想推行自己學說的儒家學者之間的契合。漢朝建立者漢高祖劉邦是位並不喜歡詩書的馬上皇帝，但他也已經開始起用儒生，這是為了對這種權力格局進行系統的辯護。

  公元前140年至公元前124年的漢武帝統治初期，儒學被宣布為國家唯一的正統思想，當時經文博士實際已經存在很長一段歷史了。秦朝時，儒生主要是一些避世而居的學者或名士；漢高祖並不重視儒生，但這些人似乎從秦朝被推翻之後就在為高祖效力了，也正是這些人幫助高祖建立起了宮廷的禮儀規範。高祖死後不過幾十年，由地方舉薦賢者為官的做法就已經被納入行政體系。後來，這種做法發展成為察舉制度，及至後來又形成科舉制度。

  高祖的妻子呂后與兒子漢惠帝（前194—前188在位）當政期間，儒生的地位一度受到壓制，因為惠帝的丞相曹參推崇道家思想。但由於倡導儒家思想的謀士陸賈（約前228—約前140）參與擁立漢文帝（前180—前157在位），儒生又重新獲得了重視。陸賈憑藉自己的歷史著作《楚漢春秋》和政治哲學著作《新語》，使得許多到那時為止基本都以口頭形式流傳的遊說及論辯手段被書面記錄下來。與陸賈同時代的賈誼也有類似的著作，他最著名的作品是《過秦論》。

  在漢武帝統治期間，雖然竇太后推崇的是道家，但儒生還是掌控了國家的管理。武帝在位時修建了「明堂」，這種被用於各種典禮的建築據說在周代時就已經出現。[42]儒生力主將女性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如此一來，也就抑制了竇太后的權力。應該也是因為這件事，漢武帝在公元前136年就設立了五經博士，此舉甚至早於竇太后病死的公元前135年以及太學創建的時間。這些博士代表的是當時研究今文經書的學派，他們後來也被稱為今文經學派，但他們並不是唯一的學術流派。雖然在漢武帝統治期間，這一學派得到了官方認可，但各學派之間的爭執並沒有因此停止。

  儒學穩固國家正統地位的另一個重要事件是公元前124年太學的建立，由太常或郡國縣道邑選送有才能的人到那裡學習。由此，將文人培養成為官員的傳統開始了。但漢武帝本人並不是僅僅局限在儒家學說上，他同時也會吸收別家學說的觀點。公元前110年，由於應召而來的50餘名儒生都不能確定封禪的禮儀，武帝遣散了他們，並臨時決定由自己來定立封禪禮儀。由此可見，雖然儒家的勢力在武帝統治期間增強了，但並不能就此認為儒家已經獲得了勝利。

  

  漢武帝統治期間，漢王朝達到鼎盛，這一時期同時也是文學史及思想史繁榮期。我們需要把用淮南王劉安來命名的反儒家著作《淮南子》[43]、董仲舒的天人哲學以及歷史學家司馬遷的著作放在這種背景下去理解。

  漢宣帝（前74—前49在位）本人接受了正統的教育，石渠閣論辯就是發生在他統治期間的。宣帝本人支持儒家學說，但他蔑視儒生，認為儒學不適合政治實踐，所以他遵從的是法家的做法。直到宣帝的兒子漢元帝（前49—前33在位）統治時期，儒家學說才成為皇子們受教育的唯一基礎，因而，儒學作為官方學說的勝利是跟這位皇帝聯繫在一起的。

  儒生勝利的根本原因在於他們宣揚的是一個好政府所需的道德準則，同時他們還保護和維持著本民族的經典文學傳統，這個傳統恰恰是任何一個依賴文人所受教育而進行管理的行政機構都不會放棄的。但最重要的還在於國家將儒學教育作為選拔官吏時的衡量尺度，儒生因而成了為整個帝國塑造思想體系的人。東漢滅亡之後，儒學的地位雖然有所下降，但並沒有11世紀那些自命為儒學革新者的人想像中的那麼低。

  經文博士

  早在任命「五經博士」和設立太學之前，中國就已經有專門負責掌管《尚書》《易經》等各種典籍的專家了，這些經典雖然都以當時通行的今文版本為基礎，但衍生出了各自不同的傳承體系，且各體系之間時有激烈的爭執。這些爭執一開始只是地區性的學派分歧，各家各派都想證明自己所講的經更好、更正宗。在推薦哪個學派的學者進入太學這件事上，各派之間的意見分歧更加激化，最終形成了漢代兩次著名的論戰，一次是公元前51年的石渠閣論辯，另一次是公元79年的白虎觀論辯。

