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先生的娛樂

  在北京或更早期的魯迅先生，他是怎樣娛樂的，我不大清楚。只曉得也獨自去看電影，但是一定不怎麼多，因為那時的學校和教育部都是欠薪，他一直負債，到將離開北京的時候。比較做得到的娛樂是到中央公園去，有時是去個半天，但是在那裡做什麼？我不知道，也許到公園裡的圖書館罷，不會一定不會趕人多的熱鬧場所，那是可以肯定的。

  倘若說環境可以移人，或者這環境的確沒有什麼可資消遣，稍息一下疲勞的話，則有時地從俗一下是未始不可的。在廣州，我們也時常到專門的茶室去吃茶點，那些點心真精緻、小巧，並不太飽，茶又清香，都很合口味。而生活除了教書之外，著實單調，遇到朋友，就不期然地也會相約去飲茶了。

  初到上海的時候，他經常給《北新半月刊》寫稿及譯《近代美術史潮論》，自己又編《奔流》和《語絲》，後來《語絲》請柔石先生代勞，他就給朝花社計劃一切出版事業：除了選擇譯稿的材料，計劃書面裝幀，或自己執筆之外，做鋅版也是要他選材料，跑製版所的，有些製版所因為他的生意相當忙，而且樣子又質素，認為是跑街之流的人物，特別給他一個九折。他意外地得到的優遇，有時為了順便，就會多做幾個鋅版預存起來，總計大大小小的不下一千多個，都是他自掏腰包，自去奔走得來的，現在卻不曉得流向什麼地方，無從查究了。

  他外表的質素，在另一個地方，也被優待著，那就是福民醫院。因為日語的流暢，許多朋友看病都請他同去任翻譯，這些地方是有求必應，從不拒絕的，於是醫院裡面原雇的譯員以為是來搶生意了，對他是面子客氣，心裡不大樂意的。而那帳房先生呢，看到病人有自己雇用的譯員，看作是闊人了，價錢格外不便宜。這情形好久才知道，因此我們自己在看病的時候，也並不上算，倒是吃他那翻譯員資格的苦頭，待到曉得了之後，給他作為談助之資的笑柄好些時。

  工作的過分忙碌，是沒有餘暇想到娛樂的。在初到上海的時候，看到別人的急急忙忙趕去看電影，有時恰巧魯迅先生去訪問不遇悵然而返的時候，他往往會含著迷惘不解的疑問說出一句：「為什麼這樣歡喜去看電影呢？」

  那時他常去的地方，是書店或圖畫展覽會。有一次，到南京路去看一位外國人炭筆或鉛筆畫的中國題材的圖畫，很新穎別致，他買了兩三幅回來，預備做印書時的插圖。但偶然也去看電影，卻不多，比較多的時候，是後來的幾年。

  開初我們看電影，也是坐在「正廳」的位置的。後來因為再三地避難，怕雜在人叢中時常遇到識與不識、善意或惡意的難堪的研究，索性每次看電影都跑到「花樓」上去了。同樣的理由，我們一同出去的時候也很少是坐電車的，黃包車尤其絕對不肯坐，因為遇著意外逃躲不方便，要不是步行，比較遠的就坐汽車。這是他儘可能的戒備了，卻並沒有因此不出去。正相反，愈是空氣緊，他愈是在家裡坐不住，幾乎每天都到外面走一次，這個脾氣，也許可以說是人類的冒險性，不甘壓迫性罷。譬如平常人，在家裡十天八天不出去是很不足為奇的，但到被拘留了片刻，就羨慕起外面走過的人們，甚至冒了生命的危險走去求得到自由的人們也不少。魯迅先生那時的心情也許如此的罷，愈是壓迫，愈要出去，寧可多花費些，坐汽車，坐「花樓」。

  如果作為揮霍或浪費的話，魯迅先生一生最奢華的生活怕是坐汽車、看電影。

  而一些書店老闆，或迎合老闆討好的人們，在紛紛互相告語，說：「魯迅真闊氣，出入汽車，時常看電影。」他們自以為「給予」了魯迅若干版稅，每月從百謠傳，擴張為幾千，上萬，再拿魯迅的實生活證明他們的恩惠和寬容，而不問他們拿著著作人辛勤的血汗所得，來作自己一切活動的基礎，甚而悖入悖出地各自競相攘奪，而獨對於著作人拿他自己所應得的權利，自己自由支配到僅有的娛樂上，卻期期然以為不可。希望他最好像老僧入定般不眠不食，光是做工才覺滿意似的，甚至死後看到他的日記，時常寫出看電影，也失望了，以為魯迅的生活應該更苦些才是，意思仿佛很不應該似的。我們從這裡看到社會對於他的殘酷冷遇，而對於一些從文人轉到做官了，做書店老闆了的人們，倒從不說一句話，而看看電影，卻義形於色了，這真是叫作「豈有此理」。

