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雪梨奧運會
2024-10-09 10:27:54
作者： (美)比爾·布萊森
2000年初，我收到《雪梨晨報》編輯保羅·麥蓋的來信，信里問我是否樂意9月去雪梨觀看奧運會，寫一點兒現場觀感，投給他的報紙，他會支付給我稿酬。
嗯，好吧。
於是就有了以下的文字。這些稿件也刊登在倫敦《泰晤士報》和《多倫多環球郵報》上。
等待起跑的城市
在那許多一度出現後來又消失了的奧林匹克運動項目當中——數目可比你想像的要多——我覺得我最喜歡的肯定是那個稱作「水上跳遠」的項目。它是1904年聖路易斯奧運會的特色項目，參賽者要以直立姿勢起跳，躍入泳池後保持身體筆直僵挺，不能換氣，比誰漂得遠。
我不知道參賽選手們是一個個地輪番上陣，還是全體一起下水，我倒希望是後者，試想，偌大個泳池裡滿滿當當地浮著一動不動的人體，幾乎是隨機地四處漂著，輕輕地碰著池壁、碰著彼此，那景象真是好看。不管怎麼樣，雖然早期奧運會的規定十分平易近人，但這項運動實在太可笑，因而被下一屆奧運會取消了。
同樣沒能在奧運競賽項目中保留下來的還有甩棒、板球、爬繩、拔河、活鴿射擊、摩托艇賽、雙手擲標槍。還有百米游泳水手賽，此項運動僅在1896年雅典舉辦的第一屆現代奧運會中出現過，後來就銷聲匿跡了。提起這些項目，是因為最近正在閱讀早期現代奧運會的相關文獻，跟現時的奧運競賽項目相比，當年的比賽竟如此單純率真，淳樸得宛如鄉村室外遊園會，實在不能不為之所動。
在那些年月，奧運會只是小規模的賽事——雅典奧運會的參賽者幾乎不到兩百人，而今雪梨的參賽者卻有一萬多——而且參賽標準非常寬鬆，連觀眾都有機會參加。比如說，1904年的馬拉松賽跑選手當中就有兩位是祖魯族的舞者，當時他們正好在聖路易斯進行文化交流，一時心血來潮，就參加了比賽。賽場監督也同樣有點兒寬鬆隨意。眾所周知，1900年巴黎奧運會馬拉松賽跑冠軍米歇爾·泰阿托，因為熟知巴黎地理，比賽時在深街小巷裡抄了好些近道，大占便宜。
更厲害的要數美國運動員弗雷德·羅茲，他參加了1904年的馬拉松比賽，跑完全程之後氣色好得出奇。後來人家發現他在途中讓人用汽車順道捎了一程，一捎捎了11英里，就在體育館外面下的車。我可以很有把握地說這樣的日子不會再有了。
如今，奧運會當然是一樁大買賣。雪梨耗資幾十億打造閃亮簇新的體育場館和別的相關設施，就沖這筆投資，人們期待的絕不僅僅是板球清脆的撞擊聲或者飛翔的鴿子被槍打得稀爛時發出的嘶叫。
不過，這樁買賣從根本上說還是十分荒唐。從現在起直到10月1日奧運會結束那天，上百萬人將要不遠萬里蜂擁而至，無數筆巨額款項將被消費一空，千百萬字的報導將會鋪天蓋地，多達40億的觀眾將在同一時間緊緊盯著電視機屏幕，因為全世界人民又一次要全神貫注地決出哪些人跳沙坑跳得最遠、兩條腿跑得最快、扔各種奇形怪狀的東西扔得最遠。
長久以來，每當我見到有人竟準備花數年工夫傾力打磨技術，練習用一根杆子把自己高高拋上天，或是在一條窄窄的橫樑上做直體後空翻，或是拿一截柔韌的細棍跟別人對刺還要搶先刺中對手的胸部，總覺得那真是天大的奇聞。這個星球上五分之四的居民願意每隔四年就花整整兩星期的時間目不轉睛地觀看這一類活動，實在有點兒匪夷所思。而我本人，還是會一如既往地在場觀看，為進入決賽的選手們加油喝彩，無論面前進行的是男子跳板摔跤，還是女子四百米倒退式跨欄，還是別的什麼無稽的、被遺忘了的體育項目，因為，呵呵，這是奧運會，人人都是這麼做。
不過我期待的主要是這場盛會的壯觀景象。雪梨馬上就要進入最擁擠、最緊張、最受全世界矚目、最激動人心的兩星期，很可能是它絕無僅有的一次。誰不想投入其中？我是要去的，兄弟。我會在那裡待著，我要享受每一個狂熱的時刻。
當然了，對主辦城市而言，還是有些諷刺，因為其國際能見度最高的時刻恰恰是其最不正常的時刻。
在接下來的兩周內，無論雪梨可能是什麼樣子，它都不是雪梨了。當前盛會背後人人都信的說法當中最不靠譜的就是：這是雪梨向世界展示自我的機會。其實，這話大約得反過來說才對。奧運會實在更像是讓雪梨看見世界的好機會。在這兩星期里，雪梨——通常情況下是最親切溫和、最輕鬆閒散的城市——將會體驗到我們大多數其他城市早已經歷過的種種狀況：緊張繁忙的服務設施，人滿為患的機場，不堪重負的公交系統，遲緩阻滯的交通，恐怖的輪候長龍。
不用說，這將是個挑戰。下周四和下周五，在雪梨國際機場抵境或者離境的旅客預計將達104,000人次，比以往任何時候接待的旅客多太多——這還只是預熱，到10月2日那天至少會有134,000位乘客過境。整個奧運會期間，共有大約720,000人次將被記入該機場這最值得紀念的歷史篇章。
同時，有預告說奧運會期間在大雪梨乘火車的旅客將有3400萬人次——比平常多出2000萬——因為有550萬觀眾要前往二十多處比賽場館觀看排定的28類體育運動的321場賽事。屆時將有十多萬人——包括10,300名運動員，5,100名教練和訓練師，15,000名媒體工作者，100,000名工作人員和志願者——必須順利且按時地被運送到城市各處，另外還有上百萬人要乘坐火車去奧林匹克公園或城市中心湊熱鬧，因為，呵呵，這是奧運會，人人都是這麼做。很明顯，現在的問題就是雪梨將如何應付。
我的感覺是它會做得很好。首先，澳大利亞人最愛自尋煩惱，這在當下倒也不是什麼壞毛病。碰到像奧運會這樣的大事，美國的做法是：自認為不會出任何問題，一出亂子就傻眼，然後馬上一口賴掉。就這樣，美國人民愣是把亞特蘭大奧運會——其間的鬧劇是一出接著一出——變成了現代奧林匹克運動中一次偉大的勝利以及所有後繼奧運會的榜樣。你恐怕找不出一個美國人是不信這話的。
澳大利亞呢，則是把每件事差不多都做好了，卻非讓自己覺得不可能做到盡如人意。
