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哲學論證與政治論辯

  《易經》與「游士」

  西周的封建王朝土崩瓦解之後，中國分裂成了大大小小的諸侯國，這些諸侯國結成了不斷變化的聯盟，彼此爭鬥不休。正是在這個時期，為諸侯出謀劃策的謀士出現了，他們形成各種流派和學說，但主要都圍繞著一個問題，即如何能夠重新實現天下的統一，因為這是人們從來沒有放棄過的理想狀態。從出身來看，這些謀士中有一部分人來自貧窮沒落的貴族家庭，他們並不屬於某一個特定的諸侯國，因此他們也被稱為「游士」。這些游士雖遊說各國諸侯，但在多數情況下，他們在什麼地方找到的信眾最多，就會被歸為那個地方的人。

  這些游士向人們宣傳自己的學說。他們的宣傳對象主要是自己的學生，當然有時也會是某個諸侯，這種宣傳主要以對話的形式進行，而他們的學說也就以這樣的形式長久地保留下來。在中國哲學史上占據重要地位的古代著作基本都採用了對話體，[83]但對話的雙方並不是平等的，其中一方的作用只是提出關鍵詞。在論述的時候，游士會使用特定的修辭手段。他們的主要方法是引用聽眾熟悉的篇章，而他們最喜歡引用的是《詩經》或《易經》中的詞句或卦象。

  《易經》是一部描述「變化」的書，德語國家的讀者是通過衛禮賢（Richard Wilhelm）的譯文而接觸到這部著作的，他們更熟悉的是「I Ging」這個譯名。這部書最初應該是西周初葉記錄六十四卦的易書之一。[84]幾部易書之中，流傳至今的僅有這一部，該書也稱被為《周易》（周代的易書）。這部書的核心是六十四卦，由伏羲八卦組合而成，即傳統上認為由伏羲（他被認為生活在公元前2800年前後）所發明的八卦位圖，這些卦由六根上下排列的長橫或中間斷開的兩個短橫組成。《易經》除具有卦書的實際用途外，也具有重要的文學價值，書中包括了詩歌形式的說明文字以及一些形象的描述。然而，這些描述被後世的解釋者們看作符碼，它們不僅影響著後世的文學創作，也不斷地被運用在政治或天理人倫思想等方面。[85]隨著孔子及儒家對《易經》的研究（從公元前6世紀開始），《易經》又增加了七種註解和說明，這些也構成了書的一部分。由於其中的三種可分為上下兩卷，所以也稱「十翼」。

  直到公元2世紀，人們才將這些註解的作者與孔子聯繫在了一起，但歐陽修（1007—1072）就對其中《文言》一篇的作者提出了質疑。《易經》最著名的註解是《大傳》，或稱《繫辭》。《繫辭》與《彖》和《象》一樣，都分上下卷。「十翼」的另外四種分別為《文言》《說卦》《序卦》和《雜卦》。

  今天，我們對兩種主要的流傳體系進行了區分，一種是作為後世經籍印刷底本的「古文」版，可以從孔穎達（574—648）上溯到費直（公元前1世紀中葉）；另一種是可從朱熹上溯到漢代的、官方認可的「今文」版。朱熹是以呂祖謙（1137—1181）所收集的拓片、石刻殘片以及早期對《易經》的引用作為基礎的。七經（即《詩經》《書經》《易經》《儀禮》《春秋》《公羊傳》《論語》）是公元175年漢靈帝（167—189在位）親自下令刻於石上的，並在公元183年完成，但到孔穎達的年代，刻石就已經不復存在，也或者是被人遺忘了。[86]

  《易經》的註解繁多，幾乎讓人眼花繚亂，僅18世紀的一份皇家圖書目錄中就收錄了將近1500種，而通常被列於諸經之首的這部著作卻不同於其他那些「經」，它的核心內容有一部分並不清晰。另一方面，這種註解的傳統也證明了這部書的影響力及其永恆的魅力。《易經》註解中最重要的一部恐怕要數上文中提到的《大傳》，這部著作應該是漢代才被創作或編輯整理出來的，裡面包含了古代中國流傳下來的關於上古歷史與文化發展的內容，所以也有人認為《大傳》是由口頭流傳的。