  我是不忍也不肯勸阻，有時他提議去看電影，卻總是首先贊成的。真是人生幾何，他苦磨了一世，歷盡饑寒交迫，窮愁潦倒到頭髮白了，去看看電影，來蘇息一下，蘇息之後，加倍工作地補償，所貢獻於社會的，難道不能說是好成績，難道這也算是越分之舉？老實說，他不但看電影，而且每次的座位都是最高價的呢，如果這也合該給一些不滿意的人們做材料，我現在就更老實說出來罷，他的意思是：看電影是要高高興興，不是去尋不痛快的，如果坐到看不清楚的遠角落裡，倒不如不去了。所以我們多是坐在樓上的第一排，除非人滿了，是很少坐到別處去的。另外一點小原因我想是，總和我一起去，我是多少有些近視的，為了方便我，更為了我的滿足而引為滿足，他一定這樣做。這樣做了他更高興，所以我也為了他的高興而願意依從他，從沒有拒卻過，這是我們間的私事了。但也可見他雖則娛樂之微，也不全憑一己的成見。另外還有一個原因，就是他不願意費許多時間去空等，普通座位，容易客滿，早去競爭，他是不肯的，只得花較大的價錢坐對號位子了。

  

  看過的電影很多，有時甚至接連地去，任何影院，不管遠近，我們都到的，著重在片子，因為汽車走得便捷，沒有什麼困難。他選擇片子並不苛刻，是多少帶著到實地參觀的情緒去的，譬如北極愛斯基摩的實生活映演，非洲內地情形的片子，等等，是當作看風土記的心情去的，因為自己總不見得會到那些地方去。偵探片子如陳查禮的探案，也幾乎每映必去，那是因為這一位主角的模擬中國人頗有酷肖之處，而材料的穿插也還不討厭之故。歷史的片子，可以和各國史實相印證，還可以看到那一時代活的社會相，也是歡喜去看的。擊劍之類的片子，如《三劍客》等，偶然也去看，但並不十分追求。五彩卡通集及彩色片，雖然沒甚意義，卻也可以窺見藝術家的心靈的表現，是把人事和動物聯繫起來，也架空，也頗合理想，是很值得看的。滑稽片如勞萊哈台的《從軍樂》《玩意世界》，以及賈波林的《城市之光》，都還好。有時一些兒童片是為了帶海嬰而去看的，結果他看了也蠻高興，他是隨時都保存著天真的童心的。《仲夏夜之夢》，剛開映於國泰時，真是口碑載道，場場客滿，甚至我們信了宣傳，特意跑去，也買不到票子，再趕看下一場，然而結果卻使他失望，雖然有些新奇，似乎別開生面，卻並不能說好的意義在哪裡。代表時代的新事物如《科學怪人》之類，也曾經去看，而且有時雖不十分滿意也看完續集，不過總不見得怎樣佩服。似乎有一張片子，名字記不清楚了，或者是《未來世界》罷，房子通是水晶狀透明的，電梯可以通到天頂那麼遠，但是眼底一覽無餘了，使人類生活復入於太單調化，也許不見得有什麼好處呢。戰爭片子或航海、航空演習片，也喜歡去看，原因覺得自己未必親自參戰，或難得機會去看實際的飛機、兵艦之類罷。至於蘇聯片子，是每張都不肯錯過的，比較上最使他滿意的了。最後看的一次《復仇艷遇》，是在他逝世的前十天去看的，最令他快意，遇到朋友就介紹，是永不能忘懷的一次，也是他最大慰藉，最深喜愛，最足紀念的臨死前的快意了。國產映片，在廣州看過《詩人挖目記》，使他幾乎不能終場而去。那時的國產片子，的確還幼稚，保持著不少文明戲作風，難以和歐美片競爭，實在也難得合意的選材。從此之後，對於國產片無論如何勸不動他的興趣。後來《姊妹花》之類轟動一時的片子，他也絕對不肯去看了。

