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這趟旅程的早些時候，從衝浪者天堂開回雪梨時，我在新南威爾斯東北部一個叫阿米代爾的讓人愉快的大學城，停下來喝了杯咖啡。我在迷人的小巷中簡單地溜達了兩步，巧遇了一座叫礦產資源管理局的官方建築——不知為何——我走了進去。我一直在琢磨為什麼這麼豐富的礦產是在澳大利亞，而不是——比方說，我家後院，進去時想著也許誰能為我解答。在澳大利亞這樣快樂而開放的社會裡，像小報記者般探聽消息的好處之一是，出現在礦產資源管理局這樣的地方，即便腦子裡並沒有特別的想法，也會有人邀你進去，回答任何你願意提出的問題。

  結果是我和一個熱心的，叫哈維·亨利的地質學家待了半個小時，他告訴我實際上澳大利亞並非擁有難以置信的過量礦產資源——至少在每平方米礦物資源的層面不是。相對較少的人，短暫的歷史，又加上澳大利亞的面積太大，因此國家的大部分地區還未經開發，未經勘察。為了讓我正確客觀地理解，他帶我穿越了工作區域，看他的謀生之道。他製作地質圖，巨大、詳細、讓人難忘，像設計圖一樣卷著。他在一整面桌上小心翼翼地打開，仿佛它們是古老的藍圖。就連未受訓練的眼睛也能看出，它們記錄了地形所有的條條塊塊，特別強調礦物盛產帶。每一張，他解釋道，都覆蓋了新南威爾斯的一部分，六十公里長四十公里寬，製作要用十到十五年的工作量。阿米代爾的團隊在整個過程中，要勘察八片這樣的土地。

  「大工程。」我感嘆道。

  「當然，可我們總能找到新東西。」他收起一張地圖，露出下面一張。「那個，」他說，輕敲著地圖的一部分，填著平淡柔和的色調，「是一處新的礦藏，在靠近奧蘭治一處叫凱蒂絲山的地方。有兩億噸含礦砂。」

  「是好事，對吧？」

  「非常好。」

  「那麼，」我略有所思地問，試著把握這一切，「如果做一張六十乘四十公里地帶的地圖，要花十到十五年，而澳大利亞有八百萬平方公里，那整個國家有多少被仔細考察過？」

  他看著我，仿佛我問了一個非常基本的問題。「哦，幾乎沒有。」

  

  我覺得難以置信。「真的嗎？」我問。

  「當然。」

  「那麼，」我繼續略有所思地問，「如果你把我隨機地降落到內陸某地，斯特茲雷基沙漠之類的，我會落在某塊從未被考察過的土地上？」

  「正規考察？幾乎肯定是。」

  我花了點時間，吸收這一說法。「那麼有多少礦物資源在那兒等著被發現？」

  他看著我，像一個工作無法完成的人那樣快樂地兩眼放光。「沒人知道，」他說，「不好說。」

  現在，記住這一點，我帶你去孤獨海岸高速路，從珀斯北部到四千一百六十三公里以外的達爾文。在這兒的海岸附近，有幾個小鎮和不少可見的耕作，可向右穿越淡綠色的低山，以一種驚人的速度朝內陸挺進時，你會發現，自己身處要命的、混亂的空曠之中。沒人知道那兒到底有什麼。我發現這麼想非常刺激。即使現在，人們有時還會有驚人的輕鬆發現，這種發現一般只會在地圖上沒有的國家發生。就在最近，某些笑嘻嘻的傢伙，從西部沙漠裡淘出六十磅重的實心金塊。這幾乎是迄今發現的最大金塊，而它就躺在沙漠裡。老天啊!

