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巴黎

  我回到英格蘭，準備等到冬天過後再起程。我花了多得有些離譜的時間在購買旅行裝備上面：一個旅行鬧鐘、一把瑞士軍刀、一個亮色系的綠黃相間的帆布背包——我妻子向我保證，如果你想擁有一次快樂的露營經歷，那你一定不能少了它。我還花了一天時間在閣樓上爬來爬去，尋找我摯愛的K＆F[1]地圖。在1972年，我幾乎買了一整套歐洲系列的這種地圖，這是我年輕時為數不多的明智投資之一。啊，我在說什麼？這是我年少輕狂時做的最聰明的投資。

  這種地圖通常是在瑞士印刷，有著強迫症般的精準度，價格也自然貴得離譜。每本地圖覆蓋一兩個國家，都有著光鮮的藍黃封面，你一打開它，就會看到幅員遼闊的地圖被漂漂亮亮地印在質量上乘的紙張上。最妙的是，這種地圖的注釋部分只有法語和德語，在1972年，這種異域光環深深地吸引了我，直至今天依舊如此。一個旅行者攜帶著一幅滿是「Jugoslawien 1:1 Mio』」[2]「Schwarzwald1:250　000」[3]這種標題的地圖，仿佛天生就帶著一副認真和精明的勁兒。這仿佛在告訴世界：別來惹我，我可是看得懂地圖的人!

  面對著一大堆K&F地圖，和一張《托馬斯·庫克歐洲火車時刻表》，我全身心投入地花了幾個晚上，想要研究出一條線路來，既要夠豐富有趣，又得具有實操性，但我一次次地嘗試，總是以兩頭不討好而告終。歐洲不是一個能夠輕易梳理清楚的地方，你無法從海岸這一頭走到另一頭去。歐洲沒有什麼地形地貌，能夠自然地標誌一段旅行的開始與結束，就算有，比如阿爾卑斯山、萊茵河、多瑙河，要麼是我力所不能及的，要麼是已經被提了數千次的。還有一點，歐洲太大了，塞滿了太多我要看的東西，那裡沒有一個地方是不值得去的。

  最後，我決定採用一種相當隨性的方式。我要回到奧斯陸，重走我當時走過的道路，隨心而動，想去哪裡就走到哪裡。大約過了一個禮拜，我突然感到一陣寒意，我發現奧斯陸是我實在沒辦法才會去的地方。奧斯陸現在依舊是冬季，我兩個月前才剛剛去過。一個聽起來並不是由我自己發出的聲音對我說：「嘿，比爾，去巴黎吧。」我就這麼幹了。

  在我約克郡旅行社裡的那個女孩，對利茲以南的世界地理知識掌握得少得可憐(我曾經讓她幫我訂一張去布魯塞爾的機票，她過了10分鐘後回電問我：「請問，是不是比利時的那個布魯塞爾啊，布萊森先生？」她幫我把旅館訂在了第742區，那裡毫無迷人之處，荒涼程度堪比加萊外圍。旅館正對著一個嶄新的綜合體育館，這座體育館被造得看起來有點像一座山：在它的各個方位，都長滿了短短的參差不齊的草。我根本不知道如此陡峭的牆上栽著這麼多草，既不能走，又不能坐，到底用意何在？它唯一的目的在於讓那建築師可以說：「大家快來看，我設計了一座種著草的房子，是不是很厲害？」走著瞧，這是巴黎建築師最大的敗筆。

