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詩歌、神話、歷史學家的規劃和記錄（前1400—前221） 1. 早期文字與文字記錄

  文字的形成

  中國的先秦時期主要是指從周代（前11世紀—前256）到秦統一中國（前221年）並建立秦王朝之間的這段時間，該時期不斷被後世理想化，被視為一個理想的、隨後又失落的時代。不過，即便是理性地去看這個時期，它也依然是中國文化最重要元素形成的時期。先秦是中國古典哲學的時代，孔子等獨立思想家為各諸侯國的國君出謀劃策，輔佐他們，從此形成了「文人入仕」這種長盛不衰的理想狀態；同時，這又是中國社會的轉型期，一些基本的政治理念開始形成，並且在之後的幾百年中占據了主導地位。正是因為有了這個時代，才有了公元前221年中國的統一以及此後持續兩千餘年的中華文明。

  西周及春秋戰國時期（前722—前221）在物質文化方面的成就不僅促成了中華文明史上最早的重要法典；同時，書面記錄在各個領域得到推廣，文學語言與詩歌的基本形式開始形成，此外，還出現了思考政治秩序基本理念和文明發展的記錄。由孔子（前551—前479）的弟子們整理的孔子言行錄（《論語》）就出自這一時期，同樣產生於該時期的還有其他一些學說的創建者及其弟子的作品。正是因為有了這些人，一些古老的記載、故事、歌謠和歷史典故才免於流失。這些人被認為是一些重要文學作品的作者，或者至少是編輯整理者。例如，《詩經》就被認為是由孔子收集整理的。但在那樣一個諸侯割據的時代，人們的生活應該遠比後來經由儒家篩選的作品記錄下來的豐富多彩，不僅包括文學，還包括其他各個領域。

  中國文學的一個特點是語言統一的時間較早，且文字豐富。雖然方言繼續存在，但公元前的500年裡，上層社會成員中就已經形成了一種通用的語言，而這種語言在接下來的幾百年中不斷發展，逐漸獨立於口頭語而存在。漢代（前206—220）的學校和教育制度以及當時的國家文化政策促進了這種發展，並為文學傳統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條件。在這種傳統下，新的文本總是以已經用書面形式保存下來的、可供使用的文本為主要依據，對地區傳統和民族傳統的接受也總是以先將其轉換成「書面語」為前提。

  直到現在，我們對中國文字的起源依然不是很清楚。根據大量出土的、來自公元前1000多年的文本，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即在此之前，文字應該已經有了一段比較長的歷史。但是在早期的一些想像中，文字仍被人們視為一種自然現象，這對中國文學的發展是具有決定性作用的。《易傳》中被稱為《繫辭》的部分就已經記錄了這種將文字視為對大自然的模仿的觀點，這種觀點在後世仍不斷被人重複。公元11世紀，作為改革者和雜文家而被載於史冊的王安石（1021—1086）曾在《進〈字說〉表》中向皇帝介紹他的新書，在這篇文章中，他說：

  字雖人之所制，本實出於自然。鳳鳥有文，河圖有畫，非人為也，人則效此。[1]

  王安石在這裡提到了記錄宇宙星象的「河圖洛書」。《易傳·繫辭》中有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這種認為文字源於自然的觀點與人們對書面文本的看法類似，書面文本同樣也被認為是符合廣義上的宇宙秩序的。人們由此得出結論，認為文學所表現的也是相應的秩序，而文學的傳承對這種秩序也會產生影響。因而，我們就可以理解為什麼中國的文學與政治從古至今始終密切關聯，人們又為什麼如此重視體現個人品格的書法與宇宙秩序之間的關係。

  書法的重要性與書寫技術有密切的關係，在筆、墨、紙成為中國人固定的書寫工具，並由此形成獨有的審美傳統和繪畫基礎之前，中國人曾使用過各式各樣、或軟或硬的書寫載體，例如骨頭、貝殼、象牙、絲綢這類取自動物的材料，銅、鐵、金、銀、石、玉、陶這類礦物材料，以及竹、木這類植物性材料。中國人對這些材料的運用達到了相當純熟的程度，但奇怪的是，他們很少將獸皮或樹葉用於書寫。

