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想一想鴨嘴獸。那麼多罕見的生物里，它立於最高點。在解剖學上，它處於哺乳和爬行動物之間的某個地下世界。五千萬年的與世隔絕，讓澳洲的動物有閒暇朝不太可能的方向演變，或有時根本不演變。鴨嘴獸正好兩者皆有之。

  在澳大利亞存在一種無牙、能分泌毒液、長皮毛、產卵的半水棲的動物，長著鴨一樣的鳥嘴，海狸的尾巴，腳既有蹼又有爪，還有一張奇怪的口，叫作泄殖腔，用來生殖兼排泄(像有個分類學者仔細指出的那樣，一種「非常奇妙但不適合討論一般細節」的特徵)。1799年，消息抵達英國，並不出人意料，大家當它是個玩笑。在給運來的標本仔細做過檢查之後，英國博物館的解剖學家喬治·蕭發現，「不能對這隻動物真正的特徵抱有些懷疑便推測它的構造被施以了某些騙術，是不可能的」。據自然歷史學家哈里特·瑞特福所說，原始標本上依然有蕭當年為了檢驗是否是一場騙局時，用剪刀撥弄留下的刀疤。

  本章節來源於𝒃𝒂𝒏𝒙𝒊𝒂𝒃𝒂.𝒄𝒐𝒎

  之後的一個世紀，在把它和它的同類食蟻蝟(一種類似刺蝟的生物)放進它們自己的大家族——單孔目動物(這名字意味著「單個洞」，與那個特別的泄殖腔有關)之前，科學家們爭論——激烈地爭論，因為那是一個對嚴密性瘋狂著迷的時代——如何將此動物歸類。單孔目動物到底算哺乳類還是爬行類。從它們特殊的解剖學結構來看，單孔目動物產卵，這是爬行動物的特徵，但同樣清楚的是，它給幼崽餵奶，這又是哺乳動物的特性。讓人更苦惱的是，幾乎長達一個世紀之久，沒人能找到一隻單孔目動物的卵。因此我們可以想像，在1884年，英國科學協會的某次會議上，代表們讀了一份年輕的英國自然學家W.H.考德威爾從澳大利亞發來的電報時，聽眾席里的嘀咕和閒話。

  考德威爾消息的全部內容是：「單孔目動物卵生，偏裂卵。」

  好吧，嘀咕個沒完，閒話也不止。考德威爾花如此大氣力要宣布的是，他發現了鴨嘴獸的卵，那它們無疑是爬行類了。最後，考德威爾的發現並未造成決定性影響。單孔目動物最終進入哺乳類陣營，儘管有一陣，爬行類險些勝利。

  我提到這些是為自己非常真實的興奮提供一點兒背景，剛到珀斯的第二天，我正好自己也遇上了一隻單孔目動物：一隻食蟻蝟，在國王公園孤獨的角落裡，橫穿一條小路。不得不說，我精神相當好。珀斯是個可愛的城市，也是澳大利亞中我的最愛之一。我可能誇大了對它的喜愛，因為1993年，我第一次來這裡時，途經約翰內斯堡[26]，在光天化日下的市中心，我被一群持刀的瘋癲小青年，以完全毛骨悚然的方式搶劫了。等發現自己身處一座城市，溜達時不用害怕被人塞進一條小巷，掏空財物，隨時有被銳器割傷的可能時，我感到很安慰。

  就算不是剛經歷了犯罪騷動的小插曲，珀斯也是一處喜氣又迎賓的地方。發現它的存在這件事便是所有快樂中最首要的，因為珀斯是地球上最偏僻的大城市，去新加坡比去雪梨近——雖然離兩處都很遙遠。身後伸展出一千七百英里了無生氣的紅色空曠地區，一路至阿德萊德；面前除了一片離非洲大陸五千英里，平凡的藍色大海，一無所有。為什麼自由社會中，會有一百三十萬個成員選擇在這麼一個孤獨的前哨生活，這問題總值得深思，不過氣候是一大要素。珀斯有晴朗的天氣、和善的天氣——讓郵差吹口哨，讓送貨員腳下生風的那種。建築上珀斯沒什麼特別——它是一座又大又乾淨的摩登城市：澳大利亞的明尼阿波利斯——不過燦爛耀眼的光線讓它十分美麗。你再也看不見比這兒更藍的城市天空，或更純淨的陽光在摩天大樓上折射。

