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阿姆斯特丹

  在阿姆斯特丹中央火車站下車這件事本身，就是一個非常奇妙的體驗。車站位於城中心一個陽光普照的廣場上，阿姆斯特丹的主要街道達姆拉克大街的起始處就在它旁邊。在踏出車站大門的一瞬間，我突然有種感覺：天哪，這是全歐洲現存的嬉皮士都出現在我眼前了吧。我曾經以為，嬉皮士這個物種在歐洲快要「滅絕」了，沒想到在這裡還能看到這麼多。他們一堆一堆地聚在一起，晃著胳膊，彈著吉他，相互之間遞著大麻捲菸，舒服地曬著太陽。你一下就能看出來，在過去的四分之一個世紀中，他們都一直躺在公共場所里無法自拔地吸著大麻捲菸。因為他們很多人都是牙齒鬆動、頭髮稀疏，但或許是作為補償，他們育有子嗣無數、養狗成群。孩子們都光著腳丫子在日光之下嬉鬧，那些狗在我經過的時候，還咬了我幾口。

  我滿懷期待地走在達姆拉克大街上。阿姆斯特丹是我和卡茨最喜歡的歐洲城市，沒有城市能出其右。它漂漂亮亮的，十分友好，擁有很棒的酒吧和合法的大麻。如果我們能在那裡多留一個星期，我們或許會抱著電吉他坐在火車站廣場上虛擲光陰，旁邊圍著幾個叫「陽光」或「打火機」的孩子——我們離這一切近在咫尺。

  達姆拉克大街上擠滿了遊客、嬉皮士和星期六的「掃貨者」，他們以不同的速度移動著：遊客們走起路來像是將鞋帶纏到了一起，腳步一拖一拖的，他們四處張望，卻不關心自己走到了哪兒；嬉皮士們駝背耷肩，急急忙忙向前走去；掃貨者們也匆匆忙忙，活像搖臂玩具，在人群中穿梭。要想在這裡不疾不徐、有模有樣地走著，是一樁不可能的事兒。我在街上找了幾家旅館，結果它們都客滿了，我只好回到水壩廣場那如監獄般的皇宮背後，岔進一些小巷子裡去找。我隱約記得那裡有一些小旅館。那兒確實是有，不過很不幸，巷子裡面的絕大部分旅館都在窗子上掛著一塊告示牌，上面用六種語言寫著「客房已滿」，我根本沒必要進去詢問。

  時移世易。我當年和卡茨一起來的時候正值盛夏，我們剛下火車，便在水手區進入的第一家旅館裡面找到了住處。那是一家名叫安可的小店，典型的阿姆斯特丹式的房子：過道狹長，屋頂很陡，樓梯很暗，在房間裡能一覽四層樓下老城牆運河的美景。一個晚上五美元，每天早上，旅館的服務員都會從門外給你扔一份煎蛋作為早餐(是真的扔進來哦)。美中不足的是，我們不得不和兩個年紀稍稍有些大的男人共享一間房。

  我們和他倆的第一次碰面就不大愉快。當我和卡茨打開房門時，那兩個男人正赤裸著在床上「上下互搏」呢，這一幕讓我們四個都受到了驚嚇。

  「很抱歉，女士們。」我和卡茨脫口而出，然後轉身回到了過道上，還幫他們關上了門。我們兩個都不知道怎麼辦才好，我們在艾奧瓦州的20年裡，根本沒有面對這種情況的經驗。我們給了他們一些時間，讓他們鬆開彼此，穿上浴袍，才再次走了進去。很顯然，他們覺得我們是沒有禮貌的侵入者，在接下來的兩天裡，我們的舉動也一再證實了這一點。我們總是在他們正酣暢淋漓地開展床上運動時回到房間，不知道是這兩個男人就從沒停下來過，還是我們實在太會挑時間了。

  面對我們，他們總是能不說話就不說話。我們分辨不出他們的口音，但我們都覺得，個頭比較小的那個人是澳大利亞人，因為他被壓在下面的時候，表情可是很享受的。[1]到了第二天午夜的時候，他們對我們已經忍無可忍了。那天晚上，卡茨在參加完帕拉迪索俱樂部的派對後回到旅館，半夜因為尿急，跌跌撞撞地爬下床，一邊往垃圾桶里撒尿，一邊發出了一聲沉重的喘息聲。

  「我認為那是一個小便池。」卡茨第二天早晨解釋道，我覺得這話他自己都不信。早餐後，我們的室友就搬了出去，在剩下來的幾天裡，這房間就歸我們兩個享用了。

  

