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心」之所指的三個層面

  小說中文題目翻譯為《心》，日文讀作kokoro，在英譯版本中多取發音直接譯為Kokoro。這裡的「心」，首先指向人性中自私的一面，即「私心」。

  

  患有腎病的父親對於「我」的大學畢業有著非同常人的喜悅，由此可見明治時期大學生的價值，在傳統的老一輩人的眼裡是多麼可貴。然而，「先生」在評價自己和K時，幾處強調他們在崇高的情感下隱藏著的「卑鄙」。

  本來K的養父家是打算讓他到東京學醫的，但固執的他卻抱定不當醫生的決心來到東京。我責問他：「這不就等於欺騙你養父養母嗎？」他堅定地回答：「是的。為了求道，這樣做也無所謂。」當時他所說的「道」，恐怕連他自己也不明白是什麼意思，當然更不用說我了。然而，對於年輕的我們來說，這個晦澀的詞語卻顯得無比神聖。儘管不明白它的意思，可是我們內心卻被一種崇高感所占據，向著它勇往直前。當然，我們無法意識到這種熱情之中隱藏著卑鄙。我支持K的觀點。

  以上文字可以看出，無論是當初的單純善良，還是後來的卑鄙，「先生」和K其實骨子裡是一類人。K聰明、要強，他有勇氣來求道，儘管這是對養父母的不孝；「先生」在遇到自己喜歡的女人時，從熱心幫助朋友的人變成使用陰謀隱瞞K達到自己目的的卑鄙之人。作家在後面章節則開始一直強調「先生」的卑鄙之處。在K還未向「先生」傾訴心聲之前，「先生」已經開始懷疑K，「我暗自後悔自己多疑，並在心裡向K道歉。一邊道歉，一邊覺得自己是個卑鄙之人，頓時對自己充滿了厭惡」。在那之後，「先生」變本加厲，為了打消K的念頭，竟然使用撒手鐧，向他拋出「精神上缺乏進取心的人就是笨蛋」，意圖以K曾經追求的求道的信念為由阻止K的下一步行動。「先生」在此時，已經清清楚楚地意識到「我說這句話完全是出於自私的心理」。其實，「先生」最初在描述自己的叔叔因為侵吞財產的私心而撮合自己與堂妹的婚姻時，就是用「卑鄙」來形容叔叔的：

  叔叔非要把女兒嫁給我，其實是他設下的計謀。他向我提親，根本不是為了兩家交好，而是出於卑鄙的利慾之心。

  現在，「先生」反而變成了自己曾經最憎恨、最厭惡的人的樣子，這樣的自己，無論如何也是不能接受的。作為明治時期的大學生的一員，「先生」已經是知識分子、時代精英，然而，最終私心戰勝了一切。

  但我畢竟受過教育，多少還有些良心，如果這時有人走到我身邊，對我耳語一聲「你真卑鄙」，那麼我也許會在這一瞬間突然醒悟過來。如果這個人就是K，那麼我一定會在他面前羞愧得滿臉通紅。然而，K並不會斥責我，因為他太誠實、太單純、太善良了。而鬼迷心竅的我，不但沒有對他的品質表示敬意，反而想利用這一弱點來擊倒他。

  因此，「心」的第二種指向，如上文中的「鬼迷心竅」，代表了人們內心的惡魔，即「心魔」。這裡的「心魔」是從「先生」起初的妄想、多疑、嫉妒開始，到後面的背叛，這與夏目漱石由於成長經歷所患的被害妄想症不無關係。特別是多疑的性格，從「先生」與叔叔的關係之間就已經顯現出來。「先生」在第三次回到故鄉之後，「這次回來一看，叔叔的態度卻變了。他沒有再像往常那樣親切地把我抱在懷裡」。他感到哪裡都不對勁，「不僅叔叔變了，嬸嬸、堂妹也變了，就連叔叔家的兒子也變了」。從那以後，「先生」的多疑便一發不可收。在與K同住後，「先生」在回家時聽到K的房間裡傳來小姐的說話聲，就開始猜忌兩人的關係，對夫人為何單獨留他們二人在房間裡感到懷疑，對小姐那時對自己的笑，竟然感到「我最討厭女人在這種時候笑了」。一星期後，又碰見K與小姐在聊天，之後「我對K的嫉妒心已經開始萌芽了」。對於懸崖勒馬還來得及拯救的「先生」，「心魔」像是催化劑，最終引發了二人的毀滅。

