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奏議與書

  政務公文

  從很早就開始的國家管理行政化以及與之相關聯的決策程序，使得將管理程序進行書面化的需求越來越強，由此形成的文本形式可以被認為是一種專業類的散文，留存下來的絕大部分中國文學都是這樣的文章。這一類來自行政機構，特別是宮廷的文章同樣也是文學批評的研究對象。後世一些系統的文藝理論著作，例如《文心雕龍》，就特別強調這類文章。面向宮廷的進諫先是以口頭形式進行的，而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口頭報告與書面陳述並沒有截然分開，且除典籍外，這些應用文是文官們最重要的學習材料。這樣的說法不無道理。一些優秀的文章不斷成為模仿的對象，特別是其中的「奏議」與「書」。

  我們並不很清楚這類文本是如何開始的，有觀點認為奏議是到秦朝才正式出現的，被稱為「奏」；而在此之前，這類文章都是以書信的形式出現，被稱為「書」。這種觀點有待商榷。但從秦朝統一中國之後，對政府書信往來統一化的要求的確越來越高，這一點從當時推行的文字改革就能看得出來，所以我們也完全有理由認為「奏」與「書」最晚是在這個時期開始成為一種文體的。雖然早期的範文對這類文本的形成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但隨著時間的推移，政府公文的特徵有了變化，名稱也各不相同。由於詞義的變化，我們很難對很多與宮廷政務相關的文章做出清晰界定。[17]

  政務公文的數量眾多，但能完整保存下來的相對較少。而能留存的主要是一些具有重要意義的文章，特別是與重大事件相關的一類。當然，也有些文章純粹因為其文字的優美、論證方式的特別或作者的名氣而得以保存，但這些政務公文並沒有被收錄在《七略》（佚失）或《漢書·藝文志》這類官方圖書目錄中。劉勰在《文心雕龍·章表第二十二》中寫到了這件事，他提到了這類文章中一些特別優秀的例子，並評論了這些文章的文字風格。

  「奏」是用來表達觀點的，而「書」則被用來與朋友或認識的人溝通的。那些流傳下來的書信，我們可以認為作者本就是打算將它們公之於眾的。以書面形式保留的文字，除神秘的巫術與宗教文章外，通常也不會被認為是非常私密的。書信從一開始就不僅是為了向收信人傳遞信息，它同時也是一種自我表達的方式。人們經常會純粹出於表達意見的需要而選擇書信這種形式。書信還經常被用來論述哲學命題或宗教問題，這一點在公元4世紀至5世紀有關佛教的一些辯論中特別常見，此後也不斷出現。

  春秋戰國時期流傳下來的「奏議」都是一些帶有官方性質的「書」，這個時期的「書」和「奏議」還無法清楚地區分開，後來劉勰也提到過這一點。但是到漢代的時候，「書」就逐漸脫離「奏議」，形成了一種特別的文本類型。後來當上皇帝的魏王世子曹丕（187—226）是一位詩人，同時也是一位文學家，他在他的名篇《典論·論文》中這樣寫道：

  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18]

  但文學類型的分類也隨著時間的演變而不同，因而關於書信的分類問題曾經有過很多次的爭論。姚鼐（1732—1815）在他的13種文章分類中，將「書」與「說」列在了一起；而吳曾褀（1852—1929）則在他的《歷代名人書札》前言裡對姚的觀點提出了疑問。事實上，姚鼐的這種分類方法是有歷史依據的。不僅是《左傳》里那些後來被認為是書信的奏議和呈文，連秦漢時期流傳下來的大量書信，其主要內容也都是關於政治論辯的。即便是在後來，「奏議」與「書」的區別也更多地體現在寫信人與收信人之間的關係上，而非信的內容上，狹義上的書信只用來指地位相當的人之間的私人性質的信件。

  最古老的書信被認為是《尚書》中的《君奭》，這是周公（傳統上被認為生活在公元前11世紀）寫給自己弟弟召公的一封信。在信中，周公請弟弟不要放棄自己的官職。[19]春秋戰國時期，書信經常跨國傳遞信息，我們很難區分這種書信是為公還是為私。[20]論辯的特徵隨處可見，最常使用的修辭手法是排比，例如以寫「奏議」和「書」著稱的秦朝丞相李斯，他最著名的一篇「奏議」是撰寫於公元前237年的《諫逐客書》，他的這篇「奏議」同樣被歸在「書」之列。文章的結尾這樣寫道：