  《易經》中的很多說法都能讓我們聯想起民間俗諺，例如對於第三卦「屯」的解釋，衛禮賢在1924年將其翻譯成Anfangsschwierigkeit。[87]除諺語和謎語外，書中還有很多對歷史事件的影射。《易經》這部中國「最古老的書」，因其獨特性而讓所有對它進行分類的嘗試都化作徒勞。在開始時，這部以卦書為核心的著作顯然是由「史」負責解釋的，但後來，這本書就變成了智慧的源泉。

  歷史上最早有記載的「游士」是孔子，也稱孔夫子，拉丁化並被耶穌會傳教士傳播到歐洲的名字是Konfuzius。孔子的學說被記錄在《論語》中，其中包括約500條談話或講話內容。該書是由他的弟子或再傳弟子傳播開來的，但今傳本的形式是在公元前2世紀編輯而成的。[88]書中歷史最早的是第3章至第9章，大概能夠回溯到孔子的第一代弟子時期。

  儒學以孔子為創始人，這種學說後來成為封建王朝文人階層奉行的精神教義，涵蓋了哲學以及國家和社會學說等方面，同時培養了一批具有批判精神的人。儒學以中國上古時期的一些價值觀為基礎，因而始終將自己視為理想化的古代傳統的合法代表，且在中國的政治和道德體系中起到了越來越重要的決定性作用。特別是在10世紀之後，儒學也強烈地影響了日本和韓國的政治文化與精神世界。無論是作為哲學，還是作為社會學說，儒學都在那裡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但同時，它也發生了改變，以適應當地的情況。不管儒學在這些國家的影響有多麼深遠，它的歷史淵源始終還是在中國，所以，儒學有的時候也被當作中國文化的同義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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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學以孔子及其學說為基礎，雖然源自孔子，但歷經各個時代，儒學自身也在不斷發生變化。儒家有不同學派，但它們之間有幾個共同的特徵：強調社會關係，特別是社會等級；拒絕任何形式的平均主義；強調所有外在聯繫之中的內在聯繫；相信每個人從根本上來說都是可以教育的。作為國家學說，儒學為封建統治的合法化服務，同時它又體現了文人士大夫階層的利益；該學說還被用於限制、規定和約束統治者及軍隊的權力，並以所有人的福祉為目標來平衡各種利益。但由於儒學核心中的不可知論，因而在被奉為國家學說後，儒學不得不增加了儀式方面的內容和哲學元素，並通過這種方式成為綜合性的國家和社會學說，對各個領域都起到了規約作用。儒學所具有的理性特點使其無法滿足百姓對宗教和神秘事物的需求，這就給其他學說留下了足夠的發展空間。而儒學後來也受到了這些學說的影響，從為天下臣民謀福祉的主張發展成為扶助弱小並限制某一個或某一群人的權力的學說。但這並沒能阻止儒家官吏在實際中結黨營私的行為，特別是到了封建王朝晚期的時候，這也對儒學這門與古老體系處於同等地位的學說造成了損害。

  孔子被尊為中國的萬世師表，他生活的年代大致為公元前551年至公元前479年。我們並沒有關於他實際出身和生活的可靠信息，關於他出身的所有詳細記錄都出自後人的杜撰。[89]據說他來自一個當時非常龐大的沒落貴族家庭，他同這個群體中的其他人一樣，也認為自己應擔大任。要理解他的學說，我們就必須結合公元前6世紀到公元前5世紀中國的政治格局。孔子學說的基本思想來源於對黎民福祉早已存在的構想，以及認為做官是獲得榮譽、聲望和更高社會地位的唯一合法途徑的觀點。因此，孔子特別強調官員必備的一些能力，尤其認為官員要熟知宮廷儀式以及早期的編年史著作。雖然對精英知識分子而言，存在這種對通識能力的要求，但在孔子的時代，實際也已經出現了專業分化的跡象。