  礦物專家或許會研究衛星圖，或由低空反覆飛行的飛機生成的圖表(哈維·亨利不經意地提過，他管它們叫「幻想地圖」)，可這種近距離的調查，包括在乾涸的河床上徘徊，帶走岩石以便後續分析研究的，只不過是剛剛開始。問題不僅僅是因為澳大利亞有廣闊的沙漠——天曉得那已經多麼使人畏縮了——還因為走入未知地域的風險。就像英國古生物學家理察·福迪寫到的：「路只會暫時顯現，在雨水沖刷中消失，困惑焦急的過路人只能探出窗口，尋找破碎的小樹枝，或許能暗示之前有輛車經過……這兒極容易迷路，到了嚇人的地步。」

  在這樣的環境中，未經證實的流言自然而然激長。最有名的故事關係到一個叫哈羅德·貝爾·拉塞特的人，他於20世紀20年代聲稱，三十年前在沙漠中心無意地發現了一條長達十英里的金礦礦脈，但由於許多無法由他掌控的原因，沒能再回去。儘管故事有些不大可能，可顯然比一個光禿禿的描述來得更可信。不管怎樣，拉塞特設法說服了幾個好奇的商人，甚至某些大公司(比如通用汽車)資助考察，1930年從愛麗斯泉出發。在幾周迷亂又毫無成果的漂泊後，拉塞特的贊助商們開始失去信心。隊員一個接一個離棄了他，最後只剩下拉塞特一個。有天晚上，他的兩峰駱駝逃跑了。徒步又迷路，他最後死得孤單又痛苦。我敢說他喝了不少尿。無論如何，他沒找到金礦。人們至今還在尋找它。

  儘管拉塞特肯定不是受騙了就是個騙子，可有一大片金礦礦脈正坐在沙漠中的想法，並非完全不可理喻。人有了巨大發現，之後又想不起來在哪兒，這完全可能。比起忘記了沙漠中重大發現的拉塞特，其他人要仔細留心得多。比如斯坦·阿瓦米克，一個地質學家，在不規則又極其炎熱的皮爾巴拉矮山附近——澳大利亞西北部，至今大部分未經勘探——搜索時，碰巧遇上一塊露出地面的岩層，內含微小的叫作疊層的化石化有機物，可以追溯到大約35億年以前生命之初。在阿瓦米克發現它們的那個時代，它們是地球上最古老的化石。從科學的角度，這些岩石和拉塞特想不起來的金礦礦脈同樣珍貴。阿瓦米克收集了一些樣本，回到文明社會。可等他回到皮爾巴拉想繼續他的研究，卻再也找不到那塊露出地面的岩層。它消失在無盡的一模一樣的矮山中。在那兒某個地方，那些原始疊層依然等待著被再次發現。把它們換成金子，也是一樣的道理。

  自那以後，其他相似或更有來歷的疊層石床，在別處亦有被發現，不論是澳大利亞內部還是遠在他鄉。不過，其間，在西澳大利亞海岸孤獨伸出的鯊魚灣里，在它溫暖的淺水中，科學家發現了某個同樣非凡，甚至更出人意料的東西。他們發現了一個活疊層的社區——和地衣構成相似的群體，安靜完整地複製了生命之初存在的地球條件。這就是我要去看的。

  從珀斯向北開大約八小時到鯊魚灣。中午剛過，車子開到一處叫當加拉的地方，路開始向大海蜿蜒，我終於能看上一眼蔚藍的大海。西澳大利亞的這一部分叫作巴達維亞海岸，正巧是另一個我感興趣的地方。在傑拉爾頓，六百英里內唯一值得命名的小鎮(當然也是唯一交通燈多於一組的地方)，我停下來喝咖啡，碰巧把車停在了鎮中心一座小海洋博物館外。我在門外猶豫了一會兒，既想繼續向前走，又好奇於裡面有些什麼，後來任性地走了進去。我多麼高興自己這樣做了，因為這座博物館大部分都用於介紹那個鮮為人知的故事——巴達維亞，一艘海岸因之而命名的船。它是被人遺忘的商船，在1629年誤撞上了澳大利亞海岸，結果展開了海事紀年中一段怪誕又難以置信的插曲。大多澳大利亞的歷史記載，不過是給它一個腳註(曼寧·克拉克連提都沒提)。這有點兒意外，因為它是歐洲人在澳大利亞土壤上的首次逗留，也是澳大利亞歷史上，對白人最大的一次屠殺。可我想辦法說服了自己。

