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早期歷史著作以及敘述文體的發端

  歷史描寫的教化作用

  雖然散文在中國古代文學領域的地位始終在詩歌之下，但它仍然具有重要的意義。有觀點認為，在公元前5世紀的時候，中國就已經有以口頭甚或書面形式流傳的長篇英雄故事及敘事史詩，這種觀點能夠找到很多依據。但是從精英知識分子開始推崇儒學後，這種傳統就沒有再得到繼續發展，甚至遭到了有計劃的壓制。[52]《漢書》中記載了下面這段話，說話者是將儒家學說提升到國家層面的「設計師」董仲舒（前179—前104）：

  《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

  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53]

  將傳說及英雄史詩與歷史相結合的做法雖然並不是從一開始就有的，但出現得也相當早，如今我們能夠看到的文集都是由漢代那些接受過儒家教育並奉國家之命管理文學領域的人選編的，因而是與特定的興趣、利益聯繫在一起的。從這些文集中，我們雖無法馬上確定早期英雄史詩的存在，但也能夠推斷出來。

  

  但也有觀點反對早期歷史小說的存在，且認為流傳下來的史書以及歷史的或偽裝成歷史的小說，都是建立在悠久的、帶有說教性質的歷史故事傳統之上的。[54]我們能看到許多不同的著作之間存在非常複雜的情節關聯，這幾乎可以讓我們認為在這些帶有說教意味的歷史故事前，肯定曾有過口頭或書面形式的傳說或史詩。另外一個證據就是這些文本中引用了大量人物會話，這些會話或完整引用，或摘取片段。由此，我們完全有理由認為演說傳統在中國是曾經存在過的，只是這種藝術後來走上了一條不同於西方的發展道路。[55]

  中國歷史著作的開端跟中國文學的開端一樣模糊。相較於半個世紀之前，今天的我們對古代中國的了解已經清楚得多，因而恐怕不會再有人像漢學起步時期的德語地區著名漢學家佛蘭閣（Otto Franke， 1863—1943）那樣做出如下的論斷。他於1925年寫道：「存在於他們所有人（這裡指的是埃及人、巴比倫人、波斯人、猶太人、阿拉伯人、希臘人和羅馬人）之外的中國文化從先秦時期開始就已經擁有了大量歷史著作，從規模上看難有人與之比肩。」[56]他的這種說法並不算完全錯誤，雖然其他民族擁有比中國古老得多的歷史著作，但從整體規模上來看，確實沒有任何一個古老民族能夠比得上中國。「就像在其他思想領域一樣，中國的天才們在記載歷史方面也走出了一條獨特的道路，他們發展出自己的方法，服務於自己的目的。」[57]佛蘭閣說得沒錯。

  至少有一點是清楚的，即歷史著作從一開始就以不同的方式與統治者的儀禮聯繫在了一起。為了避免紛爭，早在商代，王室內部就形成了王位接替的規則[58]，因而我們可以認為被任命記錄這一決定程序的人其實都是一些專家。但我們並不清楚承擔這個任務的是負責占卜的卜官，抑或只是一些負責記錄由卜官主持的這個過程的人；我們同樣不清楚這些負責記錄的人是曆法專家，還是執掌各種儀軌的人，這些人都是有據可查的早期史官中的一部分。所有這些不確定性都與「史」這個漢字的多義性密切相關，這個字發展到後來既可指「歷史學家」，也可指「史書」。在漢代許慎的《說文解字》里，「史」被解釋為「記事者也」，指的是占卜，但這個字在甲骨文中的寫法還可以有其他解釋。在中國悠久文人傳統時代的晚期，類書式學者兼考據學家王國維（1877—1927）曾經提到過其中的一種解釋，根據這種解釋，「史」字代表的是一隻舉著容器的手，容器中裝的是射箭比賽時用的筭，因而，「史」的作用就是記錄射中了多少箭。到了周代，記錄史官分類和職責的材料就比較多了，雖然這些材料經常相互矛盾。

  「史官」顯然是一個可世襲的體面職位，這些人所做的既有類似確定吉日這樣的天文曆法方面的工作，也有像占卜或為統治者讀、寫這樣的任務。在國與國之間的交流上，「史」也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因為他們不僅會記錄下外交活動的過程，還會在每一年開始之時為統治者制定出將要正式宣布的曆書，其中會聲明諸侯的重要職責。這種歷頭會被供奉在諸侯的宗廟中，對於這一點，「史」也會做相關記錄。孔子在編纂《春秋》這部現存最早的編年體史書時（他被認為是這部書的作者），或許就是以這些記錄為依據的。