澳大利亞人不習慣一下子受到全世界的矚目，那種場面當然會讓人想著就害怕。大塊大塊的報紙版面已經報導了可能出現的問題。在備戰奧運會這段漫長的時間裡，澳大利亞報界已將可能發生的災難一一提出來，徹底分析過了。除非小行星撞擊地球或者發生核攻擊，你絕對找不出疏漏。
有一份星期天報發表了一篇生動的報導，警告說——其實差不多是斷言——奧運會可能會遭遇「致命的新型流感」的干擾。文中說，根據一份政府報告，「在可預見的將來」泛亞洲某處將暴發流感。
可想而知，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一帆風順。近幾個月來，雪梨的火車出現了一些令人不安的狀況，比如列車出軌，甚至有一次莫名其妙的失火。也是在這幾個月當中，還有兩回機場突然停電，害得航空調度員們只能傻瞪著漆黑的雷達屏幕。其中最近的那次停電就發生在8月2日，干擾飛行長達80分鐘之久。再有，奧運會組織者還不住地給這個驚恐不安的國家帶來一些醜聞，比如(就只舉一個例子吧)，國際奧委會高級委員、澳大利亞人凱萬·戈斯珀為了讓自己的女兒成為第一個接過奧運火炬的澳大利亞人，硬把一位希臘裔的澳大利亞小姑娘踢出了火炬接力隊伍。
儘管如此，雪梨可能還是比以往的任何奧運會主辦城市準備得更充分。幾乎所有的重大事情——場館建設，基礎設施完善，城市修繕翻新——都辦得乾淨利索，十分漂亮。
雪梨在城市建設上一共花費了35億英鎊——大約15億用於官方建設，小到新的街道設施和書報亭，大到所有的奧林匹克場館，另外20億則用於民用設施建設，包括20家新酒店。
市中心以西10英里外的紅寶樹灣，從前那裡是南半球最大的屠宰場和幾家討厭的工業機構的所在地，如今建起了一片閃閃發亮的白色體育殿堂——游泳中心、網球中心、棒球場、雄偉的圓頂劇場，還有別的很多很多——各種場館之間是陽光普照的購物廣場，一條綠樹成蔭的時尚步行街將整個體育城一分為二。最中心處高高隆起的就是那巨大無朋、光彩奪目的澳大利亞體育場。
今年七月，我曾在澳大利亞體育場觀看了一場澳大利亞對紐西蘭的英式橄欖球賽，現場觀眾約有110,000人。我敢說，只要其他奧運設施能趕上澳大利亞體育場的三分之一，都將會是史上最棒的奧運會。視線極佳，座位無比舒適，音響和燈光都是我所見過的體育場館當中最棒的。
知道給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什麼嗎？在啤酒櫃檯那裡有一台機器，可以在幾秒鐘內自動把一個托盤裡的32隻啤酒杯倒滿——不是非常乾淨整潔，但就啤酒銷售速度而言，溢出來的幾加侖啤酒不算什麼。因為啤酒都是倒好了放在櫃面上的，你想拿多少就拿多少，能拿多少就拿多少(其實二者基本上是一回事)，拿了就去排隊付款，所以買啤酒不但輕鬆快捷，而且真的十分有趣。多虧了這點先見之明，多虧使用了這巧妙的技術，足以敗壞觀賽興致的一個潛在問題被解決掉了。
當然不是說啤酒到手萬事大吉，我還不至於這樣傻，不過你得承認能保證11萬橄欖球迷輕鬆喝上啤酒的設施，可以算是最大的挑戰了。不管怎麼說，我覺得這很能證明在奧運會來臨之前無數的細節問題早已考慮周全。
別忘了，真正的考驗還得看奧運比賽本身。那回看完橄欖球賽，大家乘火車回市區，密集的人群匯成巨大的漏斗形，緩緩地流進車站。人流那個擠啊——跟10萬人一起坐在運動場看比賽是一回事，跟這10萬人一起乘車回家就是另一回事了——不過人人都十分溫和耐心。鐵路系統很好地經受了這場考驗，大約90分鐘後我回到了市區。問題是，這批人幾乎是清一色的澳大利亞人和紐西蘭人——他們都是相當忠於秩序的。試想，若換成奧林匹克公園的五倍於此的人群，其中許多人來自沒有排隊輪候傳統的地區，沒有耐心，不守秩序，那情形將會怎樣？
當年，歐洲迪士尼樂園剛開張不久，我去遊玩，曾親眼看見成百上千位衣履翩然的歐陸遊客用盡方法規避輪候——甚至有人是從出口處(不是入口)偷偷溜上車的。因此我可以十分有把握地說，雪梨奧運會期間發生混亂是大有可能的。再加上千千萬萬的遊客看不懂英語指示牌和交通指南，我敢打賭到時在藍山後面的廣闊區域裡準會發現有迷路的人在那裡亂轉。
總體說來，雪梨奧運會的準備工作可算是滴水不漏，哪個城市也不可能做得更好，幾乎沒有忽略任何細節問題。我剛剛在看一個培訓錄像，叫作《巴士司機奧運線路：雪梨2000》。這是一個系列短片，是把攝像機高高架在汽車引擎蓋上拍攝的，用來告訴巴士司機各條指定路線。由於雪梨覆蓋了1500平方英里的面積，其中包括大約800平方英里有確切地名的郊區，由於許多司機是從遙遠的城市——諸如珀斯和達爾文——請來的，他們跟來自溫莎鎮或杜魯斯的普通遊客一樣，對雪梨十分陌生，所以拍攝這麼一套錄像顯然是一個很不錯的辦法。
這些影片最震撼的地方在於它們拍得太好了——好得超出了必要範圍。影片中甚至有一曲原創的配樂，節奏十分歡快，讓你覺得駕駛巴士從環形碼頭開到帕拉馬塔可能是種享受。再有，影片配有的解說詞不但指出了沿途的路標，還出其不意地加上些零散的題外話。比如，在由喬治路往紅寶樹灣途中，解說員看見位於馬路左邊的格拉德斯維爾醫院時，興高采烈地補充道：「格里維斯維爾醫院建於1838年，最初名為塔班溪收容院，專收神經病。」
如果連巴士司機培訓錄像都配上了明快悅耳的音樂，還加上了對途經療養院的歷史介紹，你就可以據此斷定這是一場人人關注的奧運會——我說這話可是認真的。我相信從來沒有一個國家會如此專注地投入到一項工作的準備中去，除非是為了戰爭。據《雪梨晨報》的檔案管理員統計，自1995年1月至今，該報紙登載了近8000篇文章，直接或間接地討論奧運會問題。假定這些文章平均每篇750字，那麼奧運會賽前報導一共就有550萬字——把這些文字印成一本本的書排在圖書館的書架上大約能排六英尺長。字真多啊!