  這個旅館是死氣沉沉環境中的一抹亮色，十分摩登，但總會讓我想起英國BUPA保險公司的宣傳GG。不過它至少沒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延時照明，延時照明稱得上是法國旅館走廊的一大特色。我第一次從美國來到這裡時，這東西於我而言就像是「天外來物」一樣新鮮。所有走廊里的燈都被設計成以10秒或15秒為間隔開關，大概這樣比較省電。如果你的房間離電梯很近，那還可以。但如果你的房間在走廊深處很遠的地方，那就不妙了。巴黎的旅館走廊總喜歡繞來繞去，像極了患上阿爾茲海默症的男人。所以一般情況下要在黑暗中一步一步地摸索前行，張開手掌貼著牆，感受前方的道路，而且在走到半路的時候，一定會撞上放在角落的19世紀的橡木桌子，它在那裡的意義就是讓你撞上它。有時候你正在摸索的手指還會碰到一些柔軟的、毛茸茸的東西，過一會兒你會發現，這是另外一個人，要是這個人恰好也說英語，你們就能愉快地交流彼此「這一路」以來的心得了。

  隨即你就會意識到，要把鑰匙拿出來，朝著房間飛奔而去。就在你以為總算跨越黑暗見到光亮時，麻煩也隨之而來，走廊再度陷入一片黑暗，而且，請注意，好像存心似的，沒有一點亮光，你只能伸出手臂在黑暗裡摸索著踉蹌前行，就像《木乃伊》裡面的鮑里斯·卡洛夫[4]一樣。這時，你只能暗自祈禱不要跌進哪個樓梯間裡。這件事給我上了很重要的一課：法國人不喜歡我們。

  不過這也無妨，畢竟我們也不喜歡法國人。好巧不巧，我剛剛看過一份英國報紙做的調查：這世上有哪三樣東西是你最看不慣的？調查結果如下(按順序排列)：花園侏儒[5]、掛在汽車車窗上的模糊骰子[6]和法國人。我愛死這個結果了，在所有令人厭棄的事物里——瘟疫、貧窮、專制政府、麥可·菲什[7]……他們選了花園侏儒、汽車車窗上的模糊骰子和法國人。我認為這太棒了!

  

  在第一次巴黎行時，我就一直在想，為什麼每個人都這麼討厭我呢？才剛下火車，我就向北站的一個旅遊者崗亭走過去，那兒有一個年輕的女人，穿著藍色制服，像看傳染病人一樣看著我。「你要什麼？」她說道，或者看起來像是在說。

  「我想要訂一個房間，可以嗎？」我馬上溫和地回答道。

  「哦，填這個。」她把一張長長的表格推到我面前，「不要在這裡填，去那兒。」她搖頭晃腦地暗示我去另一個專門的櫃檯填表，然後馬上轉過頭去對下一個排隊的人說，「你要什麼？」我非常震驚，我可是來自一個人人都非常友好的地方，那裡就算是在殯儀館裡，你埋葬了你的奶奶以後，經理都會對你說一句「祝你今天好運」。但我很快就發現，巴黎的每個人都是這樣的。你走進一家麵包店，會碰到一些懶洋洋的傢伙向你問好，然後他們會用眼神告訴你，他們壓根就沒把你當朋友。你用磕磕絆絆的法語說你要一條麵包，那女人會冷冰冰地凝視你一會兒，然後把一隻死海狸放在櫃檯上。

  「不，不。」你激動地揮著手說，「不是一隻死海狸，是一條麵包。」

  那個懶洋洋的女人會死死地盯著你，帶著明顯的不信任。然後轉向其他顧客，以一種超快的語速和他們用法語對話，快得讓你根本不明白她在說啥。但她滔滔不絕地肯定是在說，在這兒的這個人，這個美國遊客，進來要了一隻死海狸，然後我就給了他一隻死海狸，結果他說他根本不想要死海狸，他要的是一條麵包。其他的顧客就會望向你，仿佛你剛剛想在他們的手提包里放屁，你根本別無選擇，只能悄悄溜走，安慰自己說，再撐四天，那會兒你在布魯塞爾，在那兒你應該就能吃上麵包了。