  由於貴族階層及氏族的血緣聯繫開始變得鬆散，孔子主張恢復上古時期的道德觀，重建道德秩序，以平息紛爭。所以，博學以及對上古的了解便成為他所推崇的理想人格的特徵。孔子雖然博學，但在政治上並不成功，這種情況在後世也很常見，雖然將學識與仕途結合在一起是人們追求的目標，但在實際中，能夠把這兩者結合起來的人並不多見。

  孔子並沒能將自己的理念付諸實踐，他主要是用這些理念來影響自己的朋友和學生，他們中有一些人入朝為官。直到年過半百，感到自己肩負著拯救世界使命的孔子才離開家鄉魯國（即今天的山東省），出去遊說。但在大約10年後，他就在追隨者的請求下回到了魯國，並在那裡以教書為業，度過了生命中的最後幾年。隨著古老秩序的瓦解，「王命」與王權之間的統一也被打破，統治者並不一定就是「天命」之人，而孔子終其一生都認為自己有一種內在的、隱藏的天命。孔子及其繼承者的這種自我認知讓他們有了一種自己是天命之人的想法，並因此具有了一定的獨立性。由於這種與外在世界之間的對立以及對君權神授根本性的質疑，儒家學者或是漸漸有了對政治秩序提出意見並參與其中的要求，或是因為這種矛盾關係而形成逃避現實的態度，並對參與政治生活持根本性的否定態度。

  儒學的一個核心概念是「仁」（「人性」或「仁愛」），孔子及其追隨者們都追求「君子」的理想。「君子」這個概念最初是「君王之子」的意思，後來被賦予了「高尚」或「高潔」的含義，反映了孔子在血緣關係瓦解後尋找重建貴族理想的努力。「君子」應「崇古重老」，將西周時期的狀態作為追求的理想，保護古老的禮儀與文字，以此來實現內心的強大。孔子將古代的典章制度當作標準，使古老的禮儀成為道德的規範。

  孔子及其弟子將黎民福祉作為目標，要求破除他那個時代幾個強大貴族家族的專制統治。當時沒有一個強大的中央政府，因而他也不期望能夠通過集權的方式實現自己的目標，而是將希望寄託於在家庭內部建立道德準則以及對行政管理方式進行徹底的改革。他特別要求降低賦稅，反對苛政。在一個血緣關係瓦解的時代，教育與學習從家庭中脫離出來，成為一個獨立的體系，其標誌就是老師的出現，而孔子則成為老師的最典型代表。

  孔子希望推行的道德規範取決於國家的井然秩序，或者至少是群體內部的秩序，這就要求每個人都要讓自己的人生走上正道，以此實現「天下有道」（《論語·季氏》）。在跟弟子的對話中，孔子講述了自己對於世界秩序的構想。他以上古堯舜時代為理想狀態，並提出修身的要求，其中除廣義的文學修養外，還包括政治道德的學習以及對完美個人品德的追求。他的弟子們就是在這種教育的基礎之上，被推薦擔任國家的政治官吏，有些人甚至是由孔子親自舉薦的。這種舉薦官吏的做法延續了幾百年，在科舉制度出現以後，也沒有完全被取代。

  雖然通過其他一些作品，例如《孔子家語》[90]，我們也能夠了解孔子的學說或關於他的故事，但《論語》始終還是記錄孔子言行的最重要作品。《論語》的語言並非晦澀難懂，最初應該是包含了許多幽默諷刺的成分的，論證也並不古板，但經過宋人——特別是朱熹——的註解，這部著作一躍成為後世的教育經典，並擁有了大量註疏。《論語》中的許多句子既能夠讓我們看到中國傳統的生活智慧，也能夠供我們理解儒學所奉行的理念。《論語》的開篇這樣寫道：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91]