不可避免地，這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過量的統計資料。在這麼長的時間裡來自這麼多渠道的統計數字四處傳播，令人無法知道哪些數據是可信的。比如說，奧運會期間平均每天可能出現在雪梨的超過預期範圍的人數就有好幾種不同的估計，我見過的數據有40萬、65萬、75萬、90萬等。不用說，可能性的範圍很廣很廣。
事實上，根本沒有人知道在某個特定的日子究竟會有多少人來到雪梨隨便逛逛，也沒有人會知道有多少雪梨常住人口屆時會離開雪梨。沒有人知道天氣如何，沒有人知道計程車會多麼難找。
當然了，正因如此，才會這樣令人興奮。過去從來沒有發生過這種事。沒有人知道事情究竟會如何發展，沒有人知道任何情況。
但是我可以告訴你，這場盛會一定非常精彩。
雪梨——應付自如的城市
前幾天，我從美國飛往雪梨途中讀到一則有趣的報導，該報導刊登在《紐約時報》科技版，文中說每個正常人身上每小時會「蛻下」6萬片皮屑，1.6億顆灰塵，2萬根衣物纖維，以及別的很多東西。難怪我下飛機時座位上一片狼藉。跟我同坐一班飛機的旅客有397人，14小時之中都不停地蛻下各種碎屑，也就是說我們一共留下了1.11億衣物絨線顆粒，8890億灰塵顆粒，還有一大堆的皮屑足夠造出兩個新人。真是難為了清潔工人。你再想想，那一天，也就是星期五，我所乘坐的航班只不過是出入雪梨國際機場的958個航班之一，而我也僅僅是那2.8萬位不住地「蛻屑」的乘客之一，那些數字真是不堪想像。
我之所以提起這些，是因為星期五我在機場剛下飛機碰到的第一個人是一位瘦瘦小小的女清潔工，東方人，她並不像世界其他地方的清潔工那樣拿一種陰鬱的目光默默地怨憤地看著我，好像說：「先生，知道我想把你那些皮屑線頭照哪兒摔嗎？」恰恰相反，她沖我亮出了1000瓦的笑容，說：「雪梨歡迎您!」在接下來的十分鐘內，我又接連受到了7次歡迎——每一次歡迎似乎都是真心誠意的。
這還不算，我原本準備要花差不多一上午的時間辦理機場手續，誰能想到不到一小時工夫我就離開了機場。當時記下的一組數字我至今不敢相信，有必要在這裡回顧一遍：6∶40飛機降落，7∶08辦好入境手續，7∶13我的行李出現在行李傳送帶上，7∶18坐上計程車。這一天本該是該機場史上最混亂的一天，而在這一天我僅僅用了38分鐘就辦好了通過機場的一切手續。我所在的新罕布夏州的小機場每天接待4個航班，每班飛機不超過16名乘客，而他們還無法在那麼短的時間裡讓你走出機場。
從我抵達雪梨機場開始，處處如此。雪梨上下籠罩著一派迅捷友好的氣氛，令人驚嘆。
雪梨行動間就好像主辦奧運會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情，而且非常好玩。當然了，奧運賽程尚未正式開始，未來數天內將出現什麼狀況也不得而知，但是，迄今為止，我的天啊，雪梨真是一帆風順。
天沒有下過雨，幾乎總是風和日麗。交通系統從容地承載著龐大的客流。韓國和朝鮮並肩走在開幕式上，溫暖著千百萬人的心。澳大利亞貌似有望奪取八百枚獎牌，全國人民士氣高漲。每一個角落，每一個人，都是那樣歡欣鼓舞。
不能不提的是，雪梨也出過一兩個紕漏，被炒得沸沸揚揚，主要是外地巴士司機迷路的事故。有些評論員還拿這些跟亞特蘭大奧運會做比較，眾所周知，當時有許多司機拉著乘客在亞特蘭大遠郊和北喬治亞山區無心地繞了遠路，但這樣的比較並不公平。一方面，雪梨沒有一個司機是大老粗。再說，雪梨發生的問題大都像機車剛開動時那一咯噔，無傷大局；而在亞特蘭大，許多運動員卻因碰上倒霉的司機而耽誤了幾小時工夫，其中還有一位徹底錯過了自己的比賽。這麼大的事故在雪梨尚未發生，發生的可能性也不大。
想當初，上一屆奧運會剛開始的時候，亞特蘭大簡直就要全面崩潰——回顧一下當時的情形是有益的(就算沒有益處，至少也是有趣的)。首先，電腦出了大毛病，導致了許多有趣的事實扭曲，一位來自烏干達的拳擊手身高被寫成了19英尺多，一位德國游泳選手發現自己被列在了加納隊。
其次，出現了許多安全漏洞，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開幕式上有人發現一名男子坐在看台上，腿上放著一把槍，耐心地等待柯林頓總統和其他幾位國家首腦的到來。他和他那件值得信賴的武器竟能安然通過兩台金屬檢測儀和一次行李檢查而未被發現。
我覺得最精彩的一出，是在一場男籃比賽中，由於技術人員拉錯了電閘，喬治亞圓頂體育館突然陷入黑暗，整整黑了12分鐘。我對供電系統幾乎一無所知，但我相當清楚地知道，假如是我拉下一個電閘，籃球場一下子黑了燈，我絕對不用費12分鐘時間來思考把那個電閘再扳回去會產生什麼結果。
相比之下，雪梨顯然大獲成功了，沒有什麼比開幕式更能表達奧運會的精神和素質。我不知道遠在英國的觀眾有何感想，更不知道電視屏幕上的效果如何，但是我親臨現場了，我只能說，這場開幕式深深打動了我那顆慣於譏評漫議的蒼老的心。
我個人以為，開幕式的導演里克·伯奇在演出中安插許多外國人根本無法理解的澳大利亞歷史文化元素，是極好的做法。現在全世界一定有數十億人民相信，根據澳大利亞原住民黃金時代的傳說，澳大利亞的靈魂淨化儀式直接導致了勝利牌割草機的發明，並且令強勁的踢踏舞在年輕人當中風靡一時。
這裡面的歷史文化內涵我連一半也理解不了，但我敢肯定這是好東西。至少，它給了世界一些新的澳大利亞形象，不再僅僅是袋鼠、《鱷魚鄧迪》，或是骯髒偏僻的酒吧里喝著啤酒的憂鬱的傻瓜。似乎從未有人評論過，將本地各民族納入這場澳大利亞史上最大最好的演出的意義是多麼重大。
這個開頭非常棒。接下來會有怎樣的精彩？我迫不及待。
美國作家不靠譜
我認識一個澳大利亞人，在美國居住多年，有一回她告訴我，初到美國時她在中西部的一所學校教書，某天校長來找她，神情很困惑。他手裡抓著幾份文件，是有關一個交換生項目的，他要為該項目寫信去墨爾本。「這個問題可能有點兒傻，」他說，「現在澳大利亞是幾月？」
她說，當時她才意識到澳大利亞在大多數美國人心目中是多麼遙不可及。就連澳大利亞人生活中最基本的事物，對於我的絕大部分同胞而言，都像沒有屬國的土地一樣陌生。我真不敢想像，有多少美國人能夠很自信地說出澳大利亞首都是哪裡，或果斷地從地圖上指出昆士蘭州，或報出哪怕就一個尚在人世的澳大利亞小說家的名字(兩個已故的也行)，或者讀出Brisbane(布里斯班)這個地名的正確發音。從我的經歷看，沒有多少。
