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薩浮沉錄

  1900年，狂躁不安的阿薩?坎德勒寫信給當時正在倫敦的霍華德，憧憬可口可樂成為世界軟飲料霸主的那一天。雖然他在任期間沒有實現這一幻想，但他確實是個不錯的預言家。「我打算讓你和你哥哥去分管某些重要區域。」他寫道。他要求霍華德「謹慎地審視歐洲的形勢」，並讓巴迪（即小阿薩）負責制定在亞洲的經營戰略，這大概是考慮到巴迪在西海岸的優勢的原因。「我們必須共同制定宏偉的藍圖。」第二年，坎德勒向一位記者吹噓：「可口可樂正海運至倫敦、柏林、加拿大和火奴魯魯，並且開始在古巴、波多黎各和牙買加的金斯敦等地大量銷售。」事實上，除了加拿大和古巴以外，其他地方的銷售總量可以忽略不計。可口可樂主要是通過紐約和費城的經銷商銷售。經銷商們擔心公司會越過他們直接銷售產品，所以不願意告訴可口可樂公司的管理人員真正的消費者是誰。

  阿薩?坎德勒喜歡為他的孩子們勾畫這些「宏偉的藍圖」，可他的身體卻日漸衰弱。1901年，坎德勒寫道：「我幾近絕望地意識到，我的重要性只限於捍衛我的同代人的利益。我只有把可口可樂公司交給我的兒子們了，希望上帝保佑他們成為真正的男子漢。」第二年，年僅51歲的坎德勒說話的語氣聽起來卻好像行將就木一樣。「最多再過幾年，我就不得不坐著等待死神把我帶走，仿佛等街道清潔員掃走的垃圾一般，」他哀嘆道，「近兩周來，我一直感覺很不好。現在我的頭又疼起來了。」

  

  坎德勒越來越不能適應逐漸做大的生意了。雖然財富積累的速度快於他花錢的速度，但他仍然對公司的GG和勞務支出驚詫不已。1901年年初，他抱怨說：「我們的發展規模太大，要開支的地方太多，花錢簡直就像流水一樣。」那時，公司的現金盈餘有20萬美元，還擁有淨值高達71000美元的房地產。

  同樣，他也跟不上可口可樂潛在市場的發展需要。坎德勒繼續懷揣著維多利亞時代的夢想，認為可口可樂必須是高檔冷飲料，堅決抵制平民化的瓶裝潮流，主張「我們絕不能向低級和廉價的場所提供可口可樂」。他還不願意接受汽車。1902年，在抱怨紐約辦公室的自力推動車遇到的一些機械故障時，他表示對「這類器械」沒有信心，並補充說：「就像自行車一樣，汽車也不過是一種時尚而已。」

  不需要馬拉的車子根本就算不上是風尚。事實上，它正是坎德勒所代表的那個躁動不安的時代最恰當的象徵。1901年，《亞特蘭大憲政報》的一位記者寫道：「我們的新朋友——汽車——正象徵著這個動盪年代稀奇古怪的精神，它似乎已經演化為我們國民生活的一種傳統。」每個美國人似乎都在「不停地尋找一些節省時間的新方法，生活儘可能簡單化，甚至消遣娛樂活動也是以耗力、緊張和讓人精神疲憊的方式來進行的」。

  如果坎德勒讀到了這篇社論，他一定會認為這篇文章就是他自己的真實寫照。「我是如此習慣於忙忙碌碌的生活，」他寫道，「以至於我好像不可能在一個地方待下來。」當有人禮貌地請坎德勒下次閒暇時聽他說點事情的時候，他總是厲聲回答說：「我從來沒有閒暇時間，我這麼忙，你能有什麼事情？」在坎德勒的成功中沒有一點安寧，他是那個時代的英雄，也是受害者。雖然GG宣傳說可口可樂能快速補充能量，立即讓人放鬆，但可口可樂並沒有減輕坎德勒的痛苦。實際上，可口可樂是現代美國人試圖把娛樂「打包消費」的一種標誌。正如社論所暗示的那樣，甚至連娛樂都變得緊張起來。坎德勒的侄子寫道，美國文化中的「狂熱」表現為「匆忙和奮鬥」，這解釋了為什麼可口可樂這種方便提神的飲料需求量會快速增長。但對於那些包括他叔叔在內的商人來說，這種飲料卻只能起到暫時的緩解作用。坎德勒只懂得工作的好處，卻不能成為休閒一族的成員。數年前，他剪報收集了一首詩，詩中寫道：