  我們很快養成了個不錯的作息規律。每天早上醒來後，我們會先去吃個早餐，再回到房間，拉上窗簾，讓一絲一毫的日光都無法透進屋內，然後鑽回床上繼續呼呼大睡。到了大約下午4點的時候，我們就會爬起來，在大廳邊上的房間裡洗個蒸汽浴，換上乾淨的衣服，把頭髮順平。然後下樓，在安可的酒吧窗前邊喝著喜力啤酒，邊看著人來人往，並對這個擁有不錯的運河、美麗的妓女和豐富多樣毒品的荷蘭最大城市感到由衷的喜愛。

  安可酒吧里有一個鬍子像潔淨球一般的年輕男服務生，穿著一件比他自己的身材足足大三號的紅色夾克衫。他應該是在很久很久以前的一次嗑藥中嗑過了頭，以致現在不得已帶著一塊寫著他名字的卡片，以防萬一哪一天記不起自己叫啥。他有時會賣一點點大麻粉給我們，還會在每天下午6點，賣給我們每人一支大麻捲菸，這在某種程度上算是開胃菜。抽完大麻捲菸，我們便走到旁邊的印度餐館區吃晚餐。夜幕慢慢降臨，妓女們也在街角擺好了接客的姿勢，夜晚的空氣中充斥著大麻捲菸和炸薯條的味道，我們在這條街上漫步，和這溫柔的、喧鬧的夜色融為一體。

  我們總是頻繁地去帕拉迪索俱樂部，一家由老教堂改造而成的夜間俱樂部。我們總想在那兒勾搭幾個女孩，但從未得手。卡茨撩妹的開場白是全世界最可怕的，他總是帶著些小小的緊張，熱情地走到女孩面前問道：「不好意思，我知道你並不認識我，但能不能請你幫我把我的某樣東西移個六英寸？」

  「什麼？」女孩問道。

  「44毫升的精液。」卡茨總會帶著突如其來的笑回答這個問題。這一招從沒管用過。不過我也沒比卡茨好到哪兒去，我一般會問俱樂部里長得最不好看的女孩，我可不可以為她買杯啤酒，當然我總是會被罵「滾遠點」。所以，我們在俱樂部裡面陷入了一種被我們稱為「高階認知功能障礙」的狀態中。有一天晚上，我們和幾個一臉茫然的非洲人成了好朋友，卡茨一個勁兒慫恿他們回到家鄉發動叛亂。卡茨當時喝得酩酊大醉，醉到他把自己的手錶送給了他們(他似乎覺得，這塊手錶是革命能否成功的關鍵)。這塊布洛瓦手錶是他祖父傳給他的，價值不菲，就這樣被送給了幾個陌生人。之後的幾天裡，每當我忘記這件事去問他時間時，他總會這樣回答我：「我怎麼會知道這種小事，我已經把它們全權交給我在祖魯蘭[2]的一個夥計處理了。」一周結束時，我們突然發現，我們已經花掉了700美元旅行基金中的一半了，所以我們覺得是時候跑路了。

  *　*　*

  荷蘭人和英國人很像，都有些馬虎(我客觀地講，沒有任何冒犯的意思)。他們的馬虎體現在他們停車的時候，體現在他們安放垃圾桶的位置上，體現在他們總是喜歡把自行車停到最近的樹幹、牆邊和扶欄旁。德國人和瑞士人所特有的那種認真和嚴謹，他們是不會有的。在德國和瑞士的居民區街道上，汽車整整齊齊地停著，就像是一個人用尺子和水平儀畫出來似的。而在阿姆斯特丹，人們就是把車子往運河邊上隨便那麼一停，總感覺這些汽車馬上就要掉到河裡去了。

  荷蘭人和英國人一樣話多。這一點常常讓我感到很疑惑。在《泰晤士報》工作時，我有一個荷蘭的同事。有一次，我問他凡高的名字應該讀「凡·高」還是「凡·高克」，他略帶嚴厲地對我說道：「不，你錯了，他的名字應該是文森特·凡·——」[3]然後他會發出一連串絕望的乾咳聲，好像有一隻飛蛾卡進了他的喉嚨。工作不忙的時候，我會問他各種各樣的東西用荷蘭語怎麼說，比方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荷包蛋和舔陰，他就會在回答後，發出一系列聒噪的乾咳。有時，經過的人會拍拍他的背部，或給他一杯水。這一招我在其他荷蘭人身上也用過，如果你在派對上沒什麼事做，那你可以試試這個，說不定會很好玩。不過有趣的是，荷蘭人和荷蘭人聊天，可從來都不會發出乾咳聲。事實上，他們那時說的話很像是英語的一種方言。