  接著又出現了下面這種不容置疑的說法：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92]

  或者：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言，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93]

  還有講述孔子德行高尚、堅定的篇章，例如下面這一段：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94]

  楚之狂人接輿的故事中，一個偽裝成狂人的智者向孔子指出了避世以及通向未來的可能性，這是另外一種生活態度。對孔子來說，這是不可接受的。但在後來的莊子哲學中，這種態度得到了發展：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95]

  孔子的學說中發展出了不同的體系，其中一支的代表人物曾參（前505—前436），據傳為《孝經》的作者；另外一支的代表人物是孔子的孫子孔伋（前483—前402），《大學》和《中庸》被認為是他的作品，這兩部作品起初被收錄在《禮記》中，後來作為獨立的作品，與《論語》《孟子》並稱「四書」。

  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儒學只是諸子百家中的一種學說，甚至其影響力曾一度不如墨翟（約前468—前376）的墨家學說。《墨子》的核心內容來自墨翟和他的弟子，其中有很多地方與孔子的觀點背道而馳。《墨子》的內容包羅萬象（例如「非攻」「節葬」「節用」等），被分為長短不一的三個部分，這種三項分類法指出了文章的功能。《墨子》採用語錄體，語言清晰，論證簡單，多用類比法，從中能看到其宣傳功能。[96]例如《墨子》的第一篇：

  是故江河不惡小谷之滿己也，故能大。聖人者，事無辭也，物無違也，故能為天下器。是故江河之水，非一源之水也；千鎰之裘，非一狐之白也。夫惡有同方取不取同而已者乎？蓋非兼王之道也！[97]

  孔子和墨翟並非當時僅有的著名「游士」，他們只是眾多「游士」中的兩個，並且都是通過後來幾十年甚或幾百年中的一代代弟子，才獲得了今天的地位。墨家因提倡平等而遭到非議，在孟子對其提出異議之後尤甚，這恰恰體現了墨家「兼愛」學說的魅力，同時這也是為推行官方認可的社會模式而壓制其他學說的後果。

  在儒學推行的過程中，曾經有一些學說遭到了壓制。我們今天只能推測這些學說的內容，且它們絕大多數已經無法復原，但是對墨家學說，我們是有一些具體了解的，包括它發展出了一種原邏輯，建立起了論述的規則，介紹並傳播了軍事器械的製造工藝，甚至還涵蓋了數學和光學知識。[98]關於所謂的「名家」也有一些不完整的文本傳世，其中最重要的作品據傳為惠施（公元前4世紀）和公孫龍（公元前3世紀）所作。[99]

  由於儒家和道家所受到的特別重視，其他文士與學說流派的作品的保存狀況大多極其不好，其中一部分僅剩斷章殘篇。直到清代（1644—1911）的近代篇章學、語言學的代表人物做了整理，其中一些思想家才重見天日，這裡面就包括法家的申不害（卒於前337年）；[100]諸多學說也再次活躍，比如藉由《列子》這部著作保存下來的楊朱的享樂主義，商鞅（前390—前338）記載在《商君書》中的有關軍事及農業國家的學說，[101]《慎子》中記載的慎到（約前395—約前315）的法治學說，[102]或者鄒衍的自然哲學，[103]此處就不逐一列舉。《墨子》是最能體現實用技術與治國思想相結合的著作，特別是其中介紹攻防技術的章節。這類著作從公元前500年前後開始大量出現，其中最著名的是成書於公元前5世紀下半葉的《孫子兵法》，亦稱《孫臏兵法》。[104]

  由於不被官方承認，這些學說流派及其代表人物在漢代時就已經被人遺忘，直到17世紀後才重新得到重視，特別是因儒家而被官方鄙棄的法家思想。為了在革新中國之時不必依賴國外的學說，人們開始對墨翟感興趣，認為他創立了堪比亞里士多德的邏輯學。引發人們興趣的還有管仲這類國家和社會學說的代表（傳統上認為管仲生活在公元前7世紀，不過被認為是其作品的《管子》應該是公元前3世紀才成書的）。[105]對形成於思想活動非常活躍的戰國時期（前481—前221）[106]的各種學說學派，人們的興趣一直持續到今天，要理解這種興趣，首先要將其放在我們之前說到的前提下去理解。