  另一件我永遠無法理解法國人的事情是，他們為什麼會如此不懂得感恩。我總是覺得，事實上，是我們解放了他們——讓我們直面這個現實，法國軍隊連一支女子曲棍球隊都打不贏——他們應該給所有來這個國家的盟軍遊客一沓優惠券。讓我們在皮加勒免費暢飲，再免費去一次艾菲爾鐵塔的塔頂，但是，他們永遠也不會感謝你。我遇到過一些比利時人和荷蘭人，他們會熱烈地擁抱我，直至我們雙腿相纏，他們任由我拽著走過整條街道，就為了感激我解放了他們的祖國，就算我和他們解釋1945年的時候我連一顆精子都不是。但法國人永遠不會做出這樣的舉動。

  晚上我走了18英里路到了西岱島和巴黎聖母院，途經一些街道時，我看到那裡站著一些穿著條紋布列塔尼襯衫[8]的黑乎乎的男人，他們斜靠在路燈杆上，用彈簧小折刀剔牙，在你經過時，吐一口唾沫在你腿間。儘管如此，這仍是一個可愛的3月的夜晚，到處瀰漫著隱隱約約的春天氣息，我搖搖晃晃地走到塞納河畔，走到蘇利橋上，我覺得一切都非常完美。在我面前的是聖路易島，它發出美妙的柔光，像幻影般漂浮在河面上，就像是一座中世紀的村莊奇蹟般地保存在現代都市的中心。我穿過橋，在幾條已經沉睡的街道上遊走，還有些期待能看到小雞在馬路上跑來跑去，還有農夫推著裝有黑死病病人屍體的大車走過。但我看到的只有小巧的瑞士餐廳和老建築群里惹人視線的公寓。

  當時那裡人煙稀少，只有一些在餐館裡的閒散遊客、一對在門口舌吻的年輕情侶、一個穿著皮草鼓勵她的貴賓犬在人行道上拉屎的女人。樓上公寓的窗戶傾瀉著溫暖的燈光，從街上朝里望去，能看到一牆排得滿滿當當的書，一排排充斥盆栽植物和古董飾物的窗沿。住在這樣一個小島、這樣一條街上，凝望著這樣一條小河，感覺一定好極了。最幸運的是那些住在最西邊的人，那裡的街道更加繁華，窗子正對著巴黎聖母院。我怎麼也看不厭這般景象，即便是想到在8月，這種舒服的感覺就會消失不見，因為那時街道上會擠滿旅遊巴士和隨之而來的100萬身穿百慕達短褲、大喊大叫的旅客。

  就算是現在，晚上8點，聖母院大教堂周圍的街道也是人山人海，很多紀念品商店都沒有打烊，還在非常歡快地做著生意。我不緊不慢地逛了一圈，然後把自己像窗簾一樣，掛在塞納河邊的一道欄杆上，看著河上的遊船划過，船上張燈結彩，裝飾得像自動點唱機一樣，這樣的場景簡直浪漫得無可救藥。

  我在街邊一家半空著的餐館裡簡單地吃了一頓，還打了一個小小的嗝兒。隨後，我漫步過河，去了一家叫作莎士比亞公司的書店。這家書店十分晦暗，布滿蜘蛛網，散發著一股霉味，裡面還有沃里克·狄平[9]這樣的作家寫的又老又舊的小說。房子裡散落著脹鼓鼓的椅子和松撲撲的沙發，每個座位上都有一個年輕人，戴著那種一看就是聰明人戴的眼鏡，縮在那裡讀著書店裡的書，那姿態很明顯是要從頭到尾都讀一遍(我看到了一個年輕人，像貓頭鷹一樣嚴肅，他把書頁折了一個角，放回架子上，然後朝我狠狠瞪了一眼，就轉身離去)。這家書店有一種非常排外的氛圍，但我不知道它是怎麼維持營生的。不僅櫃檯旁的那個人很明顯是大材小用(要隔很久，他才能從他自己正在看的書里抬起頭來，做一筆小生意)，而且這個書店的地理位置得天獨厚，它在塞納河邊，又正好在聖母院的陰影下，這裡的租金一定貴得非常離譜。

