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英諾森三世發起第四次和第五次十字軍東征(1198—1216年)

  征服者所樹立聲名最高貴的「紀念碑」使人聽了不禁為之驚懼不已，那就是討伐薩拉丁的什一稅。這種全面稅法的執行是為了滿足聖戰的需要，強加在俗家甚或拉丁教士的身上，其獲利極豐，即使戰爭中斷也難以廢止。類似的貢金也成為教會聖俸什一稅的基礎，羅馬教皇將徵稅權力授予給天主教國家的君王，或保留給使徒教區直接掌握運用。金錢的酬勞必然可以增加教皇對光復巴勒斯坦的興趣。等到薩拉丁去世以後，教皇發信函、派使節或傳道士在各地倡導十字軍，要完成這項神聖的工作必須依靠英諾森三世的熱誠和才能。這位教士年紀輕輕卻雄心萬丈，令聖彼得的繼承人臻於偉大的頂峰，他在18年的統治期間，以專制的手法控制著皇帝和國王，對他們任意加以擢升和罷黜。要是有君主竟敢冒犯他這位高高在上的聖主，就會受到禁令的處分，剝奪他們在數月或數年之內參加基督徒禮拜儀式的權利。在拉特蘭宮舉行的國務會議上，他的作為使他看上去不僅是東部和西部的教會負責人，更像一位塵世的統治者；英格蘭的約翰跪在他派遣的使節腳前，交出頭上的冠冕。身為教皇，英諾森可以誇耀其兩項最偉大的勝利，它們能夠摧毀人類的理性和良知，那就是「聖餐變體論」的學說和「宗教裁判所」的設立。但經由他的呼籲所發起的第四次(1203年)和第五次(1218年)十字軍東征，除了匈牙利有一位國王參與，其餘都是位階列於二等的諸侯，他們親自率領朝聖的隊伍，兵力並不能滿足計劃的要求，獲得的結果也不能滿足教皇和人民的希望和意願。

  第四次十字軍東征的目標最終從敘利亞轉向君士坦丁堡，希臘人或者說是羅馬帝國被拉丁人征服，這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第五次十字軍東征，20萬法蘭克人在尼羅河最東邊的河口登陸，他們懷著合理的願望，認為占領埃及就可以打敗巴勒斯坦，因為埃及是蘇丹的政治中樞和糧倉。經過16個月的圍攻，穆斯林為達米埃塔的失陷而悲痛不已。但是擔任使節的貝拉基烏斯運用教皇的名義，擅自侵犯將領的職權，他的傲慢和無禮斷送了基督徒大軍。患病的法蘭克人被尼羅河的洪水和東方的軍隊圍困，只能拿撤離達米埃塔作為條件，用來交換安全的退卻機會、朝聖者的租借用地和真十字架的可疑遺物。部分的失敗原因也可以歸咎於十字軍人員的膽大妄為和數量增多。歐洲的皇室家族在同一時期，要用倡導起十字軍的作為來處理棘手的問題，諸如立窩尼亞的異教徒、西班牙的摩爾人、法蘭克的艾伯塔異端分子，以及西西里的國王。在這種論功行賞的服務方式之下，國內的志願人士能從宗教方面獲得同樣的恩典和賞賜，還有更多的塵世報酬。甚至就是教皇也要用滿腔熱血來對付內部的敵人，有時就會將敘利亞弟兄所遭受的苦難忘得乾乾淨淨。

  從十字軍終結的時代開始，教皇抓住機會能夠控制軍隊和稅務。一些有思考而且具備理性思維的人士，懷疑從第一次普拉森提亞宗教會議開始，羅馬教廷的政策就在規劃和執行整體的十字軍運動。須知這些疑慮並非依據東征的性質或事實。聖彼得的繼承人顯然是在追隨而非引導習俗和偏見所產生的衝動，他們採收迷信時代天然生長並已經成熟的果實，事先不知道季節的狀況也沒有耕耘土地。他們採收這些果實絲毫不感勞累，更無須冒險犯難。英諾森三世在拉特蘭的國務會議上作出含糊的決議，要以自身當作榜樣激勵十字軍人員採取行動，只是神聖船隻的領航員不能放棄手裡的舵，巴勒斯坦也不可能得到羅馬教皇親臨的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