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極對待

  戴蒙德的讚賞沒有讓反對者的聲音平息下去。可口可樂公司委託能源和資源研究所（TERI）做的報告並沒有完全免除公司在印度受到的指控，儘管報告中稱可口可樂瓶裝廠和廢水中皆沒有發現農藥殘留。根據TERI的報告，受檢查的6個瓶裝設施中有2個位於地下水「過度開發」地區。1600萬美元的卡拉德拉瓶裝廠對當地水供應有「重大影響」。TERI對卡拉德拉的設施建議了幾個選擇：從其他地方運水，儲存剩餘的水（如果有的話），搬遷工廠，或者關閉工廠。「可口可樂公司從沒在這種極端狀況下運行過瓶裝廠，我們也不知道為什麼他們一開始會選在這裡開設工廠。」印度資源中心的抵制可樂者阿密特?斯利瓦斯塔瓦抱怨說。喀拉拉邦政府委員會建議可口可樂公司為已經關閉的Plachimada瓶裝廠支付4700萬美元相關賠償，不過這個判決沒有法律效力。

  與哥倫比亞上訴律師和工會領導人的談判在2008年破裂。可口可樂公司提供了1200萬美元賠償金，包括一項反工會暴力受害者基金，但契約同時要求原告從可口可樂瓶裝廠離職，所有工會必須遵守言論禁止令並不再發布反對可口可樂的言論，以及廢除可口可樂殺手抵制活動。「你們跟這些犯罪行為有關，就必須承認和賠償。」Sinaltrainal聯盟的首席談判代表埃德加?派斯不依不饒地說，「真相必須要水落石出。」然而，這一次可口可樂公司沒有那麼熱忱了。「我們在平息這場紛爭中處於有利地位。」可口可樂公司的埃德?波特說。特里?科林斯沃斯最後一次以外國人侵權索賠為依據提出上訴，重審哥倫比亞謀殺案，但2009年一個三名法官組成的判決小組駁回了上訴。

  第二年，一部加拿大紀錄片《可口可樂案件》又重新翻出了哥倫比亞案的舊帳。這部紀錄片大部分是跟隨美國鋼鐵工人聯合會的丹?科瓦里克律師的視角，他是此次談判的關鍵角色，科林斯沃斯、羅傑斯、哥倫比亞工會領導人亦有出鏡。觀眾們看到科瓦里克的興奮——「我認為這是一個歷史性的協議！」——轉化為挫敗和沮喪。可口可樂公司以誹謗的名義抗議這部電影，並表示它打破了談判協議中的保密條約，但這只會讓人們更加關注這部紀錄片，原本這部片子為了避人耳目只在特定放映場合放映。

  國際勞工組織（ILO）對哥倫比亞瓶裝廠的調查報告上沒有發現明顯的侵犯勞工權利行為，但ILO也沒有試圖要調查從前的謀殺指控。然而，這個事件確實提高了人們了對工作外包的擔憂，外包使得可口可樂系統支付更少薪資，還能免責解僱員工。2009年在美國出版的《噴出個魔鬼》一書中，英國諧星馬克?托馬斯記錄了這類哥倫比亞式的「租用工」（fleteros，西班牙語，字面意思是「雇用運輸者」）。他採訪了卡洛斯?馬多納多?阿納亞，這位工人穿著可口可樂的制服，25年如一日地運輸可口可樂產品，簽的卻是外包合同並且領的是最低工資。他被告知，如果他加入工會就會被解僱。《可口可樂案件》的製片人採訪了兩位年輕的「租用工」，他們1小時只能掙1美元，一天工作15個小時。可口可樂公司CEO的時薪是這些哥倫比亞工人兩年的薪水。可口可樂的高管鼓吹說近三分之一的哥倫比亞可口可樂瓶裝廠都有工會，理論上好像是這樣的，但這種說法忽略了約占全部勞動力80%的「租用工」。

  托馬斯用一種插科打諢的風格寫作，但觀點很尖銳。「要想讓可口可樂公司直接回答問題，就好像在老年痴呆護理所里進行智力競賽問答一樣。」哥倫比亞之後他去了土耳其，在那裡發現了類似的外包合同工付薪不足的問題，他採訪了抗議者，他們曾遭受過催淚瓦斯驅逐、挨過棍子、被警察踢打過。托馬斯又到了薩爾瓦多，在那裡他看到童工為甘蔗田工作。他想，可口可樂公司的飲料在「兒童攝入了過多糖分」這個問題上已經惹了夠多的麻煩了，人們肯定不知道他們竟然還用童工來幫助生產糖分。在薩爾瓦多內賈帕鎮，托馬斯聽說當地可口可樂瓶裝廠污染了溪流，殺死了裡面的魚，在溪水裡游泳的孩子發了皮疹。然後他去了印度，抗議可口可樂公司對水資源的占用，2008年的紀錄片《流動》也提到此事，那部片子強調的是「世界用水霸權集團」。

  可口可樂公司的高管告訴托馬斯，內賈帕鎮排放的廢水符合國際環保標準，而且公司還為當地兩所學校提供乾淨的飲用水。托馬斯的書中沒有記錄到的索賠似乎更嚴重，2009年，可口可樂在加州美國大峽谷擁有的子公司AMCAN飲料，因為污水違規付了759萬美元罰金。不過可口可樂公司不可能支付任何遠在薩爾瓦多的罰金。

  2010年，另一本批評可口可樂公司的書《可口可樂機器》出版。在書中，記者麥可?布蘭丁再次披露了哥倫比亞謀殺案、印度的用水問題、可口可樂與學校的專賣合作、肥胖問題和其他富有爭議性的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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