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提高君權和建立新制的具體做法(303年)

  羅馬君王只要看不到元老院和古老的都城，便很容易忘記他們擁有法定權力的來源和屬性。比如執政官、卸任執政官、監察官和護民官，基本上就是民選的官職，結合起來構成了共同體的權力，人民也能通過官員的稱呼看出共和國的由來。現在這些平民化的頭銜已經棄而不用，如果還要用「統帥」和「大將軍」的稱呼，表明其具有的崇高地位，就要將這個名詞賦予更新穎和更莊嚴的釋義，不再是指羅馬軍隊裡的將領，而是主宰羅馬世界的皇帝。「皇帝」一詞原來含有軍事性質，現在演變成為使人卑躬順服的意味。「主上」或「主子」這個常用的口語，最早表示的是隸屬關係，並不是指臣民對國君或者士兵對長官，而是自己的家養奴隸對操有絕對權力的主人。如此令人厭惡的含意，難怪早期幾位愷撒視為蛇蠍棄而不用。久而久之，後來的君王對這個稱呼的抗拒緩和下來，並逐漸感到理所當然。到最後像「我主」和「皇帝」這樣的稱呼不僅成為阿諛的口頭禪，漸漸也出現在法律的條款和紀念物的銘文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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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高的頭銜固然可以滿足極端的虛榮，但要是戴克里先的繼承人還拒絕國王的稱號，那倒不是真正的謙讓，只是覺得有點難為情罷了。但凡使用拉丁語的地方，比起無數蠻族酋長自稱的國王，羅馬皇帝的頭銜可要尊貴得多。過去羅馬的國王源於羅慕路斯，或是來自塔昆文地方的方言。但這個問題在東部的感受跟西部大不相同，早期亞洲的統治者習慣使用希臘語的頭銜「巴塞勒斯」或國王，其代表的意義是眾人當中最顯赫者，它立刻就為東部奴化程度高的省民所引用，很謙恭地用之稱呼羅馬的君王。戴克里先和馬克西米安甚至自認具有神明的屬性，至少已經僭用了神明的稱號，並且傳給了他們的繼承人基督徒皇帝君士坦丁。不過這種過甚其詞的恭維，由於並不代表特定的含義，也就談不上褻瀆神明的意思，只要習以為常，即使奉承得過度讓人感覺肉麻的用語，聽起來也不過是含混表示敬意而已。

  從屋大維時代到戴克里先當政之初，羅馬皇帝會屈尊與市民交談，這時大家為了表示敬重，使用的禮節與對元老院議員以及官吏的沒有多大差別。皇帝唯一的特殊之處在於穿著紫色長袍或軍服，元老院議員的袍服有相當寬的綬帶或袍邊，騎士階級的就比較狹窄一點，無論裝飾的綬帶或袍邊都用尊貴的顏色。戴克里先出於自大的心理，或者基於政策的考量，引進了波斯宮廷的氣派。他戴上皇帝的冠冕，將其視為皇權的神聖象徵，羅馬人看到後當然產生反感。當年卡利古拉的裝扮只不過是白色的帶子上面綴以珍珠再綁在頭上，都被視為無可救藥的瘋狂行為。戴克里先和以後的皇帝全都穿著絲和金線織成的長袍，就連鞋面也鑲嵌貴重的寶石，這些則更讓人氣憤。手續和儀式的增加使得晉見皇帝極為困難，宮中各處通道全部有家臣嚴密把守，內部的寢宮由機警的宦官巡視，宦官的人數和權勢日益擴大，成為專制政體不可避免的現象。要是臣民終於可以面睹天顏，則不論官職大小都應俯伏在地，仿照東方規矩口呼「主上」並且頂禮膜拜。

  戴克里先為人非常理性，他一生對於自己以至人民，都有著正確的評估和衡量，很難想像他竟會用波斯的禮儀取代羅馬的成規，而這僅是為了滿足虛榮的心理。事實上，他自以為擺出高貴的氣勢，就可杜絕一般人的非分之想：公眾難以見到皇帝，皇帝就會減少接觸人民和士兵的機會，就不會受到粗暴行為的傷害﹔何況長期讓人聽命膜拜的習慣，可以在不知不覺中增加了人們崇敬的心理。戴克里先就像奧古斯都一樣假裝謙卑，一直在那裡演戲作秀。我們必須承認這兩台喜劇表演，還是後者比前者更為高明，看起來奧古斯都也更有人情味。皇帝對羅馬世界擁有無限的權力，奧古斯都的目的是要儘量遮蓋掩飾，戴克里先則是要全力展現唯恐不被人知。

