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劃人手記

  西安是工作室前十年城市化實踐與探索的重要城市。與大成都戰略的政府強勢推動不同，大西安的戰略帶有很強的文化自信與自覺。文化自信性體現在政府部門要求上，我們做策劃中繞不過「歷史文化」的選擇，無論是曲江新區、西咸新區、滻灞新區、航天基地、大唐西市、國際社區；文化自覺落實到執行團隊行動中，我們做策劃感受到「領導人」的重要。

  2002年工作室2000多畝紫薇田園都市項目的策劃成功，讓時任市委書記栗戰書對紫薇地產公司董事長段先念的執行能力高度認同，並任命其為曲江新區管委會主任，希望他能短期內實現曲江新區的騰飛。曲江新區是1995年批覆的省級旅遊開發區，7-8年以來一直沒有大的起色。今天回望有著內在的規律。根據工作室對中國城市化進程的研究，在1992年-2002年的10年間，中國絕大部分內陸城市都往往只能成就一個主導功能區，例如天津、廣州、蘇州是經開區，北京、上海、武漢是高新區，這與當時的城市經濟規模和發展水平有關，西安成就的是位於城市西南板塊的國家級高新區。「成者為王」，歷史就是這樣書寫的。段先念接受曲江新區任命時，我們站在城市發展大趨勢來看，其實曲江新區已經進入到即將起飛的前夜。深層次的原因是由於國家的貨幣分房政策和中國加入WTO的全球產業轉移，正在加速推動中國城市化和工業化的進程，一方面帶來經濟高速增長和城市高速擴張，另一方面帶來土地巨大需求和價格持續暴漲，只是時任曲江新區主要領導並沒有意識到。

  段先念是一個有膽識、有魄力、有觀點的領導者，也是一個「官場中最懂市場、市場中最懂官場」的執行者。曲江新區快速崛起，必須要在兩個方面實現突破，一個是講故事，一個是找資金，前者是做定位，後者是創模式。續緣工作室擔綱曲江新區策劃是水到渠成的事。在講故事層面，工作室與一般的諮詢機構最大不同就是總喜歡「狗拿耗子多管閒事」。王志綱認為中國有三個首都，北京是政治首都，上海是經濟首都，西安是文化首都，曲江的故事不能就曲江講曲江，而要站在中國文化首都的高度審視，以曲江新區啟動為契機，通過騰龍換鳥、再造古城，實施偉大的「皇城復興計劃」，這個理念得到了栗書記的高度認同。這個計劃在之後的多任領導和許多部門的努力下修得正果， 2009年西安被國務院正式批覆為第三個國際化大都市，實現了一個新區建議到一個城市戰略的升華， 2010年，工作室有幸擔綱國際化大都市的核心區——灃渭新區和涇渭新區的策劃，之後合併成為西咸新區，2014年晉升為國家級新區。另一個是找資金，工作室把在天津探索的「城市運營」模式應用到曲江新區，即「以土地經營為中心，板塊帶動戰略為抓手，重大項目為引擎，推動區域價值提升和持續發展」，在具體的實踐中，曲江新區集中優勢兵力打造大雁塔戰略板塊，建設具有引領性和帶動性的重大項目引擎，例如大雁塔北廣場、大唐芙蓉園、大唐不夜城等，迅速提升了曲江新區的關注度和影響力，帶來土地價值提升和市場投資浪潮。後來在曲江新區的這種實踐模式被總結為「曲江模式」，更為傳播和學習。

  「曲江模式」是有缺陷的。這個缺陷的根本是只關注區域價值提升，而忽略了持續發展。工作室在與曲江新區第一輪短暫合作之後，儘管在西安還做了許多項目，但始終沒有「第二次握手」。回望十多年前的那次合作，至少有三點非常值得讓人深思。第一，曲江新區運作成功，除了有超前的理念、明確的定位和有效的模式外，中國高速城市化時代和曲江新區最佳地理區位是十分重要的兩大因素。第二，在中國現有的行政管理體制下，「官場與市場」的統籌能力十分關鍵，前者是主要領導的執政能力，它決定著利用公共資源的水平；後者是市場的運作能力，它決定著贏得市場青睞的狀況。「曲江模式」後來引起社會質疑甚至詬病，其根本原因「官場和市場」統籌失調，具體表現在「官場能力超強，市場能力偏弱，注重土地經營，忽略項目經營」。相比較，深圳的華僑城開發，在打造成為深圳高品質生活居住區的同時，錦繡中華、民俗村、世界之窗、歡樂谷、歡樂海岸等一系列重大項目都成為中國主題公園旅遊的楷模，還形成具有自我造血機能和推動區域持續發展的超級引擎。第三，中國的城市化是一個「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創舉，許多成功的模式需要與時俱進，需要不斷揚棄。「曲江模式」本質上是中國政府「土地財政模式」的地方樣板，在地方政府資金十分短缺的時代，是十分重要和有效的發展模式。後來，許多政府把土地模式當作發展目標，成為政府攬財和經濟業績的追逐中心，就有點本末倒置了。

  隨著國家新一輪新型城鎮化戰略規劃的實踐和推進，過去的「土地模式」難以為繼，從政府和社會都在呼喚「以人為本」而不是「以土地為本」的新模式，工作室正在探索和研究中國城市化的新命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