  只有忙碌才能成功，

  只有超越才能有神仙的感覺。

  你工作嗎？

  好自為之吧。

  儘管阿薩?坎德勒勝過了別人，但他卻沒有神仙那樣的體會，因為他一直受著胃病的折磨。為了尋求寬慰，他認真地列印了霍桑的一句名言：「世界前進的全部動力都歸功於那些不安於現狀的人。」

  財富依舊源源不斷地向坎德勒湧來。他成立了坎德勒投資公司，並開始在亞特蘭大購置房地產。1904年8月，他目睹了坎德勒大廈的奠基工作。亞特蘭大這幢17層高的摩天大樓成了美國新南方的護身符。1906年1月4日，身著優雅禮服的女士們和西服三件套裝的先生們應邀前來參觀這件即將完工的作品。它有6部電梯、極富藝術性的滴水嘴、拋光效果極佳的大理石、桃花心木和黃銅製品以及璀璨耀眼的水晶裝飾燈。大廈第一層是坎德勒新近組建的銀行——中央儲蓄和信託公司。永恆和不朽就在這裡。在大廈的奠基石上，坎德勒安放了一個銅盒子，裡面裝著他的照片和一瓶可口可樂。

  緊接下來的那個月，仿佛上帝存心捉弄阿薩?坎德勒似的，一場猛烈的大風暴從建築上扯落了一塊巨大的玻璃窗，掉在桃樹街中心，砸得粉碎。坎德勒為此煩躁不安，他寫道：「我的朋友也常常是我的敵人。」如果真的是這樣的話，甚至連上帝都可能已經拋棄他了。「上帝已經明確昭示我，他有能力帶我安全度過危險地帶——可惜我不相信他，所以會迷失方向。」為了追求不朽的聲名，坎德勒在堪薩斯州、巴爾的摩和紐約城都購置了摩天大樓，全部命名為「坎德勒大廈」，誓將他的名字和事跡弘揚全國。紐約坎德勒大廈緊鄰時代廣場，面朝西42大街，高達25層，價值200萬美元，所有房間門把手、電梯門和郵箱上都鑄有坎德勒的盾徽。因為注重細節和從小處節約，他還特別規定了電燈泡的瓦數。

  在20世紀最初的20年裡，阿薩?坎德勒事實上在亞特蘭大的各個領域都有投資。霍華德?坎德勒寫道：「要用文字說清楚我父親所有的商業利益，那簡直是不可能的。」由於坎德勒擁有鐵路資產，他可以免費乘坐任何線路的列車，並堅持在餐車上銷售可口可樂。當棉花市場價格跌落到最低谷的時候，他修建了一座大型倉庫，並以低價購買了市場上所有過剩的棉花，後來在價格回升的時候拋售出去，獲得了一筆相當可觀的利潤。在「1907年恐慌」期間，坎德勒搶購了許多瀕臨破產的房地產項目，穩定了房地產市場。由於大多數投資都是有利可圖的，他迅速賺到了大把鈔票，人們因此盛讚他為英雄。然而，在激進分子和勞工領袖的眼裡，坎德勒卻是一個壞蛋。1908年，有一幅政治漫畫諷刺這位富有的企業家，批評他只支持既得利益群體，對窮人卻永遠說「不」。