  晚間，小孩子睡靜了，客人也沒有，工作也比較放得下的時候，像突擊一下似的，叫一輛車子，我們就會很快地溜到影院裡坐下來，我們多是穿的不大注目的深色樸素衣衫，在影院裡極力不往周圍觀看，或回頭研究；因為我們不須研究別人，同時別人看不出是我們更好。有時也會約朋友一起去，多起來是七八個人一道。有些時候，如果時間早，就會彎些路，走到建人先生家裡，約他們同去的。有一回，向茅盾先生要求，借他的兒子一下，茅盾先生莫名其妙地答應了，之後說明是請他兒子看電影。他們也住在大陸新村，隔得不遠，他的小孩正每天發熱休養在家，魯迅同情他兒子的沉悶地養病，特別約他出去，那時茅盾先生的兒子大約已經有十二歲了，但是走在路上他還不放心，一定要拖著他，弄得那十二歲的孩子窘了，他回去對他的母親似乎訴說他的疑惑，為什麼這樣大還要人拖呢，他平常到學校里讀書，早已是自己走來走去，沒有接送的了。

  他有時娛樂，更歡喜和別人一同領受這僅有的娛樂機會。

  更闊氣的一次看電影，在一九三五年，時間似乎是初秋，由一位熟朋友通知：有一個地方請看電影，家屬也可以同去，是晚上七時到那裡。同去的人，有茅盾先生，來約的時候，剛巧黎烈文先生也在我家，於是帶著海嬰，五個人坐在預備好的汽車，開到一個停車處，遇到宋慶齡先生和史沫特黎女士，再一同轉彎抹角了一通，然後停在一個大廈的前面。走了進去，出來招待的是蘇聯大使夫婦和駐滬領事，先是開映電影，《夏伯陽》那一張片子在電影院還沒有開映之前先看到了。房間的結構很精緻，座位十多個，正好看得清楚，招待的人還隨時加以口頭解釋，有幾位講得一口流暢的北京話，所以言語上也還方便。看完電影，差不多九時了。正要告辭，卻被招待到另一個修整的房間裡，盛宴款待，卻是還不過算作點心而已。席上各式名酒，每人酒杯大小有六七隻之多，魚的種類很多，光是魚子，除了普通見到紅色的之外，還有一種黑色的，據說最名貴。點心也真多，其實各種各式的菜更多，末了各種難得的水果和茶、可可，真是應接不暇。可惜那一天我們都吃了飯去，魯迅先生又正發熱，吃不下多少，但在他，恐怕是畢生最講究的宴會了。這時蘇聯國內一般物質生活還未十分完善，然而就在這一宴會的招待上，可見人們所想到革命後的蘇聯，以為滿腳泥污的人們，走到豪華的所在的萬不適稱的不相符合，正相反，他們在一切周旋上都很能體會得到，席間並且特別開起在蘇聯新獲獎的《漁光曲》以娛賓客。後來大家都到下臨蘇州河的涼台上乘涼，這時集中的談話就是邀請魯迅先生到蘇聯觀光。旁邊贊助最力的是史沫特黎女士等。她們已經看到他憔悴的顏容，不堪重壓的軀體，為了中國，希望這一位哲人多活些時，善意真可感激。在魯迅先生自己呢，經過長久的考慮，第一，他以為那時正在迫壓最嚴重，許多敢說敢行的人，都先後消沉，消滅，或者不能公開做他們應做的工作，自己這時還有一支筆可用，不能潔身遠去。第二，他自己檢討，對社會人類的貢獻，還不值得要友邦如此優待，萬一回來之後仍是和未出國前一樣地做不出什麼，是很對不起的，一定要做出什麼來呢，環境是否可能也難說。第三，照他自己耿介的脾氣，旅費之類是自己出最好，自己既然沒有這能力，就是給一般造謠者的機會，不是並不一動，就已經說他拿盧布嗎？固然為了謠言而氣餒，魯迅不至於如此地乏。不過自量權利義務不相當，他慚愧，因而絕不肯孟浪，還不如仍舊住在中國隨時做些於人有益、於己安心的工作。這結論，他堅決執行到死。中間不斷的幾次三番，直接、間接地有朋友勸他出國，還是沒有實行。但有一次在蘇聯似乎是開世界作家大會，中國方面預備魯迅和茅盾先生出席的，後因時間匆促，臨時他又患病，不能成行。如果真箇動身了，以蘇聯醫學的進步，設備的完善，或能消滅他一九三六年的大病致死於事前，然而這是回想的事了，當時也許驟然吸著新鮮空氣，使肺量不勝容納也難說的。總之，那次蘇聯領事館為了他們不方便在大庭廣眾中出現而特別舉行的招待，是給予他很深刻的感動和良好的印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