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瑞士

  我們一路途經多莫多索拉和辛普朗關隘，在大約下午5點時抵達了布里格。這裡比義大利更加涼爽，也更加陰沉。街道在雨水的沐浴下閃閃發亮。我在維多利亞旅館登記入住，然後就徑直出門去找吃的了。除了中午在洛迦諾吃了兩口糊糊的無花果泥外，我還沒吃過任何東西。

  布里格所有的餐廳都是德國式的。應該說，在瑞士，你永遠都不知道自己究竟身在哪個國家。前一分鐘，一切都是義大利式的，你走個一兩英里，便會發現人們在用德語或法語，或是某種羅曼斯方言[1]。在瑞士的中部和東部地區，有一條貫穿全境的不規則的語言分界線。你會發現有些村子雖然離得很近，但明顯來自不同的語系——聖布拉斯與埃拉赫、萊迪亞布勒雷與格施泰格、德萊蒙與勞芬——倘若你再往南朝著義大利的方向走，也會遇到同樣的情況。布里格的居民是說德語的，或者是說介於德語和義大利語之間的語言。

  我看了六七家餐館，對它們的菜單迷惑不已。我真想學會用德語說「肝」「豬蹄」或是「沸騰眼球」[2]。我一步步走到小城的最高處，碰巧看到一家法語命名的「廣場餐廳」。真是個驚喜，我果斷走了進去，想著至少我能知道自己在點什麼菜。但是餐館的法語名字只不過是一個冷酷無情的玩笑，這裡的菜單還是用德文寫的。

  德語實在是一種讓人完全沒有食慾的語言。如果你想在德語世界給你點的咖啡加上些奶油泡沫，你點餐的時候就要說一句「加奶油」。現在問題來了，這聽起來像是一杯漂著泡沫的美味飲料，還是一個老煙槍早晨吐的第一口痰呢？現在這份菜單上的菜品無一例外會讓我想起發情的豬在淫叫：Knoblauchbrot、Schweinskotelett Ihrer Wahl、Portion Schlagobers(哦，它們都是甜點)。

  我點了牛肋和薯條，在去過義大利之後，這兩樣東西聽起來就有些無趣了(事實也確實如此)，但至少我不用拿餐巾把盤子遮住一大半，也不用面對服務生看到我連碰都沒碰的脆皮羊睪丸時的失望與尷尬。不管怎麼說，這是一個還算不錯的地方，但它更像是一個酒吧，而非餐廳。它十分昏暗、樸素，天花板上有煙燻的痕跡。還好服務生的態度很友善，啤酒量很大，也很冰。

  桌子正中央放著一個大大的鐵製盤子，我猜那應該是一個菸灰缸，可是看得久了，我心裡產生了一種可怕的念頭：或許它是某種食物的容器，服務生會馬上過來，往裡面放幾塊麵包或是別的什麼東西。我環顧四周，想看看有沒有其他顧客把它當菸灰缸用，但似乎沒有。我連忙抓起盤子裡的菸蒂和用過的火柴，悄悄把它塞到了桌子旁邊的盆栽里，再試圖把盤子裡的菸灰吹走，但我一不小心全吹到了桌布上。當我正要把菸灰從桌子上擦掉時，我又撞倒了手邊的玻璃杯，裡面的啤酒流得滿桌都是。

  我好不容易才收拾好，桌布上留下了很多灰色的污漬，還有一大片不規則的黃色斑點，看起來賊像尿漬。服務生過來上菜時，我還想假裝隨意地用手肘和上半身遮住這些污漬，但是她一眼就看穿是我一手釀成了這副杯盤狼藉的場面，我本以為她會輕蔑地看我一眼，但她卻用——這比輕蔑更糟糕——同情的眼神看了一下我。通常情況下，這是在看一個已經失去嘴部肌肉控制能力卻還在努力進食的中風病人時才會有的眼神。這樣的眼神仿佛在說：「唉，上帝保佑他這個可憐人吧。」

  在那令人不安的時刻，我本以為她會把餐巾圍在我的脖子上，然後為我切好食物。幸好她並沒有這麼做，而是回到了吧檯後面的工位。但在我用餐的整個過程中，她都十分憐憫地看著我，時刻準備著在我握不住刀叉或是突然痙攣向後倒下去時，光速趕過來救場。直到走出餐廳，我才鬆了一口氣。哦，順便說一句，那個鐵製的盤子就是菸灰缸，沒錯。

