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先生的日常生活

  我所認識的魯迅先生，只不過占其全生涯的五分之一強，比較起許多他的老朋友，還是知道得不算多，寫起來未必能周到。不過承好些朋友的督促，以為研究這時代的中國思想者，就是一飲一食，也可資參考的。為了義不容辭的責任，就拿起筆來了。然而每回談到關於他的一切，卻使我傷慟，時常眼睛被水蒸氣蒙住了，以致擱起筆來。我願意追述他，又怕追述他，更怕追述得歪曲了，喪失了我對於他的敬意。我誠然做過他的門徒，但離了學生生活之後，還是一樣敬重的我的導師，我將能怎樣描寫我心中所願意說的話？

  「囚首垢面而談詩書」，這是古人的一句成語，拿來轉贈給魯迅先生，是很恰當的。我推測他的所以「囚首垢面」，不是故意驚世駭俗，老實說，還是浮奢之風不期引起他的不重皮相，不以外貌評衡一般事態，對人如此，對自己也一樣。

  做學生的時候，我曾正如一般頑童，邊聽講邊把這位滿身補釘，不，滿天星斗，一團漆黑，長發直豎的先生速寫起來。我更很快就研究他的為什麼。後來比較熟識了，我問他是不是特意做成這樣的「保護色」，使人家不注意？他好像默認地笑了，這時我以為探尋到什麼似的喜悅，給我猜中了罷。

  其實，沉迷於自己的理想生活的人們，對於物質的注意是很相反的。有誰見過那些發明家在沉浸於學問的研求時，還時刻想到他的生活。拿表當作雞蛋煮，和為了醫學上的研究，甚至把有害生命的細菌也吞到自己肚子裡做實際試驗的精神貫注、不顧一切的人，不是也聽到過的嗎？所以魯迅的一種寒傖之狀，正不足為奇的。

  另外的原因，他對於衣服極不講究，也許是一種反感使然。據他自己說，小的時候，家人叫他穿新衣，又怕新衣弄污，勢必時常監視警告，於是坐立都不自由了，是一件最不舒服的事。因此他寧可穿得壞些，布制的更好。方便的時候，譬如吃完點心糖果之類，他手邊如果沒有揩布，也可以很隨便地往身上一揩。初到上海的時候，穿久了的藍布夾襖破了，我買到藍色的毛葛換做一件，做好之後，他無論如何不肯穿上身，說是滑溜溜不舒服的。沒有法子，這件衣服轉贈別人，從此不敢做這一類質地的衣料。直到他最後的一年，身體痩弱得很，經不起重壓，特做一件絲綿的棕色湖縐長袍，但是穿不到幾次，就變成臨終穿在身上的屍衣，這恐怕是成人以後最講究的一件了。

  他對於幼年穿新衣的不自由給予深刻的印象，所以對於海嬰的衣著，穿了之後，是不願意叫他當心的。如果他的小手也揩在身上，那算是和父親學樣，滿不在乎的，可憐就是我在旁邊看到的不舒服，也不好干涉，這時完全孤立了。

  孔子的「棲棲遑遑」，是為的周遊列國，想做官，來達到他改革社會的理想。而魯迅也終日「棲棲遑遑」地「席不暇暖」，卻為的是人手少，要急著做的事情正多，他以一當百還嫌不夠，時常說：「中國多幾個像我一樣的傻子就好了。」「有一百個，中國不是這樣了。」所以一面自己加緊工作，一面尋求精神的戰士。

  有些青年是那麼熱切地登門求教。在北京，我所見到的他的寓所，是時常川流不息地一批去了又來一批，甚至錯過了吃飯的時間來陪客的。自然這其中也許有些不過是來聽聽他的幽默談話，博得輕鬆的一笑而去。這當然對於他是一種損害，但更不乏至誠至正地來求教。他絕不忍為了寶愛自己的光陰而拒卻過，有時談興正濃，他反而會留你多坐一會，誠摯而又沉潛，久之意氣相投，和他共鳴的精神戰士，以他做軸心，而放散到四面八方的不知凡幾。

  因為工作繁忙和來客的不限制，魯迅生活是起居無時的。大概在北京時平均每天到夜裡十至十二時始客散。之後，如果沒有什麼急待準備的工作，稍稍休息，看看書，二時左右就入睡了。他並不以睡眠而以工作做主體，譬如倦了，倒在床上睡兩三小時，衣裳不脫，甚至蓋被不用。就這樣，像兵士伏在戰壕休息一下一樣，又像北京話的「打一個盹」，翻個身醒了，抽一支煙，起來泡杯濃清茶，有糖果點心呢，也許多少吃些，又寫作了。《野草》，大部分是在這個時候產生出來的。