我的經歷包括最近見面的一對美國夫婦，他們當時剛剛去過布里斯班，卻還是不知道這個地名如何發音(不過他們都覺得那是個好地方)。我現在坐著，面前就擺著《紐約日報》——全美最大的報紙之一——其中有一篇旅遊文章，一本正經地說雪梨是「澳大利亞的首都」。這樣的例子我還能舉出很多很多。所以，雪梨奧運會顯然提供了一個絕好的機會，讓美國一批最有才華、最有思想的評論家來彌補這個令人遺憾的知識缺陷。很可惜，他們只派出了體育作家。
對不起。我這句話說得不好，很不得體。容我修正一下：我的父親就是個體育作家，很聰明，很有洞察力，我絕對相信許多體育作家都和他一樣。
不過，我還是得說，體育作家一般來講不是最敏感、最有欣賞力的旅行家。體育作家們喜歡的舒適是安穩而不複雜，在他們看來「時尚」跟「尼龍」並沒有矛盾。任何外國的新事物都會攪亂他們那審慎的感覺。即便如此，他們近日對澳洲生活狀況的一些評論，還是令熱愛澳大利亞的人登時無語。
這方面，我認為《費城問詢報》的弗蘭克·菲茨派屈克先生做得無與倫比。他說澳大利亞人既友好又可愛，完了便警告讀者：「千萬別要咖啡。這裡的咖啡味道就像是從澳洲大堡礁上鏟下來的。」原來，問題出在澳大利亞咖啡太濃了——或者說口味太重——刺激了菲茨派屈克先生精緻的味覺。哎喲，幾乎所有澳新地區的飲食料理都讓他失望。
「總的來說，食物是很成問題的，」他略帶傷感地寫道，「三明治很薄，不中吃。最糟糕的是，百吉圈幾乎就見不到。」
我從來沒想到有人覺得吃在雪梨會是一種磨難，可是你瞧這位。俗話說「林子大了什麼鳥都有」，可有些鳥偏偏找不著林子。
另外，《華盛頓郵報》的薩利·詹金斯女士對奧運會開幕式也無甚好感——「離開了溜冰場的白雪溜冰團(Ice Capades)」，就是她的中肯的評價。這我還能容忍(我喜歡白雪溜冰團)，可是她還接著說，且把矛頭指向甜美可愛的金髮女孩小妮基·韋伯斯特(開幕式里演出的小姑娘)，她評普立茲獎恐怕是得不到我的投票了。特別是，她竟然說：「演出已經整整一小時四十分鐘，要是她媽媽也像梅麗爾·斯特里普那樣尖叫，『我的寶貝叫野狗吃了嗎？!』我一點兒也不會覺得奇怪。」
有關袋鼠的笑話已經成為許多報導文章的主題，最引人注目的，其實也是最難以理解的，莫過於刊登在《休斯敦紀事報》上的一篇周末報導，這篇奪人眼球的文字一開頭就寫道：「今天早上我發現睡衣里有一隻袋鼠。我永遠無法知道它是怎麼到的那裡。不過這兒遍地都是袋鼠，都在一條條街道蹦躂。夥計，出了機場用不著打的。把行李塞進育兒袋，緊緊抓住兩隻耳朵，然後，騎著袋鼠蹦進城吧。」
這到底什麼意思呢？意思就是說，飛行時差綜合徵有時是很可怕的。你大概能想到，許多記者都發現澳大利亞有著豐富多彩的詞彙，既有趣，又費解。好幾位記者編出了詞彙表，裡面解釋了諸如larrikin(小流氓)、jillaroo(牧場女徒工)，甚至bloke(傢伙)這些難以捉摸的詞語。不知為什麼，我特別記住了一句，是發表在《洛杉磯時報》上的，措辭十分謹慎：「澳大利亞某些地區的女性被稱為sheila(口語，即『女郎』)。」
我最重大的發現，是《底特律自由報》上的一則消息。據報導，一位無名的澳大利亞籃球運動員用了某個詞語來稱呼美國選手文斯·卡特，該詞與banker諧韻。記者不太熟悉那個詞，因而無法提供充分的字面解釋，只好說該詞聽上去大概是jerk(笨蛋)的意思。當然jerk這個詞我是很熟悉的。
最令人驚訝乃至失望的是，沒有幾個記者發現雪梨是個很特別的地方。我讀過的報導中，只有《印第安納波利斯星報》的鮑勃·克拉維茨像是真正喜歡這個城市。他在一篇奧運會揭幕文章中寫道：「再找不出更好的舞台來舉辦這新世紀的第一屆奧運會了。今天的雪梨煥然一新，全城上下一片歡愉，用無以言表的美麗向世界展示著自己。」
而在別的報導中，你很難感受到雪梨具有某種令人艷羨的魅力。
也許這些前來工作的訪客忙得無心觀賞，但他們的確好像有那麼一點兒說不上來的不情願，不願在業務需要之餘跟這座城市稍事親近。我覺得在這些奧運活動中我所見過的最奇怪的事，就是上周《快訊》的一則報導，說美國全球廣播公司NBC往雪梨運送了7264公斤星巴克咖啡，以保證員工能有足夠的咖啡因以維持美國式的亢奮。
不知他們會不會分一杯給可憐的菲茨派屈克先生，可能的話再捎帶一塊Hostess Twinkie蛋糕或者加工乳酪。因為，還得熬過漫長的十幾天，我們才能回到家中，再次吃上像樣的東西。
紀念品：不為紀念而生財
在本屆奧運會之前，我參加的最大的公眾活動是在1990年，當時倫敦《星期天通訊》[29]的幾個老夥計派我去紐奧良觀看超級盃足球冠軍賽。
在那裡我了解到，一名持證上崗的記者投身於大規模的、財力雄厚的公眾活動是何等愜意的事。在新聞中心報到時，我拿到一隻有型有款的帆布包，裡面塞滿了小禮物——筆記本啦，鋼筆啦，紀念章啦，如此種種——另外還有一個信封，裝滿了各種邀請函，有晚餐，有午餐，有早餐，有上午的茶點，有產品發布會，還有各種贊助商舉辦的雞尾酒會。別把我想得太膚淺，好像光憑一群大公司拿雞尾酒、豪華自助餐和一個塞滿時髦紀念品的記者包就能贏得我的好感，因為那是不可能的。不過，如果他們這麼做了，我還是很感激的。
關鍵是，由於我努力地應邀參加每一場聚會，我拿到了一大堆紀念章、鋼筆、筆記本、訂書機、帆布包，還有別的很多紀念品，因此十年來我從不用花錢買聖誕禮物。
很自然地，我以為雪梨大抵也是如此，唉，結果那種大方的饋贈並沒有發生在雪梨。我不得不承認我有些驚訝，因為，在我看來，沒有人比雪梨奧運會的組織者更了解白拿禮物的愉悅和吸引力了。但實際上，從免費贈品的角度看，雪梨奧運會相當寒磣。
還好，我也不是完全一無所獲。跟現場觀看開幕式的其他十一萬位觀眾一樣，我拿到了一隻帶碰簧鎖的手提袋，裡面裝了一堆五花八門的小玩意兒——一枚紀念章，一雙短襪，一把貼紙，一支塑料手電(用來騷擾鄰座的觀眾)。《雪梨晨報》很大方地給了我好幾件帶有晨報標誌的衣服(可能是作為現金的替代品)：一件polo襯衫，一件橄欖球襯衫，一頂棒球帽，一件尼龍雨衣。當然了，這些衣物我一天到晚得意洋洋地穿著。所以說，我並不是完全一無所獲的。
但我也意識到，我還沒有一件可以帶回美國去的真正的奧運會紀念品。這時，我讀到一篇刊登在《晨報》金融版的文章，教你如何通過購買對的紀念品而一夜暴富。
基本上，這個奇妙的過程就是：買件什麼東西，放上百八十年，然後兌換成鈔票。比如說，1896年你花半塊德拉克馬[30]買下一張名為「雅典奧運會」的海報，好好照看它，也照看好你自己，那麼今天你會發現它值1450澳元。
於是，懷著強烈的牟利的欲望，同時也真誠地希望能帶走一件有價值的東西以紀念這場澳大利亞最大的盛會，我走上雪梨的街頭去購物。
