辦雜誌、譯小說

  魯迅在弘文學院的時候，常常和我討論下列三個相關的大問題：

  一、怎樣才是最理想的人性？

  二、中國國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麼？

  三、它的病根何在？

  他對這三大問題的研究，畢生孜孜不懈，後來所以毅然決然放棄學醫而從事於文藝運動，其目標之一，就是想解決這些問題，他知道即使不能驟然得到全部解決，也求於逐漸解決上有所貢獻。因之，辦雜誌、譯小說，主旨重在此；後半生的創作數百萬言，主旨也重在此。茅盾先生說得好：

  ……我看到了古往今來若干偉大的Humanist中間一個——魯迅先生！

  古往今來偉大的文化戰士，一定也是偉大的Humanist；換言之，即是「最理想的人性」的追求者、陶冶者，頌揚者。……正因為他們所追求而闡揚者，是「最理想的人性」，所以他們不得不抨擊一切摧殘、毒害、蔽塞「最理想的人性」之發展的人為的枷鎖，——一切不合理的傳統的典章文物。這是各時代各民族的Humanist所相同的。而魯迅先生，則於「同」中更有其特殊者在。這特殊的什麼，乃是擁有五千年悠久歷史而現在則鐐索重重的「東方文明」古國之歷史的與現實的條件所產生而養育的。講到什麼是「最理想的人性」，中國儒家者流確已說得很多；然而這些美麗動聽的詞句，經過現實的天平，就露了馬腳。魯迅先生指出了「吃人的禮教」，就是批判數千年最有力的美麗動聽的儒家的「最理想的人性」的圖案和規章，而追問著：「怎樣才是最理想的人性？」

  一切偉大的Humanist的事業，一句話可以概括，拔出「人性」中的蕭艾，培養「人性」的芝蘭。然而不是每個從事於這樣事業的人都明白認出那些「蕭艾」是在什麼條件之下被扶植而滋長，又在什麼條件之下，那些「芝蘭」方能含葩挺秀。中國古來的哲人，最缺乏者，就是此種明白的認識。「人性」或「最理想的人性」，原無時空的限制，然而在一定的時間條件之中，會形成「人性」的同中之異，此即所謂國民性或民族性。……

  

  魯迅先生三十年工夫的努力，在我看來，除了其他重大的意義外，尚有一同樣或許更重大的貢獻，就是給三個相聯的問題開創了光輝的道路。……（《中蘇文化》第九卷第二、三期合刊——茅盾《最理想的人性》）

  魯迅想辦雜誌而未成，記得《吶喊》自序上已有說明；出版期快到了，但最先就隱去了若干擔任文稿的人，接著又逃走了資本，結果只餘下不名一錢的三個人，這三個人乃是魯迅及周作人和我。這雜誌的名稱，最初擬用「赫戲」或「上征」，都採取《離騷》的詞句，但覺得不容易使人懂，才決定用「新生」這二字，取新的生命的意思。然而有人就在背地取笑了，說這會是新進學的秀才呢。我還記得雜誌的封面及文中插圖，等等，均已經安排好好的，可惜沒有用；而魯迅做事的井井有條，絲毫不苟，很值得敬佩。

  後來他在《河南》雜誌撰文，如《科學史教篇》《摩羅詩力說》等，和他的少年作相較已經大有進步了。他深深地慨嘆中國的無聲，歷史上雖偉大作家如屈原，抱九死無悔之貞，而乏反抗挑戰之力，這不能不說是國民性缺點之一。有云：

  ……惟靈均將逝，腦海波起，通於汨羅，返顧高丘，哀其無女，則抽寫哀怨，郁為奇文。茫洋在前，顧忌皆去，懟世俗之渾濁，頌己身之修能，懷疑自遂古之初，直至百物之瑣末，放言無憚，為前人所不敢言。然中亦多芳菲悽惻之音，而反抗挑戰，則終其篇未能見，感動後世，為力非強。劉彥和所謂才高者菀其鴻裁，中巧者獵其艷辭，吟諷者銜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皆著意外形，不涉內質，孤偉自死，社會依然，四語之中，函深哀焉。故偉美之聲，不震吾人之耳鼓者，亦不始於今日。（《摩羅詩力說》）

  魯迅編譯《域外小說集》二冊，實在是中國介紹和翻譯歐洲新文藝的第一人，我在《魯迅的生活》中已經論及，現在從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