  最能反映諸侯宮廷以及戰國時期各個地區哲學及政治紛爭的無疑是《孟子》這部著作，該書收錄的是孟子的學說。孟子，名軻，[107]他被認為是孔子學說的合法繼承人，他的學說也被宋明理學列入「四書」。對於孟子生活的最早記載見於《史記》，但由於司馬遷之誤，該書對孟子周遊列國的記載與《孟子》書中的記載有出入。另外一些早期的記錄見於《韓詩外傳》和《列女傳》。[108]

  在《孟子》中，我們能夠看到關於其他學說流派的各種論述，尤其是關於墨家和楊朱學派的享樂主義，所有這些論述都是與孟子在公元前320年前後的一些政治經歷相關的。這部著作與孔子的《論語》不同，它避免了一切情景化的描述，有非常嚴肅的說教性質。《孟子》所述最側重的是建立在性善論基礎上的政治道德學說，並因其「暴君放伐論」和對君主權利義務的規約而獲得後人的重視。

  中國早期論說文的一個特點是使用形象類比，[109]例如孟子向告子論證人性本善的段落：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

  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110]

  與孟子的性善論不同，荀卿（約前313—前238，名況）認為人如果不接受教育，是無法變「善」的，所以，人是需要嚴格調教的。荀子的學說被收錄在《荀子》一書中，該書娓娓道來，不乏幽默色彩，形式上採用了論述體，而非早期著作常採用的問答體。由此看來，這本書應是他本人撰寫的。[111]荀子的作品代表了中國先秦時代哲學發展的巔峰，對後世哲學家及史書作者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只因《孟子》被列為儒家經典，《荀子》一書才在宋代被人忽視了。

  在先秦哲學著作中，我們能看到大量的歷史記錄或偽裝成歷史記錄的故事，它們經常被用來增加觀點的直觀性。但也有些論述，我們無法明確判斷其被插入的原因。在記錄法家最著名代表人物韓非（卒於前233年）思想的《韓非子》[112]一書中，有55篇對法家治國思想基本理念的論述。韓非子是荀子的學生，這部書應是他求當謀士不成之後寫下的。他的家鄉韓國遭到秦國攻擊之時，他作為使者被派往敵營，後來死在了對方的牢獄中。韓非子學說的核心概念是「法」「術」和「勢」，他用於解釋自己思想的寓言和故事成了中國古代教育散文寶庫里的重要組成部分，例如下面這個故事，它諷刺了某些因墨守成規而失去實際行動能力的人：

  鄭人有且置履者，先自度其足，而置之其坐。至之市，而忘操之。已得履，乃曰：「吾忘持度！」反歸取之。及反，市罷，遂不得履。

  人曰：「何不試之以足？」

  曰：「寧信度，無自信也。」[113]

  成書於公元前3世紀中葉的《呂氏春秋》，最初有可能是因為使用干支紀年法編排而得名，這部著作通常被歸入法家，[114]但或許將其稱為雜家之作會更確切。[115]在這部由大商人兼秦始皇謀士呂不韋（卒於前235年）主持編纂的著作中，除政治及道德哲學方面的論說外，還有大量的故事和報導，書中浸透了那個時代雖則自由但又追求秩序建設的時代精神，這一點在呂不韋之後出任秦國丞相的李斯（？—前208）的傑出政治哲學論述中也有體現，李斯的論述主要散見於其散文作品和書信中。

  但最有趣的寓言故事並不是在偏理性的儒家經典或嚴肅的法家經典中，而是在較為柔和、偏重個人而又不失幽默的道家著作中，並且久而久之，其他學說也或多或少地受到了這種學說流派的影響。