  在1629年，我們的故事開始時，荷蘭海員剛剛發現從歐洲到東印度群島最便捷的水路，不是繞過非洲好望角，徑直穿越印度洋，而是向下至南緯40°——著名的「咆哮西風帶」——讓那些劇烈的海風推著你東行。當然，如能設法不撞上澳洲，這方法不錯。可惜，這是1629年6月初，拂曉前兩個鐘頭，降臨在船長弗朗西斯·派森特身上的命運。巴達維亞擱淺在一個沙質的障礙物上，一個叫作阿博爾豪斯的群島，在澳大利亞西海岸。船幾乎立刻分崩離析。

  船上的三百六十個人有一部分在困惑中淹死了，有兩百人左右掙扎著游到了岸邊。等太陽出來以後，他們發現自己在一座荒無人煙的沙洲上，只有少許海上營救的供給和極其暗淡的前景。他們離巴達維亞(如今叫雅加達)有一千五百英里。派森特考慮了一會兒，然後宣布他將帶一隊人馬，劃帆船附載的大艇，試著去遙遠的東印度——一個微弱卻是唯一的希望。

  他留下一個叫傑羅尼莫·康納利茲的人主管。接下來發生的事情無法肯定，但似乎康納利茲是個瘋子兼宗教狂——永遠都是危險的混合體。可以肯定的是，在接下來的幾個星期中，他和幾個忠實的追隨者屠殺了絕大部分倖存者——男人、女人、小孩，共一百二十五人。剩下的那些成了他們的奴隸——女人燒飯，提供性服務，男人捕魚，長時間勞作——除了一小群人，他們穿越一條艱難的海峽，逃至一兩百碼外的另一個沙洲。在那兒他們用貝殼和浮木做成武器，建立了一座碉堡，以擋開康納利茲那伙人偶爾投擲的攻擊。

  派森特不知留在身後的混亂，他已心亂如麻——畢竟，他弄沉了一條全新的船，一條荷蘭商艦中的驕傲——他向帝汶海進發，神奇地到了巴達維亞。在那兒上級目瞪口呆地聽了他的故事，又給了他一條船，命令他立即回去找倖存者。

  事發五個月後，派森特回到了阿博爾豪斯群島。在那兒，這位曾犯下大錯的船長，發現倖存者們捲入了一場內戰，只差一點兒就站在錯誤的一方，將船交給發瘋的康納利茲和他喪心病狂的同夥。不過最終，他設法辨別出真相，給這奪命的小沙洲帶來了秩序和公正。康納利茲和他的六個黨羽被迅速絞死。剩餘的多數被鞭打嚴責，用鐵鏈鎖起來帶回巴達維亞，以便進一步矯正懲罰。但出於不明的原因，派森特決定不怕麻煩，讓兩個惡棍——一個叫偉達·魯斯的海員，一個船上的侍者簡·派爾格魯姆——劃向大陸，把受罰的人放逐至那兒。

  在1629年11月16日，他們擱淺在一處叫紅峭壁海灘的地方。那兩個荷蘭人的下場如何，無人知曉，但可以肯定兩件事——他們是世界上最遙遠的歐洲人，也是最早的澳大利亞白人。

  我從熱心的博物館工作人員那兒得知，紅峭壁海灘在一處叫卡爾巴里的地方，沿海岸線向上一兩個小時的路程。因為它正好在去鯊魚灣的途中，我決定在那兒過夜。下了西北海岸高速路後，沿一條支路大約走四十英里，穿越一片綠色的平原，那兒，石南灌木叢覆蓋了視野所有的範圍。到卡爾巴里，夜幕已降臨——去看荷蘭人的登陸點已太晚——因此我在沙灘邊的汽車旅館要了個房間，在小鎮上溜達了一會兒，滿足自己。卡爾巴里是個討人喜歡的小地方。建自1952年，某些漁民發現近海的水中富產龍蝦。直到20世紀70年代中期，通往西北海岸高速的路鋪好之前，除了通過海路，它與外部世界毫無聯繫。今天捕魚業依舊是社區生活的中心，但也發展出一塊小型度假區。兩者共存得非常好。