  《書經》《春秋》《竹書紀年》

  《書經》又名《尚書》，是先秦時期最重要的政治文獻彙編。這部文獻記錄的主要是統治者的一些言論，其中有幾篇是為公元前1046年周王滅商正名的作品。[59]早在公元前6世紀，這部著作的最初形式應該就已經存在了。[60]但根據清代考據學家以及20世紀研究文字風格的學者的觀點，傳世的《書經》中有一些篇目最遲出現在公元前2世紀，且該書有一部分系偽作，出現時間在公元3世紀末4世紀初。在重構古代漢語語音方面做出了重大貢獻的瑞典漢學家高本漢（B. Karlgren， 1889—1978）認為：《古文尚書》總共58篇中有28篇系後人添加，這個比《今文尚書》年代還晚的本子的特點在於過分誇張地模仿古代風格。[61]對此，德裔漢學家霍古達（Gustav Haloun）提出：這些出現年代最晚的篇目所記載的歷史反而是最早的，這是中國歷史編纂上的一個普遍特徵，這種對於重構自身最古老歷史的需求同時也是為了證明自己統治權的合法性。[62]

  《書經》中最常被引用的是《洪範》，該篇講述的是儒家的治國思想，由不願出山輔佐周王的隱士箕子向新登基的周王講述。《書經》的其他重要篇目包括《堯典》《湯誓》《盤庚》等，還有最早描寫中華王朝的《禹貢》以及記錄周武王在牧野講話的一些比較短的篇目。[63]

  傳統上認為由孔子所作的《春秋》是一部關於魯國的編年史，記載時間為公元前722年到公元前481年，這段時間後來也被稱為「春秋時期」。這部作品的文字風格異常簡潔，雖然文本本身不存在問題，但就是因為文字簡潔，所以造成了多種多樣的闡釋可能。對於孔子為何沒有提到某個事件或者他的某句話究竟是什麼意思，也存在各種猜測。孟子（約前372—前289，拉丁語名字為Menzius）曾從歷史及道德價值的角度，對他認為最重要的典籍進行了歸類。關於《春秋》的形成，他認為：

  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64]

  在另外一處，我們還能看到關於《春秋》作者為孔子的說法：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65]

  除《春秋》和司馬遷《史記》開始的幾卷外，《竹書紀年》應該算是最為可靠的歷史記錄了，至少對我們來說，這部書是了解西周及以前的歷史最為重要的編年史著作，雖然它跟《春秋》一樣言簡意賅。書中記載了從具有神話色彩的歷史開端直到公元前299年魏國時期的歷史。《竹書紀年》是用周朝晚期的字體寫在竹簡上的，公元前296年該書隨魏哀王入葬，並於公元281年被盜墓者發現。最初的文本共12（或更多）卷，已經失傳，但流傳下來的兩卷並非偽作，而是以歷代傳承下來的文本為基礎的，所以直到今天，仍有很高的價值。[66]

  《左傳》及《春秋》的其他注釋典籍

  《左傳》被認為是一位名叫左丘明的人對《春秋》的解釋，與《公羊傳》《穀梁傳》同為解釋《春秋》的最重要的典籍。[67]我們今天能夠看到的後兩部作品是在漢代經編輯整理過的。《公羊傳》比《穀梁傳》年代更早，而《穀梁傳》中則包含了更多的天文知識。兩部著作都以問答的形式寫成，這種文體也被稱為「問對體」，應該是在口傳的基礎上形成的。董仲舒的《春秋繁露》風格則完全不同，它更像是一部獨立的國家政治著作，且對繼承了《公羊傳》傳統的《史記》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使之成為《公羊傳》和何休（129—182）《春秋公羊傳解詁》之間的一環。因而我們需要記住，當中國學者說到《春秋》時，他們並不僅是指那本語言簡潔的著作，而是包括了與之相關的所有注釋。例如《春秋·隱公七年》的第二條記載中只是簡單地寫著「滕侯卒」，而《公羊傳》中就說道：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於紀。滕侯卒。何以不名？微國也。微國，則其稱侯何？不嫌也。《春秋》貴賤不嫌同號，美惡不嫌同辭。

  何休還補充說：

  若繼體君亦稱即位，繼弒君亦稱即位，皆有起文，美惡不嫌同辭是也。

  雖然從很早的時候開始，中國的史書就以記載統治者而非個別英雄或軍隊統帥的言行為主，但歷史寫作依然是最初的史詩傳統被改變、被壓制的結果。《禮記》曾云：「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說明史詩元素完全被早期對於統治者地位的程式化、合理化記錄所取代了。班固（32—92）的《漢書》補充說：「事為《春秋》，言為《尚書》。」[68]史官的作用是監督德行，並有勸誡的義務。就像《大戴禮記·保傅第四十八》中所強調的：「太子有過，史必書之。史之義，不得不書過，不書過則死。」從記載於《史記》的下面這個故事中，我們就能夠看出這種記錄的嚴格以及它所帶來的約束力：

  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為珪以與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請擇日立叔虞。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唐。[69]