  是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眾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卻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而願忠者眾。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仇，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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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所使用的是勸諫時經常會用到的以比喻說理的方法，是除了歷史典故最常用的修辭方法，後來的「奏議」依然沿用。

  在漢代，「奏議」進入了第一個繁榮期，這個時代的重要散文作品中有幾篇就屬於這一類型。[22]公務或政務信函也同樣常見，這些相同級別者之間往來的書信主要是與軍務相關的催促信函。由嚴可均主編、收錄唐代之前散文作品的《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中就包含了大量這樣的書信，[23]而從敦煌和居延（位於今天的內蒙古地區）的抄本中發現的政務信件，能讓我們看到漢代頻繁的政務往來。[24]

  秦統一中國之後，政務與私人領域相分離。因此，在政務信函之外又形成了私人的書信往來，其中又包括與政治相關的個人信件以及純私人的信件。隨著時間的推移，純私人的信件數量不斷增加。朱浮（約前6—66）用來表示譴責的《為幽州牧與彭寵書》就是這樣一個例子，這封信的起因是幽州牧朱浮與彭寵兩人此前長時間的不和。這封信被收錄在《文選》第四十一卷中。[25]

  朱浮在信中言辭激烈地指責彭寵對光武帝不知感激，還意圖謀反，他諷刺彭寵的妄自尊大，將他的行為比喻為用一捧土就想塞住孟津河（「捧土以塞孟津」）。在信的最後，寫信人警告收信人考慮一下自己的老母親以及年幼的弟弟，放棄起兵的計劃。有些評論家認為這封信另有深意，朱浮恰恰是想借這封信刺激彭寵，讓他起兵攻打光武帝。李兆洛（1769—1841）就曾評論朱浮的這封書信「幸災之言，辭鋒甚銳」。[26]

  漢代最著名的或許也是文學史上最著名一封信，應該是公元前93年偉大的歷史學家司馬遷寫給自己老朋友任安的一封回信。在這封信中，司馬遷拒絕了朋友讓自己推薦人才的請求，他提到了自己遭受宮刑之後的處境，哀嘆自己的命運，並解釋了自己為什麼遭受這種屈辱的刑罰和長期的監禁，卻沒有自殺的原因[27]：「何至自湛溺纍紲之辱哉！且夫臧獲婢妾，猶能引決，況仆之不得已乎？」這個原因就在於司馬遷想著史流傳後世，且他指出，在他之前的那些富有聲望的人就是這樣做的。與司馬遷這封為自己辯解的書信類似的還有楊惲的《報孫會宗書》[28]，在信中，遭到朋友指責的楊惲為自己辯護，並說自己作為一個沒有官職的書生，卻還要插手官府之事，是一種很不聰明的做法。

  另外一個漢代書信的著名例子，是阮瑀（卒於212年）以漢末大軍閥、詩人曹操（155—220）的名義寫給江東統治者孫權（182—252）的一封信，該信的目的是想說服孫權棄劉歸曹。孫權的兄長孫策與曹操是姻親，但在曹操死後，孫權因另外一場婚姻而與劉備（161—223）關係密切，阮瑀希望通過這封信來扭轉形勢，信的開頭這樣寫道：

  離絕以來，於今三年，無一日而忘前好。亦猶姻媾之義，恩情已深；違異之恨，中間尚淺也。孤懷此心，君豈同哉？每覽古今所由改趣，因緣侵辱，或起瑕亹，心忿意危，用成大變。[29]

  信的作者先是說到了曾經的友誼以及因聯姻而加強的關係，隨後，他列舉了一些前代的例子，其中就包括上文中提到過的朱浮與彭寵反目的故事，並以此說明自己和解的意願。接著，他解釋了曹操在公元208年赤壁之戰時軍事上的劣勢，並說建立水軍並非有意入侵，只是為了控制巢湖地區以及長江下游的局勢。這封信不僅美化了曹操在赤壁之戰的失敗，同時還希望勸說孫權與曹操結盟，以此為打敗曹操最大的對手劉備奠定基礎。