  布里格這個地方有點奇怪，它在歷史上是蘇黎世和米蘭之間的中轉站，但現在，它看上去似乎還不明白該怎麼打扮自己。這是一個面積適中的城鎮，但城市生活卻並不多樣化。這是那種可以把紅燈區裝進電話亭的地方。所有商店都在賣一些很無聊的東西：玻璃櫥窗後的冰箱、真空吸塵器和電視。我突然明白了，大部分國家的商店櫥窗里賣的都是這種很無聊的東西。顯而易見，我現在已經不在義大利了，想到這一點，我悲從中來。這就是旅行的問題所在：今天你坐在海邊的陽台上喝卡布奇諾，明天你就可能在雨中，站在瑞士最無聊的街道上看商店裡的洗衣機。

  我這才想到，我還沒在義大利的任何地方看到有商店在賣冰箱、真空吸塵器或是其他的功能性產品。我想義大利人應該不會都是開車到布里格來買的吧？他們一定是在自己國家的某個地方買這些東西的，但我不記得我有在哪裡看到過。除了這些，布里格就沒什麼可賣了。我在空蕩蕩的街道上行走，企圖喚起對這些白色商品的興趣，但這實在是有些難。最後我放棄了，回到旅館的酒吧喝了些啤酒，看了菲利普·齊格勒關於黑死病的經典作品，書名你也能想到——《黑死病》——這非常適合在異國的一個寂寞雨夜裡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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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實上，這本書很不錯，不僅是因為它提到了我剛剛去過的地方，比如佛羅倫斯。黑死病暴發時，佛羅倫斯在四個月之內死了近10萬人，將近占這個城市人口的一半。米蘭當地的居民被佛羅倫斯傳來的疫情嚇壞了，許多被懷疑感染了黑死病的人都被他們的家庭封死在了他們的房屋裡。

  沒有什麼比閱讀關於人被活埋的書籍更能讓人從另一個視角看待自己的問題。我是那種在塞恩斯伯里[3]找不到停車位就覺得人生無望的人，但是想想14世紀義大利人所經受的這些折磨，我覺得自己真的很幸福。事情是這樣的，1345年，義大利連續下了六個月的雨，大部分地區都變成了死水湖，種植農作物根本不可能。經濟因此崩潰，銀行紛紛破產，數千人死於隨之而來的饑荒。兩年後，這個國家又遭遇了一系列可怕的地震——羅馬、那不勒斯、比薩、帕多瓦、威尼斯均發生地震——導致了更多的死亡和混亂。就當人們想當然地以為一切總該有起色的時候，有個不知姓甚名誰的水手登上了熱那亞的海岸，說了句：「你知道嗎，我覺得有點冷。」數天之內，一場大瘟疫開始席捲歐洲。

  這還不算完呢，大瘟疫隨後在1360—1361年再度暴發，然後在1368—1369年、1371年、1375年、1390年和1405年捲土重來。讓我感到奇怪的是，這段時間正好和歐洲教堂建築史上的輝煌時期相吻合。我不知道你是怎麼想的，反正我覺得，如果我生活在這樣一個化膿性腹股溝腺炎奪走我家鄉三分之一人口的時代，我是絕對不會相信上帝與我同在的。

  第二天早晨，我坐了輛快車去日內瓦。我們經過了一連串毫無吸引力的工業城鎮——謝爾、錫永、馬蒂尼——這些地方看起來幾乎全是一些小工廠，以及一些兩旁堆著油桶、一摞摞木製貨板和其他半廢棄雜物的倉庫。我已經忘了瑞士的大部分地方都十分醜陋，而且到處都是電纜塔。瑞士人算是架電線的行家了。他們為了供電，在山腰上鋪了一張電網，把電線掛在鐵軌旁一排排無窮無盡的「絞刑架」上，還為了給電車提供點便利，在他們所有的城市街道上掛上了一根根「晾衣繩」。他們好像從不明白，我們是可以通過更美觀的方式，把事情一一安排妥當的。