  我和卡茨經常注意到奇怪的一點，我們在街上走路的時候，總有人從漆黑的巷子裡跳出來，對我們說：「你好，哥們兒，能幫我在『那裡』抹點潤滑液嗎？」或是之類的一些話，但他其實只是想要借個火點菸。這真的非常奇怪!我在王子運河邊的一家小旅館也遇上了這樣的事情。我向一個長得非常友好的旅館老闆詢問有沒有多的單人間。「噢，我覺得應該沒有了。」他回答道，「不過我還是和我老婆確認一下吧。」話音剛落，他把頭穿過房門的珠簾吼道，「瑪塔，你緊身褲裡面怎麼了？你下面濕透了吧？」

  裡面的人怒吼回來：「沒有，只不過我在噴潮的時候有些興奮而已。」

  「你身上是不是有好幾種氣味啊？」

  「是啊，有豆子和痰的味道。」

  「你的幾個小洞洞怎樣了，是不是還在流著蜜汁？」

  「是啊。」

  「需要我在晚上幫你吸吸嗎？」

  「你真貼心。」

  他轉過頭來，面帶悲傷地和我說道：「我原來以為有人會退訂房間的，但不幸的是，沒有人這麼做，抱歉。」

  「空氣中瀰漫著石油的味道。」我用這句話致以謝意，然後轉身離開。

  哪裡都沒有空房間了。最後，我只好回到火車站廣場，去荷蘭國家旅遊事務局，我覺得那裡總該有旅館預訂服務。我走進大門，沿著台階一路而上，來到一個大廳，裡面烏壓壓的，全是人，讓我覺得自己現在身處埃利斯島[4]。大廳里排了八條繞來繞去的隊伍，每條隊伍至少有30人。旅遊事務局的工作人員會把這些人送到各個地方，比如哈倫、代夫特、鹿特丹、海牙等，因為在阿姆斯特丹，真的已經沒房了，再有錢也訂不到。這還只不過是4月啊，真不敢想像到了7月會是什麼鬼樣子!那時他們可能會把遊客送到冰島去吧。牆上有一個巨大的手寫告示牌：凡·高畫展門票已售罄。這可真他媽絕了，要知道我來這的其中一個目的就是看凡·高畫展啊!

  我選了其中的一條隊列開始等位，但是進展非常緩慢。我汗流浹背，飢腸轆轆，精疲力竭。我的腳都站得發麻了，我現在就想沖個澡，吃頓好的，再喝點啤酒。我全身上下哪兒哪兒都不舒服，一點也開心不起來。

  大廳里幾乎全是美國人。每個新來的遊客都會接受有關住宿條件的一些詢問，比方說衛浴設施、早餐、房間設施、公共設施、交通便利性和價格等。這些問題要花去非常多的時間，因為這牽涉到很多的組合，而且遊客們總會諮詢他們同伴的意見，這些同伴看起來好像是什麼都可以，但一落到實處，又覺得什麼都不行。所以各種各樣複雜的可能性，又會被重新討論一遍，然後又會產生新的問題：除了火車，我們能坐汽車去那裡嗎？旅館旁邊有素食餐廳嗎？旅館裡有無煙室嗎？車站能不能打到計程車？如果不能，我們該打哪個號碼叫車？代夫特有自助洗衣店嗎？最後一班火車是幾點鐘的？我的屁股這麼大，又問了這麼多腦殘的問題，我是不是該被槍斃？問題就這樣無休無止地進行了下去。

  等到他們終於在住宿條件上達成共識，旅遊事務局的人才能帶著無限的耐心和並不高的期待值，替他們向偏遠地區的旅館打上二三十通電話，詢問還有沒有空房間。這時候絕大多數旅館應該都已經懶得接電話了，更別提什麼空房了。所以他們就只能重新展開討論，看看更貴更偏僻的旅館有沒有空房間。這個過程會浪費非常多的時間，所以每次有人忍不下去離開隊伍，使得隊伍前進六英寸時，我都想要為他們鼓掌。