  那些記錄在龜甲獸骨上的文字已經遠遠不是單純的象形文字或表義文字。中國的甲骨文中已經出現了被後世稱為「六書」的六種造字方式，從這一點上我們也能夠推斷出文字在此前應該有過一段很長的發展歷史。學者們對於「六書」的具體組成及先後順序看法不一，我們大致可以將其歸納為以下六種：

  

  1.象形：這類字是對所指之物的描畫，例如「日」「月」「人」 「羊」。

  2.指事：這類字表示一些抽象的概念，例如數字，也有在象形字的基礎上通過增加一個或多個筆畫來構成新文字的情況，例如「本」「末」。

  3.會意：通過合成兩個字而生成新含義的造字方式，例如「明」（日+月= 明，清澈；明亮；理解；解釋），「男」（田 + 力 = 男）。

  4.形聲：這類字中有某個部分是用來表音的，因此，人們也會將這個部分稱為「聲旁」，將另外一個部分稱為「形旁」。例如，忠誠的「忠」字，由「中」和「心」組成，「中」為聲旁，「心」為形旁。我們也能夠從這種解字的方式中看出漢字體系的特性。

  5.轉註：將已有的字用於新的字，並賦予其新的含義。

  6.假借：將相同發音的字用來代表想傳達的字。

  甲骨文中的漢字大部分屬於第一類，即象形字。到了公元100年前後，常用漢字中的大部分就已經是第四類字了（義與聲的組合）。《說文解字》是一部成書於公元121年的字典，其中收錄了約9500個漢字，這些字中共有7697個「形聲字」，另有1163個「會意字」（兩個概念的組合），約占12%。第一類字的數量相對於商代甚至有所減少。

  從漢代開始，字典以及研究語言與文字的文字學越來越受到重視，不過，人們至少對黃帝左史官倉頡造字的神話表示出了同等的重視。在理解語言特性時，神話傳說的影響力甚至超過了文字學的理論。上文提到的《說文解字》是中國現存最古老的字典，這部書的作者許慎（約58—約147）在為該書所做的序中提到了占卜中使用的卦象與文字之間的關係，並大段引用了《易傳·繫辭》中關於文字產生的說法：

  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視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易》八卦，以垂憲象。及神農氏，結繩為治，而統其事，庶業其繁，飾偽萌生。

  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蹄迒之跡，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百工以乂，萬品以察，蓋取諸夬；夬，揚於王庭。言文者宣教明化於王者朝廷，君子所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也。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著於竹帛謂之書。書者，如也。[2]

  這種將「宣教明化」的作用賦予「文」的做法，後來發展成為中國古代文化的一個基本特徵；同時，認為文字的形成來源於對「物」的觀察的觀點，也更加強了人們認為「文」和語言是對現實世界的描摹的想法。

  最古老的文字

  目前我們能夠看到的中國文字的雛形或最早的形式，是刻在公元前4000餘年的一些陶器上的圖形，這些非常簡單的圖形代表數字、物體或諸如「山」「網」「腳印」等的含義。但此後不久，就出現了更為複雜的圖形。這些文物中有一部分是在過去幾十年的考古挖掘中才被發現的，但少量的例證並不足以讓我們認為中國文字已經開始獨立發展。[3]

  中國現存最古老文本的歷史要短得多，這些文本被刻在公元前1200年至公元前1100年一些用於占卜的獸骨和龜甲上。這些刻了字的甲骨被認為是殷商王朝的檔案，孔子曾因為這些物品的失傳而哀嘆，直到19世紀末，它們才在今天河南省安陽地區逐步被發現，之後又通過系統的發掘而得以保存。[4]目前已發現大約10萬片刻有這種「甲骨文」或「甲骨卜辭」、被用於占卜的獸骨和龜甲，其中很多已殘缺。從這些甲骨上，我們可以看到約2500個可以被識別的不同的漢字，其中包含漢字最主要的造字方式。

  上文所引用的許慎的序強調了文字治理國家、教化人民的功能，但這個功能並不是從一開始就占據統治地位的，它是國家行政體系逐漸成形的結果，並受到從漢代開始地位就不斷上升的儒學的影響。文字一開始主要具有宗教和巫術方面的功能，被用來溝通祖先、靈魂，但從很早開始，它也同時被用於記錄做決定的過程與合約的締結。