  

  有時寫興正濃，放不下筆，直至東方發白，是常有的事。在《彷徨》中的《傷逝》，他是一口氣寫成功的。勸他休息，他就說：「寫小說是不能夠休息的，過了一夜，那個創造的人脾氣也許會兩樣，寫出來就不像預料的一樣，甚至會相反的了。」又說：「寫文章的人，生活是無法調整的，我真佩服外國作家的定出時間來，到時候了，立刻停筆做別的事，我卻沒有這本領。」

  但是他的脾氣也並非一成不變。在上海，頭髮也不那麼長了，衣服也不一定補釘了，差不多的時候也肯抽出時間做清潔運動了。他並不過分孤行己意，有時也體諒到和他一同生活的別人。尤其留心的是不要因為他而使別人多受苦。所以，他很能覺察到我的疲倦，會催促快去休息，更抱歉他的不斷工作的匆忙沒有多聚談的機會，每每贖罪似的在我睡前陪幾分鐘。臨到我要睡下了，他總是說：「我陪你抽一支煙好嗎？」「好的。」那麼他會躺在旁邊，很從容地談些國家大事或友朋往來，或小孩子與家務，或文壇情形，談得起勁，他就要求說：「我再抽一支煙好嗎？」同意了他會談得更高興，但不爭氣的多是我，沒有振作精神領受他的談話，有時當作是催眠歌般不到一支煙完了，立刻睡熟了，他這時會輕輕地走開，自己去做他急待動筆的譯作。

  偶然也會例外，那是因為我不加檢點地不知什麼時候說了話，使他聽到不以為然了，或者恰巧他自己有什麼不痛快，在白天，人事紛繁，和友朋來往，是毫不覺得，但到夜裡，兩人相對的時候，他就沉默，沉默到要死。最厲害的時候，會茶煙也不吃，像大病一樣，一切不聞不應，那時候我真痛苦萬狀。為了我的過失嗎？打我罵我都可以，為什麼弄到無言！如果真是輕蔑之極了，那我們可以走開，不是誰都沒有勉強過誰嗎？我不是傷痛我自己的遭遇，而是焦急他的自棄。他不高興時，會半夜裡喝許多酒，在我看不到的時候。更會像野獸的奶汁所餵養大的萊謨斯一樣（用何凝先生的譬語），跑到空地去躺下。至少或者正如他自己所說，像受傷了的羊，跑到草地去舔干自己的傷口，走到沒有人的空地方蹲著或睡倒。這些情形，我見過不止一次，我能這時候把他丟下不理嗎？有一次夜飯之後，睡到黑黑的涼台地上，給三四歲的海嬰尋到了，也一聲不響地並排睡下，我不禁轉悲為笑，而他這時倒爬起身來了。他決不是故意和我過不去，他時常說：「我們的感情算好的。」我明白他的天真。他對一切人可以不在意，但對愛人或者會更苛求。後來看到海嬰的對我時常多方刁難，更懂得了為什麼對最關切的人如此相待。受到社會上許多磨難的他，一有感觸，會千百倍於常人的看法的。我同情他，但不知此時如何自處，向他發怒嗎？那不是我所能夠。向他討饒嗎？有時實在莫名其妙，而且自尊心是每個人都有的，我不知道要饒什麼。抑鬱，悵惘，彷徨，真想痛哭一場，然而這是弱者的行徑，不願意。就這樣，沉默對沉默，至多不過一天半天，慢慢雨散雲消，陽光出來了。他會解釋似的說：「我這個人脾氣真不好。」「因為你是先生，我多少讓你些，如果是年齡相仿的對手，我不會這樣的。」這是我的答話。但他馬上會說：「這我知道。」

  他處理他的書籍文具，似乎是比生命還著重，看看他的衣身，是不會想到這樣一個相反的對照的。比如書齷齪了，急起來他會把衣袖去揩拭，手不乾淨，也一定洗好才翻看。書架的書，是非常之整齊，一切的文具用品，是他經手的，都有一定的位置，不許放亂。他常說：「東西要有一定的位置，拿起來便當，譬如醫藥瓶子，換了地方，藥劑師是會犯配錯藥的危險的。」他處理用品，就像藥房的整然有序，無論怎樣忙，寫完字之後，一定把桌面收理好，然後才做別的事。他的抽屜，也一樣地有秩序，是不願意人搬弄的。在北京時，他小小的寢室，經常也是會客室，怕人家隨手翻亂他的書，所以愛好欣賞些的，總是藏在較不注意的地方。他更不願意借書給人，除非萬不得已，遇到來借，倒不如另買一本贈送較妥。有時送給他的叢書，為了急於把同類的包藏起來，就是我預備看時也會嫌等得太久而包起的。曹禺先生的《日出》，我就沒有看完，給劃然中止，好像電影正開到一半停止住了的不舒服。但是如果海嬰來搶他看開的書，或翻弄他的圖畫書，他卻從未阻止過，至多叫我在旁邊幫忙照料，讓他看完才收好。他對於幼小者的同情，不肯拂逆他的意志，無論在什麼時候都一樣，甚至對於他酷愛的書也如此。