  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莎士比亞公司都會是一家大型的紀念品商店，賣著印模壓制的聖母院模型、鐘樓怪人菸灰缸，還有「嗚啦啦」T恤；要不就是一家快捷咖啡館，服務員不停地走來走去，讓你等40分鐘才為你端上你點的東西，然後明確地告訴你，你需要在25秒內風捲殘雲地喝完咖啡、吃完朗姆酒婆婆蛋糕，如果你想要一杯沒濺上口水的水，那簡直是在做夢。對我來說，這家書店能夠擺脫這種悲慘命運真的是一個奇蹟。當我悠閒地漫著步，經過幽暗的街道回到旅館時，我真的發自內心地覺得，巴黎是個好地方。

  第二天早晨，我起得很早，在依舊沉寂的街道上走了長長的一段路。我很喜歡看城市慢慢醒來，而巴黎的甦醒特別突然，會讓人大吃一驚，比起我知道的其他任何地方都更甚。一分鐘前，整個城市還盡在你手中，街上只有你和一個運送成箱麵包的傢伙，還有兩台街道清潔機器。(這事兒值得一說，巴黎每年花在街道清潔上的錢是平均每人100美元，而倫敦只有30美元，這就能解釋為什麼巴黎看起來光潔明亮，而倫敦就只是一個大馬桶。)然而突然間，巴黎發起了瘋：汽車和巴士一下子蜂擁而出，飛速開過；咖啡店和書報亭一下子都開張了；人們在地鐵站里閃進閃出，就像一大群「驚弓之鳥」，到處都能看到成千上萬條匆匆而過的腿。

  到了8點半，巴黎就變得讓你下不去腳了。交通非常擁堵，每條林蔭道上都籠罩著未燃盡汽油的藍色煙霧。我知道奧斯曼男爵[10]讓巴黎看上去非常不錯，但他對交通應該是一竅不通。在凱旋門那兒，13條馬路匯聚到了一起。你能想像嗎？我的意思是說，這座城市裡的司機，有一種近乎病態的勇猛——要是在別的地方，人們早就想像給自行車輪胎打氣一樣，給這種司機注射鎮靜劑了，還要把他們用皮帶綁在床上——而巴黎又為他們提供了能夠同時向13個不同方向橫衝直撞的空間。這不是在自尋麻煩，又是在幹什麼呢？

  有趣的是，法國人這種駕駛的臭名聲已經流傳了很久，打從內燃機發明之前就有了。甚至是在18世紀，去巴黎的英國遊客們就意識到，法國司機是怎樣一群發瘋的人：「車馬人群以驚人的速度在街上亂竄……如果看到有小孩被軋倒撞死，那真是一點都不奇怪。」在這裡，我引用了克里斯多福·赫伯特《大旅行》里的一段話，這本書最大的價值在於它讓我們知道，歐洲大陸上的人是如何在300年間過著一成不變的生活。很久以前，早在16世紀，遊客們就發現義大利人口若懸河，滔滔不絕，腐敗得不可救藥；德國人暴飲暴食；瑞士人愛管閒事，愛乾淨到了變態的地步；法國人呢，就是法國得讓人忍無可忍。

  你也會時不時走到紀念碑廣場和開闊地帶，然後就寸步難行了。當時我和妻子是去巴黎度的蜜月，我們竟然還妄想在不在大使館留名的情況下，穿越市中心的協和廣場。她差不多成功到了廣場中心的埃及方尖碑那兒，而我卻被一群群馬戲團玩雜耍一樣的汽車給纏住了，我只好輕聲嗚咽著向我新婚兩天的妻子無力地揮著手。這個時候，成百上千輛黃色小型雷諾牌汽車裡的司機都帶著《蝙蝠俠》里傑克·尼克爾森的那種表情死死盯著我。