  環境幾乎不能再好了。它面朝一大片海灣，被長長的白沙洲遮蔽著。我穿過溫暖的夕陽走去濱海人行道。阿博爾豪斯群島在海那一頭六十英里遠——從大陸上根本看不見——但我能清楚地看見，離海岸一兩英里叫紅峭壁的岬，兩個暴動者被流放在那兒。

  沿著濱海人行道漫步時，兩件事吸引了我的注意力——一兩百碼外海灣中有一條半沉沒的船，被緩慢地拖進海港，穿過一條沙洲間狹窄的海峽，許多人在圍觀。旁觀者中最大的一群人，在一英里外的碼頭上，那一岸似乎是海港的商業區。我們這一岸的海港度假區也有許多人——坐在沿海灘停著的汽車發動機罩上，從海濱之家或公寓小屋的陽台上遙望，從商店和酒吧走出來，站著觀看。總之，這種感覺很奇怪，有一種幾乎可怕的安靜。

  我向一個坐在汽車上的男人打聽。「哦，是條昨晚被礁石撞出了洞的漁船。」他解釋道。事故在凌晨兩點半發生，在遠海處，有一陣子，似乎這船經歷了極大的危險。更讓人緊張的是，船長帶著他七歲的孩子——顯然把他帶出去是作為獎勵。另三艘本地的漁船出去營救他們。我看了看我的表，到現在為止，他們在大海里已待了十六個小時。我對向我提供消息的人談到這一點，他對我笑了笑，仿佛在道歉。「對於小鎮來說，這一天很漫長，」他說，「我們都焦慮不安。不過，似乎一切都還好。」

  卡爾巴里全年的人口大約一千五百人，我猜小鎮三分之二的人都在這裡。當船穿過沙洲，它的安全仿佛最終得到確認，海港兩岸的人們都熱情地鼓起掌，喊著鼓勵的話，仿佛在歡迎賽船的贏家。我覺得這好極了——整座小鎮，出來看一艘受了傷的當地漁船怎樣被帶回家。如果我發生意外，兇險的一夜之後，肯定找不到一千個人看著我蹣跚入港。我決定好好喜歡卡爾巴里。

  清晨我起了個大早，沿海岸開了一兩英里去紅峭壁海灘，我聽說在那兒會找到一個石冢，標誌著那兩個淘氣的荷蘭人，被留下來面對孤獨命運的地點。它十分戲劇化——一塊非常大的岩台，被海浪衝擊著，浪花四濺。一條長長的暗褐色海灘，相隔一定距離就有招牌寫著：「小心——危險的傢伙。」大海是一片明亮的藍綠，長長的海灘被大浪猛烈地敲打。

  我在周圍好好地轉了兩圈，但哪兒也找不到石冢，這一時間周圍也無人可問詢，除了沙灘遠端有一對夫婦，他們在訓練一隻跳躍的小狗。不過沒什麼關係。石冢是在事情發生後很久才建的，無論誰造都是猜測而已。因此我只是享受著陽光和被海清洗過的空氣，驚訝地意識到，站在這兒並非一點兒也不好玩。這是個可愛的地方。大海極其豐富多產，身後的小山富含建築的材料。魯斯和派爾格魯姆，再一次因為神秘的原因，被派森特賦予了相當豐富的財富。他們有一艘小船、食物和水，一些工具，某些可以和原住民交換的小玩意兒，如果能找到原住民的話。打發日子的話，世上肯定有糟得多的地方——尤其是他們的另一種命運：巴達維亞是他們發臭又有瘴氣的地牢。假如能與原住民保持熱情友好的關係，能讓自己在這兒過得相當不錯。

  我被這一念頭吸引住了——它在這兒明擺著是可能的。從珀斯起西澳大利亞的海岸線美麗得驚人，幾乎完全未被開發。在卡爾巴里之外，到卡那封大約兩百英裡間，沒有一座城鎮，只有一條開向大海的支路——我向鯊魚灣進發的那一條。在卡那封之外，到達爾文的一千八百英里，基本又是這樣的情況——只有一條無人打擾的壯麗海岸，間歇地點綴著小社區。西澳大利亞總共有七千八百英里的海岸線，只有大約三打海岸社區，包括我剛來的西南半島附近的那些。