  這種勸說某人做特定之事或不要做該事的論證方式，讓我們想到了《戰國策》里的那些建議。這封信的語言得到了張溥（1602—1641）以及《駢字類編》作者張廷玉（1672—1755）等學者的讚賞，阮瑀的書信作品尤以流暢的列舉以及大量使用歷史典故見長，這封《為曹公作書與孫權》是他書信作品中存世不多的幾篇之一。

  私人書信

  隨著漢代文學教育的普及，書信逐漸成為文人階層相互溝通的手段，他們用書信表達個人的情感，或是描述自己的孤獨或與家人的別離，或是對某些人發出提醒、警告，或是向朋友提出請求，或是記錄一些日常瑣事。此外，勢力強大之人「養士」的風氣興起，門客需要精心維護這樣的關係，就得經常用書信這種形式來讓人記住自己。[30]

  過去幾百年間出土的一些實物例證讓我們得以窺見漢代書信的樣子，例如1904年在敦煌附近發現的一封書簡，這封信是一個弟弟寫給自己哥嫂的。在信中，這個弟弟講到了自己在邊塞的生活，並感謝哥嫂照顧父母和祖母。1908年，奧利爾·斯坦因爵士在第二次中亞探險時，發現了兩封漢代的帛書，[31]寫信人姓鄭，信是寫給敦煌邊塞一位高官的。其中比較長的一封大小為15厘米×6.5厘米，信的內容除推薦一位調任敦煌的同行外，還抱怨了不盡如人意的環境以及書信往來的困難。[32]

  在居延出土的書信比敦煌數量多，信被寫在木條的正反面上。[33]雖然到漢代的時候，竹簡、木簡和絹帛開始逐漸被比較便宜的紙張所取代，但只要能夠負擔得起，直到唐代，人們還是喜歡在絹帛上寫信。宋代的時候，一些人又開始用木簡代替紙張寫信，這或許是因為某種奇特的習慣，或許純粹是出於對古風的喜愛。

  我們能夠看到的絕大多數書信並不是原物，而是以文章的形式被收錄在了寫信人的作品集中，如此保存下來的幾千封書信讓我們能夠了解一些比較私密的生活。當然，這樣保存下來的也只是人們願意展示給更多人的那些書信，特別私密的書信往來，例如情書，我們很少能看到，關於友誼或者其他一些話題的書信卻有很多。這些私人信件不僅向我們展示了寫信人的情感生活，也記錄下了當時文人之間的關係。

  朋友之間的信件中，舉薦信占了很大一部分，其中有幾封非常著名的信件被後世奉為典範，其中就包括以書信見長的孔融（153—208）所寫的《與曹公論盛孝章書》。[34]在信中，孔融向曹操推薦名士盛憲（盛孝章字憲），由於盛憲性格剛直不阿，他面臨被孫策誅殺的危險，孔融希望能把他舉薦給曹操，從而想救下他的性命。這封信起到了作用，曹操最終給了盛憲一個官職。據稱，後世有人讀完此信後不禁淚流滿面，這些人中就包括蘇軾。還有些朋友之間的往來書信能體現出人們對人生核心問題看法的變化，例如公元3世紀，詩人、哲學家嵇康（224—263）因自己的朋友山濤（205—283）舉薦自己做官而寫的那封著名的絕交信。

  漢代及之後幾百年間的書信成了人們不斷模仿的典範，由此形成的書信風格——包括信的結構和某些套話的使用——對後世整體書信傳統的形成產生了極大的影響。早在公元4世紀至5世紀，前代書信的影響力就已經大到會有人使用「擬×××××書」的寫法，謝靈運（385—433）和江淹尤其喜愛這種仿寫。在進行仿寫之時，寫信人的書法水平至關重要，有的時候甚至可以說是最關鍵的因素。在書信成為彼此交流方式的過程中，行書得到了發展，這種字體能夠使寫字者在一定程度上體現個人的風格，繼而成為後世模仿者辨別其流派的依據。從漢代開始，書法就被認為是書寫者個性最真實的體現，人們認為通過模仿某個傑出人物的書法風格，自己也能因而具有同樣的品格。但這種仿寫並沒能使更多的手書作品流傳下來。

  隨著紙張的普及以及文人間交往形式的愈加精緻，書法不僅成為寫信時的一個關鍵因素，甚至也成為文學創作的關鍵因素。據說著名的大書法家陳遵（生卒年不詳）所寫的書信就極為出名，被人視為珍貴的藝術品而收藏。人們也逐漸形成了一個習慣，即回信不再直接被附在來信之上，而是另單寫下。關於後世書法家王羲之的一個小故事就很能說明這一點。據說王羲之曾經因為將軍謝安（320—385）將回信直接寫在自己給他的信箋上，而感到非常不快。