  現在也還在發生這樣的事。在巴士底廣場，有一片非常廣闊的空間，東北邊是美妙的巴黎歌劇院。在那裡，我花了45分鐘的時間，試圖從里昂街走到聖安東尼街去。問題就在於那個交通燈，這明顯是為了讓外國遊客困惑不已、備感受辱才這樣設計的。遊客如果不改路線的話，甚至會命喪黃泉。

  事情將會是這樣：你來到一個廣場，所有的車子都停在那裡，人行道邊卻亮著紅燈，但你清楚地知道，只要冒險走下人行道一步，就會被之後一擁而上的汽車軋成一攤肉餅。於是你靜靜等待著，一分鐘後，一個盲人穿過了大圓石鋪就的人行道，沒有一絲猶豫。之後，一個90歲的老奶奶坐著電動輪椅來了，她搖搖晃晃地推著輪椅，穿過馬路到四分之一英里開外的斜對面去了。

  你很尷尬地意識到，所有50碼之內的司機都坐在車裡，舔著嘴巴看著你。你只好假裝一點兒也不想過馬路，你只是來這裡看看這根有趣的世紀末路欄杆的。又過了一分鐘，150個學前兒童在老師的帶領下走了過來，而之前那個盲人，現在已經手拎兩個購物袋從對面返回了。然後，人行道上的交通指示燈終於變成了綠色，你安心地步入人行道。正在這時，所有車子都向你衝來。我才沒有心思管這些車發出的聲音有多麼喪心病狂、讓人害怕，我只知道，巴黎人是想讓我死。

  最後，我不再嘗試任何一種看上去能夠成功穿過馬路的方式，只是沿著那些看起來沒那麼可怕的路走。我歷經艱難險阻，承受了不小的驚嚇，終於在下午時分到達了羅浮宮。在那裡，我看到了一條長長的一動不動的隊伍圍繞在院子的入口處，就像一根廢棄的灌溉橡皮管。

  我猶豫不決，不知道該做什麼決定，是加入排隊大軍，最後無奈發現隊伍絲毫不會縮短呢，還是像法國人那樣，插進隊伍里去。哦，法國人在這一點上真是毫無羞恥之心呢!每過幾分鐘，就會有一個人靠近隊伍的前方，假裝在看自己的腕錶，然後彎下腰穿過欄杆，隱沒在隊伍前面的人群里。不過我驚訝的是，竟然沒有人表示抗議。在紐約，這些插隊的人——其中十有八九來自紐約，這是我根據他們的口音和軍用防水衣上的槍眼得出的判斷——可是會被人群抓住，然後痛扁一頓的。事實上，我在謝伊球場，還真的親眼見過一次。這樣其實也不大好，但你還是忍不住歡呼「幹得好」。就算是在倫敦，這樣的惡習也會受到尖銳的指責：「我說，你最好給我排到隊伍最後面去。」但在這裡，竟然一點抗議都沒有。

  我無法說服自己干插隊這種事，也無法忍受身處這樣一群對其他人違反規則、僥倖得逞而無動於衷的人當中。於是我離開了，並且感到如釋重負。我上次去羅浮宮是1973年，和卡茨一起。那時候也是人山人海，我沒有看到任何東西。我是在另一棟建築里，越過一個個擠在我面前的人頭，才看到千古名畫《蒙娜麗莎》的，它小得就跟張郵票似的。顯然，現在的情況也沒有發生任何變化。