  當然，那就是為什麼用了這麼長時間才發現了鯊魚灣的疊層。儘管它們就在那兒，在一塊可進入的貝殼海灘邊緣，傻子也看得見的地方，可直到1954年，它們才被人注意，又過了十年才被科學定義。而另一個原因是，這裡有兩萬三千英里的澳大利亞海岸線要調查，全弄完得花些時間。

  從卡爾巴里回到西北海岸高速又是四十英里路——依然只有一條路進進出出——然後再來一百多英里到鯊魚灣。在兩個半小時中，我只遇見了另外三輛車和一列孤獨滾光的公路列車。一度，我在前方遠處的路上看見一兩個神秘的黑點。結果是兩個工人，他們在高速路中間挖洞，離他們作業處僅五英尺的地方，兩個方向上各只放了一個橙色塑料圓錐體。你要知道，這是西海岸的主要高速路。這十分有趣地提示了我，離家到底有多遠。這大約是在澳大利亞，從主要人口中心能去的最遠處。從我現在走的路，去雪梨大約是四千公里，去更近的布里斯班是五千公里。就連愛麗斯泉，向東最近的城市，因高速路走向的形狀，也有四千公里的路程。最後，在一處毫無特點，哪兒也不是的地方，我找到了去鯊魚灣的岔路。我沿著一條新鋪的支路走了一兩英里，上了另一條沒鋪柏油的支路，經過一片多沼澤的景觀，又開了一英里左右。它結束於一個電報中繼站，在一處叫漢姆林池的地方——一個白色木建築群的集合體，其中的一座現在自稱為博物館，另一座是咖啡屋，還有禮品店。

  這停車場只有兩三輛車停在裡面，但就在我站著讀信息板時，兩輛巴士結伴開了進來，因氣動停止而喘息，立刻卸下一連串的乘客——都白髮蒼蒼，手持相機，在讓人難以忍受的耀眼陽光下，困惑地眨眼。他們似乎來自不同的國家或地區——美國、英國、荷蘭、斯堪地那維亞。跋涉了這麼遠，我不想和一百個嘰嘰喳喳的陌生人分享這一經歷，我沿著一條白色的小路去海邊涼爽地走了一趟。天熱得要命。從海上刮來一陣風，卻似乎只帶來更多的熱浪。大約走了半英里，小路帶我到了一處深碧綠色的海灣，陽光奢侈，風平浪靜。越過水麵一段距離，一條白色沙洲以懶懶的曲線伸入大海。這，我猜，便是福雷岩床——三十英尺長的沙丘屏障，幾乎將海灣圍住，給了它特別的品質，即溫暖、淺、含鹽量極高的水(疊層石為王時，曾在地球上四處盛行的那種)。

  四下里沒有任何人類入侵的跡象，除了正前方一條俏皮的「之」字形木走道，約一百五十英尺長，伸入海灣，在某些低矮、暗色、原始樣貌，並不打破海水平靜表面的石塊之上。我找到了我的活疊層。我急切地登上走道，沿著它通向第一團。只有三四英尺深的海水像玻璃一樣透明。

  疊層石是如此原始的自然地貌，它們連規則的形狀也沒有，就這麼塗抹開。在近海岸處，它們形成一片巨大的、微微起伏的平台——有點兒像非常古老、沒有鋪好的瀝青。遠處的它們呈現出各自的團簇，讓人想到巨大的牛肉派，或像一坨糞便，來自一頭飽受困擾的大象。大多數書里說它們是球棍狀、花椰菜狀，甚至是柱狀。實際上，它們是無形的灰色泡泡，沒有特徵，沒有光澤。

  必須承認，疊層石的形狀並不是一幅美觀而動人的景象。我擔保第一次看見一塊活的疊層石床，你的反應會是說「唔」，用一種模糊、沉思、小心稱讚的聲調，就好像給了你一塊開胃餅乾，嘗起來比看上去好，卻沒有好到讓你立刻想要下一塊，或這輩子還會想要。那聲音是在說：「好，我等會兒再要。」