  道家的老子和莊子

  早期的道家傳統被稱為「道家哲學」，以區別於公元2世紀形成的道教。這種哲學實際包含了兩種完全不同的流派，其中一種以被認為是老子（我們所熟悉的名字是Laotse或Laudse）所著的《道德經》為核心，另一種則以《莊子》為代表，這部著作後來也被稱為《南華真經》。

  不管是老子還是莊子，他們的學說都強調個人、世界和生命的神秘性，這種思想在過去兩個世紀始終非常吸引歐洲的文學家和思想家；[116]對中國傳統的文人士大夫而言，這種學說的影響力也遠比他們公開承認的要大。《道德經》通常被我們音譯為Daudedsching、Tao-Te-King，或取其意，譯為Das Buch des Alten vom Sinn und Leben[117]或Das Heilige Buch vom Weg und von der Tugend[118]，這是中國古代典籍中擁有最多西方語言譯本的作品，同時也是最難理解的一部。

  在1973年12月湖南長沙馬王堆一座公元前168年的漢墓中的帛書出土之前，王弼（226—249）所注《道德經》一直被認為是最古老的版本。[119]馬王堆帛書中有兩種版本的《道德經》，其中保存較好的版本是用隸書寫成的。值得注意的是，王弼版《道德經》分為上、下兩部分，共81章，而馬王堆帛書版兩部分的前後順序與之不同，主要論述社會政治問題的「德經」在前，論述宇宙與本體論問題的「道經」在後，如此一來，書的名稱實際應該是《德道經》。

  《道德經》的作者究竟是誰，我們並不清楚，其成書時間應該在公元前300年前後，書中多為押韻的警句、哲言。認為老子是作者的觀點可追溯到《史記》，這部約5000字的著作被認為是老子騎牛出關途中寫給一名關令的，這個傳說於1938年被德國劇作家貝托爾特·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寫進了他那首著名的詩《老子流亡路上著〈道德經〉的傳奇》（Legende von der Entstehung des Buches Taoteking auf dem Weg des Laotse in die Emigration）中。[120]還有一些記載將老子描述為孔子的同代人，所以他被認為生活在公元前6世紀。[121]

  《道德經》中說「道可道，非常道」，這是為現實生活設定的最高目標，講求的是效法道而行，返璞歸真，道法自然。對於中國文化來說，這種觀念具有極其深遠的影響；對於文學，特別是詩歌的影響，也遠不止《德道經》中所用的對偶或排比等修辭手法。

  早期道家哲學中的另外一部，恐怕也是最重要的一部著作則是莊周（約前369—前286，也稱莊子）的作品《莊子》，這部著作共33章，分為「內篇」（1—7章）、「外篇」（8—22章）和「雜篇」（23—33章）三部分，而其中只有1—7章可以確定是莊子所作。[122]這部著作的語言風格應該源自莊子的家鄉宋國，這個位置偏南的諸侯國認為自己是殷商後裔，不過宋國的語言也僅被保留在這一部著作中而已。其中比較典型的除了奇特的人物名字，還有其他一些語言特點。《莊子·內篇·齊物論》中最著名的一段是「蝶夢」，作者在「蝶夢」中形象地論述了他關於突破自我、萬物齊一的思想：

  昔者莊周夢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為胡蝶與，胡蝶之夢為周與？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

  這部著作用很多故事頌揚無用之用，批評「聖人」的「文明」，書中還有很多地方將儒家的各種「文明」規約視為世間萬惡的始作俑者。[123]莊子思想中對文化和文明的悲觀抨擊成為持續影響中國文化的一股不可忽視的潛流或支流，而莊子文章中提倡的回歸田園以及牧歌式的文風直到近代都深刻地影響著中國的精英知識分子，這種影響體現在他們的文學創作中，同時也體現在作為他們歸隱場所的園林和庭院的結構上。