  我們經過了維爾納夫的日內瓦河畔，在接下來的一小時裡，火車沿著湖的北岸飛速奔跑，快到我可以肯定司機已經去世，身體重重地壓在了加速手柄上。我們飛過了西庸城堡，「咻」的一聲，眼前美景一閃而過。我們又飛過了蒙特勒和沃韋車站，驚擾到了月台上的乘客，最後總算在經過一段長長的距離後慢慢停在了洛桑，可能司機的屍體需要被帶走回收利用吧(我猜，狂熱而又勤勞的瑞士人不會把屍體埋了，而是會拿它們來製作燃料)，而他的位置將會被一個更健康的人取代。不管怎麼說，前往日內瓦的最後一站要平穩安全得多。

  從洛桑到日內瓦的這段路上，有兩個年輕的澳大利亞人在車廂外討論他們這些年來參與過的較大規模的衝突。我看不到他們，但能聽清楚他們說的每一句讓人毛骨悚然的話。他們是這樣說的：「你還記不記得『肌肉男馬洛』用一把羊角錘子把『野蠻三兄弟』打得滿地找牙？朋友，地上都是血和內臟啊!」

  「我的啤酒里可是挑出了一部分腦漿的!」

  「哇，太刺激了!那次『肌肉男馬洛』把撞球杆捅進賈森的鼻孔，然後從頭頂戳出來的事兒。你還記得嗎？」

  「那個肌肉男就是個禽獸，不是嗎？」

  「連禽獸都不如。」

  「你看過他吃活貓嗎？」

  「沒有，但我見過他把一匹馬的舌頭給硬拉出來。」

  在去日內瓦的路上，這樣的對話不絕於耳。這兩個人絕對患有非常嚴重的精神病，需要馬上去醫院看看。我一直在腦補其中一個人看向我然後說：「真無聊，我們把這個渾蛋倒掛在窗戶上，看看他的頭能撞到枕木幾次。」最後，我還是禁不住瞥了他們一眼。他們差不多都只有50英寸高，連一個蒙著眼睛的侏儒都打不過。到達日內瓦後，我跟著他們下車出站，一路上他們還在嘰嘰喳喳眉飛色舞地聊天，說什麼人頭被卡在蛋奶烘餅器里或是舌頭被釘在地毯上之類的話。

  我看著他們離去，然後轉過身來，憑藉幾乎沒有失誤過的直覺，挑了一家日內瓦最無趣、態度最惡劣的旅館，名字倒是名副其實——終點旅館。

  這個旅館沒有一絲讓我留下來的動力，於是我便直接去羅訥河路上的聯邦瑞士銀行辦事處，辦理我的VISA旅行支票賠償。我按指示走進了一個地下室的小房間，這裡是處理國際業務的地方。我本以為這裡的辦事效率應該是很高的，但卻忽略了這樣一個事實：瑞士的國家宣言是「不信任任何人」。所以我整個下午都在折騰這件事。

  首先，我必須排個長隊，隊伍里全是蒙面女人和穿著睡衣的男人。他們辦理的都是一些十分複雜的資金轉移業務，比如把資金從阿拉伯的一個採砂場調出來，轉到另一個地方去。辦理這個業務需要一堆寫在羊皮紙上的文件，還要仔細地清點一大疊顏色鮮艷的鈔票，偶爾還會停下來向安拉禱告，祈求殺死一隻山羊。這些事情全是由一名顯然十分厭惡自己的工作以及星球上所有生物的金髮女人完成的。我花了一小時才排到窗口，我拿出身份證，小心地瞥了幾眼四周，壓低聲音報出了我在佛羅倫斯時美國總部告訴我的認證密碼。確認完之後，她讓我挑個座位坐下。

  「哦，謝謝你，但是我從沒有在手提箱裡放上一把椅子。」我露出了最棒的艾奧瓦式微笑，「我能拿走我的支票了嗎？」

  「你必須坐下來等一會兒，下一位。」

  我坐了45分鐘，才被叫到窗口。她遞給我一張列滿了問題的申請表，叫我回到座位上把它填好。這是一份讓人惱火的文件。它不僅要求我事無巨細地解釋我是怎麼如此冒失地把VISA出於信任給我的旅行支票弄丟的，還要我給出警察局的報告編號和收到報案的警察局的地址等信息。更過分的是，它還問了一長串無關緊要的問題，比如我的身高、體重和膚色，等等。「我的膚色和旅行支票有什麼關係!」我有些慍怒地罵了一句，坐在我旁邊的那位頗有姿色的夫人往旁邊移了移，與我拉開了一定的距離。最後，這張表竟然還要求我提供兩位經濟擔保人和一位身份擔保人的信息。