  或許就是因為這種最古老的功能，所以書面文本在之後的幾百年中始終還是帶著一絲神聖的意味。但即便如此，這種神聖意味也沒能阻止由政權更迭和戰亂引起的對書籍的反覆破壞。這種認為所有書面文本都極為神聖的觀點，也解釋了為什麼在公元前3世紀末，秦始皇在文字領域進行的改革會引起巨大的恐慌，關於焚書坑儒的恐怖傳說肯定是帶有誇張成分的，這件事也體現了當時激烈的矛盾衝突。[5]中國現存最古老的文字材料並不是行政文件，而是刻在獸骨龜甲上的一些卜辭。商代的卜官用這個方式來占卜自然現象，例如雨、風暴、雪或好天氣。他們希望知道農作物的收成會如何，馬上要開始的狩獵能打到多少獵物，即將開始的一段旅程的情況，或者軍事行動的吉凶。他們想知道是否需要舉行某些宗教儀式，或是想知道生育情況、身體疾病，例如頭疼或牙疼會如何發展，此外也會尋求一些關於夢的解讀。

  這些刻在獸骨和龜甲上的卜辭（甲骨文）有非常固定的形式，其中包含四部分：正面的前辭（敘辭、述辭）和命辭（貞辭），背面的占辭和驗辭。不過，背面的兩個部分經常是缺失的。前辭記錄著占卜的時間和占卜者的名字，接下去是要問的內容，按照「會發生還是不會發生」這樣的格式來寫。占卜的結果以及占卜事項的結果可以寫在背面。

  雖然甲骨主要用於記錄卜辭，但我們也能在上面找到對歷史事件的記載，這一點更加說明了占卜、曆法（甲骨占卜通常是每10天進行一次，中國先秦時期的「旬」即由此而來）與歷史記載之間的密切關係。公元前1046年[6]周滅殷商後，用甲骨進行占卜的次數減少了，我們能夠看到越來越多的青銅器銘文，這種銘文也形成了自己的文字風格，即「金文」。漢字的外形變得圓潤柔軟，這和鑄造過程是有關係的。事實上，商周青銅器的區別並不總是很明顯。周代青銅器上的銘文有長有短，最長的共計有497個字。這些青銅器多為禮器，不同於19世紀末才逐漸被發現的甲骨。青銅器的收藏歷史始於漢代，宋代以後更是得到了考古意義上的重視，呂大臨（約1040—約1092）撰寫的《考古圖》[7]是現存最早的青銅器著錄。由於人們很早就對周代的青銅器抱有濃厚的興趣，因此仿冒品也很多，一些曾經被認為是真品的銘文，後來被驗證為贗品。

  現存最早的中國古代刻石文字是刻在10個鼓形石上的，這些石頭也因此被稱為「石鼓」。[8]這些石鼓現存北京故宮博物館，抗戰時期曾被幾次轉移，抗戰勝利後暫存南京，後又由故宮保管；國民黨政府逃往台灣時，帶走了大量故宮中的藏品，但這些石鼓因為太重而被留了下來。歷史上曾認為石鼓上的文字刻於周宣王（前827—前781在位）統治時期，不過它們實際刻成的年代應該要晚很多，很有可能是秦王下令製作的。這些石鼓最高的達95厘米，周長約2米。每個石鼓上刻有四言詩一首，共計約70字，詩的某些風格與《詩經》類似。10個石鼓上最初的刻字總計約700個，但是從20世紀30年代發現的宋代拓片上看，保存下來的僅有465個字，今天能夠辨認出的刻字只有272個。

  隨著書寫材料的改變以及文字使用範圍的擴大，文字的風格也發生了變化。隨著時間的推移，文字逐漸失去了最初的圖畫性，到公元前8世紀，文字的形式已趨於規範，有了統一的大小和均勻的書寫。隨著國家的分崩離析，西周的文字風格逐漸被東周時期各不相同的地方文字風格所取代。風格改變的另一個原因是文字逐漸出現了兩種不同的用途：寫在竹簡或絹帛上的文字具有交際功能，鑄刻在青銅器或石頭上的文字則是莊嚴華麗的象徵。

  中國古代所用的書寫材料不易保存，所以幾乎沒有能夠保存至今的手寫文字。1934年出土於長沙的「楚帛書」是目前發現最古老的手抄本，這件文物很好地向我們展示了東周時期的文字風格。但是正如上文所說，當時的文字風格是不統一的，這種不統一一方面源自書寫材料的多樣性以及書寫者的個人風格，更主要的原因則在於不同地區各不相同的書寫傳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