  在這次排隊中，唯一讓我感到慶幸的是，那個隊伍的女工作人員十分漂亮，她不僅長得好看，身材也十分棒；她扭著臀部走到壁櫥前的身姿讓我手心直冒汗；她聰明又體貼，耐心又善良；她那不錯的荷蘭口音把我的心肝兒都融化了；她處理旅客問題時非常專業優雅，遊刃有餘；她可以在法語、德語、荷蘭語和英語中自由切換，在說任何一種語言的時候，她的口音都是極棒的。我迷上她了，我不否認這一點。站在隊伍里，我下定決心一定不能中途撤退。我直勾勾地盯著她看，對她的一舉一動讚嘆不已——比如她把頭髮掖到耳朵背後的動作，比如她拿著鉛筆和橡皮，一邊打電話一邊皺鼻子的表情。過了好一會兒工夫，我才總算排到她的面前，我強壓住自己內心的呼喚：「我們能先上幾次床，再結婚嗎？」實際上，我只是呆呆地陶醉在她的美貌中，害羞地問她能不能在北半球給我找一家旅館。很快地，她幫我在哈勒姆找到了一家合適的。

  哈勒姆是個快活地兒。那些排在我前面的人一聽要去住在阿姆斯特丹之外的地方就要昏倒了，但我還是很開心的。哈勒姆到阿姆斯特丹的距離只有20分鐘的火車車程。這是一個顏值頗高的小城，城裡有一座輝煌燦爛的大教堂和一個愜意舒適的教堂廣場。這裡有很多不錯的餐館，比阿姆斯特丹的便宜得多，也寬敞很多。我吃了一塊熱水瓶大小的牛排，在這個小城裡來了一次悠然的散步，又帶著敬仰之情久久站在教堂的陰影下。隨後便回到旅館，洗了個蒸汽浴，開開心心地上床睡覺了。

  第二天早上，我回到了阿姆斯特丹。我曾經十分鐘愛在星期天的早晨漫步於城市街頭，但現在一切都變得越來越索然無味。街上到處都是星期六夜裡留下的被壓扁的啤酒罐子和人們吐出來的浮油，到處都塞滿了垃圾。商店全部安上了鐵柵欄和鐵質百葉窗，這些東西讓整個街道看起來十分危險，讓人完全不敢接近。在歐洲的街道上裝著這些冷冰冰的鐵傢伙，是多麼荒謬啊!在一條叫作聖潔街道的十分安全的街道上，每家店都躲在了結結實實的鐵柵欄後面，就算是荷蘭航空辦事處也是如此。真是的，荷蘭航空辦事處有什麼可偷的？難道是櫥窗里的飛機模型嗎？

  我向著花市、紳士運河、國王運河和王子運河走去，一切都在漸漸變好。我十分歡樂地在路上穿行，置身在成堆的落葉和垃圾之中，被四周那些又高又窄的居民樓和參天古樹圍繞。

  阿姆斯特丹真是個漂亮的城市，尤其是在星期天的早晨，運河的邊上還沒什麼人。一個男人坐在河岸旁曬太陽，手裡拿著一份報紙和一杯咖啡；另一個人握著酒瓶從某處回來；一對年輕的情侶緊緊地依偎在一起，慢慢向前走著，享受著事後的溫存；偶爾還會有不慌不忙的自行車手從街的這一頭騎到另一頭，給這清晨增添了幾分活力。我在運河邊逛了兩小時，除了這幾個人，誰也沒見著。

  我一次又一次地靠在小小拱橋的欄杆上，就為了多瞧幾眼碧波蕩漾的河水。我正沉浸在自己的白日夢裡，直至一條觀光船划過水面，我才如夢初醒。許多遊客拿起相機一陣亂拍，真是大煞風景。然後，我就看到了一場小小的「垃圾節」派對，地上全是洗潔精瓶子、捲菸盒子以及數都數不清的麥當勞和漢堡王的紙盒，我重新記起了這個事實：阿姆斯特丹是個髒亂差的城市。整座城市到處都是狗屎、垃圾和塗鴉，這些塗鴉無孔不入——你能在公用電話機上、公園的長凳上、每棟建築的牆上發現它們的身影，它們甚至能把人行道上的大理石拱門塗得像國立博物館的地下隧道一樣。我從沒見過這麼多塗鴉，何況它們還毫無品位可言，不過就是一群腦子只有小乳酪球那麼大的人亂塗亂畫引發的災難。荷蘭人總是會做一些十分無腦的事情。你或許不會在阿姆斯特丹的街頭被搶劫，但如果你在市中心把車子停一個晚上，就很有可能會被人用起子在車身上劃一圈，這真的讓人很無語。