  我簡直難以置信，這是什麼鬼邏輯——我竟然需要身份擔保人來證明我是我自己？!「美國運通從來不會要求這些東西。」我對坐我旁邊的女士說道，她看了我一眼，又往遠離我的方向挪動了兩英寸。我在所有問題上都說了謊。我說我有50英寸高，400磅重，出生於阿比尼西亞[4]，靠馴養野馬為生。我選了「琥珀色」作為我的膚色，我的經濟擔保人是麥可·米爾肯[5]和伊凡·波斯基[6]。至於個人擔保人，我寫了我自己，除我之外，還有誰能更好地證明我是我自己呢？我滿懷怒火，重新開始排隊，此時隊伍里又多了一個盧安達[7]鑽石商代表團和兩個牽駱駝的人。

  「為什麼我要回答這些愚蠢的問題？」交表的時候我氣不打一處來，「這是我見過的最愚蠢的東西，這實在是……太蠢了。」我生氣的時候說話可謂是擲地有聲。這個女人說，這和她沒關係，她只是按流程辦事。「這是希姆萊[8]說的話!」我大吼一聲，氣得雙腳同時離地。但我很快意識到，我這麼做只是徒勞，她只會讓我坐下。如果我再不冷靜，就只能等到米迦勒節[9]才能拿到錢了。瑞士人就是這樣的，我只能壓抑自己內心的怒火，接受了她遞過來的替換旅行支票。

  從此以後，我只會買美國運通的旅行支票了。是的，要是這家公司想用一組皮箱或是落基山脈滑雪之旅來感謝我的認可，就直接用記錄積分告訴我吧，我已經做好準備來接受這份大禮了。

  我在日內瓦待了兩天，在城裡到處閒逛，但心裡已經在考慮去別的地方了。我也不知道這是為什麼，日內瓦是一個很不錯的地方——人口密集，乾乾淨淨，十分適合散步。還有一個陡峭、莊嚴的老城，一些優美的公園和一個寬闊的藍色湖泊。白天，湖面波光粼粼，到了晚上，湖對岸五顏六色的城市燈光會把整個湖照耀得更加迷人——但它同時也是一個無聊的城市：物價高、市儈、汲汲於名、疏離冷漠。這裡的每個人走路都駝著背，還擺出一副「別擋老子路」的架勢；街道上已經能夠感受到春天的氣息，但人們的臉還停留在2月；這裡的年輕人好像很少出入酒吧，跟阿姆斯特丹和哥本哈根的年輕人完全不同。這裡沒有生命力，沒有火花，也沒有靈魂。最值得稱道之處就是街道很乾淨。

  我想你們一定會佩服瑞士的工業發展程度。畢竟這是一個面積小、多山、沒有什麼自然資源的國家，但卻成了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它的人均GDP比日本要高將近25%，同時是英國的兩倍多)。在瑞士，錢是一切——這個國家的銀行數量比牙醫多——他們對於金錢的那種平靜的熱情讓他們成為狡猾的機會主義者。瑞士是一個內陸國家，離最近的海域也有300英里，但卻是全世界最大的船用發動機生產國。瑞士人的傳統美德很多：愛乾淨、講秩序、守法規、很勤勞——勤勞到在20世紀70年代的一次全民公決中，他們投票反對了縮短每周工作時間的提案。

  當然這也是他們的問題。他們太無趣了，而且十分保守。1968年，我有個朋友正好住在日內瓦，當時整個歐洲的學生都在試圖把歐洲大陸鬧得分崩離析，他有一次告訴我，日內瓦的學生也打算發動一次暴動，但因為警察沒有許可便取消了這次行動。我朋友發誓這件事是真的。瑞士女人直到1971年才有投票權也是真的，比其他地方晚了將近半個世紀。而在其中一個行政區——內羅德阿彭策爾州，女性直到1990年才擁有投票權。瑞士有一種自以為是又冷漠的利己傾向。他們開心地引進了數千名外國勞動者——每五個瑞士居民中就有一個是外國人——卻拒絕給他們提供居民應有的社會保障。時局艱難的時候，他們便把這些外來務工人員遣送回家——比如1973年的石油危機，就有30萬名外來務工者被遣返——瑞士人讓他們離開家，逼他們的孩子退學，使他們放棄原有的舒適生活，直到國家經濟情況好轉。因此，瑞士人就可以在經濟繁榮的時候雇用大批廉價勞動力，而在經濟低迷時免於承擔他們的失業補助和醫療保障。他們通過這樣的方法，讓通貨膨脹率保持在較低的水平，從而保證他們富裕的、自鳴得意的生活水準。我能理解這樣的做法，但實在是不敢恭維。