我的天，那外頭的東西真是多。你想要什麼都有。隨便說出一件東西來，只要你能想得到，我敢保證你會在雪梨的某個地方發現此物在售，上面印有奧運五環，價格比你覺得離譜的數目還貴一倍。我看見有茶巾、浴巾、襯衫、傘、工裝褲、棒球帽、帆船帽、浴室地巾、拳擊褲、運動衫、足球、籃球、防水大衣，還有別的很多很多，件件都印著閃閃發亮的「Sydney 2000」字樣。
我想找件不同尋常的東西，在帕丁頓區一家名為「甜美藝術」的創意蛋糕店裡我發現了自己的目標。那是塊蛋糕，做成薩馬蘭奇頭像的樣子——這麼多年來他頭一回漂亮得令人垂涎——後面是奧運五環的背景，頭像前面是一隻躍出水面的小鯊魚，仿佛正撲向他的咽喉。
我走進去詢問詳情時才得知，那塊蛋糕不賣，而且它也不是真的蛋糕。店員說：「這是泡沫塑料做的。」她又解釋，「可以重複使用。」
我沒說什麼，雖然腦海里的確閃過了一個念頭：要借薩馬蘭奇蛋糕來推廣雪梨奧運會，這一天可能永遠不會來。
「那麼如果這是塊真的蛋糕，而且真的要出售，它能賣多少錢？」我問道。
「800元吧，900也說不定。」
我們都覺得，雖說是趕上了千載難逢的盛會，這價錢實在還是不菲，於是友好地道別了。
最後，跟所有訪問雪梨的遊客一樣，我走進了位于波特街的官方指定的奧運商店。那是家大商店，總是人滿為患，各種紀念品應有盡有。特別吸引我的，是道恩·弗雷澤和默里·羅斯的DNA套裝。這是一套紀念章，裡面分別裝有澳大利亞兩位最受讚譽的游泳健將的DNA微粒，標價分別是160澳元和200澳元。櫃面上的小伙子不知道人家是怎麼搞到兩位奧運明星的DNA的，雖然他很肯定那並不需要從身體上強刮下來。
他也不能解釋為什麼羅斯先生的DNA要比弗雷澤女士的貴40澳元。唉，不管是160澳元還是200澳元，都遠遠超出了我所能接受的一對紀念章的價格，儘管我承認這種可用於克隆你自己的奧林匹克冠軍的材料並不是天天都能買得到。
我走向下一個櫃檯的時候問道：「這東西你們賣出很多了嗎？」
「所有的東西都賣得很多，」小伙子回答道，一臉疲憊的樣子，「這類東西多數都沒有存貨了。」
店裡只有一個地方不是特別擁擠，那就是賣吉祥物的櫃檯。不知為什麼，如今每一屆奧運會都有吉祥物。莫斯科有Mischa熊，長野有可愛的雪片狀的小生靈。亞特蘭大那個嘛，我看就是個被槍崩倒在街角的人。現在雪梨的吉祥物是Millie、Sod和Oily之類的，叫什麼都好啦。不管怎麼說，它們都挺失敗的，這麼說並不奇怪，因為它們很沒品位，吉祥物總是很失敗，因為它們總是非常非常沒品位。(我剛剛記起亞特蘭大的吉祥物名叫Izzy，就是人們常說的「Izzy死了嗎？Izzy還有氣嗎？Izzy身上有錢嗎？」)
好了，這就是我把雪梨奧運會吉祥物每樣一件買回家的原因。你瞧，奇貨可居呀。在將來的幾十年裡，全國上下每家每戶的壁爐上都端端正正地擺一個奧運紀念盤，架子上都醒目地擱上一隻奧運紀念杯。只有我，擺的是奧運吉祥物。你大概覺得我是個傻瓜，可是相信我吧，百年之後，等兌現鈔票的時候到了，我會得意地笑。
見鬼，這是怎麼一回事
前兩天，我去看了擊劍比賽。很多人不喜歡擊劍運動，因為不理解其中的規則和術語，但實際上擊劍非常簡單。
說實在的，我對擊劍運動一竅不通，不過這沒關係，因為這是奧運會，其中有大把的體育項目是人們所不了解、不熟悉的。要我說，這也是奧運事業的一大榮耀；每一個人都能在奧運會上找到自己喜歡的東西。我打算花幾天時間去關注一些比較小眾的比賽項目。我一直想不通，為什麼世界上有一些體育運動極受歡迎，而其他的運動就不那麼熱門？在我看來並沒有必然的原因：為什麼觀眾們偏偏喜歡看人家踢球入網或者投球入籃，卻不太喜歡看人家用尖銳的棍子對刺？奇妙的是，情況就是如此。我想知道為什麼。
因此，本周前幾天我跟一千二百名左右的記者和觀眾一起來到了擊劍館。
必須承認，擊劍，至少對於沒有經驗的看客來說，是一項短得出奇而且令人困惑的體育比賽。裁判員一聲令下，雙方弓箭步向前衝刺，拿著武器，嗒、嗒，兩秒鐘後，一盞燈亮了，宣布一名選手得分，雙方回到原位，從頭再來一遍。若其中一方累計得到十五分，他/她就贏了這場比賽。一場比賽中的比賽時間一般不到兩分鐘。
肯定能找到上千種方法來改善這項運動。比如說，你可以允許甚至鼓勵偷襲。你可以讓選手們分組進行車輪戰，或者要求選手們蒙上眼睛原地轉圈，轉得東倒西歪時再舉劍對刺。你還可以讓一名選手持劍，另一名選手拿長矛。說實話，幾乎任何改變都是一種進步。
雖然如此，我還是看得挺投入。因為有四場比賽同時進行，場面又激烈又混亂，比賽場地的不同角落一會兒爆出掌聲，一會兒發出嘆息。我在現場待了兩個小時，完全摸不著頭腦，但還是被那喧囂、那激動、那每一次電光石火般神秘難解的瘋狂交戰所吸引。最後，我頗不情願地挪了窩，走向鄰近的柔道館。這又是一項我很少關注的運動，我心裡隱約覺得它大概跟成龍的電影差不多。
我並不以為選手們真的會從頂篷上一躍而下，或者從過路的公交車頂飛上賽台，或者高高地凌空躍起，再回身來幾個漂亮的窩心腳——我當然不會那樣想，但我的確以為這運動應該更激烈一些，可惜我只看見兩個人身穿休閒服，面對面慢悠悠地轉著圈，轉起來就沒個完，一邊轉，一邊偷偷地想把對方的衣服扯掉。我看了一個多小時，不得不承認柔道運動的魅力我完全領略不到。
很遺憾，無論我看什麼比賽，總是不得要領，舉重也好，希臘羅馬式摔跤也好，擊劍更是如此。
連拳擊比賽也令我失望。奧林匹克拳擊比賽只進行四輪，運動員基本來不及出汗。記分系統非常複雜，我根本沒法推算。外面真正的拳擊比賽通常是以一個人躺下為結束的，勝負一目了然。而在這兒，雖然我看得十分認真，但我幾乎從來猜不到比賽結束時誰的胳膊會被勝利地舉起來。
我差不多要放棄這次試驗，回頭去看主流體育運動了，但我終於決定再做最後一次嘗試。在紅寶樹灣，我悄悄離開了前往田徑賽場的人流，走進了位於奧林匹克公園一個僻靜角落裡的一座不起眼的建築物。這裡是桌球賽場。
總算有一項運動是我不但了解而且有所體驗的。我自己當然打過桌球，再說這裡的桌球比賽跟在家打球基本是一回事，所不同的是沒有人會不小心把球碾碎，或者在比賽中途出去抽菸。別的規則——記分方法，每決出五分換發球一次，等等——都是我所熟悉的。
因為我對這比賽如此熟悉，我立刻又震驚又敬畏地意識到，那些運動員的水平竟比我高出那麼多。不是說比我現在的水平高，我如今又老又胖又笨拙，且多年不打桌球了。我是說他們遠遠超過了我一生中最高的水平，也超過了我做夢都不敢想的水平。有一位名叫王楠的中國女將發了一個球，雖然我遠遠地坐在第五十排的位子上，但我知道那個球我絕對接不住——我是說真的，絕對接不住。