  讓人激動的不是疊層石的樣子，是它們的概念——在這方面它們無與倫比。呃，想像一下。你在看的是活著的岩石——安靜地對地球上最早出現的有機結構起著複製作用。你在經歷三十五億年前的世界——倒回了四分之三的陸地生命時刻。如果這想法無法讓人激動，我不知道還有什麼可以。就像之前提到的古生物學家理察·福迪曾指出：「這真的是時光穿梭，如果世界能完全理解它的神奇之處，這一景觀將會和吉薩的金字塔一樣著名。」這話說得很對。

  疊層石和珊瑚一樣，活著的部分都在表面，你看見的大多是前代死掉的部分。如果仔細看，有時能瞧見從組織上升起一串細小的氧氣泡。這是疊層石僅有的花招，確實沒多少，不過正是它讓我們今天的生命成為可能。氣泡由叫作藍細菌的原始海藻樣微生物產生，它們生活在岩石表面——每一平方碼大約有三十億個，省得你數——每一個捕捉一個二氧化碳分子，一點來自太陽的能量，混合後為它們最不起眼的生命意圖添柴加火。這一簡單過程的副產品是最微弱的一絲氧氣，但足夠多的疊層在足夠長的時間裡呼吸，就能改變世界。在二十億年間，這是地球上僅有的生命，但在這一段時間裡，疊層將大氣中的氧氣量提高了20%——足夠允許發展其他更複雜的生命形式，比如說，我。我的感激真情實意。

  這中間的化學過程，讓微小的細胞略帶黏性。塵埃粒和其他沉澱物附著在它的表面，這些慢慢地，凝結共生入我此刻注視的岩石。疊層石在這兒繁榮生長，並非條件對它們特別有幫助，只是對其他生物不利而已。疊層石在別處無法生存，不是被較強的潮水沖走，就是被捕食。這兒在苦澀的鹹水中，他物難以生存，便無法將疊層石掠奪。

  疊層石讓地球存在生命，之後又成了它們的獵物，被吃得瀕臨滅絕，這當然有一定的諷刺意味。現在，某件略有些相似的事正在發生。我站著研究晶瑩的海水，能聽見那些上了年紀的一日游旅客沿小路走來，幾分鐘後，他們中較敏捷的已上了走道。一個戴著邁阿密海豚眼罩的婦女，走到我身邊，盯著海水看了一會兒，揮走一兩隻蒼蠅，然後看了看她的丈夫，用一種能將錚錚鐵骨活活膩死的聲音說：「你是說我們跨越整個大洲就為了這個？」

  我願意熱心待之，因此轉過身，帶著理解的微笑，集中所有的和善與圓滑，努力讓她欣賞這躺在我們腳下的奇蹟。我讓她意識到疊層石看上去不怎麼樣，但解釋了它們勤奮的、極微小的化學抽搐，如何在一段長得無法想像的時間裡，讓世界變得像今天一樣綠，一樣可愛。我又指出，在地球上只有其他兩個地方，發現過這樣的活物——一處在澳大利亞別的地方，另一處在巴哈馬遙遠的珊瑚礁，都要小得多，也幾乎無法接近——這是世界上唯一一處，遊客可以相對舒適地觀察這些卓越生物完整樸素的美麗。因此，我總結——這裡我貢獻了自己最溫暖、最討好人的微笑——這絕對值得跨越整個大洲。

  她聽著，那樣子，我只能稱之為被嚇呆了的恭謹，目光從未離開我的臉。接著她把手搭上我的小臂，說：「你知道你的曬傷有多嚴重嗎？」

  我在附近的貝殼沙灘走了走，直到蒼蠅的騷擾讓漫步變得不再可能，我又晃回了電報站。博物館被鎖住了，一片漆黑，於是我進了咖啡屋。我猜一日游的人會停下來弄些茶點，因為負責的女人忙著收攏杯盤。我一時好奇，她如何能餵飽一海灘的人，最近的超市在一百四十英里外。