  我20歲那會兒是很喜歡阿姆斯特丹的，而且是由衷地敬佩。我喜歡它的開放、包容以及它對性、毒品和那些你在20歲想而不得的種種事物的瀟灑態度。但現在的我覺得它真的十分無聊。阿姆斯特丹人被他們包容的傳統束縛住了，就像是一個忠心的臣子，不管這個國家有多麼無可救藥，他總是會保衛它一樣，阿姆斯特丹也在保衛著這座城市的傳統。幾個世紀以來，荷蘭人對他們的這一傳統沾沾自喜，因此他們也就自然而然地接受了塗鴉、疲憊不堪的嬉皮士、遍地的垃圾和狗屎。也許是我完全誤解了他們，沒準他們就喜歡狗屎和垃圾呢？!我想一定是這樣的，要不然，這些東西怎麼會到處都是。

  我會不時經過一些依靠木材支撐、亟須修繕的房子。阿姆斯特丹是在沼澤之上建成的，因此讓那些建在運河邊的房子不倒下去是一項永不止步的任務。我的一個荷蘭同事的哥哥在運河邊買過一個房子，他們一搬進去，就發現300年前打下的那些木頭地樁早已腐爛，整個房子在搖搖晃晃中慢慢下沉，河水也就慢慢地滲透進來，沒過多久就把地下室給淹沒了。在已有的結構上面重新打樁從來都不是件容易的事，它幾乎花掉了這個房子兩倍的價格才被弄好。這已經是20年前的事了，現在這哥們兒還因為要還債，只能穿開了口的襪子呢!

  我想，這座城市的無數房子都有過相同的經歷，所以你不得不佩服荷蘭人，他們讓房子站在那兒不倒下去，還要把運河邊作為居民區。而在英國，房子的底層很早就被烤肉鋪子、銀行和乾洗店占據，他們的店面都安上了大型的落地玻璃窗，弄得好像有人想知道他們在裡面幹嗎似的。

  我始終搞不明白這一點。每當一家銀行租到一所維多利亞時期的老房子之後，他們就會把原來房子底層的結構破壞掉，換上很多平板玻璃。這究竟是為什麼呢？你也知道的，銀行在櫥窗上根本放不了什麼嘛。所以為了讓玻璃櫥窗發揮點作用，他們就放上了一些排成扇形的貸款宣傳手冊，這些手冊會告訴你可以在這裡借錢——上帝啊，要不是它們，我差點以為這個地方是賣香腸的呢——手冊當中還會放一些經理老婆畫的醜陋無比的水彩畫。所以我對荷蘭人十分欽佩，因為他們能完好地保存著老街道，並且堅持住在這些老房子裡。

  這樣就會產生一些問題，你會覺得那些偶然出現的災難性建築更讓人難以忍受，當我走到城區主幹道「水壩大道」盡頭的時候，發現在原來由人字形板裝飾的荷蘭居民居住的地方，杵著一幢十分醜陋、毫無風格、又矮又胖的全新假日酒店。這讓我停下來哭出了聲。它是如此廉價，如此平平無奇——硬紙板盒的形狀、空空的刺眼的窗戶，人造雨篷和綠色的標誌出現在入口處，牆上的掛壁式攝像頭追蹤著每一個經過的人。它就像是一個停機坪，沒有任何一個人為它的存在花過一分心思。

  我覺得這種建築就算是用作機場的停機坪都夠嗆，更何況它位於一個歐洲大城市的市中心，被優雅的、充滿貴族氣息的房子所圍繞。如果它的建築師在這個城市走過一遭，那他是怎麼容忍自己設計出這些垃圾玩意兒的？市政府怎麼會通過他的設計？在這兒入住的人究竟是怎麼說服自己睡在裡面的？我驚訝地盯著過往的行人，像是在追問：「你們見到這個醜陋的東西了嗎？」可他們全部駝著背匆匆經過，好像全然沒有注意到它的存在，我真的不懂這個世界啊!

  夜晚來臨。天空中下起了小雨。我把衣領翻起，穿過漆黑的街道，來到紅燈區。我眯著眼睛，透過被雨水打濕的眼鏡看著裡面的打折商品。紅燈區與過去相比，變化很大。1973年，這裡最直接的招牌也不過是「性感舞台，熱辣無限」，而現在一切都更加露骨了。商店的櫥窗上擺放著一大堆假陽具、振動棒、皮鞭、情色錄像帶、印度神油、色情雜誌和皮衣，還有你在一般的卡馬特便利店裡永遠買不到的情趣用品。一個窗戶里放著一個塑料做的女性生殖器，做工非常細緻，兩片陰唇微微張開。這實在是太可怕了。它看上去就像是用在人體解剖課上的模型，你甚至都能想像到學生看到它暈過去的情景。

  那些色情雜誌就更低俗了。它們展現了多種多樣的性交方式——異性戀、同性戀、人獸戀、SM、肥胖者性交(感覺有點喜劇意味)等，其中一本雜誌的封面上竟然是一個女人在給一匹馬口交，這匹馬估計都無法在其他馬的身上享受到這種服務。我震驚了，這還只是櫥窗誒，誰知道櫃檯里都放了些什麼東西!