  *　*　*

  第二天，我沿著湖畔走了很長一段路——道路寬闊空曠，兩旁的樹木枝繁葉茂——途中經過了老舊且大部分已被廢棄的國際聯盟大廈，一些男孩手裡拿著石頭，想要把它的窗戶砸碎，但沒幾個成功。穿過靜謐的波爾多植物園，我來到了宏偉的萬國宮門前(據旅遊手冊上寫，這兒的面積比凡爾賽宮還要大)，它現在是聯合國的所在地。我在門前猶豫了一會兒，考慮要不要花幾個法郎買票進去，跟著導遊看看。你們是不是為我沒有進去而高興呢？是的，我沒有進去。

  因為地圖標明前面還有國際紅十字與紅新月博物館，這個聽起來更加吸引我。事實證明也確實如此。這是一個十分不錯的地方，希望這種說法對一個通過各種各樣的形式展現人類苦難的博物館來說不是那麼不合時宜。我覺得這個博物館花了很多心思，他們自信並成功地使用了多媒體設備，我相信行業里都是這麼說的。雖然乾貨內容不多，大部分是在簡單快速地介紹故事，但想想他們要給每段文字配上四種語言，而且為了不給年輕訪客留下陰影，還不能用太多的圖片來具體展現人類的苦難和暴行，所以乾貨少也能理解。

  顯然，特定的政治考量也在影響著這個組織。其中有個展品是一個牢房的複製品，它的面積不比一個櫥櫃大。紅十字會的工作人員發現它的時候，裡面有17個囚犯，他們生活在難以言說的痛苦之下，甚至沒法躺下睡覺，而之所以會遭受這麼非人的折磨，只是因為他們的政治觀點和當時的統治者相左。但是這個牢房的原型在哪個國家卻沒有被提及。一開始我覺得這太過小心和膽怯，但是仔細想想，這樣做也是必要且審慎的。如果指出這個國家的名字，勢必會讓紅十字會在那個國家的運作受到阻礙。最讓我感到毛骨悚然的是，世界上有這麼多國家曾經犯下暴行。

  還剩下一些時間，我便在城裡閒逛。逛了百貨商場，摸了摸櫥窗里的商品(這快把瑞士的售貨員逼瘋了)，在城中唯一吃得起飯的地方(麥當勞)吃了晚飯。我參觀了大教堂，遊覽了老城區，還在古董店的櫥窗前盯了好長一段時間，裡面賣的都是那種過分裝飾的物品，怎麼說呢，就是在《美麗家居》[10]雜誌報導中，介紹巴瑞·曼尼洛[11]的馬里布大莊園時會出現的物什——與真老虎等比例的瓷老虎、能把一個孩子放進去的東方花瓶、超大號路易十四風格的書桌和每一個轉角及裂縫都鑲了金的閃亮的餐具櫃。

  晚上，我費了很多工夫，總算把最後一件乾淨襯衫上的洛迦諾無花果泥污漬擦掉，之後就去街角的一個潛水酒吧喝酒了。我在那裡仿佛等了幾個星期，才有人過來為我服務。而在接下來的一小時裡，我又感受到了巨額帳單和少得可憐的啤酒之間的巨大鴻溝，把它們放在一起比較，也是蠻有意思的。我拒絕了日內瓦唯一一個妓女的建議(「謝謝，但我剛剛已經被酒吧老闆睡過了」)，去了街上另一家有些簡陋的酒吧，遭遇和第一家相同，我只好拖著沉重的腳步回到旅館。

  我走進浴室，想看看襯衫幹了沒，但我備感失望地發現，那淡紫色的無花果泥污漬如同隱形墨水一樣重新顯現。我把襯衫扔進垃圾桶，回到臥室打開電視，一頭栽到床上，看起了一部1954年的電影——《硫黃島浴血戰》，這部電影的特點是約翰·韋恩一邊殺日本人，一邊模仿別人的聲音講法語，我以前從來都不知道他還有這種表演技能。