  事實上，坎德勒的錢財並沒有讓他變得慷慨仁慈。曾經有一個欠他債務的私人朋友暗示他兩人之間長期的友誼，坎德勒雖然很感激，但仍斷然拒絕他說：「現在我們不是在談友誼，我們是在談生意。」一位貧困潦倒的傳教士曾乞求坎德勒施捨一些錢，以便養活他的妻子和5個孩子，並解釋說乞討是「非常丟臉的事」，但他就要死了。坎德勒給了他10美元，並附上一張字條：「希望你能理解，我經常接到許多像你這樣的請求。」對可口可樂發明人的窮寡婦克利夫?彭伯頓，坎德勒甚至還沒有這麼「慷慨」。當一群婦女找到坎德勒，要求他每月付給克利夫50美元生活費的時候，他拒絕了。1909年7月，身患癌症的彭伯頓夫人躺在床上，奄奄一息，一個親戚寫道：「如果有人把她的情況準確地告訴那個曾經買走可口可樂配方的富人，他的心會被感動的，當然，如果他還有心的話。」兩個月後，這個可憐的婦人死了。

  在彭伯頓夫人去世的前一年，坎德勒讓人討厭的另外一面也暴露出來了。1908年，全國童工委員會在亞特蘭大召開第四次年會，主要是抗議棉花工廠惡劣的工作環境，婦女和兒童每周工作60多個小時，吸進大量的棉花塵埃，但每天只能拿到50美分甚至更少的報酬。喬治亞州是南部各州中最後一個通過童工法的。身為亞特蘭大商會的主席，坎德勒的開場白幾乎讓聽眾難以置信。「如果對童工制度進行正確的引導、嚴格的管理和合理的限制，地球上任何一個國家都可以獲得最大程度的成功，」他說，「勞作中的孩子是我們看到的最美麗的風景。」實際上，孩子越早工作，「生活就會越美好，人生也越值得稱讚」。坎德勒在講話結束時聲稱，全國童工委員會的正確職能是，確保勞動能讓孩子變成「一個高尚、有用、能幹的成年勞動者」。

  在評論坎德勒的表現時，委員會的一位官員認為，他的發言是「琢磨不透的幽默」，是他獨特的性格特徵使然，任何人都無權譴責。他顯然是認真的。他也許想起了自己年輕時候當企業家的日子，但更可能是在為南方棉花工廠普遍使用童工的做法辯護，其中包括兩年後被他賣掉的喬治亞州哈特維爾工廠，當然還有可口可樂公司及授權的各個瓶裝公司。

  1913年夏季，61歲的坎德勒帶著妻子一起環遊歐洲，這是那個時代適合有錢人的度假方式。在出發旅行之前，他召開了一個記者招待會。在會上，看著「大量預示好兆頭的彩虹」，他表示「對可口可樂的商業前景完全持樂觀而愉快的態度」。其實，這次招待會是用來蒙蔽公眾的。坎德勒此次旅行的真正目的是為了避免身體被拖垮，正如他向弟弟沃倫坦言的那樣：「我離家旅行，是為了放鬆一下神經。」像平常一樣，他憎恨被迫閒散下來。他寫信說，雖然他的妻子喜歡上了巴黎，但「我一點也不喜歡，卻又不得不忍受下去」。

  坎德勒只有在認為投資能帶來巨大榮耀時，才會捨得大把花錢。坎德勒在歐洲旅行期間，安德魯?卡耐基給范德比爾特大學捐贈了100萬美元，其資助條件是，讓這所過去一直隸屬衛理公會教派的學校擺脫宗教色彩。不信神的北方資本家使衛理公會面臨著失去在高等教育中的影響力的危險，教派的領導權自然而然落到了阿薩?坎德勒這位與卡耐基勢力相當的南方代表手中。因為謠傳他願意捐贈200萬美元把埃默里學院改造成一所著名大學，坎德勒感到非常難堪和憤怒。他根本就沒打算給這所被他稱為「一座正在崩潰的城堡」的學院捐一分錢。在沃倫的激勵、謠言的壓力和他對宗教教育信仰的鞭策下，他不得不於1914年7月贈予埃默里學院100萬美元。在宣布捐贈聲明時，他暴躁地說：「我的財產並不像某些人誇張想像和主觀臆斷的那麼多。」埃默里學院隨後從喬治亞州的牛津城搬遷到了亞特蘭大市。不過在坎德勒去世之前，對這所學院的資助已經超過了800萬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