  在《呂氏春秋》和《說苑》中，這個故事也有類似的記載。但在唐代（618—907）的古文運動中，據傳為史佚請立的這一事件的真實性遭到了柳宗元（773—819）的質疑，他在《桐葉封弟辨》中提出，周公這樣優秀的臣子是不會讓這樣的事公諸天下的，他要麼從一開始就會阻止成王做這件事，要麼就是不把它當回事。[70]

  雖然經過儒家的編輯整理，史書已經局限於理性的記錄，但我們依然能不時看到史家對優美文字和感人效果的追求。而歷史記載和歷史事件一直是後世所有消遣文學鍾愛的題材，這一點對文學史研究來說也非常重要。例如，成書於公元3世紀或4世紀的《吳越春秋》（今天的傳世本形成於1300年前後），或帶有濃厚道家色彩的《漢武帝內傳》，以及僅存部分章節的《漢武故事》。這些歷史著作或者以歷史著作之名示人的作品都有著悠久的歷史，例如今天僅存標題的《楚漢春秋》有可能就是以司馬遷對楚漢爭霸的生動描寫為基礎的。

  《左傳》是中國先秦時期流傳下來的最重要的散文作品，這部著作最初應該是一部獨立之作，後來才被人視為對《春秋》的註解。雖然《左傳》的研究者對這部書的最初功能及其成書時間各執一詞，但恐怕不會有人對葛蘭言所說的「這是中國文學最生動豐富的資料」[71]這一論斷表示反對。《左傳》是古代中國被閱讀得最多的著作之一，書中的故事或人物不斷被後人提及。雖然《左傳》僅有杜預（卒於284年）所作的一部重要注釋，但它一直存在著各種爭論，康有為甚至於19世紀末宣布這部著作系劉歆偽作。但康有為的這種觀點應該放在當時知識分子為革新中國而抵制儒教的大背景下去理解，法國漢學家馬伯樂（Henri Maspero）和瑞典漢學家高本漢都明確反對他的這一觀點。《左傳》所載事件的時間下限是公元前464年，所以高本漢認為其成書時間應該在公元前468年到公元前300年間[72]，按照今天的研究，成書時間應該是在公元前4世紀中葉。

  《左傳》中的敘述大多很簡潔，但感情色彩濃厚強烈。書中多為依照歷史事件發生順序進行的線性敘述，但我們偶爾也能讀到倒敘，這些倒敘通常以「初」開頭，表示「開始」或「最初」的意思。下面這一段摘自《左傳·宣公三年》（相當於公元前606年），就是倒敘：

  冬，鄭穆公卒。

  初，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姞，夢天使與己蘭，曰：「余為伯鯈。余，而祖也，以是為而子。以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如是。」既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辭曰：「妾不才，幸而有子，將不信，敢征蘭乎。」公曰：「諾。」生穆公，名之曰蘭。

  文公報鄭子之妃，曰陳媯，生子華、子臧。子臧得罪而出。誘子華而殺之南里，使盜殺子臧於陳、宋之間。又娶於江，生公子士。朝於楚，楚人鴆之，及葉而死。又娶於蘇，生子瑕、子俞彌。俞彌早卒。泄駕惡瑕，文公亦惡之，故不立也。公逐群公子，公子蘭奔晉，從晉文公伐鄭。石癸曰：「吾聞姬、姞耦，其子孫必蕃。姞，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今公子蘭，姞甥也。天或啟之，必將為君，其後必蕃，先納之可以亢寵。」與孔將鋤、侯宣多納之，盟於大宮而立之。以與晉平。

  穆公有疾，曰：「蘭死，吾其死乎，吾所以生也。」刈蘭而卒。[73]

  這裡以穆公（前627—前606在位）的死為引子，講述了穆公的出生以及他如何被自己的父親鄭文公（前672—前628在位）立為太子的故事。

  《左傳》對人物生平的介紹非常零散，經常需要讀者自己將它們整理在一起，對一些戰爭和旅行的描述也經常會出現在意想不到的地方。例如，關於公子重耳成為晉文公之前的幾次流亡經歷的記敘，就分別被記錄在《左傳·僖公二十三年》和《左傳·僖公二十四年》（相當於公元前637年和公元前636年）里。《左傳》中的人物都有固定的類型模式，他們是靜態的，既沒有個性特徵，也沒有表現出發展變化，因此，流亡顯然並不具有教育功能，重耳在流亡前後也沒有發生什麼變化。

  但我們還是能從《左傳》的某些章節里窺見人物內心的活動，比如下面這一段：

  公患之，使鉏麑賊之。晨往，寢門辟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嘆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74]

