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舞蹈與歌曲：《詩經》

  傳世的文本與不同的解釋派別

  我們對中國先秦時期詩歌的所有了解，幾乎都來自《詩經》和《楚辭》這兩部詩歌集。上文中多次提及的《詩經》不但是最為古老，同時也是中國第一部規模較大的文學作品集，其中的作品產生於公元前10世紀至公元前6世紀。[9]《詩經》對詩歌的發展具有無可比擬的重要作用。在此後2500年的歷史中，《詩經》一直是文人階層接受教育的固定內容，它的語言風格、比喻形式、韻律格式持續影響著中國詩歌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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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經》中共收錄305首詩（如果加上只保存了題目、沒有保存下來內容的就是311首），有一種說法認為這些詩的收集者是王室的采詩官，目的是通過這些詩探查百姓的喜憂。還有一種說法認為在孔子（歐洲人熟悉的是「Konfuzius」這個拉丁化的名字）的時代，用這種方法採集來的詩歌超過了3000首，孔子棄掉了其中所有重複的部分，或是他認為不能夠直接服務於教育目的的部分。這兩種說法恐怕都有被後世誇張或神化的成分，不過我們還是能夠從中看出中國文學的兩個總體特點：文學是被統治的臣民用來表達情感的媒介，其中雖然也有批評，但需要採用恰當的形式；此外，文學還有教化的作用，教育與文學總是被結合在一起的。

  雖然後來的文學作品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在這種前提下創作出來的，但《詩經》中所收集的絕大部分詩歌並非如此。這些詩歌描述的是愛情與苦痛，喜悅與哀傷，它們在民間產生並被吟唱[10]。與後來的很多作品一樣，《詩經》中的詩歌完全可以被認為是民間的，它們是後來在國家政權與行政體系穩定下來的過程中被官方採納並經典化了的。同時，這些詩也為高雅文學提供了滋養。

  公元前2世紀曾出現過四個不同的《詩經》注釋派別，這幾個派別依據的文本應該是一樣的，但給出的解釋卻截然不同。其中的一個派別，即所謂的「毛詩派」流傳至今，成為後來研究和解釋《詩經》的基礎。這一派的注釋也經常被稱為「毛詩」（毛詩派所注的《詩經》），其中的詩分為三組：1. 國風（各國的民歌），其下含十五國風，共160首詩；2. 雅（文人作品，高雅的詩歌），根據所依照的音樂伴奏的形式，分為「小雅」和「大雅」，含111首詩，但其中6首僅存標題；3. 頌（頌歌或祭歌），其中周代31首，來自孔子故鄉魯國的有4首，商代5首。「頌」是《詩經》中創作時間最早的部分，而「國風」的時間最晚。

  這部詩歌集顯然在孔子時代就已經為人熟知了，並且形式與今天我們看到的相似。孔子本人不但推薦這些詩，還引用其中的句子，在其他一些東周時期的文章中，我們也能夠看到對《詩經》的引用。所以我們完全可以認為，《詩經》在當時就已經成為上層社會的固定教育內容，並得到人們的認可了。

  愛情詩與史詩傳統的殘留

  《詩經》最初是有曲調的，從不斷重複出現的一些固定表達中我們可以看出其由歌者繼承並保持的悠久傳統。這些詩具有感動人心的力量，恐怕這也是驅使人們在不斷從教化的角度對其進行解釋的同時，逐漸使其與曲調分離的原因之一。《詩經》中的第一首詩是《關雎》，這首詩採用常見的方法，取詩首句中的兩個字為標題。這是一首婚宴詩：

  關雎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

  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

  悠哉悠哉，輾轉反側。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

  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參差荇菜，左右芼之。

  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這首詩採用了《詩經》中非常典型的形式，一共五段，每段四句，每句四個字。《詩經》中的詩歌韻律形式多樣，句長不一，每個段落所包含的句子數目也不一樣，但以四言居多，最常見的韻律格式為：

  xaxa或aaxa

  （x表示不押韻的詩行）

  非常典型的還有反覆出現的一些自然景象，通常都在一段的開頭處，例如「鳧鷖在沙」「既方既皁，既堅既好」「倬彼甫田」。這種手法被漢代的評論家稱為「興」（引發內容的開頭），並將之與另外兩種修辭手段「賦」（描述）和「比」（比喻）並列。「賦比興」始終與《詩經》聯繫在一起，並被後世的詩學一再使用。

  從內容方面，我們能夠看到有用於歌頌和祭祀的詩、用於講述百姓疾苦與帝王不仁的哀傷怨憤的詩。不過，大部分的內容還是用來表達對生活的熱愛，其中特別引人注意的是一些大膽的情詩。恰恰是《詩經》中的這個部分讓儒家學者在解釋的時候感到十分困難，因為社會風氣越來越趨於保守，並對所有情愛的內容都持否定態度，而葛蘭言（Marcel Granet， 1884—1940）在他那部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著作《中國古代的祭禮與歌謠》（Fêtes et chansons anciennes de la Chine，巴黎，1919年）里主要研究的也是這一部分的詩歌。