  戴克里先建立新體制的第一條原則是炫耀宮廷，第二條原則是政府分治。他將帝國和行省所屬的軍事和民政機構，詳細地劃分為若干區域或部門。如果政府的部門增加，行政效率必然降低，好處是職責功能更為明確。不論改革的利弊如何，都應由創始者負主要責任，新政的成效將由繼任者逐漸改善方能獲得，在未臻成熟的階段，不宜事先評論得失。新帝國真正的形象，要等到君士坦丁的統治才會知曉。目前只能先就戴克里先親自規劃的藍圖，描述其最重要的輪廓。他擢升了三個共治者和他一起行使君權，主要是他深信帝國的範圍遼闊，一個人的能力不足以應付國家安全的需要。他並不考慮四帝分治是臨時權宜之計，反而認定這是國家長治久安的根本大法。按照自認為合情合理的構想，兩個年長的皇帝應該頭戴冠冕，使用奧古斯都的頭銜以示尊貴，並各自選擇一位副手及繼承人，給予其愷撒的名號。等到兩位愷撒接位成為最高統治者，再各選一位繼承人出任愷撒，毫無間斷地補充新一代的皇帝。

  帝國被劃分為四個部分，東部和義大利是中樞要地，多瑙河和萊茵河則是動亂邊疆，前者需要奧古斯都親自坐鎮，後者交由愷撒治理。軍團的力量掌握在四個齊心協力的君王手裡，任何人想要連續擊敗四個強大的對手，根本沒有成功的希望，野心勃勃的將領會望而卻步。政府的行政方面，兩位皇帝以統一的權力管轄整個帝國，法令經過共同會議的核定，由兩位皇帝聯名簽署，隨後頒發各行省遵照辦理。但即便如此設置多重預防措施，羅馬世界的聯合局面還是逐漸解體，各自為政的現象愈來愈嚴重，以致在短短几十年之後，竟會分裂為東羅馬和西羅馬兩個帝國。

  戴克里先的體系還有一個重大的缺陷，那就是政府機構的擴大以致支出增多，加重稅賦使得人民的生計更加艱難。當年奧古斯都和圖拉真的皇室家庭非常簡單，由奴隸和自由奴構成，也同樣擁有崇高的地位，他們也感到滿足。但現在已經完全改變，帝國在不同的地點建立四個規模宏大的朝廷，高居帝座的羅馬皇帝為了追求虛榮，一味講究廷儀的排場和生活的奢侈，要與波斯國王一比高下。眾多的大臣、高級官員、一般官吏和各種奴僕，充斥著政府的各級單位，與過去相比人數成倍增加。當時就有人說道：「當徵收的比例超過負擔能力，行省便會感受到稅賦的沉重壓力。」從此時開始到帝國滅亡為止，到處可以聽到哀鳴和怨恨的聲音。

  每位作家依據自己的宗教信仰和當時的處境，會分別挑選戴克里先、君士坦丁、瓦倫斯和狄奧多西作為詛咒謾罵的對象，不過他們對沉重賦稅的深惡痛絕倒是完全一致，特別是過重的土地稅和人丁稅，成為帝國末期無法忍受的苦難。有位公正的史學家從相關的論點找出了真相，賦稅加重的責任在於皇帝，雖然不是個人的惡行所致，但行政機構的浮濫卻難辭其咎。戴克里先是新制度的創始人，統治期間出現日趨嚴重的過失，局限還在可以接受的範圍以內。他真正受到指責的是因為開創帶來禍害的先例，而並非實際對人民的壓榨。還有一點要知道，他在國家歲入和支用方面一直本著節約的原則，何況在支付正常經費開支以後，皇帝的金庫里還有足夠的儲備金，可以供應合理的賞賜和國家緊急需要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