  讓珀斯特別與眾不同的是，它擁有世界上最大最好的公園之一——國王公園。地跨一千英畝美麗的土壤，在天鵝河廣闊流域的懸崖邊，國王公園有一座城市公園所應有的全部——遊樂場、鳥獸類保護區、漫步區、植物園、高地、紀念碑——大到你覺得永遠看不完。大部分以傳統的方式陳列——起伏的草地，小路，花圃——但有一大片角落，大約占整個公園的四分之一，是未被修正的灌木叢。就在穿越這片少有人問津的區域，漫步在陽關充足的小路上時，我看見了一隻小的皮毛半球體，有點兒像地板打蠟器的刷子部分，從路一側的灌木叢中出現，它高貴地，不疾不慢地，向路另一側一模一樣的灌木前進。

  感覺到我的存在，它停住了。它有光滑黑色的刺，直指後方，隨便地將自己捲曲成一個球，因此我沒能看見它的尖鼻子，不過很明顯，這是一隻食蟻蝟，不可能是其他東西。我高興得不能再高興。關於澳洲野生動物，這是最令我興奮的時刻。我承認，這聽上去確實有點兒悲哀。一個國家充滿奇異而驚人的生命形式，最精彩的部分卻是我在城市公園裡發現一隻無害的活動針墊。我不在意。這是一隻單孔目動物——一個生理學上的異類，一個生殖世界的奇蹟，哺乳動物這棵大樹上的最孤獨枝幹上的一隻怪物。食蟻蝟感覺到我向後退，和它保持了恭敬的距離，它展開身體，繼續搖搖擺擺地走進灌木叢。

  興奮於我的泄殖腔動物，我沿著小路走，又回到了真正的公園。在那兒，過了一會兒，我來到一條狹長而美麗的林蔭道。很早以前就種在兩旁的高大的白橡膠樹，是為了紀念一戰中的陣亡者。每棵樹上有一小塊匾牌，給出一條短暫生命的大致情況——沒想到非常感人，我沿著這條長路走完，一塊接一塊地讀。「紀念陸軍上尉托馬斯·H. 博恩，第44營，」一塊寫著，「1917年10月4日帕斯尚爾戰役中陣亡，年僅25歲。妻女獻上。」這在澳大利亞之外鮮有人知——我覺得在這兒值得一提——一戰中，沒有哪個國家陣亡的人口比例高於澳大利亞。在少於500萬的國家人口中，澳大利亞承受了巨大的損失，21萬傷亡中——6萬死亡，15萬傷兵。士兵的傷亡率高達65%。像約翰·皮爾格指出的那樣：「沒有哪個來自最遠端的部隊受到如此重創，且全為志願兵。」就在幾天前，在某份周末報紙中，我讀到一篇英國歷史學家約翰·濟根有關一戰新史學的評論。順便說一下，那評論者注意到(用一種明顯的感嘆)，濟根長達五百頁觀察細緻的文本中，對澳大利亞部隊一次也未提及。

  可憐的澳大利亞，我想到。其他國家生產無名的戰士，它生產無名的軍隊。(幾周以後，在倫敦，我找來了濟根的書，裡面經常提到澳大利亞軍隊。我覺得由此可得的結論是，澳洲人老覺得自己會被忽視，有時他們會忽視了自己其實未被忽視。)