  道的無處不在以及認為萬物之間存在神秘聯繫的觀點，是莊子哲學的基本思想，於是，就有了他臨終之時說的下面這樣一段話：

  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為棺槨，以日月為連璧，星辰為珠璣，萬物為齎送。吾葬具豈不備邪？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烏鳶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為烏鳶食，在下為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124]

  推崇莊子世界觀的主要是精英階層中對於美和浪漫思想持開放態度的人。而這種世界觀中最重要的就是一種獨一無二的感覺，這符合精英階層對獨特性的認識，任何一種技藝都會被視為既不可教也不可學的，都會被認為是順道的結果。下面這個寓言講述的，正是這種回歸內心的無為如何被人出於善意而破壞：

  南海之帝為倏，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倏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倏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125]

  《莊子》中的故事與許多收錄在哲學著作中的寓言故事一樣，不斷被用在後世人關於精神層面的討論中，所以我們也可以將其視為一種修辭技巧，例如《莊子》中的庖丁，在政治思想家賈誼（前200—前168）筆下，就已經變成了一種概念：

  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所排擊剝割，皆眾理解也。至於髖髀之所，非斤則斧。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勢法制，人主之斤斧也。[126]

  賈誼在這裡用到了《莊子》中「庖丁解牛」的故事，庖丁的刀從來不會變鈍，因為他無論是切肉還是分骨頭，都能利用好關節之間的自然縫隙。[127]

  經常與《莊子》相提並論的《列子》被認為是列子所著。相傳列子能御風而行，一些人認為他生活在公元前6世紀。《列子·楊朱篇》提到了傳統上認為生活在公元前4世紀的楊朱。《列子》中雖然也包含公元前3世紀或更早之前的內容，但它應該是在公元3世紀才編訂而成的，從這部著作中，我們已經能夠看到道家發達的煉丹術的影響以及從印度地區傳到中國來的故事題材。[128]

  故事、寓言和詩歌在各家「游哲/游士」作品中有著多種多樣的使用方式，這種現象表明純文學在戰國時期還沒有獨立的表現形式。儘管後世的文學始終也沒能完全擺脫教化目的，但在這裡，我們已經能看出人們對修辭藝術越來越濃厚的興趣，而一些帶有空想性質的觀點之所以能發展並傳播，也正得益於這種興趣。有些文人群體以及以某位教師為核心形成的學宮也因為他們的修辭手段而聲名遠播。當時最為著名的一個代表性人物是齊國「稷下學宮」的淳于髡（大致生活在公元前4世紀），《史記》中有多處記載了他的諷諫與機智。

  《戰國策》及其他被認為劉向所作之書

  諸子百家之間的相互競爭本應有利於論辯體的發展，這一點從許多作品中都能看出來，但讓人驚訝的是，中國並沒有一種符合ars oratoria（演說）意義的論辯體出現並被保持下來，而修辭學也沒能發展起來。這或許是因為主流觀念將重點放在了話語所蘊含的思想而非話語本身之上。儘管如此，我們還是能夠看到辯士流派曾經存在過的痕跡，只是他們後來受到打壓，著作才被人遺忘。劉向編訂的《戰國策》也能夠證明這種推測。《戰國策》包括了497個歷史事實和故事傳說，年代主要為公元前300年至公元前221年。考古發現證明，遠在該書編訂之前的公元前220年左右，許多被收錄其中的故事就已經在流傳了。[129]

  作品標題中的「策」字我們通常翻譯為R?nkespiele（計謀）、Pl?ne（計劃）或Ratschl?ge（計策），但編訂者也有可能用的是這個字的另外一個意思，即「成編的木片」。從漢代末年開始，《戰國策》就因其內容而越來越不受重視，或許是因為人們意識到辯術是通向強大權力的捷徑。例如《世說新語》中就講到了一個能言善辯的人，他特別善于衡量一件事的好處與壞處，深諳被稱為「長短」的遊說之術：

  後丁艱，服除還都，唯齎《戰國策》而已。語人曰：「少年時讀《論語》《老子》，又看《莊》《易》，此皆是病痛事，當何所益邪？天下要物，正有《戰國策》。」既下，說司馬孝文王，大見親待，幾亂機軸。俄而見誅。[130]