我突然意識到，在其他那些體育比賽中我所見到的恰恰就是這樣的競技水平。這本來是顯而易見的，可是對我而言卻像一種頓悟。我所看見的每一名運動員都太敏捷，太靈巧，太熟練了。他們的技術是那麼高超，那麼卓越，因此要求人們全神貫注地去欣賞，也應當得到全神貫注的關注。總之，問題不在比賽，在我自己。
啊，我真是個大傻瓜。我如此榮幸地目睹了世界一流的競技大師們大展身手，卻完全沒有領會其中的妙處。我發誓，從今往後我會帶著新的敬意和專注去觀看所有非主流的奧林匹克體育項目(花樣游泳除外)。也許，我還會再看一次柔道比賽。
另外，我仍然以為讓擊劍運動員蒙上眼睛比賽是值得考慮的。
高，更高，再高
在過去幾周里，發生了大約65.74萬件與奧運會有關的事情，其中有兩件事對我觸動尤大，值得一提。
頭一件是一則新聞，說假如偉大的美國游泳健將巴斯特·克拉比[31]參加了本屆奧運會，且以1932年的速度游完全程(這顯然不近情理，因為他已經去世好些年了)，他就會比伊恩·索普落後整整倆池道。太驚人了，不是嗎？
實際上，他在本屆奧運會上所能戰勝的唯一對手，是可愛的赤道幾內亞小伙埃里克·莫桑巴尼，他在水裡就像被無形的繩索纏住了似的，而且用了整整一下午才恢復了身體熱量。(當然了，這反過來也說明假如莫桑巴尼參加的是1932年的奧運會，他的游泳事業就會大放異彩。)
第二件值得一談的發現，是報上的一則簡訊，全文是：「卡達曾付100萬美金求得比利時舉重聯合會八名舉重運動員。」其他細節均無提及，因此也可能是我誤解了此番轉移運動員的意義。也許卡達只是有很多重物需要搬運，但我的理解是卡達想為自己購買幾枚未來的奧運會金牌(雖然這不關我的事，但是鑑於比利時舉重隊迄今為止的表現，我想建議他們別讓那些小伙子靠近藥檢處)。我得承認，有人竟會允許這樣的事情發生，令我十分震驚。但是經我調查，事情看來確實發生了。
如果本國體育聯合會同意，運動員是可以代表別國參賽的。但不管怎麼說，我認為這兩件事基本上已經說明了你需要了解的有關現代奧運會的所有問題——那就是，運動員們越來越棒，而有些人為了爭奪榮譽不擇手段。我擔心的是，對後者的追求可能會無可挽回地毀掉前者。本屆奧運會已有二十名運動員及教練因各種藥物檢查不合格而被打發回家，他們悄悄地蒙羞離去，臨走前還用一堆極拙劣的理由讓我們小小娛樂了一回：比如說他們的牙膏被人做了手腳，或者他們以為帶上足以裝滿游泳池深水區的生長荷爾蒙自己的頭髮就有望再生。
現在，我發現自己國家的田徑隊也面臨著同樣的指責。你肯定已經注意到，美國鉛球運動員C. J. 亨特——田徑明星瑪麗昂·瓊斯的丈夫，在最近的一次藥檢中被發現有一種名叫諾龍的非常可恨的促蛋白合成類固醇超標一千倍，在他的龐大的軀體內到處晃蕩。只有極大的一管牙膏才可能在完全非故意的情況下使如此大劑量的違禁藥品進入體內，因此顯然有充分的理由認為亨特先生很可疑。
美國奧林匹克委員會對此作何反應呢？到寫作本文時止，它站在亨特一邊，堅稱他尚未「被判定任何罪名」——也就是說，尚未被它定罪——且繼續努力恢復他作為奧林匹克大家庭榮譽成員的信譽。同時，亨特的主要贊助商耐克也給予了「完全的支持」，於是賦予了「放手去做(Just do it)」這句GG詞一層新的意味。
喜歡譏評時事的人也許會得出一個結論：我們美國對違禁藥品的政策就是把使用者要麼送進監獄，要麼送去參加奧運會。這麼說也不全對，但的確我們似乎採取了雙重標準。也許你還記得，今年七月，美國奧委會前藥物管理處總監韋德·埃克薩姆聲稱，當年參加亞特蘭大奧運會的美國田徑運動員有半數曾在違禁藥品檢測中呈陽性，而美國官方沒有對此採取任何行動。
最近，國際業餘體育聯合會的總醫務官阿恩·永奎斯特指責美國田徑聯合會，該事件的管理機構，在過去兩年內隱瞞了十二至十五例藥檢中呈陽性的本國田徑運動員。亨特先生在近幾個月內的四次不同的檢查中被發現類固醇水平超標，這有什麼，美國官方認為這些都沒有必要向奧委會報告。
如此說來，美國記者有充足的理由感到憤慨了嗎？那也未必。《華盛頓郵報》的薩莉·詹金斯一兩天前發表評論，以一名羅馬尼亞體操運動員為例(該運動員因服用了一片醫生開的止頭痛的藥片而失去了金牌)有力地論證了奧林匹克藥檢政策是不完善、不公平的，同時還指出藥物檢驗並未始終如一地貫徹實施。
最後，她表示關於違禁藥物的爭論有些令人生厭，她寫道：「就我個人而言，我分不清nandrolone和provolone，也搞不清pseudoephedrine和Excedrin[32]……這跟我沒什麼關係。」
讓我看看能否把這些搞清楚，當然我並不是什麼化學家。Provolone是一種美味的義大利食品，Excedrin是一種用於治療頭痛的特許專賣藥的牌子。而Nandrolone和pseudo-ephedrine則是危險的藥品，運動員有時會靠這些藥物來超越那些太謹慎、太規矩、不願以違法行為換取勝利的運動員。這也不關我的事，但我想諸如詹金斯女士等人應該會很在乎。
我不想在這裡裝童子軍講大道理(在別的地方也不想)，但我真覺著奧運會應當倡導人們做正確的事，為大家樹立一個公平競爭的榜樣。而實際上，唉，美國人卻往往認為奧運會和別的體育活動一樣，要不惜代價地奪取勝利。
我熱愛美國的體育運動，也仰慕其成就——我總是把傑西·歐文斯[33]高高舉起，把別國的體壇英雄都比下去——但這種自豪感在另一方面往往又令我心生疑慮，因為它也包含了許多口號里說的「勝利不是主要問題——它是問題的全部」「不是贏了銀牌，而是輸了金牌」。
正是因為這種心態，才有了籃球「夢之隊」，球員們無可爭議的體育才華被委以重酬，乃至將一度精彩的比賽變成了一場又一場無謂的表演，即便如此你也不會感到絲毫後悔；正是因為這種心態，自行車手才會面無愧色地帶著裝有秘密的超級設計的自行車走上賽場，這雖然還在法律允許的範圍內，但基本上是不可能被戰勝的，因為它完全背離了公平競爭的意義。這種心態認為必要的時候，奪冠遠比受人敬慕來得重要。
對於這一切，我無能為力。只是，當我看見自己國家的一支體育隊顯然自認為有關違禁藥品的使用和檢舉揭發的規定只對他國運動員有效，自己可以另搞一套。事情發生以後，一種合適並且合理的處理方法是把C. J. 亨特召回奧運村，讓他接著為瑪麗昂做煎餅——這時，我只能說，我真的絕望了。
真的，那要比告訴全世界有人在你的牙膏里放了類固醇愚蠢多了。
雪梨，圓滿謝幕吧