  在這條憂鬱的大道外，是多出許多生氣和陽光的植物園領地，而我如今帶著不一般的熱情走近，因為澳大利亞的植物格外稀有，沒有別的地方會像這裡擺放得那麼漂亮。澳大利亞真是驚人的富饒。它被認為有大約兩萬五千種植物(比較一下，英國有一千六百種)，而這僅僅是一個猜測。這其中至少有三分之一從未被命名或研究，且新東西一直在出現，還是經常在最出人意料的地方出現。比如，1989年在雪梨，科學家發現了一種全新的樹種。人們在這些樹附近生活了兩百年，但因為它們沒多少——只有十棵被發現，而無人問津。差不多同樣的方式，1994年，在藍山山脈，某個散步的植物學家出人意料地發現了很久之前就被認為滅絕了的殘遺樹種——瓦勒邁杉樹，它們並非藏在含蓄的蒿草灌木叢里，而是有一百三十英尺高，十英尺粗，厚實雄偉的樹。澳大利亞有太多的土地要勘察，卻只分配了這麼多的植物學家，要讓這兩者相交得花點時間。沒人知道，還有什麼在那兒等著被發現。當然，這就是為什麼談到自然科學時，澳大利亞是如此重要又讓人激動。在英國、德國或美國，你需要撞大運才能發現一種新的山頂苔蘚，或以前被忽視的地衣後裔；但在澳大利亞，只要在灌木叢中散散步，你能發現半打未命名的野花，一叢侏羅紀時代的被子植物，或十公斤重的金塊。如果我是科學界的，我知道該在哪兒工作。

  這之間自然而然產生的問題是，為什麼澳大利亞對生命通常格外充滿敵意，又產生出如此多的生命。荒謬的是，一半答案都藏在土壤的貧瘠中。在氣候溫和的世界裡，大多數植物在大多數地方都可以繁榮生長——一棵橡樹在俄勒岡和在賓夕法尼亞能長得一樣肥沃——因此相對較少的幾種廣幅種占了優勢。相反，在貧窮的土壤中，植物不得不特殊化。一種植物要學習忍受土地中其他植物不喜歡的元素，比方說，高含量的鎳；而另一種要變得能容忍銅，還有一種可能要學著容忍鎳和銅，可能同時還要持久抗旱。就這樣下去。幾百萬年以後，你就有了一片填滿大量不同植物的地表，每一種都偏好非常特定的條件，每一種主宰一小塊沒幾棵其他植物能忍受的地。特殊化的植物產生了特殊化的昆蟲，這樣沿著食物鏈一路向上。結果是一個國家看上去對生命有敵意，但實際上極其多樣化。

  澳大利亞多樣化第二明顯的因素是與世隔絕。五千萬年的島嶼，顯然庇護著原住民的生命形式不受競爭侵害，允許它們中的某些——植物世界中有桉樹，動物世界中有袋目哺乳動物——異常繁榮。但說到物種的多樣性，在澳大利亞內部長久存在的與世隔絕也同樣重要。概括地說，澳大利亞有許多因地域遼闊、生存條件苛刻而被零星分散的生命。這一點上，沒有哪個地方比澳洲西南部更是如此。按大衛·艾登堡祿在《植物的秘密生活》中所說，澳大利亞的這一角「包括了至少一萬兩千種不同的植物種類，其中87%為澳大利亞獨有」。

  讓人擔心的是，這些奇特的植物中，有許多都面臨一種恐怖而鮮為人知的疾病，叫作頂梢枯死。頂梢枯死因一種叫疫霉的真菌類而起，與在愛爾蘭引起土豆蟲害的真菌，屬同一家族。它在澳大利亞存在了一個世紀之久，對植物的影響遍布全國，直到1966年科學界才鑑定出病因。在澳洲西南它尤其令人擔憂，部分因為它在那兒長得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旺盛，部分因為西南部的珍稀植物特別密集。我如今從一塊信息牌上發現，連班克斯亞木也受到威脅。班克斯亞木(得名於它的發現者約瑟夫·班克斯)可能是澳大利亞最受景仰的花。它有一點兒怪——這花看上去極其驚悚地像馬桶刷——但澳大利亞人喜歡它，因為它引人注目，且遍地都是，且為他們所獨有。因此就在我讀到在接下來的幾年中，快要絕種的名單上有7種班克斯亞木，他們很可能真的就要滅絕時，我感到非常沮喪。還有12種班克斯亞木也面臨威脅。或許是我生來悲觀，但似乎如今旅遊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為了在你還能看的時候看看東西。我覺得，最讓人不安的是，由於這麼多植物都還未被記錄，許多植物在沒被發現之前就會消失。