  此外，在羅浮宮，我只有一幅特別想看的畫，那是一幅18世紀的傑作，在這200多年時間裡，在羅浮宮無數畫廊中，除了我以外，任何遊客都不會注意到它。我自己都差點在經過時錯過了它，但有什麼東西划過我的視線，讓我轉過身去。畫上有兩個貴族女士，很年輕，但也沒有多漂亮，兩個人並排站立，除了她們身上的珠寶和臉上狡黠的微笑外，她倆全身赤裸，一絲不掛。我要說的就是這個：其中一人把她的手指隨意地，幾乎可以說是漫不經心地插進了另一個人的臀部。我幾乎可以肯定，這事兒在艾奧瓦州[11]應該沒什麼人知道。於是我立刻去找卡茨，他在羅浮宮剛待了15分鐘就絕望地大喊：「這地方除了畫和大便之外，什麼都沒有。」然後就十分不滿地去找咖啡店了，並且說他只會在那兒等我半小時。我找到他時，他正在喝可樂，剛見到我就和我大倒苦水，這麼個可樂竟然要花兩法郎，而且，為了享用在男廁所里小便的特權，他還給了一個乾癟的老女人一把分幣(「她就一直在那裡盯著我看」)。

  「這些事你沒必要往心上去。」我對他說，「你快過來看看這幅畫。」

  「幹嗎？」

  「它非常特別。」

  「為啥？」

  「它就是……你相信我，我保准你一分鐘後就會謝謝我。」

  「究竟是什麼啊？」

  我告訴了他，他不肯相信，這種畫從來沒人畫過，而且就算有人畫，也不會出現在公共畫廊里。但他還是過來了，而我怎麼找，都無法再找到這幅畫了。卡茨覺得是我狠狠地耍了他，我是存心想要浪費他的時間，還不讓他喝完最後兩盎司[12]可樂。因此在這天餘下的時間裡，他都像吃了火藥一樣，一點就會著。

  其實我們在巴黎的大部分時間裡，卡茨都非常不開心，他覺得一切都在和他對著幹。在我們到那裡的第二天早上，我們沿著香榭麗舍大街走著走著，就有一隻鳥在他頭上拉屎。「你知道吧，」我走過一兩個街區以後對他說，「有隻鳥在你頭上拉屎了。」

  卡茨本能地用手去摸自己的腦袋，一臉驚恐地看著自己的手，嘟囔了一句「在這兒等著」，就身子僵硬地朝我們的旅館走去。他有那麼點牴觸排泄物之類的東西，我曾看到他跑過得梅因的格林伍德公園，就像愛德華·蒙克的名作《吶喊》里的那個人物一樣，就因為他不小心用手指觸碰到了狗屎。等20分鐘後再次出現時，他塗滿了百露牌潤膚液，聞起來香氣撲鼻，頭髮也被他打理得油光發亮，十分像一個西班牙的三級舞男。好在他恢復如常了。「好了，我們走吧。」他說。

  話音剛落，又一隻鳥在他頭上拉屎了，而且這一次，真的是飛天巨屎。我不想形容得太生動，或許你現在正在吃東西，但你只消想一下，一杯酸奶倒在頭髮上的情況，那你就差不多能知道是什麼樣子了。「天哪，史蒂芬，這鳥拉肚子了。」我好心地說。

  卡茨徹底無語了。他不發一言轉身就走，直挺挺地奔回旅館，也不管路人投來的目光。他去了將近一小時，等再次出現的時候，他穿了一件雨衣，還戴上了雨衣的帽子。「什麼都別對我說。」他警告我，然後大步向前走去。從此之後，他就沒看巴黎順眼過。

  既然羅浮宮里都是人，那我就去一個對我來說各方面都很新奇的地方，那就是奧賽博物館。它坐落在塞納河左岸，杜樂麗花園的對面。我16年前經過的時候，那裡還是廢棄的老奧賽火車站，但一些眼光獨到的人決定把它改造成一個博物館。這個點子實在是太棒了，不管是對建築物本身還是對藏品，都是如此。我在那裡愉快地逛了兩小時，又去看了看羅浮宮那邊的情況，依舊是令人絕望的人山人海。然後我就去了蓬皮杜藝術中心，我試著去喜歡它，但我根本做不到。我感覺它的存在本身就是個錯誤。這個建築本身有些風化和褪色，就像是一整個冬天都被遺留在那裡的兒童玩具一樣。我驚訝的點在於它從建成到現在才過了十幾年，而法國政府為了修理和維護它已經花了7500萬美元，我覺得這東西用塑膠就能做出來。而且它被建在這樣一個逼仄的環境裡，有些超出大家的承受範圍，如果它建在公園裡面，那情況或許會不一樣。