  我躺著看這部我只聽得懂「你好」「多謝」和「啊啊啊」(這是日本人被約翰用刺刀戳破肚皮時的慘叫)的電影，突然意識到，這部電影已經無聊到會給人帶來腦損傷——這才是有趣的地方——我可能和其他瑞士人一樣體會到了這所謂的快樂。

  我坐了早班火車去伯爾尼，向東開了兩小時才到。伯爾尼讓我的心情放鬆了許多，它典雅又美麗，隨處可見生機勃勃的咖啡館和年輕人。我在火車站的遊客辦事處挑了張城市地圖，在它的幫助下，我找到了位於市中心的克魯茲旅館，並在那裡住下。我把包往房間裡一放，便立刻轉身出門。我不僅希望能好好看看這個城市，還為自己產生這種渴望的心情而感到高興。我有些害怕在日內瓦的經歷可能會讓自己對於旅遊的熱情慢慢流失，從而在接下來的旅行中只會隨便逛逛博物館，走走鵝卵石路。但幸好，我重拾了對旅遊的熱愛，仿佛我剛剛被注射了一劑維生素。

  伯爾尼建於阿勒河寬闊河床之上的峭壁中，你從橋上或一些有視覺優勢的位置向遠處眺望時，會看到非常美麗的景致。尤其是老城區附近——一堆橘色瓦片覆蓋的屋頂中，幾座教堂的尖塔和看起來像是變種的布穀鳥自鳴鐘的塔樓穿插其中。大部分街道呈現的是我從未見過的拱廊樣式：底下的樓層向後縮，上面的樓層則在其上凸了出來。它們的重量是由一道厚厚的弓形扶壁支撐，使得人行道上還有一條有頂的過道。街道兩旁的商店比日內瓦的更多樣、更有趣、更具經典感。這兒有許多賣古本的書店和藝術畫廊，還有專賣上發條的玩具、鐘錶、雙筒望遠鏡和伊特魯里亞陶器的古董店。

  從文化的角度講，伯爾尼位於瑞士的法語區和德語區的分界線上，所以它結合了兩種語言的文化特點。比如說，服務生會用德語歡迎你，用法語和你說「謝謝」。從建築的角度講，它是典型的「瑞士—德國」式的風格，到處是用砂石製成的足以抵擋1000次地震的建築(雖然說並不壞)。伯爾尼有種鄉下繁忙市集小鎮的氛圍，你絕對猜不到這兒是一個國家的首都。部分原因是瑞士奇怪的政治特點：瑞士的州政府和全民公決掌握了太多的權力，所以它甚至覺得沒有必要設立一個首相，總統也不過是一個徒具虛名、空有其表而且年年都要換的職位罷了。要不是需要有人去機場迎接外國政要，瑞士人都不覺得有必要存在一個總統。聯邦大廈，也就是國會，看起來就像是鄉下的一個市政廳。這座城市沒有任何地方——甚至是在附近街道上的酒吧里——會讓你感受到你正身處一堆官員和政治家之中。

  我在老城區逛了一天半，然後穿過高橋，前往阿勒河對岸那更具現代性但依舊美麗的住宅區。這是一個閒庭信步的極好去處。這裡沒有高速公路，沒有工業，沒有無聊的辦公園區，只有無窮無盡的林蔭大道，大道兩旁滿是漂亮的房子和小巧的公園。

  我只準備看兩個旅遊景點，但最後兩個地方都沒去。我穿過高高的尼德洛拱橋，去看著名的「熊穴」——這個城市的名字源於德文的「熊」，所以他們喜歡養幾隻熊作為吉祥物——但是熊穴空空如也，一隻熊都沒有。那兒也沒有任何標牌可以解釋，為什麼帶小孩來看熊的當地人到這兒後，也會和我一樣感到驚訝和雲裡霧裡。