  這些都是轉瞬即逝的想法，因為我正要自己出發去做一次植物學上的小調查。一開始，我在珀斯有一天的空閒，但腦子裡沒什麼特別的想法，坐在公園中央咖啡館陰涼的陽台上，用卡布奇諾的巧克力泡裝飾自己的臉。隨後我開始讀《西澳大利亞人報》，幾分鐘後，看見的一篇新聞文章，帶給了我靈感。

  文章涉及一個叫蘭·漢考克的人，關於他我正好最近有所閱讀。漢考克是西澳大利亞偏遠北部的大農場主，因坐擁現代歷史上最偉大的礦藏之一而特別富有。任何懷疑澳大利亞是個幸運國家的人，只須重溫一下20世紀50年代及後來國家發現礦藏的故事。直到那時，大家普遍都認為澳大利亞缺乏幾乎所有的自然資源。例如，鐵礦石被認為短缺，以至於有整整二十年出口鐵礦石都是違法的。接著在1952年，蘭·漢考克取得了重大發現。在駕駛一架輕型飛機飛越靠近北海岸空曠無人的哈默斯利嶺時，他遭遇了一場突然的暴風雨，不得不緊急迫降在一塊在地理上稱作「西盾」的平岩區。從飛機上下來，他意識到自己差不多是站在純鐵之上。更近一步調查之後，他發現自己擁有一塊一百公里長的純鐵礦石。從1950年的幾乎一點兒沒有，到1960年澳大利亞的鐵礦石估量儲備升至200億噸。60年代末漢考克一人控制的鐵礦石儲備就比美國和加拿大加起來的還要多。那絕對是非常多的鐵礦石。

  可這還只是開始。礦藏讓人眼花繚亂地相繼出現在全國各地——鋁土礦、鎳、錳、鈾、銅、鉛、鑽石、錫、鋅、鋯石、金紅石、鈦鐵礦，還有許多其他我們從未聽說過的。幾乎一夜之間，有開採權益的人掙錢掙得不好意思去想，也根本花不完。股市完全失控，投資者爭搶著入市。在雪梨，在有新發現立刻報導的狂亂交易中，有個股票中間人弄掉了一隻耳朵——一隻耳朵!那是一段令人陶醉的時光，它改變了澳大利亞的財富。從一個昏昏欲睡、溫和的羊毛生產者，變成一個採礦業大國，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礦石出口者。因為許多重大發現都在西澳大利亞，大多數的財富聚集在了州首府——珀斯，這就解釋了所有那些摩天大樓是怎麼回事。

  蘭·漢考克，開始這一切的人，在1992年被天上的鐵山召喚走了，可他年老糊塗之時，幹了那件讓所有富二代都害怕的事：他娶了他的管家，一位叫羅斯的菲律賓女士。照晨報上所說，漢考克的女兒提交訟呈，宣稱守寡的羅斯和後來的漢考克先生「鋪張地濫用不屬於自己的錢」。文章有益地提供了一條邊框，裡面列舉了漢考克太太的資本聲明。這裡面包括一座價值三千五百萬澳元的豪宅，在珀斯城郊一處叫莫斯曼公園的地方，旁邊還附有詳細地址。它顯然是本城最堂皇的住宅，單水晶吊燈就花了三百萬澳元。看了看手中珀斯的地圖，我意識到莫斯曼公園在一塊著名富人區的最遠端，一路到弗瑞曼托。那天天氣不錯，我興致勃勃，決定走著去瞧瞧。