  例如第64首詩《木瓜》，這是一個男子的求愛詩，其中能夠看到情愛的暗示：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

  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

  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

  匪報也，永以為好也！[11]

  這首為人熟知的情愛詩表達比較隱晦，詩中的比喻讓我們聯想到了歌德的詩《阿勒克西和朵拉》（Alexis und Dora）中橙子和無花果的比喻。除了這類詩，我們還能看到表達清楚明確的情詩，例如第93首《出其東門》：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

  雖則如雲，匪我思存。

  縞衣綦巾，聊樂我員。

  雖則如荼，匪我思且。

  縞衣茹藘，聊可與娛。[12]

  除了這些具有抒情特徵的詩外，《詩經》中還有一些保留了史詩風格的作品，特別是那些講述建立周王朝的早期作品，從中，我們也能夠看到一些失傳的民族史詩殘留的痕跡。例如第245首《生民》，這首詩講的是周王朝的建立者后稷（主管農事的官）。詩的第一部分是這樣的：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

  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

  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

  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13]

  這首用於祭祀的頌歌講述了神的出身，分娩的順利，躲避危險，成長，以及周人先祖的功績，以此保存了流失的史詩傳統。

  詩歌的歌舞傳統及其教化意義

  「詩」「歌謠」「歌曲」，後來也被用於指稱今天意義上的詩。「詩」字最早出現在《詩經》中，分別在第200首《蓼莪》、第252首《卷阿》和第259首《崧高》詩中，這些詩所在的那一類別主要出現在公元前9世紀末。研究「詩」這個字最初所表達含義的論文非常多。陳世驤認為其基本含義應為

  「有節奏地用腳踏地」[14]，並認為「興」這個概念指的是集體舞蹈時的呼喊聲[15]。按照這種說法，「詩」這個分類名稱中實際就已經包含了它的歌舞傳統。從葛蘭言的論文開始，這種觀點的反對者就不多，但反對者中也有像高本漢（Bernhard Karlgen， 1889—1978）這樣重要的漢學家。305首詩中的116首都含有被毛詩稱為「興」的模式，它似乎更能夠代表「詩」的民歌特徵。

  公元前5世紀興起的從教化角度重新闡釋古代傳統的潮流也影響了《詩經》，並使其成為道德標準的依據，為各種事件和場合提供表達形式。人們經常使用《詩經》中的詞句來傳達消息或表達意見，在《左傳》和《國語》這類史書的故事裡，就經常能夠看到這樣的例子。如果從這個角度看，那麼「興」也可以被理解為「啟發想像」或「用比喻暗示」。但至於如何「啟發」，人們的觀點並不一致。

  這個「興」是「六義」之一，《毛詩·大序》中首次列舉了這六義，後世多採用這種說法，只是順序有所變化。孔穎達（574—648）認為，「風、雅、頌」為「異體」，「賦、比、興」為「異辭」。劉勰（約465—約532）在其著作《文心雕龍》卷三十六中提出「興義銷亡」，認為「興」的真正含義已經失去，但大多數人還是將「興」理解為烘托氣氛的手法，所以德博（Günther Debon）將其翻譯成為stimmung（意為氣氛、情調）。

  從對上文所引的《關雎》的解釋，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各種觀點和闡釋方式的不同。其中有種解釋認為這是一首政治諷刺詩。著名史學家司馬遷（約前145或前135—？）在其著作中寫道：「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16]評論家們認為，這是對周康王及其王后（生活時間約為公元前11世紀）荒淫無度的批評。但值得注意的是，這種解釋方式在司馬遷的《史記》中並沒有依據，因為這部書將周康王的統治時期描述為太平時代。另外一種傳統的解釋認為這首詩是在讚頌周朝建立者文王的妻子，這種理解方式可回溯至毛亨與毛萇，他們認為第一句中的「關關」是一對魚鷹分離之後發出的叫聲。他們這樣解釋詩的頭兩句：

  后妃說樂君子之德，無不和諧，又不淫其色，慎固幽深，若關雎之有別焉，然後可以風化天下。夫婦有別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化成。[17]

  詩中的「淑女」被認為是周文王的妻子，她的嫻靜有如「魚鷹的德行」（12世紀時，在朱熹的筆下，這種描述變成了「水鳥的德行」）[18]，所以她是周王的好伴侶。這種理解方式在《毛詩·大序》中就有所體現，這個序被《後漢書》的作者認為是漢人衛宏所作，經常與《毛詩》一起刊行。《關雎》一詩被認為是在講述王后的德行，因而放在國風之首，這種德行能為天下的一切提供規約，表明了夫妻關係的和諧之道。同《關雎》一樣，《詩經·周南》中的其他10首詩也被認為是描述王后德行的。