  我們經常會在其他著作中看到《左傳》里的一些故事，人們利用其他古代文本的記載，對這些故事進行加工或修改，所以我們經常無法明確地斷定這些著作引用的是《左傳》，還是另有某個與《左傳》相似的出處。關於伍子胥這個深受人們喜愛的英雄的記載就是一個非常典型的例子。公元前5世紀初，伍子胥慘死，後來，他被描述為忠誠的典範，並被奉為神明（這在中國歷史上是一個常見的發展過程）。我們不知道伍子胥在世之時是否就已經有關於他的英雄史詩了，但至少在《左傳》的成書時代，他的事跡就已經以口頭甚或書面的形式流傳了，這是因為我們能夠看到一些散在《左傳》各處的構成他這個故事的核心元素。

  無論是從結構還是構成要素上，對伍子胥的相關記載都很具有代表性，後來的歷史著作以及以這種形式出現的記錄或英雄故事也都具有類似的特點。在其他一些作品中，這個故事被添加了更多的元素。《國語》中增加了伍子胥臨死時的誓願：他要求將自己的眼睛挖出來，掛在都城的東門上，好讓他看著攻打過來的越國軍隊，看著自己的預言如何成為現實。吳王夫差因而大怒，命人將他的屍體裝進革囊，沉入江中。

  《國語》中共收錄了8個國家的243條傳聞逸事或歷史記載，時間跨度從公元前976年到公元前453年，成書時間應該與《左傳》相同，或是稍晚。[75]作為史料，這部作品常常是有爭議的，因為它的描述總是非常詳細，就像伍子胥的這個例子；但另一方面，簡潔也並不總是年代久遠的證明。伍子胥故事中添加的剜目、裝屍於革囊並沉江等情節，讓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這是某個地區性的題材，然後被納入了這個故事。雖然到目前為止我們只能找到個別例證[76]，但是這種使用地區性故事題材的做法應該並不少見。

  成書於公元前3世紀中葉的《呂氏春秋》特別強調了伍子胥傳說里的某些元素，而淡化了另一些元素，同時還添加了部分細節。例如，書中講到伍子胥逃亡時，給了渡他過江的老漁翁一柄寶劍作為酬謝；伍子胥在吳國引入了一系列治國原則；在進攻楚國時，他鞭撻了殺死父兄的仇人楚平王的屍體。

  奠定了後來斷代史標準的《史記》中已經有關於伍子胥的記載，這段記載內容更豐富，很多地方都比前代的敘述更為詳細。例如，《史記》記載伍子胥將楚平王的屍體挖出並鞭打。從某種意義上講，《史記》在一系列收集歷史小說及歷史故事的作品中堪稱翹楚，書中包含了大量以歷史小說為基礎的記載，卷八十六中關於燕國太子丹的記載就是一個很著名的例子。[77]

  《吳越春秋》中也有一個關於伍子胥的精彩故事，這個故事的篇幅是其在《史記》中的三倍。[78]《吳越春秋》的作者是會稽郡山陰縣人趙曄（大約生活在公元1世紀下半葉），這部書的流傳過程與其他許多著作類似。通過早期類書中的一些引文，我們可以認定今傳《吳越春秋》應該源自某個名叫皇甫遵的人所編訂的十卷本著作，該書至少有部分是不同於趙曄本的。但皇甫本傳到編訂者徐天祜手中時，已經是殘破不堪了。1306年，徐天祜在校訂不同版本的基礎上做出了他自己的修訂。[79]絕大多數中國的古籍都以不同的形式，在不同的程度上具有這種流傳過程中的失真問題。[80]

  至於這些後來增加的內容僅是添油加醋，還是對某些已存在元素的接受，這個問題並無定論，即使有很多跡象表明後一種可能性的存在。這裡還有另外一個問題，即為什麼會出現這些擴充。某些版本中的添加內容已經被包含在其他一些年代更為久遠的作品（例如一些哲學著作，尤其是《韓非子》）中作為素材。當然，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得考慮絕大多數曾經存在過的書面文本業已失傳的情況，我們從《漢書·藝文志》的文獻目錄中就能看出這一點。此外，我們還可以認為除了已屬於故事內容的元素，人們還從民間故事中汲取了新素材，就像「革囊」這個題材，顯然是與當地所存在的「天地-雞子」傳說相關的。[81]在閱讀相關歷史記載的時候，特別是在讀《史記》的時候，我們都會有一種印象，即撰寫者所擁有的資料應該遠多於他寫下來的，作者經常會對文本進行大規模的刪減。

  此外，通過研究為什麼要添加內容的問題，我們還能夠看出各個文學門類越來越具有各自的特色，它們在各自的框架內獲得了越來越大的發展可能性；此外，我們還要始終記得在書面流傳的版本外，應該還有影響範圍更大也更為生動的口頭流傳版本的存在，其中的一部分具有強烈的地域色彩。發現於絲綢之路中國段上的敦煌「變文」就是一個例子，其中伍子胥故事的口頭流傳版本歷史可以追溯至唐朝。[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