  不得不說，從珀斯市中心到莫斯曼公園有很長一段路。我走了好幾個小時，穿過枝繁葉茂的西澳大利亞大學校園，繞過明媚的天鵝河港灣前灘，沿著一長段陽光充足塞滿快艇的小海灣，終於到了顏色鮮亮的、炫耀財富的住宅區——尼德蘭茲、達爾基斯、薄荷叢——宮殿似的房子沐浴在火辣辣的陽光中。這些地區持續了好幾英里——沒完沒了地一條街接著一條街，全是恢宏的房子，寬敞的車道旁是巨大的門，露台的裝飾基座放的是希臘壺，停著車隊的車庫。這是某一命題的極好證明：錢和品位不總是(或通常不是)一起出現的。這些是彩票中獎者，那種會在自己電視GG中露臉的零售商，不會對地址里有「薄荷叢」感到尷尬的人的家。我一點兒也不是這個意思，澳大利亞新富區和其他地方的人相比，離優雅較遙遠，但在澳大利亞缺少一種特別的建築語言，確實說明大家能夠從更廣的原型範圍內選擇自己的風格——免下車銀行、賭場、高檔療養院、滑雪小屋之類的主題。看著它在珀斯西部的城郊，展開了有一英里之遠，未嘗不是一種非常有趣的體驗。

  等到了一處叫奇德利的地標，我已走了將近三個小時，並發現自己找到了莫斯曼公園。我在包里刨那份報紙以便查具體地址，卻發現它被留在了國王公園咖啡館的桌子上。不要緊，到現在為止我已走了八九英里，已看了足夠一輩子看的奢侈地產。我大致記得漢考克的房子在惠靈頓街，於是找到這條安詳的大道，沿著它漫步。途中，我看見了差不多八座仿佛其中的磚瓦、砂漿、花園點綴或閃爍的水晶吊燈，都值好幾百萬澳元的房子，卻沒有一座能毫不含糊地宣稱，自己是這座大都會裡最宏偉的建築物。正當我站在那兒，看見一個穿著短褲和配套上裝的年輕女人——一個職業遛狗人，我猜——她身後有一隻活潑的比小馬駒小不了多少的狗。她不怎麼像在遛狗，而像是踩著鞋底在滑雪。我走到街上，防止被咬，在她經過時又詢問是否知道漢考克家在哪兒，她指了指大約向上走三戶的地方。考慮到花費，我不得不說我期望的比這個要多得多——一種在聖西米恩[27]遇見里布瑞斯[28]的夢想殿堂，是我腦子裡有的畫面——在一小塊地上，既不特別俗氣也沒被醒目地裝潢。我研究了幾分鐘，稍有些晚地想道，儘管自願花了這麼大力氣來到這裡，可其實我一點兒也不在乎羅斯·漢考克住在哪兒。一旦接受了這樣的想法，我轉過身，帶著若有所思的表情，繼續了向海邊的長征。

  儘管弗瑞曼托(兩萬四千人口)實際上只是珀斯海岸的一個郊縣，歷史上它是個單獨的社區，激烈地保衛自己獨立的身份。有時甚至能看見它被稱為「珀斯的姐妹鎮」。它一定對此有一種相當不同的感覺。在淘金熱的年代，它是個世界文化交會的海港，可之後沉入一段長時間的老朽。在20世紀70年代，當人們意識到它被忽視的大量維多利亞時期建築中所具有的商業潛力後，它經歷了一場中產階級化的復甦。因此今天它是個時髦巢穴，有拿鐵、義大利冰激凌和帶藝術氣質的小商店。大家都喜歡這個他們稱之為「費瑞歐」的地方。我通常也會，儘管我今天的熱情已迅速枯萎。下午非常炎熱，沒有跡象說明改善的海風——他們管它叫弗瑞曼托醫生(當然是因為它會讓你感覺好一點兒)會來。等意識到還要走四英里路，大多是沿著繁忙、毫無魅力、殘酷無陰的斯特林高速路時，我已兩腳冒煙。