  由於所引起的爭議，《戰國策》在唐時就已經部分失傳了，直到古文運動的倡導者之一宋人曾鞏（1019—1083）重新編訂了這部書。有意思的是，曾鞏不忘強調說這部書能讓人看到正統一旦敗落，將會產生什麼後果，但該書的文字風格應該是讓他十分嘆服的，而且此類讚嘆在他之前和之後都曾經有過，例如宋人王覺就在《題〈戰國策〉》中說道：「雖非義理之所存，而辯麗核緯，亦文辭之最。」宋人李格非則在《書〈戰國策〉後》里說：「其事淺陋不足道，然而人讀之，則必尚其說之工，而忘其事之陋者，文辭之勝移之而已。」

  雖然《戰國策》在傳統上被歸為歷史著作，而且也的確是我們了解戰國這一時期的重要史料，但它並不是一部真正意義上的史書，而是一系列有代表性的辯論文章。《戰國策》英文全譯本的譯者柯潤璞是對這部著作研究最深入的西方漢學家。他總結了不同的論證方式，認為從基礎結構來看，書中大概有十分之一的文本是按照下面這個程式進行的雙重論證：「你應該這樣或那樣做。如果成功的話，就能夠贏得A，如果不成功，贏得的就是B。」下面就是這種程式的一個例子：

  魏文侯借道於趙攻中山。趙侯將不許。趙利曰：「過矣。魏攻中山而不能取，則魏必罷，罷則趙重。魏拔中山，必不能越趙而有中山矣。是用兵者，魏也；而得地者，趙也。」[131]

  另外一種論證程式的結構是：「如果你做A，就很好；如果你不做A，就不好。」（或者反過來！）還有一種是「進退兩難型」，用來讓某人明白他要做的事無論如何都是沒有意義的，例如下面這個故事：

  秦宣太后愛魏丑夫。太后病將死，出令曰：「為我葬，必以魏子為殉。」魏子患之。庸芮為魏子說太后曰：「以死者為有知乎？」太后曰：「無知也。」曰：「若太后之神靈明知死者之無知矣，何為空以生所愛葬於無知之死人哉！若死者有知，先王積怒之日久矣。太后救過不贍，何暇乃私魏丑夫乎？」太后曰：「善。」乃止。[132]

  慕尼黑大學漢學系的創辦者、漢學家海尼詩（Erich Haenisch， 1880—1966）認為劉向像孟子一樣是「為道德和性格鬥爭的先行者」。[133]除了《戰國策》，還有其他作品被歸在他的名下，例如《列女傳》[134]，或以政治諷諫和道德教化故事為內容的《說苑》以及《新序》。後兩種作品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唐宋時期的古文運動，而《列女傳》裡面記載了105個令人敬佩的婦女的故事，開創了記載婦女事跡的傳統，呂坤（1536—1618）的《閨範》就是這一類型的作品。《列女傳》中的一些故事據說在漢代就已經成為繪畫的題材，書籍印刷術推廣之後，人們將這些畫（其中一個系列為畫家顧愷之的作品）作為插圖，放在這部著作的不同版本中。

  《列仙傳》記錄了70位道教神仙的事跡，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它同樣被認為是劉向的作品，但這部著作的成書時間應該是在東漢時期（25—220）。儘管如此，它依然是同類型作品中最早的一部。[135]由於著作中的人物都不是普通凡人，傳統上也將其歸為「志怪」一類，後來的《神仙傳》或王世貞（1526—1590）的《列仙全傳》就是繼《列仙傳》而作。成書於公元6世紀南朝梁僧人慧皎（497—554）的《高僧傳》是佛教聖徒傳記繁榮期的作品，這部著作同樣受到了以《列仙傳》為代表的早期道教傳記的影響。不過與後期的作品相比，《列仙傳》中的文章篇幅都很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