  我也想去阿爾伯特·愛因斯坦博物館看看，它就在克拉姆街上，這條街也是伯爾尼幾個主要的拱廊街道之一。我沿著這條街上上下下走了12趟，才找到這個博物館的入口。它很低調，位於一家餐館和一家女裝店之間，門被鎖了——門上堆滿了灰塵，好像已經幾周沒有對外開放了，或許也可能是幾年——也沒人來應鈴。儘管據旅遊手冊上的說法，它應該是對外開放的。更讓我感到奇怪的是，我在這裡沒有找到任何表明愛因斯坦曾在這兒居住過的跡象：沒有公園或廣場建造他的雕像，沒有街道為表尊敬以他的名字命名，甚至明信片上都沒有印上他親切的笑容。這裡的牆上也沒有一塊牌匾告訴世人：1905年，當愛因斯坦還是瑞士專利局一個籍籍無名的職員時，他正是在這裡創作出了改變物理學面貌的四篇論文——布朗運動理論、相對論、光電效應和能量守恆。我對這些理論一無所知，當然我的科學水平確實很爛：我都不明白電為什麼不會從插座里漏出來——但我還是很想看看他生活過的地方。

  傍晚我吃了一頓好的，這可能是一個遊客在瑞士唯一能夠追求的東西了。然後在漆黑的街道上散了很久的步，順便去空蕩蕩的廣場轉了轉。當我沿著主要的步行街——馬克路步行街走回市中心時，我發現所有的酒吧竟然都準備關門了。服務生們正在把椅子和桌子收回店裡，燈光也逐漸暗了下去。現在才是晚上9點20分，你不禁會想：伯爾尼的夜生活多麼讓人「興奮」啊!

  我十分沮喪，便四處溜達，終於在幾個街區外的科奇路上找到了一家還在營業的酒吧，心情總算是好了一些。裡面人很多，煙霧繚繞，但還蠻溫馨的。就在我拿著一大杯金黃色火絨草啤酒、讀著最後幾章《黑死病》時，身後傳來了熟悉的聲音：「你還記不記得那次布萊恩·布洛克豪斯吃了癟，瘋了似的拿了把烏茲槍把西古拉貢工人俱樂部掃射了一番？」

  我轉過身去，發現正是在去日內瓦的火車上坐我旁邊的兩個神經病，他們坐在兒童座位上喝啤酒呢。「嘿，你們最近怎麼樣？」我不由自主地問了句。

  他們看著我，仿佛覺得我有潛在的神經病傾向。「我們認識你嗎，兄弟？」其中一個說道。

  我不知道該說點什麼，這兩人在此前的生命中都沒見過我。「你們是澳大利亞人吧？」我不知所云地來了一句。

  「是啊，所以呢？」

  「我是美國人，」我頓了頓，「但我現在住在英國。」

  空氣突然安靜。「哇哦，那很不錯。」其中一個澳大利亞人略帶譏諷地回答了我，然後轉頭和他的同伴說，「你還記得『臭嘴奧勒瑞』上次用一把大砍刀砍掉了女服務生的前臂，就因為他看到啤酒里有隻蒼蠅嗎？」

  我覺得我真是蠢爆了，這當然是對此時此刻的我最恰如其分的形容。他們的侏儒身高和畸形心理更在無形中加深了我的羞辱感。我轉身繼續喝著啤酒，看著書，耳垂由微熱逐漸變得發燙。我試圖從布里斯托[12]窮苦百姓的困境中找點安慰，以緩解心情。「在1349年，大瘟疫肆虐了整座城市，倖存者屈指可數，能埋葬死者的人都找不到幾個。街道上的雜草已經長得和牛犢一樣高了。」

  過了一會兒，在另兩杯啤酒和英國西部各郡12萬死難者的幫助下，尷尬得以緩解，我感覺好多了。正如他們說的，時間可以撫平一切傷痕。當然，如果你第二天早上醒來發現腹股溝上有淋巴腫塊的話，最好也去看一下醫生吧。

  [1]由拉丁語演變而來，是瑞士的四種官方語言之一。

  [2]沸水煮金槍魚眼。——譯者注

  [3]英國老牌超市。——譯者注

  [4]衣索比亞的舊稱，位於非洲東北部的一個國家。

  [5]20世紀80年代馳騁華爾街的「垃圾債券」大王。——譯者注

  [6]華爾街著名的「套利王」， 1986年因參與交易而獲罪。——譯者注

  [7]盧安達共和國，非洲中東部的一個國家。

  [8]納粹分子，德國《明鏡》周刊評價他是「有史以來最大的劊子手」。——譯者注

  [9]9月29日，英國的四大結帳日之一。——譯者注

  [10]美國一個針對室內設計師和個人的家裝雜誌。

  [11]美國創作歌手、音樂家、編曲家、唱片製作人、指揮家。

  [12]英國英格蘭西南區域的城市，中世紀的黑死病由此傳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