  早在漢文帝時期，朝廷就已經開始任命專人掌管各大經書，其中不僅包括《尚書》《詩經》《春秋》，還有儒家的其他經典，例如《論語》，還有《孝經》《孟子》《爾雅》等。漢武帝後來取消了為後幾種經而設的官職，並在「《尚書》博士」「《詩經》博士」「《春秋》博士」之外，另為《易經》和《禮記》設立博士，由此確立了這五經的地位，五經從此成為唯一的官學體系。漢代博士的人數及其負責的範圍曾改變過很多次，但整體框架從漢武帝之後就基本確立了。

  這種將某些著作確定為特別重要經典作品的做法可以回溯至戰國時期，但從國家層面確立某些作品為經典，並指定負責這些經典的學者專家，這一做法是從漢武帝時才開始的。但這種做法不但沒能解決各派之間的紛爭，反而使其加劇了。在漢代，除了「五經」這種說法，也有人將《論語》《孝經》與其合稱為「七經」。[44]

  到了唐代，儒家經典增加到了九部，其中包括《周禮》《禮記》《儀禮》這三部關於儀禮的經典，《左傳》《公羊傳》《穀梁傳》這三種關於《春秋》的注釋，以及《易經》《詩經》和《尚書》。到宋代，這一系列作品又逐漸被擴充為12部，增加的三部為《論語》《孝經》和《爾雅》，及至後來又增加了《孟子》，擴大為13部。至此，儒家經典的構成基本確定，這「十三經」與理學的「四書」（《大學》《中庸》《論語》《孟子》）一同成為儒家經典的核心，並衍生出大量的註疏、辭典等。《大學》與《中庸》一開始並不是獨立的著作，而是記錄典章制度的《禮記》的一部分，後來由大思想家、儒學的集大成者朱熹將這兩部著作歸入「四書」。[45]從很大程度上來說，儒學被當作國家教義主要是因為董仲舒，他後來被班固稱為「儒者宗」。[46]董仲舒的過人之處並不在於他的思想有多麼獨到，而是在於他的中庸之道以及他為滿足當權者集權、統一之目的而對古代典籍進行的解讀。他對中國後來所有朝代與社會學說的影響不容忽視，作為中國人世界觀基礎的「天下主義」思想就是源自董仲舒。[47]

  董仲舒作為今文經學派的代表人物，他的影響力在漢靈帝時期（167—189在位）凸顯出來，漢靈帝在174年下令將儒家經典刻在石碑上，豎在太學門前。而後世與這種經學傳統相抗衡的學派被稱為古文經學派，通常認為這一學派源於在孔子舊室壞壁中找到的頗有爭議的典籍以及負責校理皇家藏書的劉歆（卒於23年），將這一學派發揚光大的是一些並不在都城中教學的民間儒生，例如馬融（79—166）。直到漢朝滅亡之後，古文經學派才得到官方的認可。

  在漢代占據主導地位的是今文經學派，這一學派的影響一直延續至今。出於對和諧的追求以及將一切都統一在同一個原則之下的目的，董仲舒將語言解釋為是天在通過聖人「發其意」，聖人模仿的是天地的聲音，因此，漢字的發音也被賦予了特別的意義。董仲舒利用不同漢字的相同發音構建起他的空中樓閣。隨著公元5世紀之後語言學與音韻學研究的深入，他的觀點只是偶爾才會被人提起。

  我們從《漢書·儒林傳》中就能看出董仲舒的重要地位。下面這篇文章講述了「穀梁」與「公羊」兩家的紛爭，故事頗具傳奇色彩：

  瑕丘江公，受《穀梁春秋》及《詩》於魯申公，傳子至孫為博士。武帝時，江公與董仲舒並。仲舒通五經，能持論，善屬文。江公吶於口，上使與仲舒議，不如仲舒。……於是上因尊公羊家，

  詔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興。[48]