  但我最不喜歡蓬皮杜這類建築(巴黎已經被它們弄得喘不過氣了)的一點是它們那副炫耀的樣子。建築師理察·羅傑斯曾經對世界宣告：「你看，我把所有的菸斗都叼在外面了，我是不是可愛得讓人想親一口？」如果說蓬皮杜真的有一些實用的功能，那我興許還能原諒，但似乎沒有人考慮過，蓬皮杜到底應該用來做什麼？它其實應該用作集市或港口，因為它內部非常擁擠和混亂。它不像奧賽博物館那樣有空間感，有不錯的光影以及靜謐莊嚴的氛圍，它就像是一家正在進行第一天大促銷的百貨商店。它沒有歇腳的地方，沒有醒目的標誌，沒有碩大的時鐘，你根本就無法約人在這裡碰面。它是一個沒有靈魂的東西。

  外面的東西也沒有變好的跡象。在一天中最好的時間裡，聖馬丁街上的那個主廣場仍處於陰影之下。它被造在了一個斜坡上，所以顯得很晦暗，總是濕漉漉的，而且也沒有歇腳的地方。如果它們把斜坡改造成梯形劇場，人們就可以坐在台階上，但現在這種設計，你一旦坐下，下一秒就會滑下去。

  我對建築上的標新立異並不反感，我就被羅浮宮的玻璃金字塔迷住了，我也很喜歡拉德芳斯區那些中間開著大洞的建築物，但我就是討厭那些建築師、城市規劃師和其他需要為城市生活負責任的人的可惡做派，他們似乎並不清楚城市是為誰打造的，他們不明白城市是為了人而存在的。這是個顯而易見的道理，但半個世紀以來，我們都在為了其他東西建造城市：為了汽車，為了商業發展，為了開發商，為了那些兜里有錢、目空一切、不肯腳踏實地考慮城市建設的人，偏偏人們需要的正是腳踏實地地生活和工作。為什麼我經過一條繁華的街道，就得穿過潮濕的地道，還要再走兩截樓梯？為什麼汽車比我們優先？為什麼我們能夠在那麼富有的同時又那麼愚蠢？這是我們這個世紀的詛咒——太多的金錢、太少的思考，而蓬皮杜就是在用它的塑膠慶祝這個可悲的事實。

  有一天晚上，我走到了共和國廣場，在一家叫作溫度計的餐廳吃了一頓懷舊的晚餐。我曾經和妻子在馬路對面的摩登賓館裡度蜜月(現在那裡成了一家連鎖假日酒店)，那時我們就經常在這家餐廳吃晚飯，因為它很便宜，那會兒我們也沒什麼錢。

  我把我所有的錢——18英鎊——花在了結婚禮服上，那是一件很不錯的翻領衣服，採用了1957年「城市之杯[13]」的尾鰭款式；還有一條褲子，寬寬地向外展開，寬到我走路的時候，你都看不到我的腿在動。我還向我的岳父借了12英鎊，就像我前面說的那樣，這樣他的女兒就不會在新婚第一個禮拜被活活餓死。

  我本以為，「溫度計」餐廳里會充滿甜蜜的回憶，但我記不起任何事情了，只記得那裡有個全巴黎最兇猛的廁所看門人，一個看上去像俄羅斯摔跤選手(當然是男摔跤選手)的女人，她坐在地下室的一張桌子旁，桌上放著一個粉紅色的放滿硬幣的碟子，她會伸出頭盯著你瞧，以防你把小便滴在瓷磚上或者是順走幾個廁所除臭球。當你發現有人正盯著你看，你會尿得非常困難，但你又害怕自己會因為腎臟負荷超時而產生功能障礙，會真的尿不出來。你也不能用德拉諾[14]清洗自己的整個身體系統。因此，我拉上褲鏈，很不舒服地回到了座位上。在回到賓館之後，才盡情釋放了積蓄於我體內的尼亞加拉瀑布。我很高興地和你們說，那個廁所看門人現在已經不在這裡了，事實上，現在已經沒有廁所看門人了，連廁所除臭球都沒了。