  等我到弗瑞曼托中心，已近黃昏，完全累壞了。我走進一間酒吧，灌了一瓶啤酒，醫治自己。

  「你還好吧？」酒吧女招待問。

  「還好。」我回答，「怎麼了？」

  「瞧見你的臉了嗎？」

  我立刻知道了。「曬傷了？」我無望地問。

  她給了我一種坦白、同情，但主要是被深深逗樂的點頭。

  我越過她，朝吧檯後的鏡子裡瞥了一眼。鏡子裡正朝著我看的，可笑地與我打扮相似的，是一個叫「西紅柿腦袋先生」的卡通角色。我嘆了一小口氣。在接下來的四天，我將會成為每個西澳大利亞老人關心的對象，及所有其他人的笑料。然後再過三天，在我的皮膚剝落掉渣，像剛從麻風病院逃出來時，情況會變成全民的恐怖和厭惡。女招待會嚇得扔盤子，呆看的人會撞上路燈，救護車司機經過我時會減速並仔細打量。和以前一樣，它將是一場苦難的經歷。在三到四個小時之後，我將會一觸即痛。其間，我已受損嚴重。腿腳疼到我不敢肯定，以後它們是否還能為自己服務。我髒得像大街上的頑童，難聞到應該被埋起來。而所有這一切是為了看一所我並不真有興趣看的房子，走到了一處我如今累到無法探究的地方。

  但我幾乎沒怎麼介意。你知道為什麼嗎？我看見了一隻單孔目動物。生活給我的任何打擊都不能消除它所帶來的興奮。靠這想法的維持，我喝乾了啤酒，戰戰兢兢地把自己從吧檯椅上弄下來，穿過目不轉睛的人群，去看看是否能找到一輛計程車帶我回城市。

  早上我要了另一輛租車，開始澳大利亞的倒數第二段探險。我要去西南半島的紅柳桉和考里木樹林。如果那聽起來有點兒無聊，請忍一忍，因為這不是一般的樹。它們和對澳大利亞樹木世界的意義，等同于吉普斯蘭的巨大蟲子對無脊椎動物：大，不受重視，神秘地只出現在一小塊區域，通常是在西澳大利亞的西南角和珀斯以南。考里木樹是澳大利亞紅杉屬。它們有250英尺的高度，但腰身驚人——周長能高達50英尺，向上爬至它們遙遠的樹冠，幾乎不怎麼變細——賦予了它們雄偉的形象。試想一下你曾見過的最強大最優雅的懸鈴木，在每種度量上乘以三，你差不多就有了一棵考里木。

  然而，這一地區的主要樹種卻是英俊高貴的紅柳桉，比考里木稍小，但還是巨大，引人注目。紅柳桉依然活著就是個奇蹟，因為它差不多是活樹中最遜色的。讓它一開始能夠繁茂的特化，同樣是悲劇的禍根。因為紅柳桉不巧在富含鋁土礦的土壤中能茁壯成長，而鋁土礦是一種非常有價值的礦藏。20世紀60年代礦業公司發現了這一聯繫，同時令人振奮地意識到，能砍下紅柳桉賣個好價錢，然後再挖出地底下所有那些商業價值極好的鋁土礦，因此從一塊土地上，得到兩份巨大的收入。到目前為止，生活中很少有這樣的好事，當然，如果你的理智允許你消滅一大片絕無僅有的原始森林，用巨大的縱深的難看傷口取代它。採礦工程師——這些人如此天才——著手這一問題時，簡直喪盡天良。多聰明啊!