  儒家學說本身以及該學說在教育特別是官吏選拔方面的決定性作用雖然得到了官方的承認，亦顯示出一定的兼容性，但曾經的獨立性及其與別派學說的不同之處卻從未完全被人遺忘，因而總是不斷地有各種革新運動出現，且大多都是以恢復「本教」為目標。正因如此，我們才能夠理解為什麼唐代的韓愈（768—824）會認為從孟子之後儒學的傳統就中斷了，雖然儒學始終是存在的，但他提出要復興儒學。此類對儒學的革新運動直到公元19世紀、20世紀依然存在。

  儘管「公羊」派得到了很大的重視，但「穀梁」派的地位很快就恢復了。公元前53年，一場關於這兩種學派的論戰爆發了，論戰的雙方各有五人為代表，辯論的題目超過30個，且以「穀梁」派暫居上風而結束。此後，經學解釋中的不同意見依然存在，並於公元前51年催生了石渠閣論辯，參加這場論戰的既有通曉《詩經》《論語》和儀禮典籍方面的專家，也有通曉《尚書》《易經》和各種解釋《春秋》的人。

  除這些經學的注釋與解釋學派外，從漢代初年開始，大量帶有預言性質或是留下了很大闡釋空間的非主流詮釋之作出現了，但由于禁毀行動的不斷出現，尤其是在公元5世紀後，這些被稱為讖緯之作的典籍只保存下了一些斷篇殘章。[49]體現在這些作品中的非主流人文思想讓我們清楚地意識到，我們如今能接觸到的文學傳統只不過是中國思想史上的幾個視角而已，並不能代表全部。在中國文學形成自己特點的過程中，思想的傳承形式，特別是儒家正統派和保守官吏壓制思想多樣性的行為造成了極大的影響。

  石渠閣論辯之後，太學博士的數量增加到了12人，漢孝平帝（1—5在位）時期又增加了古文經學派的代表，博士人數增加到30人，並由此奠定了今文經學派和古文經學派貫穿整個東漢的對立局面。公元19世紀時，人們再次想起了已讓位於古文經學派的今文經學派，因為這兩派之間的主要分歧並不在文字，而是對治國之道的不同看法，於是今古之爭再起。

  在所有的意見分歧中，關於什麼才是經典與標準的裁決總是要在宮廷的主管機關或當著統治者本人面做出的。這些論辯留下了大量的書面記錄，同時影響了哲學、政治等方面的討論。這些爭取認可的努力同時也造成了大量人文思想及其相關文本的毀滅，而動機既有對異己的迫害，也有對內部的清理。

  另外一場關於五經異同的爭論被記錄在了《白虎通義》中。公元79年，這場論戰發生在洛陽皇宮的白虎觀里，參與論戰的雙方依然是今、古兩派的代表。[50]在這些討論以及鄭玄註疏的影響下，一批極為重要的、在今天仍被我們視為經典的著作產生了，例如西漢時期彙編而成的《儀禮》和《禮記》，以及應該是在王莽（9—23在位）篡位期間才編纂完成的《周禮》，[51]人們還對早期文本和文本集進行了基本的整理工作。這些不同團體和派別之間的論戰並不只是圍繞著文本以及對文本的詮釋展開的，這些論戰常常隱含著對治國策略以及國家性質等問題的不同見解，這一點特別明顯地體現在了發生於公元前81年的一場討論中，史稱「鹽鐵會議」（這次討論因桓寬根據會議記錄編寫的《鹽鐵論》而得名）。討論的主要參與者中一方擁戴法家的治國思想，一方則秉持儒家的治國思想。[52]在中國，圍繞著諸如世界觀或宗教這些政治領域的根本性問題而產生的思想分歧催生了大量的著作，德國漢學家佛爾克（Alfred Forke）將這類作者稱為「持懷疑論的理性主義者」，因為這些人反對的是非理性思潮。

  相較於後世保守僵化的思想體系，東漢時期的學者在思想上呈現出了令人驚訝的開放性，這一點我們可以從王充（27—約97）的《論衡》[53]以及當時一些政治哲學著作中看出，但這些著作後來並沒有引起重視，直到19世紀末，它們才重新回到人們的視野中，而其中一些著作沒能完整地流傳下來。這些著作中包括桓譚（約前20—56）的《新論》，[54]揚雄（前53—18）的著作，[55]班固關於漢朝歷史的著作（《漢書》），王符（約85—162）的《潛夫論》，崔寔（約卒於170年）的《政論》[56]，以及同時也被人視為史學家的荀悅（148—209）的作品《申鑒》等。[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