  他對於書的看重，我沒有見過第二個人像他這樣。比如人家送他的《小說月報》《東方雜誌》等的定期刊物，他看完了之後，總是每五六冊做一包，紮好，寫上書名和第幾期至第幾期，以便檢查。凡是他包過的書，那方正緊湊，拆開之後，我是再也不能照樣包好的。他不但包得好，對於扎的繩子也很留意，如果是好些的書，或線裝本，扎時一定揀那些有漿質棉線做的繩子，免得扎的地方日久留一條線痕。就是這扁平的棉繩，扎時也要攤平，線頭的結，一定要打在書的邊緣，省得將來壓著一個結的痕跡。有時人們送給他的定期刊物如《文學》之類，偶然收到一本裝訂不大齊正的，他一定另外托人再買一本較好的換過。自己印好的書，也首先揀出兩部，包好起來。這愛惜的書，我很對不起，自他死後，未能好好地整理妥存起來，不免有些污損的了。

  對於線裝書，他也能夠拆散修理，裝訂完好。像《北平箋譜》的線裝之外，更布包角頭，遇有缺頁時，都是他自己拆添完善，和原來一樣齊正。而且訂的雙線也一定使它平行，絕不肯讓其絞纏一起。有時對於太舊的古書，兩頭都被塵埃染黑了，他也會一手緊壓，一手用浮水石把它磨乾淨，使之煥然一新。

  洋裝書如果是時常用到的，他就先包一張書皮，省得齷齪。送給我的好些新書，他更歡喜把蠟光紙給包一張封面。在北京，有時到他那裡，他會把四五本自己寫作和別人的著作，每本都用雪白的紙包好見贈，接到手真不知如何從心底感謝呢。

  他不但書包裝得好，信封也做得好，大約一些老朋友還記得收到過他親手做的信封的。在北京時，常常看見他把寄來的比較大而質厚的信封翻轉面，更有時是把一張長方紙做成一隻信封，非常之齊整勻稱，絕不歪斜，大小異形，用一定的方法、技巧，純熟而又敏捷，一下子做出一批來了。既能把包裹紙改成信封，真所謂化無用為有用，更於他那時的經濟條件適合。但我還不了解他的苦心，反而向他惡作劇似的諷刺，把見到的紙張都疊起來請他做信封。然而他何必多作辯解呢，只笑一笑就是了。想起來都難過，我太膚淺，類似這樣的搗亂真可惡。

  說到廢紙做信封，我更憶起他日常生活之一的惜物。每於包裹的東西拆開之後，不但紙張攤平，放好，留待應用，而且更把繩子卷好，集在一起，預備要用的時候，可以選擇其長短粗細，適當地用。自然這些無關大體的瑣屑細微之極的枝葉問題，或者是毫不足道的。在一些大人先生們或洋博士之流，何嘗會把這戔戔放在眼裡。而他則正唯其如此，日積月累地，隨時隨地可省則省，留有用的金錢，做些於人於社會有益的事，不然，不管他如何大心助人，以區區收入，再不處之儉省，怎能做到他當時所願做的呢。