  這之中，他們長期受助於林業的同僚。澳大利亞的林務員，不得不說，確實挺喜歡砍樹。你不能完全責怪他們——這畢竟是生計——無疑，他們沒有以前的那些人那麼不計後果，但可以這麼長時間地不受譴責，仍然需要我們警惕地注意。你要知道，這些人能將把樹砍光，描述為「陽光再生法」，而不用臉紅。為了讓你能夠客觀一點兒看問題，澳洲是樹木覆蓋最少的大洲(當然南極洲除外)，而它依然是世界上最大的木材出口洲。我並非權威，我猜這一切都被最細緻小心地照料著(這當然是澳大利亞自然保護和土地管理局拼命塑造的形象)，可照我看確實有點數學上的矛盾，當一方面有非常少的樹，另一方面又有世界上最具活力的木材出口工業。不論如何，紅柳桉樹林比以前少了許多，那珍稀且明顯無法再生的考里木也少了許多。據威廉·J. 萊恩斯的報告，在1976年到1993年間，澳大利亞因砍伐失去了四分之一的考里木樹林。因為砍伐!我重申一遍：這些人需要被盯著。

  就算沒了它奇特的森林，澳大利亞西南角依然是個有趣的地方。就像澳大利亞不時會出現的那些令人意想不到的「入侵」一樣，它的西南角從印度洋的納多魯列斯角向南大洋的旋鈕角延伸了180英里。這又是常在澳大利亞發生，意外的相對茂盛的侵入。它有點兒像南澳大利亞的巴羅莎谷，但鮮為人知，毫不招搖，連個名字都沒有。澳大利亞幾乎每到一處，都會提供一個方便的標籤讓你明確方位——陽光海岸、熱帶北部、莫寧頓半島、阿瑟頓台地——可我瞧見的這一地區最簡便的名稱卻是「西澳大利亞南角」。我覺得他們需要再想想。不過，這地方本身，還有更遠處的大海，不需要做出任何改進了。

  可能是因為我的澳大利亞冒險已近尾聲，我感覺充滿深情，或因為之前一兩個禮拜的大多數時間我都花在乾旱的景致上，或只是簡單地因為我對此地一無所知(幾乎任何西澳大利亞以外的人都是如此)，沒有期望便沒有失望。我立刻著了迷。它仿佛集合了歐洲和北美最有趣卻最不張揚的地方：蘇格蘭低地、比利時繆斯山谷、密西根的上半島、威斯康星的牛奶園、英國的希羅普郡或赫里福郡——世界上可愛的但你通常不會千里迢迢去欣賞的地方。這不是個世界級景觀，可它是個迷人的私室，有益健康。我給它起了個綽號——免費在此掛出，直到有人提出更好的——愉快半島。(「這兒一切都……相當不錯!」)

  因此我打發了宜人的一天——愉快的一天——開車穿越樹林、延綿起伏的田野，經過整齊的果園、深綠色的葡萄園，沿著蜿蜒的鄉間小路，永遠通向一片蔚藍色、陽光明媚的大海。它是個幸福的小王國。我經常在鄉間小鎮作停留——東尼布魯克、布里奇頓、巴瑟爾頓、瑪格麗特河——坐下來喝杯咖啡，或者翻翻二手書，或者在木碼頭或暗褐色的前灘漫步。

  我在南部林地的邊緣的曼吉馬普待了一夜。清晨起了個早，梳洗完畢，立刻向香農和弗蘭克蘭山國家公園的方向出發。幾分鐘之內，我就身處涼爽的、堅挺雄偉壯觀的綠色森林裡。實在非常值得期待。我要去的是一處叫巨人谷的地方，聽說是個新近開發不容錯過的旅遊勝地。它叫作「樹頂行走」，就像名字所說的，蕩漾在汀格樹——另一種珍稀的特大型桉樹，這一地區所獨有——樹蔭中的高空走道。我以為它不過是個花招，可實際上發現汀格樹這麼巨大的身材其實相當纖細，依賴於它們底部土壤里的幾種營養素，而遊客不停的踐踏會妨礙有機物的分解，危害它們的健康。因此樹頂行走不僅為遊客提供了一種全新消遣和不同視野，同時又便捷地使他們不做出危害。