  過了兩三天，我才注意到一個現象：巴黎人經過20年時光的洗禮，已經變得有禮貌了許多。雖然他們還是不會衝到你面前擁抱你，感激你為他們贏得了二戰的最終勝利，但他們確實變得更有耐心，更懂得謙讓了。計程車司機仍然很威猛，但除他們以外的其他人——營業員、服務員和警察——看起來都非常友善了。我甚至看到一個服務員微笑了一下，還有人竟然會在開門的時候為我停頓一下，而不是把門直接甩在我臉上。

  我有點不大適應巴黎現在的樣子。在巴黎的最後一晚，我去了塞納河附近散步。有穿著時髦的一家子人(兩個成人和兩個小孩)從我身邊掃過，他們既沒有被打亂步調，也沒有暫停他們的談笑風生，徑直把我彈進了溝里，我本來可以擁抱一下他們的。

  在離開巴黎的那天早晨，我艱難地穿過灰濛濛的雨來到里昂火車站，我需要在那裡打一輛車去北站，然後坐火車去布魯塞爾。因為下雨的緣故，沒什麼計程車，我只能站在那裡等待。整整五分鐘的時間裡，都只有我一個人等在那裡。漸漸地，其他人也來了，排在我後面。

  好不容易來了一輛計程車，直接停在了我面前。我驚訝地發現我身後的17個成年男女竟然都相信他們比我更有資格搶在前面。一個穿著羊絨大衣的男人還把手搭在我身上，他看上去十分富有，受過良好教育。我叫苦不迭，用龐大的身軀死死擋住車門：「不要，不!」我迅速跳進車裡，還要防備著那個推推搡搡的男人把他的領帶夾進車門裡，同時告訴計程車司機快把我送到北站去，讓我逃離這裡的深淵。那司機看著我，就像看一坨碩大的、奇形怪狀的屎一樣，然後他充滿厭惡地嘆息一聲，發動了車子。我很高興地發現，巴黎的某些情況是永遠不會改變的。

  [1]K＆F，Kummerly and Frey maps的英文縮寫。

  [2]此處是德語拼寫，意為：南斯拉夫1:1　000　000。

  [3]此處是德語拼寫，意為：黑森林1:250　000.

  [4]英國電影演員，多演恐怖片，主演了1932年的電影《木乃伊》。——譯者注

  [5]德國重要文化符號之一，最初是富裕歐洲人的花園裝飾物，據說可以辟邪求吉。曾一度因格調低被英國皇家園藝協會禁止參加切爾西花展，直到2013年這個禁令才被解除。

  [6]骰子裝飾物，通常兩顆一塊掛在汽車後視鏡上，據說二戰時期曾給飛行員帶來好運，英國人認為在汽車上懸掛模糊骰子是一種媚俗行為。

  [7]英國的天氣預報員，1987年10月，在他聲稱英國不會遭遇颶風的第二天，颶風席捲英國，整個倫敦陷入癱瘓。

  [8]條紋海魂衫。

  [9]英國小說作家，20世紀二三十年代最暢銷的作家之一。

  [10]法國城市規劃師，因主持了1853—1870年的巴黎重建而聞名。——譯者注

  [11]位於美國中西部地區，是作者比爾·布萊森的故鄉。

  [12]1盎司≈28.3克。(下文同)

  [13]Coupe de Ville，凱迪拉克1952年推出的新車型。——譯者注

  [14]Draino，一個廁所清潔劑品牌。——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