祝賀你，澳大利亞，你成功了。從開始到結束，整場盛會非常精彩。伊恩·索普光芒四射，蘇希·奧尼爾不同凡響，凱西·弗里曼很可能成為第一位原住民田徑女皇。基礎設施經受住了考驗，天氣基本宜人。志願者們鼓舞人心，全體粉絲都非常友好。無情的罪犯將盜竊之物一一歸還，還伸手幫助瘦弱的老太太穿過車來車往的馬路。從來沒有發生過這樣的事，四百萬人表現得如此無可挑剔。只有瑪麗·若澤·佩雷克[34]鬱鬱寡歡地離去。
前兩天，我問一位雪梨朋友派屈克·加拉格爾如何解釋雪梨的大獲成功，他說：「我們很擅長開派對，這不就是一場大派對嗎？」的確是的。雪梨素來是世界上最快樂最親和的城市，而在這十七天裡，它還是世界上最快樂最親和的城市。要我說，這才是最奇妙的地方——雪梨承擔著地球上最繁重的後勤工作，卻表現得毫不費力。儘管我興奮得有些忘乎所以，但我也不想誇大其詞。可是你來說說看，在人類和平時期的歷史當中，哪一次活動比這更成功？我是從未見過這樣多的人這樣持續地快樂著。
另一位澳大利亞友人對我說：「就像投石入水一樣，澳大利亞贏得女子水球冠軍的消息傳來時，我正坐火車在下班的路上，車上所有的人不約而同地唱起了《華爾茲·瑪蒂爾達》(澳大利亞民歌准國歌)。假如你六個月前告訴我，有一天我會因為我們贏了女子水球而在火車上跟陌生人一起唱，我會勸你去看醫生。真是太奇怪了，不過真的很棒。」
幾乎所有人都說雪梨從未運轉得如此順暢。好像沒有一個人能完全理解為什麼街道上總是沒有多少車輛，因此全城最熱門的話題就是從甲地來到乙地有多麼迅捷。
從前你到雪梨遊玩，當地人總是帶你去植物園、北部海灘或者找一家不錯的魚餐廳午餐。這些天，他們則會帶著你駕車到帕拉馬塔街或太平洋大道上兜幾圈，讓你看看往日的交通黑點如今都奇蹟般地變得暢通無阻了。
他們會不停地跟你說：「猜猜昨天下午三點我從車士活去波茲波恩特，走海底隧道花了多少時間？」
「我不知道啊，鮑勃，」你回答說，「我不大注意這個。」
「猜猜看嘛。」
「我說不上來。四十分鐘吧？」
「十八分鐘!」鮑勃一陣狂喜，勝利地大叫起來。
「真行啊。」你有禮貌地說。
「什麼叫真行啊？簡直酷斃了。你再猜猜，上星期五貝蒂的老闆的表弟從塔勒爾拉去斯皮特-章克中花了多長時間？他下午四點一刻出發，開的是過了報廢期的1982年霍頓車，別忘了通往澳紐聯軍紀念大橋的部分車道關閉了。」
就這樣，鮑勃一路描述著奧運會開始以來他、他們家鄰居及他所有開車的朋友所享受到的便捷的交通，可以一直說上四小時。我知道我在這兒只是說自己，但是當交通又恢復到緩緩爬行的常態，聊天的話題再度回到板球、房價、電視節目如何不值一看時，我想那會是種解脫。 我覺得生活恢復常態對於多數澳大利亞人而言會是一種解脫，但顯然有不少人希望奧運會永遠不要結束。奧運會已經變成了城市生活中完全自然、近乎永恆的一部分。難以想像，當你穿越這座城市的時候沿途沒有巨大的電視屏幕，雪梨大橋上沒有燦爛奪目的奧運五環(我覺著那漂亮極了)，也沒有酒吧間裡爆出的歡呼，也沒有身穿比基尼的澳大利亞排球寶貝激情四射地將球員懷中的排球扣落地面後將產生的自豪與快樂傳遍全國，那是怎樣一個情景？
雪梨將變得十分安靜。我曾問一位澳大利亞記者，盛會結束、遊人散盡的時候雪梨會變成什麼樣子。他懶懶地笑了笑，說：「就好像他們都登上火箭飛船回到自己的星球上去了，我想澳大利亞有一段時間會顯得很荒涼。」
我必須承認，我一直沒有意識到許多澳大利亞人對這場奧運會是多麼依戀，直到星期六我拿起《雪梨晨報》，看見首頁有篇文章鄭重地告誡讀者：「奧運會結束時，很多人會感到失落，甚至悲傷。大家要做好心理準備，給自己一點兒時間去釋放悲傷。」
天啊!我竟以為奧運會只不過是四年一度的體壇娛樂節目。這篇文章接著建議讀者趁現在發展一種新的愛好，多出去走走，甚至可以考慮換一份工作。
尤其是，文中還說：「假如你的人際關係發生危機，去尋求幫助吧，不要害怕。只當是去尋找一位奧林匹克『教練』，不要把它看成自己的弱點。」我只能說，謝天謝地，這些人今年沒有追隨波士頓紅襪隊，不然他們會非常非常鬱悶。
一想到奧運過後的寂寥，許多人便絕望得不知所以，於是雪梨城內第二大熱門話題就是揣測奧運會重返雪梨的可能性。大體方案是：雅典人在葡萄酒廠把暢飲酒會給辦砸了，更別說主辦奧運會這樣的高難度活動了，因此他們只好抽身退出，於是身陷危機的國際奧委會驚恐萬狀地跑到雪梨來求救。
這想法很有意思，可是它犯了一個大錯誤。奧運會不會——簡直就不可能會——再次獲得這樣的成功了。我的主意(我覺得這是個好主意)是澳大利亞應當成為帕運會的永久主辦國。澳大利亞人民心地善良，熱愛運動，最喜歡找場合找理由來大放焰火。帕運會就是個極好極有意義的活動。何不讓帕運會永久地享受澳大利亞為奧運會所作的努力呢？
可是我敢說，假如有人想讓雪梨在2004年再度主辦奧運會，美國NBC電視網一定會手忙腳亂，叫苦不迭。眾所周知，雪梨奧運會已經成了美國電視收視率的災難。我不知道電視網對於奧運會的組辦和選址有多大影響——但願沒有影響——但你可以斷定將來的電視權購買者會四處遊說疏通，以將奧運節目安排在更有經濟效益的時間段。
對了，似乎沒有人對奧委會說過什麼好話，就讓我來說兩句吧。我認為，奧委會沒有讓GG進入奧運會場館，這一點非常令人欽佩。飛艇上的Goodyear(固特異)商標全被改成了G』day(你好)和Good Luck(好運)，妙極了。
另外，依舊允許奧運會在雪梨、雅典之類的城市舉辦，也很不簡單，因為對美國的電視廣播而言這不是好事。早在1972年慕尼黑奧運會上，美國電視就大有獨家播放奧運節目之勢，就像它現在接收大量本土體育賽事一樣。
舉個例子：超級盃足球冠軍賽竟允許美國廣播電視網在比賽過程中時不時地叫停，插播更多的GG。你知道，比賽都有正常的暫停時間，其間可以插播GG，而這裡的暫停則是廣播網有意增加的。
正宗的奧運發燒友也許還記得1972年奧運會上蘇聯在籃球決賽中反超美國、轉敗為勝的最後一籃，所有美國人都認為這次投籃發生在終場哨吹響之後(確實如此)。如今多數人已經忘記了，那場比賽是在慕尼黑的深夜進行的，因此美國電視可以向最大範圍的美國觀眾進行現場直播。我不知道事發之後國際奧委會當局是如何頂住壓力的，不過謝天謝地他們挺過來了。美國觀眾尚未覺悟到，追蹤發生在遙遠異國的重要體育賽事的一大樂趣就在於必須在最不可思議、最不方便的時間觀看比賽。這不僅證明了他們確鑿無疑的熱衷，而且無端地增加了滿足感。
有趣的是，雖然在美國幾乎無人觀看過目前的比賽，但所有的人都形成了一個清晰的印象：澳大利亞是一個美麗、友好、摩登、從容的國度，它所擁有的遠不止袋鼠和《鱷魚鄧迪》。