  那些妓女依舊站在那裡，她們穿著亮晶晶的連體絲襪，面色泛紅，衝著經過的我直拋媚眼(哇，她們喜歡我。我心裡暗爽，後來我才知道，她們對每個人都那樣)。在她們身後，我能看到她們的工作場所——一個個的白色小房子，看上去像是給肛腸科患者用的地方。20年前，這裡的妓女都是荷蘭人，她們友好又甜美，分外迷人。現在這裡的大多數妓女是亞洲人或者非洲人，就算是在撒嬌、親吻，也是一副虛假的做派。

  好幾個街區的街上全是妓女，甚至連附近的巷子都擠滿了。我壓根不敢相信，在阿姆斯特丹或者說在這個世界上，有這麼多人需要靠妓女來釋放自己的欲望。這個世界是怎麼了？

  在阿姆斯特丹的最後一個早上，我去了國立博物館。倫勃朗·凡·萊因的名畫《夜巡》並不在館內，因為前幾天有個瘋子用刀在它上面劃拉了幾下，然後他和這幅名畫就被帶到了各自的康復中心。這個博物館很大，有250個展廳，裡面裝滿了你絕對值得一看的各種藝術品。

  參觀完國立博物館，我便去了王子運河邊的安妮·弗蘭克故居。裡面都是人，我站在那兒動也動不了。二戰時，曾有八個人在奧圖·弗蘭克先生香料店樓上的秘密公寓裡躲了三年，現在有無數遊客在藏著秘密入口的那個著名的書櫥前停駐。令人悲傷的是，就在盟軍即將解放之際，這八個人被人出賣，成為了俘虜。本來再過幾個星期，他們就能得救了，但他們之中的七個都死在了集中營，只有安妮的父親奧圖·弗蘭克活了下來。

  安妮·弗蘭克故居展現了德國人對猶太人犯下的滔天罪行，只是它好像忽視了那些冒著生命危險幫助了許許多多像奧圖一樣的猶太人的荷蘭人。奧圖·弗蘭克的秘書梅普·吉斯在受到最嚴格的食物配給限制時，除了保證她和丈夫能吃東西，還要給這八個人留下吃的。這真的是一項極端困難的任務。這並不是一個特例，因為二戰時期曾經有2000個荷蘭人將生死置之度外，用他們的力量給猶太人提供庇護所，他們同樣值得被世人銘記。

  猶太人在20世紀30年代都經歷了些什麼呢？他們一開始便被剝奪了生而為人的尊嚴：他們被禁止進入公園和咖啡館，被禁止乘坐有軌電車，被禁止擁有汽車和自行車，甚至連使用兒童車都在禁止之列。就算做到這一步收手，也足以令德國人永遠蒙羞。但事實上，更加過分的事也不勝枚舉。故居里有很多圖片展現了一幕幕慘絕人寰的場景——猶太人像牲口一樣被趕上車，僵直的屍體堆成山，俘虜們如同行屍走肉。這些照片就算你看上1000次，它們對你造成的創傷都不會有絲毫的減損。

  一張我從未見過的照片真的把我鎮住了。這張照片很模糊，照片上一個德國士兵正舉起槍，對準一個抱著孩子的女人，她絕望又驚惶地在遍布屍體的戰壕里向後退去。我一直盯著這張照片，根本無法移開自己的目光。我試著想像，究竟什麼樣的人才能做出這種事情？

  這恐怕並不是一張適合在此時觀看的照片，畢竟我即將奔赴火車站，乘坐列車前往德國。

  [1]澳大利亞在英語中，被稱作「The Land Down Under」意為「在下面的國家」。——譯者注

  [2]南非共和國東部的歷史地區，祖魯族的主要居住地。

  [3]凡·高的姓名是「Vincent van Gogh」，破折號表示荷蘭語中的一個喉音，由於作者不會發這個音，故用破折號代替。

  [4]位於美國紐約東南部，在1892—1954年，是美國主要的移民檢查站。——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