  流傳到今天的書信雖以男性之間的居多，但也不乏男性與女性間的通信，例如竇融（前16—62）的夫人寫給他的信。[35]這封與竇融決絕的信以四字為一句，用的是東漢散文的常見形式。這種風格體現了中國傳統文學形式中散文與詩歌風格的接近。這裡還要提一下傳世書信中不多的幾封情書，其中最著名的當數司馬相如（前179—前118）與卓文君之間的往來書信，[36]但據推測，這些信系後世偽作。在信中，卓文君告訴想納妾的丈夫自己即將離開他，司馬相如則在回信中保證自己只願以卓文君為妻。而漢人秦嘉與他留在家鄉的妻子徐淑間的通信應是原作，[37]這些信被認為是這對夫婦德行高尚的證明。

  由於中國文人對分類的強烈需求，書信從很早開始就被分成了不同的類型，其中包括用於告誡的信、描述或敘述類的信、舉薦信、申訴信等。對私人書信來說，最重要的就是關於具體行文的要求。這些要求被記錄在了對禮儀的規定之中，例如《禮記》或《儀禮》，對書信的規範形成有所助益。正式的或親友之間的書信往來甚至會對非常小的細節做出規定。[38]規定書札體式的著作被統稱為「書儀」，應該在中古時代早期就已經出現了，現存最早的「書儀」是唐代的作品，但並不完整。[39]這些「書儀」並不像在歐洲那樣，是文學理論或修辭學發展的結果，而是出於人們將人際交往的規則固定下來的意願，這些「書儀」甚或形成了法典。例如在向別人表達祝福或者弔唁時，如果不想與對方絕交，那麼就必須由本人去做；如果相隔距離比較遠，那麼就要用書信的形式在一個規定的期限之內完成。最早的一部此類著作據說是由南朝一位名叫王弘（379—432）的貴族所作，但並沒有流傳下來。這類著作中最著名的一部出自唐宋時期，其中的一部分是針對特定群體而作，例如有專門為婦女或僧侶所作的書儀。

  在唐代，書信被賦予一個特殊的功能，即人們會利用書信尋找保舉自己做官的人。因為在當時，除了通過考試，人們也可能因某位官員或學館主持者的保舉而獲得官職，由統治者直接選擇任命只是很少數的情況。雖然科舉制度的重要性日益凸顯，但其他的途徑始終還是存在的，一些人通過保舉的方式極迅速地獲得了很高的職位，詩人李白（701—762）就是一個例子。李白應該是在公元734年寫下了他最著名的那封自薦信《與韓荊州書》，但這封寫給荊州知府韓朝宗（686—750）的信並沒有收到李白期望的效果。信的開頭這樣寫道：

  白聞天下談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荊州。」何令人之景慕，一至於此耶！豈不以有周公之風，躬吐握之事，使海內豪俊，奔走而歸之……

  白，隴西布衣，流落楚、漢。十五好劍術，遍干諸侯。三十成文章，歷抵卿相。雖長不滿七尺，而心雄萬夫。皆王公大人許與氣義。此疇曩心跡，安敢不盡於君侯哉！

  君侯製作侔神明，德行動天地，筆參造化，學究天人。幸願開張心顏，不以長揖見拒。必若接之以高宴，縱之以清談，請日試萬言，倚馬可待。今天下以君侯為文章之司命，人物之權衡，一經品題，便作佳士。而君侯何惜階前盈尺之地，不使白揚眉吐氣，激昂青雲耶？[40]

  這樣的書信有成千上萬封，從文字的優美來看，很少有能及李白者，但自薦信的發展從根本上促進了文人階層寫作能力的發展。

  早期的書信因為被記錄在史書之中，藉助《左傳》這樣的作品而得以留存下來；同樣地，它們也因此進入早期的小說中，並被大量運用，例如《燕丹子》第一卷中就有燕太子丹與他老師之間的通信。書信不斷被用作敘述的手段，並且經常有很成功的例子，例如《鶯鶯傳》中被拋棄的崔鶯鶯的書信。但在中國，真正的書信體小說是到了20世紀才出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