  最後，談及「心」的第三種指向，首先要了解夏目漱石「自我本位」的思想。夏目漱石在《心》發表三個月後(1914年11月25日)在學習院的演講《我的個人主義》中談到，自己抱著從大學學習英文開始產生的疑惑，到松山、熊本教書，最後來到英國留學：

  此時我開始思考文學到底是什麼樣的。我領悟到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從根本上闡述它的概念，其他別無他法。迄今為止都是他人本位，像無根的浮萍漂浮在那裡，這樣終究是不行的。我這裡所說的他人本位，是指把自己的酒讓他人品嘗，然後請人評判，就算說得不在理也一味地聽從。

  在演講中，他談到日本人作為日本國民的一分子應該是獨立的存在，而不是「英國人的奴婢」，這是日本國民至少應擁有的共識。在自己研究的英國文學方面，無可避免地會遇到與英國評論家意見相左的時候，兩國的風俗、人情、習慣以及根本上的國民性格，皆是原因所在。文學與科學不同，受到一國讚賞的作品不一定會受到另一個國家人民的喜歡。他為了守住文藝陣地，甚至要開拓新的領域，開始閱讀與文學無關的書籍，因此確立了「自我本位」為自己的信條，沉浸於哲學思索。

  手握「自我本位」這四個大字，我迸發出了不懼他者的氣概。為至今茫然自失的我指明現在的處境，以及今後的道路的，正是「自我本位」這四個大字。

  如這次演講《我的個人主義》中所談，自我本位成為夏目漱石思想體系中的一個核心概念。這來源於夏目漱石在大學學習英文以及英國留學時期，在從事文學研究的時候遇到的困惑。經過一年的留學生活之後，他認識到，文學是有個性和獨立性的，不能遵循統一規律或者法則，更不能一味地盲從西洋理論。因此，他首先樹立了文學方面的本位立場，想通這個問題後，自信心油然而生，從而感到無比安心與暢快。

  夏目漱石在樹立了這樣的觀念之後，又從職業的角度，來解析自我本位的重要性與獨一性。1911年8月在明石的演講《愛好與職業》中他談到，一般的職業都是他人本位，即是由他人的需求而決定的。只有一類人群，即文學家、藝術家以及科學家是一定要脫離他人本位主義的。要麼在書房裡冥思苦想，要麼在實驗室里從早到晚悶頭做實驗，這樣的工作性質是與普羅大眾的生活相隔很遠的。甚至可以說，世界上沒有一類職業能像這樣以自我為中心。再進一步講，這樣的職業正需要他們必須以自「我」滿足為中心，才能創造出人類歷史上寶貴的精神財富。

  如上所述，以科學家、哲學家或者藝術家為職業是否是優秀的群體暫且不知，但可以明確地說他們脫離自我本位的話就無法成功。因為這類群體如果是為別人而存在的話，將會失去自我。特別是藝術家，沒了自我的藝術家就如同脫了殼的金蟬，對世間毫無用處。如果不是創造能讓自己滿足的作品，而是一味地迎合他人，作品中將會失去自我的靈魂，一切都像借來之物，令靈魂失去棲息之地。我雖稱不上是藝術家，但是在文學上小有創作，把自己歸入這類群體應該也不礙事吧。並且我是靠寫東西營生的，簡略來講我是以文學為職業的。我選擇文學作為職業，與其說這是為了別人而捨棄自我，得到世間認同的結果，不如說這是我為了自己所得到的結果，也就是說，這是我的藝術之心自然發展的結果。我的創作偶然滿足了別人的需要，對了別人的胃口，還得到了物質報酬的回饋。如果這是上天讓你屈己從人，完全為他人所從事的職業的話，那我一定會放棄文學。幸運的是，直至今日，以自我為本位的喜好與批判，碰巧也受到了大家的喜歡，我的作品被中意我作品的人閱讀，我也從喜歡我作品的人那裡得到了物質的回報。無論怎麼看這都是偶然的結果。如果某天這種偶然不存在的話，那到底要以哪方為本位呢？我還是認為要以自我為本位，如果不這樣的話，我的創作就不能稱之為創作。我想不只是我，哪位藝術家都會這樣認為。