  公元1世紀時的大多數解釋還是一致的，都認為詩中讚頌的是王后的嫻靜，但一百年後的鄭玄（127—200）就對《詩經》的這第一首詩提出了不同的觀點。他認為「淑女」指的不是周王的王后，而是宮中的宮女，她們賢德而大度的女主人要把她們選給周王做妃子，所以王后求之不得的是能夠進入周王后宮的「淑女」。宋代學者、理學的奠基人朱熹（1130—1200）認為：

  周之文王生而有聖德，又得聖女姒氏以為之配，宮中之人於其始至，見其有幽閒貞靜之德，故作是詩。言彼關關然之雎鳩，則相與和鳴於河洲之上矣。此窈窕之淑女，則豈非君子之善匹乎？言其相與和樂而恭敬，亦若雎鳩之情摯而有別也。[19]

  在這段話中，朱熹表達了與此前認為的該詩作者不詳的觀點不一樣的看法，認為「宮人」是該詩的作者。他認為詩第二段的前兩行（參差荇菜，左右流之）並非像其他解釋中說的那樣是在描述王室為祭祀所做的準備，而是在述說尋找一個德行高尚的女子的不易。

  關於《關雎》的各種解釋都無法讓人完全信服，實際上，直到今天我們對《詩經》中大部分詩的理解都是不確定的，對「興」這個概念的多種理解也與此有關。我們可以大致區分兩種解釋方向：一種是從政治道德角度出發的，一種是從情感角度出發的。後一種出現的時間比較晚，它將「興」理解為氣氛的烘托，或是用所提到的事物來引發某種情緒。宋代之後，作者、讀者以及外界環境之間的這種情感聯繫得到了詳細的論述[20]，很快就有人在這種觀點的基礎之上提出：「興」不過就是簡單地引導出話題的一種開頭形式，沒有其他任何深意。由此可見，現代人將「興」理解為集體舞蹈時的一种放縱的喊聲，並且將其視為一個模式，這種觀點是有很古老的傳統的。

  較早的解釋方式或側重於歷史背景，或依據某種情感氛圍（或者將兩者結合）。正如上文中已經提到過的，《詩經》中的一些詩毫無疑問是有歷史背景的，例如《黃鳥》（第131首），寫的就是公元前621年秦穆公的葬禮。在他的葬禮上，有三名良臣殉葬。但絕大多數的詩與歷史事件之間的聯繫都是後人基於各種需要找出的，他們不僅從地理位置上對詩加以區分，還將其歸入歷史道德的序列之中。

  無論這些詩最初的意思是什麼，它們很快就會被用於教育和社會目的，所以孔子才會說：

  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21]

  《詩經》很早就成為重要的教育內容，所以也經常成為引用的對象。黎侯之所以願意結束流亡回到故國，就是因為他的大臣用詩第36首（《國風·邶風·式微》）打動了他。這首詩中反覆出現「胡不歸」這句話，顯然，詩的感人效果超過了其他任何理由。諸如此類的引用和暗示是否能夠起到作用，取決於人們對詩中感情色彩的把握。雖然在幾百年的時間裡，中國文人始終承認這種關聯的存在，並且這種觀點也決定著他們的創作，但他們的看法並非沒有分歧，我們能從諸多不同注釋的存在中看出這一點。

  對於一首詩的理解經常與對個別字詞的解釋相關，經常是取決於個人看到了什麼，比如鄭玄對下面這首《國風·召南·野有死麕》（第23首）的解釋。鄭玄認為這首詩講的是一個品德高尚的女子讓自己的心上人用一頭死鹿當作訂婚禮物：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

  有女懷春，吉士誘之。

  林有樸樕，野有死鹿。

  白茅純束，有女如玉。

  舒而脫脫兮！無感我帨兮！無使尨也吠[22]

  翻譯了大量中國文學作品的英國著名翻譯家亞瑟·韋利（Arthur Waley， 1889—1966）則認為，人們通常習慣於將死去的動物掩埋，但引誘者對女性造成的傷害不是用結婚就能夠掩蓋的。[23]傅漢思（Hans H. Frankel，1916—2003）以其他國家的文學傳統為例，將獵殺鹿與淫亂、強姦女性聯繫在一起。[24]

  《詩經》中還有一些針對西周時期（前1046—前771）人們的日常生活以及普遍存在的情感、氛圍進行的描寫，例如下面這首《國風·王風·君子於役》（第66首）。該詩用自然界和人生活之間的相互映襯，表達了對離人的思念：

  君子於役，不知其期，曷至哉？

  雞棲於塒，日之夕矣，羊牛下來。

  君子於役，如之何勿思！

  君子於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

  雞棲於桀，日之夕矣，羊牛下括。

  君子於役，苟無饑渴！[25]

  從《詩經》開始，這種把社會生活和自然秩序做對比的做法，就成為中國文學作品中一種常見的修辭手法。從文學作品對自然的處理方式，我們能夠看出中國人的自然觀以及自我意識的發展變化。[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