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對利己主義者的人性觀察
2024-10-13 06:13:07
作者: (日)夏目漱石
夏目漱石被稱為文明批評或社會批評作家,他的大部分作品都對明治維新以來日本社會出現的諸種現象,連同在這社會轉型期中人性的諸種表現,進行了冷徹的觀察和細緻入微的諷喻式的批評。這部小說中對人性的刻畫真實且飽滿,對人物內心的剖析豐富到位,每每給人帶來深刻的人生啟示。
小說分成上、中、下三個部分,上篇是「先生和我」。這一部分講述「我」在鎌倉海邊與「先生」相識,從此成為了他的「追隨者」。「先生」一開始對「我」冷淡的態度,以及「臉上偶爾會掠過一片古怪的陰影」,甚至「先生」自己說「我是個孤獨的人」等等,營造了一種懸疑感,讓人不由得思考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才使「先生」變得如此孤僻。之後,對「先生」的描寫更加豐滿起來,「先生」有厭世情緒,「先生」不相信所有的人,形成這樣的人生觀的原因,作者通過「先生」的自白揭露了出來,為之後的章節埋下了伏筆,也使讀者確認了自己的推測。「這些隱藏其中的事實,並非與他自己無關的別人的事,而是他自己痛切地體驗過的,曾令他熱血沸騰、脈搏停止的親身經歷」。在「先生」知道「我」父親病重的消息後,一向淡泊的他卻提醒「我」把財產問題處理妥當,與「先生」目前的人設完全不符,因此這又引起了讀者對「先生」經歷的臆測。之後「先生」終於自白,「我被人欺騙過,而且是被有血緣關係的親戚欺騙的。我絕不會忘記。他們在我父親面前裝得像好人似的,可是等我父親一死,他們就立刻變成了不可饒恕的不義之徒」。小說進行到此處,其實已經將「先生」人生中遇到的第一個變故,「先生」「不僅憎恨他們,而且還憎恨他們所代表的『人類』」的原因交代完畢。但這並不是全部,「先生」答應在時機成熟的時候,將自己離奇的經歷告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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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說的中篇「父母和我」,看似和作品的主題、主線沒有直接聯繫。然而,在父親病危救治忙亂的時刻,「我」突然收到失聯已久的「先生」的來信。「我」中間兩次打開,卻只看了開頭第一頁和結尾,得知「先生」已經離開這個世界,卻因父親的緊急情況自顧不暇,用「我」無法看完整封信的焦躁情緒,營造出作品的緊張氣氛。直至「我」「毫不猶豫跳上了開往東京的火車」,才第三次打開信件,引出下篇的內容。父親病危的緊急與「先生」來信時「我」的震驚,兩件事穿插交錯。「我」的父親與「先生」,在這裡形成了明線與暗線。父親與「先生」,「他們的地位、教養、性格都截然不同」,「先生」是新時代的知識分子代表,「我」的父親是擁有傳統做派和想法的舊時代的家長,小說卻在這裡將他們聯結起來。日本明治維新以後,崇尚「脫亞入歐」,當時的知識分子或年輕人與傳統的儒家思想、倫理道德漸行漸遠,「先生」與「我」的父親在這裡形成了鮮明的對照,成為作者表現主題的一個襯托。
小說下篇「先生和遺書」,是整個事件的開端,也是全文最重要的中心、高潮部分。在前兩章被吊足胃口的讀者,終於可以在這個章節了解事情的原委。「先生」隱藏在高尚感下面的極端的利己主義,就是K自殺的直接導火索。首先,經歷了被叔叔掠奪家產之後,他從一個「被害者」變成「加害者」。其次,他是一個嫉妒心極強的人,但卻十分隱蔽。在K還未向自己坦露心跡之前,「先生」面對K已經產生了妄想、偏執、多疑、嫉妒的心理。在得知K確實對小姐心有所屬之後,「先生」並沒有開誠布公地告訴K自己對小姐的愛慕,而是獨自焦躁、苦惱、心神不定,直到最後「私心」作祟,在語言和行動兩方面對K進行了致命的打擊。「先生」以K在事業上「求道」所應具有的「信念」為武器,阻止了他的情感進程,接下來的卑鄙行逕自不必說,他完全背離了友情、道義。最後,在不擇手段達到目的,「害死」K之後,他擔心的依然是自己的卑鄙行徑是否被小姐和夫人所知,如此種種,人性的醜惡在「先生」身上表露無遺。
與之相對,K是個做事精進、要強的人,儘管有過神經衰弱的時候,但後來自從對小姐產生愛慕之情後,K變得「從容」,有「安心感」。他是如此堅定,又是那麼高傲。K儘管最後自殺,但還保留了他的「崇高感」,並未在遺書中揭發或者痛斥「先生」,直到死都保留了自己作為知識分子的尊嚴,同時也證實了他的善良與單純。
K的死亡,徹底摧毀了「先生」為人的信念,愧疚、厭世、孤獨、負罪感導致他想要了結自己。明治天皇的逝世,使日本全國人民深感不安,甚至害怕日本是否從此要走向下坡路。乃木將軍在35年間一直等待赴死的機會,使得一直苟活在孤獨與絕望中,尋找機會赴死的「先生」很自然地將自己視同於乃木將軍。因此,明治天皇的駕崩和乃木將軍夫妻的殉死,正是給了「先生」一個自殺的機會和正當理由。「先生」的自裁即向世人昭告自己選擇回歸傳統,對自己搶奪了朋友愛人這種做法,無法接受與原諒。儘管「苟活」了很多年,但內心在不時地折磨自己,導致妻子在婚姻中的幸福感也大打折扣。這裡的「先生」還沒有完全融入近代,骨子裡依然相信、堅持、嚮往人性中的道義與道德,因此最後的結局也是必然的,也符合作家的價值觀導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