  顯而易見，夏目漱石首先在文學層面，擁有自我本位的強烈意識。接下來談到國家層面的自我本位，這與日本1868年開始的明治維新存在必然的聯繫。夏目漱石同樣於1911年8月在和歌山的一次演講《現代日本的開化》中，辯證地思考了日本在近代文明開化中所遇到的問題。

  西洋的開化(即一般的開化)是內發性的，而日本現代的開化是外發性的。這裡所說的內發性是指從內部自然地向外發展的意思，正如開花一樣，花蕾會自然地綻放，花瓣向外。外發性是指從外部強加的一種力量，去採取強迫的形式。再用一句話說明的話，西洋的開化如行雲流水般自然，而維新以後與外國發生關係之後的日本的開化卻與其截然不同。

  夏目漱石認為，無論哪個國家，受到鄰國影響都是很自然的事，但回顧日本歷史，儘管受到中國這樣大國的影響，但總體來說還算是內發性的、自然而然地進化來的。如今突然受到西洋文化的刺激，日本的文明開化突然變得曲折。「迄今為止都是從內部自然發展過來的日本，突然失去了自我本位的能力，被外部力量強行介入。」並且這並不是長久之計，長此以往，日本將會失去日本的自主性。

  日本明治維新以後，通過殖產興業，加速了資本的累積。通過文明開化，學習到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科學、文化、教育、生活方式等，效仿西方國家，背離以儒學為本的封建教育理念。而且通過富國強兵，使日本日後逐漸走上對外侵略的道路。特別是經過日俄戰爭，財政疲憊，赤字增加，通貨膨脹，失去對人民的信用。明治維新使日本從落後的封建主義進入到資本主義階段，擺脫了淪為半殖民地國家的危機，但卻使日本走上了侵略其他國家的道路。夏目漱石正是在如此背景下寫就《心》，其偉大之處就是戳中了日本近代文明開化的痛點。他在這次演講的末尾明確地表明，對日本的將來感到悲觀，希望日本不要「患上神經衰弱的毛病，能夠從自身內部自然而然地產生變化」。夏目漱石自幼熟讀漢文典籍，同時有英國留學的經歷，當他徘徊在倫敦街頭，使自己重新認識自己作為東方人的自覺和對日本明治時期文明開化的內省。面對日本明治維新以後一味的西洋崇拜，他既贊同西方的民主、自由等觀念，又堅持東方的自我本位。

  在文學層面、國家層面需要堅持「自我本位」，然而在個人層面的「自我本位」卻會帶來消極的結果，甚至導致人性中「惡」的一面全面爆發。夏目漱石於同一時期的1911年8月在大阪的演講《文藝與道德》中曾這樣提到：「以前的道德，就是指維新前的道德，即德川時代的道德。」這種道德完全以理想作為基準來規範人們的言行，世人都為此而努力，如果不遵從的話將會以死謝罪。「維新後的道德」則是人們以自我和事實為基礎成立的道德，也就是「自我本位」的道德。無獨有偶，與夏目漱石同時期的日本近代著名自然主義作家田山花袋在1913年10月1日發表在《太陽》雜誌上的《社會與自己》一文中也談到「社會與自己的問題是一個相當複雜的問題。人們時常變成社會本位，時常變成自我本位。但是，社會與自己的關係永遠是不可分離的」。自己與社會孰輕孰重是個很矛盾的問題。從社會當中找尋自己，還是從自身去發現社會，在明治時期的思潮中，當然盛行的是後者。無論一些事或人是否與自己相關，人們只會考慮自我的滿足。夏目漱石還強調，自己生於明治的前一年，與當今的年輕人不同，並未完全受西化教育，因此自己擁有「海陸兩棲動物」一樣的屬性。我們不僅可以通過小說豐富的心理描寫讀出「先生」為了實現個人私慾的心理變化過程和「私心」「心魔」導致的極端自私的行為，還可以體會到像作者夏目漱石心中對於「西洋與東洋」的糾葛那樣，明治時期的知識分子在自我與他人、私利與無私、罪惡與救贖、近代與傳統之間受到的內心的煎熬與折磨。因此，「心」的第三個層面，最終指向的是從「自我本位」的意識回歸「初心」。小說中展現了主人公「先生」人性中利己、自私的「惡」的一面，但他最終通過自殺贖罪的方式來回歸人性應有的「初心」，即日本明治維新之前理想的、傳統的一面。可以看出，夏目漱石對明治社會崇尚「自我」與「利己」的精神持批判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