  有些地方他卻不願意節省，例如住房子。我們初到上海，不過兩個人，平常租一層樓就夠用了，而他卻要獨幢的三層樓，寧可讓他空出些地方來，比較舒服，雖然女工倒是不用。吃的東西雖隨便，但隔夜的菜是不大歡喜吃的，只有火腿他還愛吃，預備出來不一定一餐用完，那麼連用幾次也可以。素的菜蔬他是不大吃的，魚也懶得吃，因為細骨頭多、時間不經濟，也覺得把時間用在這種地方是可惜的。照例日常以魚肉菜蔬做主體，但這裡已經有一大部分不愛用了。愛用的還有辣椒，說起來也有一段可悲的生活在裡面。據他時常說起的是：當他領受他母親的八塊錢到南京求學，到了之後，款就用完了。入學之後，再沒有多餘的錢可以給他做禦寒的棉衣，而冬天來了，砭人肌骨的寒威是那麼嚴酷，沒有法子，就開始吃辣椒取熱，以至成了習慣，進而變為嗜好，因之更是損害到胃的健康的要素之一。糖也歡喜吃，但是總愛買三四角錢一磅的廉價品。在北京時，東城有一家法國點心鋪，算是那時首屈一指的了，很難得的機會，他才從收到的有限的稿費里買兩塊錢蛋糕來吃，而且也歡喜請我們。有時我怪問他為什麼剛才不拿出來請客，他卻嘆息地說：「你不曉得的，有些少爺真難弄，吃了有時反而會說我闊氣，經常吃這樣點心，不會相信我是偶然的。」這可見他的隨處小心，一面我也疑心到他的過慮。但事實是：有時他知道某一位的艱困，請他們吃便飯，結果會說是他用酒食賄賂的呢，有的人就能夠這樣出奇，也難怪他的過慮。即使如此過慮，也還不免於謗毀的到來，所以有時他的舉動，如果不是在社會上身受到多方的經驗，是不大容易了解的，至少我自己覺得越過一天越加深地了解他。

  人們對於他的飲酒，因為是紹興人，有些論敵甚至畫出很大的酒罈旁邊就是他。其實他並不至於像劉伶一樣，如果有職務要做，他第一個守時刻，絕不多飲的。他的尊人很愛吃酒，吃後時常會發酒脾氣，這個印象給他很深刻，所以飲到差不多的時候，他自己就緊縮起來，無論如何勸進是無效的。但是在不高興的時候，也會放任多飲些，例如在廈門大學，看到辦教育的當局對資本家捧場，甚至認出錢辦學校的人好像是父親，教職員就像兒子的怪論，真使他氣憤難平，當場給予打擊。同時也豪飲起來，大約有些醉了，回到寢室，靠在躺椅上，抽著煙睡熟了，醒轉來覺得熱烘烘的，一看眼前一團火，身上腹部的棉袍被香菸頭引著了，救熄之後，燒了七八寸直徑的一大塊。後來我曉得了，就作為一個根據，不放心他一個人獨自跑到別的地方。

  茶飲得很多的，而且一定要清茶。在北京時，他獨用一隻有蓋的舊式茶杯，每飲一次泡一次，很濃，是我們用起來覺得有苦味的，還可以再泡一次。到了上海，改用小壺泡茶，但是稍久之後，茶的香氣會失去的，如果不是工作太忙，沒有時間細細品茶，他就會要求另換一壺。等到新鮮的茶來了，恰到好處的時候，他一面稱賞，一面就勸我也飲一杯，因此也學會吃濃茶了。

  他更愛吸菸，每天總在五十支左右。工作越忙，越是手不停煙，這時候一半吸掉，一半是燒掉的。在北京和章士釗之流的正人君子鬥爭，醫生曾經通知過他，服藥同時吸菸病不會好的，我們幾個學生那時就經常做監視的工作，結果仍然未能停止，從此之後，只不過勸告減少而已。他用的煙是廉價品，遇到朋友送些好的，也不肯獨用，一定分贈些給別人，共同欣賞。黑貓牌的香菸他最愛好，可惜價錢貴，難得買來吸。還有一種似香菸粗細，用菸葉做成的廉價品，吸起來似雪茄菸氣味，他也愛好，但氣味不好，我不歡喜，他也就不買了。偶然也吸雪茄菸，似乎並不很愛。菸灰缸卻一定要深而且大，放些水，省得灰隨風亂飛。菸嘴是在上海以後才經常用的，又儉省，吸到半寸長，手都拿不住才棄掉，如果那些拾香菸頭的遇到他，一定沒有好處，因為那一部分已經給煙油弄潮濕，不好再用了。

  記不清有誰說過：魯迅的生活，是精神勝於物質。的確的，他日常起來遲了，多在十一時許，那麼午飯就吃不下了，這樣一起床就開始工作，有時直至吃夜飯才用膳，也不過兩三種飯菜，半杯薄酒而已。想起來卻是我的罪過，不會好好地注意他的營養，到後來，好像燈油耗盡，那火光還能支持嗎？

  我很直白地把他的生活寫出來，但並不希望我們的文壇志士因熱愛他而全盤模仿。譬如因為我是他的學生，有朋友看到我對於他的一切，恰好他的愛人也是學生，於是很神氣地說：「我是你的先生，我應該教你，你應當像某某一樣。」又有一位聽到我說過魯迅不肯借書給人，於是他對他的愛人也如此。這未免太「那個」了。我想該大可不必的，寫這篇短文的本意毫不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