  「你好，親愛的？」她經過時輕快地說。

  「我想知道是否有可能參觀博物館。」

  「當然可以。我會讓麥克帶你去。」

  麥克是麥克·坎特羅爾，一個同樣歡快的中年人，戴著俗氣的耳環，十分隨和，從廚房裡出來時在茶巾上擦了擦手，因為可以不用洗碗，看上去很高興。他帶我去了博物館，開門鎖時稍有些困難。博物館又小又不通氣，感覺似乎幾個月沒被打開了——他告訴我沒多少遊客要參觀這兒——但非常可愛。有一間屋子大部分用於介紹疊層石。裡面有個魚缸，一塊疊層石悄悄地躺在裡面冒泡泡——顯然是世界上唯一被俘虜的小東西。在一台老的電視錄像機中，他給我看了一段四分鐘的視頻，簡單明了地概括了疊層石是什麼，又如何形成。

  博物館的剩餘部分，留給了它作為電信哨點的時代——最初是電報，後來又是電話，比我想像的要有趣，尤其是有一面牆，被一張線路工人的照片占了大半，這人名叫阿德齊·格羅斯，光屁股站在梯子頂端，修理一條電報線，那放眼世界的模樣，仿佛這絕對是在內陸電報修理的正確裝扮。麥克告訴我，他光著身子因為剛帶著梯子從默奇森河游泳回來，不想把衣服弄濕。我沒說什麼，但想到濕衣服在沙漠中幾分鐘就幹了，可靴子——他穿著的唯一東西——卻要好幾個小時。我懷疑阿德齊·格羅斯裸體修電報線是因為，他喜歡這樣。我對此的評價是：為什麼不？

  我也聽說了莉蓮·奧多納休太太的有趣故事，在有自動電話轉接之前的年代，她是這裡的電話接線員。在卡那封，路的前方有一個大的碟形衛星天線，直到20世紀70年代，美國國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NASA)都用它追蹤經過印度洋的太空飛行器。1964年的某次任務中，卡那封天線和阿德萊德附近追蹤站間的通信線路中斷了，所有的信息都必須經過奧多納休太太和她古老的裝備。整個漫長炎熱的夜晚，奧多納休太太坐在她的總機前，小心地記錄著電碼消息符，從一個站點接收，再轉至另一個。每一次雙子星太空船經過南部的天空，這次任務的命運——我愛極了這一部分——掌握在一個謙遜的小老太太手中，她忠心耿耿地坐在一棟白色的小屋子裡，在澳大利亞西海岸一條灰塵瀰漫小路上。她因為加班掙了六澳元，麥克告訴我。我也愛極了這一部分。

  我們出來後，麥克鎖了門，我們一起穿過了停車場。我問他為何會在如此孤獨的地方。他說和妻子瓦爾——櫃檯後那個歡快的女人——來了不過三個星期。他們是「新來的灰發遊牧者」——變賣家產，買一輛房車，在敞開馬路上生活的退休者(現在通常是提早退休的人)，不時地稍作停留，掙些小錢，但從不在某處停留，基本永遠在遷移。早個半年，這對於我絕對是最沉悶、最難以想像的懲罰——沒完沒了地開車，穿越又熱又干又空曠的風景。但如今我完全可以理解。那些空曠、耀眼的陽光有一種妖媚的特質，你有可能永遠不會感到厭倦。此外，澳大利亞充滿驚喜。總是路邊就有些什麼——一條樹頂走道，一片藏有古老生命形式的海灘，歌頌荷蘭意外海難或裸體電報修理員的博物館，像麥克和瓦爾·坎特羅爾這樣的好人，一整個漁村出來看一條沉船蹣跚回家。你永遠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不過幾乎總是不錯。或許這只是我此刻的心情，但我覺得它還能保持很長一陣子。