  樹頂行走深入海岸森林一兩英里，在一座叫沃波爾的小鎮附近。我在開放時間到達，可停車場已熙熙攘攘，並迅速被填滿著。許多人聚集在入口處，在小商店裡兜圈子。和愛麗斯泉的沙漠公園一樣，整個地方由自然保護和土地管理局運行。這是個感人的例子，說明政府部門敢於創新，並做得極好。我們在已知世界可以與這些人相處了。

  我要說的是，樹頂行走值得舉世聞名。它由一連串懸臂的金屬斜道組成，像工業T台，在世界上最美麗雄偉的樹的最高層，在令人興奮的高度迂迴曲折。樹頂行走是一個讓人難忘的建築物。它有兩千英尺長，最高點離地面有一百二十英尺——一個不錯的高度，相信我，當你從齊腰高的欄杆邊緣向下看。因為走道的表面是鏤空的格柵，讓你能直接向下看——其實，或多或少強迫你這樣做，沿著它走，必定有種瀟灑大膽的味道。我愛極了它。有比汀格樹更大的樹(在東澳大利亞就連白蠟樹也比它高點)，無疑也有比汀格樹更好看的樹，但我不信世上會有樹兩者皆勝。紅杉或許能達到讓人更眼花繚亂的高度，可它們的樹蔭啥都不算——像個用榔頭敲進釘子的掃把柄。汀格樹，因為樹葉寬大，撒開鬱鬱蔥蔥的一大片。這就完全不一樣了。你就是找不到一棵更好的樹。

  我走了兩圈，著迷地欣賞著。直到第二圈走到一半，我才意識到這裡其實挺擠的。像每個人一樣，我和周圍的人分享這經歷，對著陌生人指東西，反過來也讓他們指東西給我看。我很少被陌生的小孩吸引，可我發現自己現在和兩個小男孩說著話——聰明的兄弟倆，大約十歲和十二歲，和父母從墨爾本過來度假——要看看西澳大利亞是否有考拉，而我們在樹頂是否能發現一兩隻。然後他們的父親加入了，我們一起討論著。然後做母親的也出現了，看了我一眼。「你知道，你曬傷得很嚴重。」她關心地說，從她的包里給了我一些面霜。我謝絕了，但很感動。

  這一切都奇怪得暖人心房：我們曾一起度過這一經歷，一起分享了各自的觀察和藥劑。這讓我想起在澳大利亞那日穿越阿德萊德公園的漫步，那時上百人似乎——實際上是——在一起野餐。這也有一樣的共同作業精神，在最有趣且基本的人類學意義上，這是一場社交活動。

  儘管那樣，我還是沒意識到在澳大利亞的生活中，這是多麼重要的一個元素，直到我降至地面，在一塊叫作古代帝國的地區漫步。一條防護的木板小路，組成一個誘人的大圈，穿梭進同一片森林的另一部分。它以自己的方式，幾乎和樹頂行走一樣有趣——站在一圈汀格樹的腳邊，伸長了脖子去領會它們不可思議的高度，和在多葉的樹冠中穿梭同樣讓人眩暈——可小路並不新穎巍峨，因此無人顧及。只有我一個人，非但沒因為能獨處感到愉快，像通常會的那樣，我突然覺得相當孤獨。「嘿，大伙兒!」我想喊，「下來看看這個!棒極了。下來陪著我!隨便誰!求求你們了!」

  當然我可沒這麼說。相反，我向周圍長長地充滿敬意地看了一眼。在那一刻閒散的思維中，我突然想到，這片森林算得上是澳大利亞的一個恰當比喻。它對於樹木的世界，就像查爾斯·金斯福德·史密斯對於航空業，或原住民對於史前時期——卻被莫名其妙地忽視了。無論如何，我覺得令人驚異的是，在這一有限的區域，會存在地球上某種最珍貴、最強大的闊葉樹，組成一片完美卓絕的森林，而澳大利亞之外卻幾乎無人知曉。可當然，澳大利亞就是這個樣子——它裝滿了未被賞識的奇蹟。

  腦袋中帶著這樣的想法，我現在出發，去默默無聞卻是所有奇蹟中最驚人的那一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