旅遊業的前景是如此令人振奮，Quantas航空公司和澳大利亞旅遊局斥資七百萬澳元在美國展開為期五周的大力宣傳，重頭戲麼，當然了，還是保羅·霍根主演的《鱷魚鄧迪》。
據《澳大利亞金融評論報》報導，這個策劃是由於最新的《鱷魚鄧迪》續集在美國引發了強烈的關注，「強烈關注」和「鱷魚鄧迪」這兩組詞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在印刷文字上如此愉快地親密接觸了。
提升澳大利亞形象、推動旅遊業發展當然是舉辦奧運會的首要原因之一。旅遊業現在是澳大利亞經濟結構中最能賺取外匯的產業。雖然海外遊客的人數去年已達到四百五十萬，在過去十年內翻了一番，但相對於世界水平而言還是很有限的。比如說，法國的盧爾德每年的遊客人數是全澳大利亞遊客人數的三倍。
所以，發展的空間還很大，這個國家的大部分地方還有充分的空間接納遊客——儘管遊客們想去的地方和有充分空間的地方很少能夠重合。不管怎麼說吧，根據一個名叫「旅遊業預測委員會」的機構的數據，奧運會所引起的關注從現在起到2004年之間將給澳大利亞增加一百六十萬遊客，增加六十一億澳元的收益，創造十五萬新的就業機會——如果是真的，那就妙極了。
奧運會帶來的其他一般性的經濟收益很難估算。從表面看，那些數字相當可觀，但就總體經濟而言奧運會的收益是微不足道的。
自1995年起，奧運會基礎設施方面的花費已經給雪梨增加了三十三億澳元的收益——數額不菲，但是，周二《雪梨晨報》上一位經濟分析家指出這筆收益僅占新南威爾斯州同期經濟收入的三百分之一，整個澳大利亞經濟收入的九百分之一。新南威爾斯州1994年到2006年十二年間預期將從奧運會獲取的共值五十一億澳元的橫財，僅占澳大利亞國內生產總值的0.25%。
考慮到所有的成本和風險，雪梨只要能像預期的那樣得到一筆小小的收益，就可算是幸運的了。蒙特婁就是個顯著的例子，四分之一個世紀過去了，蒙特婁還在為當年的奧運會還債。
我們很可能看到的情況是，類似的奧運會不會再出現了。不少人認為奧運會規模已經太大，要達到的目標太高，太過遷就各類非主流的體育項目不那麼出類拔萃的運動員。人們也許曾迷醉於赤道幾內亞選手埃里克·莫桑巴尼在池道里的苦苦掙扎，他用了幾分鐘才游完了那場舉世無雙的比賽，可是我們不能不問：一個幾乎不會游泳的人應該進入奧林匹克運動會麼？「『運動員村』擠得要命——真是搞笑，」一位澳大利亞領隊說，「所有的運動員都帶著教練、醫生、助手和各種隨行人員。人太多了，如果不想辦法限制人數，就沒法管理了。」
還有一個更緊要、更棘手的潛在問題影響著未來奧運會的規模——那就是美國人對奧運會的興趣會不斷減弱。「我認為奧運會已經完了，」9月初一名為瑪麗安·薩爾茲曼的媒體分析家對《華盛頓郵報》說，也許有點絕對。她所代表的觀點是，多數美國觀眾對奧運會的體育項目不太感興趣。許多體育運動在其他地方有重要賽事，比如游泳、足球、體操以及任何跟馬、船、小球、羽毛球有關的比賽。這些項目在奧運會以外對美國人毫無趣味可言，即便在奧運會期間也引不起強烈的關注。雖然幾乎所有關於美國廣播公司的收視數據的評論都集中在其網絡的覆蓋面上，但很有可能它所提供的東西觀眾並不想要。
由於美國企業願意為奧運會的大部分花銷買單——眾所周知，美國廣播公司NBC以三十五億美元的巨款買斷了直至2008年的奧運會報導權，而高達70%的企業贊助都由美國的公司來承擔——這顯然會對未來的奧運會產生影響。
因此，雪梨成為現代奧運會的至高點是完全有可能的——在這場熱烈無比的盛會中為數最多的人享受著規模空前的體育比賽。
我個人認為，我們再也看不到能與之匹敵的社會奇觀和體育盛況了。也許澳大利亞人的傷感並不是毫無根據的。
[1] 澳大利亞北部的自治領，首府為達爾文。
[2] The Top End，澳大利亞第二北的半島，僅次於約克角。
[3] The red center，南澳和北領地沙漠地區的別稱。
[4] Orinoco，南美洲第三大河，僅次於亞馬孫河及巴拉那河，克里斯多福·哥倫布在1498年8月1日首次發現奧里諾科河河口，但是其源頭最終於1959年才得到確認。
[5] Cape Trobulation，凱恩斯向北一百一十公里。
[6] Daintree，昆士蘭州的一個小鎮。
[7] Townsville，昆士蘭州東部珊瑚海沿岸的一座城市。
[8] Tassie，塔斯馬尼亞島在澳洲口語中的簡稱。
[9] Daryl Hannah，在電影《美人魚》中演美人魚。
[10] Bee Gees，來自澳大利亞的三兄弟樂隊組合。
[11] Harrison Ford(1942—)，美國動作影星，演過《星球大戰》《奪寶奇兵》《亡命天涯》《空軍一號》等片。
[12] ZZ Top，美國藍調搖滾樂隊。三位成員以大鬍子為音樂之外的明顯標誌。
[13] Sydney Hughes Greenstreet(1879—1954)，英國男演員。
[14] Peter Lorre(1904—1964)，澳大利亞籍美國演員，愛演危險的外國人，與薛尼·格林史翠合演過《卡薩布蘭卡》《好萊塢餐廳》等多部影片。
[15] Wollongong，澳大利亞東南部港市。
[16] Bendigo，維多利亞州的城市。
[17] 北領地的小鎮。
[18] Edwina Cynthia Annette Mountbatten(1901—1960)，緬甸的蒙巴頓伯爵夫人，是一位英國女繼承人，社交家，路易斯·蒙巴頓的妻子。印度最後的總督夫人。
[19] 沙漠地帶從事遊牧的阿拉伯人。
[20] 成立於18世紀的英國，是18世紀歐洲的一種帶有烏托邦性質及宗教色彩的兄弟會性質組織，世界上最龐大的地下組織。
[21] 北領地南部的一處與世隔絕的城鎮。
[22] 廷巴克圖，現名通布圖，是西非馬利共和國的一個城市，位於撒哈拉沙漠南緣，尼日河北岸，歷史上曾是伊斯蘭文化中心之一，地理位置位於北非阿拉伯人、柏柏爾人文明和黑非洲黑人文明的交會點，因此商業往來頻繁，民族成分複雜，歷史上是一個交通要道、文化中心。
[23] 美國「家政女王」。
[24] 一種以電視、廣播、網路等多元傳播媒介方式授課的教育形式，為居住在偏遠地區或者因身體原因無法入學的兒童提供受教育的機會，為澳大利亞首創。
[25] 著名的國際記者和文獻電影攝製者。
[26] 南非東北部一城市。
[27] 洛杉磯和舊金山中途的一塊區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