  我感謝麥克帶我四處參觀，回到反光的車上。隔了一段距離，我也能感覺到裡面將熱得難以忍受，因此我打開車門，讓它透透氣，帶著我的地圖冊，去了海灘路邊一棵彎樹的樹蔭下。我不知道自己究竟為什麼煩惱，因為回到珀斯唯一的路，就是我的來路，沿著又長又空的西北海岸高速。可我站在那兒，懶懶地翻閱西澳大利亞的其他幾頁——它太大了因此需要好幾頁——我的目光停留在一小塊加亮的地標上，靠北領地的邊界非常近。那是一系列小山，叫邦格爾邦格爾，名字極好聽。我到最近才聽說過這些。邦格爾邦格爾是一片與世隔絕的砂岩地塊，多少年來，粗糙的干風已將地表雕刻成奇異的形狀——紡錘形的尖塔，幾英畝矮胖的圓土包，擋浪牆。整個地區伸展了有約一千平方英里，據《澳大利亞：大洲印象》一書所寫，這些奇特的形式「直到80年代才被廣為所知」。想一想吧，世界的一處自然奇觀，有英國的一個郡那麼大，不到二十年前還無人探訪，基本不為人知。

  我突然有一種想去那兒的強烈願望。我什麼時候還能離得這麼近？此外，正好可以開進皮爾巴拉，去看看馬波巴，澳大利亞最熱的小鎮。我能去看看斯坦·阿瓦米克找到了又弄丟了他化石疊層的地方。從那兒去達爾文只要沿著維多利亞高速走一小段。雨季很快就要結束，因此我可以去卡卡杜國家公園——據說是個奇觀，可等我到那兒附近才發現只是個人工湖——甚至穿越昆士蘭，去看看庫克敦。不知為何，我能一直這樣下去。

  可當然這只是幻想，可能因為日照過多，我不願再走四百五十英里高速孤獨的回頭路去珀斯，也不願結束這段冒險。我用手指當卡尺測量距離，既驚恐又一點兒也不驚訝地發現，到邦格爾邦格爾的出口還有一千六百英里——再加上一百英里左右，粗糙邊遠，既不受保護又不安全的小路。這兒我已經到了澳大利亞西海岸一半的地方，在世界的最邊緣，那兒卻還有一千六百英里一樣具有魅力的空曠。這個國家大得多麼離奇。

  但這當然就是澳大利亞——裡面有如此多的發現，找到卻要付出如此多的艱辛。你永遠連一半都看不完。空閒時我在想，如果打電話回家宣布：「親愛的，我們把房子賣了買個澳大利亞房車。我們要去看邦格爾邦格爾。」我妻子會說什麼。老實說，這大概行不通，因此我關了車門，爬進駕駛室，開始了回到珀斯的漫長旅途。

  每次長途旅行將近時，我都會有一種陰鬱的心情。再過一兩天，我就會回到新罕布夏，所有這些經歷會像迪士尼電影裡的一樣，收進我大腦里布滿灰塵的閣樓，在我累積了半個世紀的可笑混亂生活中找一處空。不用過多久，我就會想：「呃，我瞧見那隻大龍蝦的地方叫什麼來著？」接著：「我去過塔斯馬尼亞州嗎？你肯定嗎？讓我看看書里怎麼說的。」最後是：「澳大利亞的總理？不，對不起。不知道。」

  在澳大利亞生活會繼續，而我將對其一無所知，這想法似乎很讓人憂愁。我永遠也不會知道誰贏了漢考克的遺產。我永遠也不會知道，那對在大堡礁擱淺的可憐美國夫婦，是否有人找出了他們的下落。中國移民可能會來到這片陸地，然後叫計程車，而我也不會知道。鱷魚會攻擊，森林大火會咆哮，總理會蒙羞下台，神奇的東西會在沙漠中被發現，沒準又弄丟，而這些一個字都不會再進我的耳朵里。澳大利亞的生活還會繼續，我將一無所知，因為一旦離開澳大利亞，澳大利亞便不存在了，這個想法多麼奇怪而悲傷。

  當然，我可以理解。澳大利亞大部分是空曠的土地，又離得非常遠。它的人口很少，因此在世界上扮演配角。它沒有政變，沒有肆意捕撈，沒有武裝的可恨暴君，不大量種植古柯鹼，不以一種魯莽而不宜的方式仗勢欺人。它穩定，和平，優良。它不需要被關注，我們就不關注。可我要告訴你：損失都是我們的。

  你瞧，澳大利亞是個有趣的地方。它絕對是。我要說的就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