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一路開回愛麗斯泉。為了彌補在烏魯魯的挫折，我們決定去一座愛麗斯泉邊遠的高檔度假酒店，管他多少錢。駛入綠洲一般壯美的紅色中心度假村，我們發現它比之前一晚小鎮中心的貝斯特韋斯特每晚要便宜二十澳元——想像一下我們的驚訝和喜悅。我們立刻同意，單憑這一點，幾乎就值得開六百英里。

  紅色中心實際是一座非常大的汽車旅館，有一些景觀美化，不過它非常好客，中間有個帶平台，靠著酒吧和餐館的游泳池。無須說，到達三十秒後，那便是能找到我們的地方。那兒友好的工作人員告訴我們，吃晚飯已經來不及了，不過他們也許可以草草地弄點牛排包之類的。我們說，給什麼我們都會感激不盡，特別是如果和酒一起上。於是兩人挑了一張泳池邊的桌子，坐下來看水面平靜的微光，在布滿星星的夜空下品嘗著可愛溫暖又有益身心的沙漠空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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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間生活似乎挺美好。一路的駕駛如今已在腦後。我們看見了烏魯魯——也許太簡短，不過已足夠欣賞它的奇觀。這兒在紅色中心，我們似乎已化險為夷。

  阿倫宣布，他在澳大利亞的最後一天，要躺在泳池邊的浴床上度過，讀讀低俗小說，把皮膚曬成古銅色。

  「太淺薄了你。」我說。

  他安之若素地接受了這一批評。

  「那你不去看看沙漠公園了？」我問。

  「不。也不去看電報站，也不去沙丘名人堂，也不去無花果農場……」

  「是棗園。」

  他停頓了一會兒代表認錯：「別的地方也不去。我就坐在這兒，游泳池邊，虛無懶散地過一天。你呢？」

  「我當然要去看那些景點。」

  「呃，那我之後再見你，你可以好好和我說說，肯定是各種煩死人的無聊細節。」

  「保證會。」

  因此到了第二天早上，我從房間裡出來，穿了一身乾淨的夏服，攥了一本螺旋線里插了筆的本子，帶著一股盡職的姿態，去看看愛麗斯泉到底有些什麼。我先去了電報站，在小鎮外一英里左右一小塊陽光明媚的高地上。早年間，愛麗斯泉是中繼站，達爾文和阿德萊德間十二個中的一個，讓信號在穿越整個國家的途中得以增強。那一定是個淒涼又乏味的存在，困在令人窒息的無人之處，無止境地敲出二手消息，與之有關的人你永遠也不會見到，不會認識，他們生活在你夢裡才會出現的地方。站外是蘆葦叢生的水塘，愛麗斯泉因此得名。這裡的愛麗斯是阿德萊德電報主任的妻子，最初只有電報站叫作愛麗斯泉。山谷里慢慢發展起來的小鎮叫作斯圖亞特，以紀念那名探險家。出於某些原因，大家覺得過於混亂，在1933年，整個地方被稱為愛麗斯泉。因此內陸最著名的城鎮，是以一個與之無關的女人命名，據我所知，她根本沒見過它。

  這完成之後，我在待辦事項里「電報站」旁打了個鉤，繼續開車去愛麗斯泉沙漠公園。老實說我的期望並不高，可實際上它好極了。它歸北領地公園和野生物委員會掌管。他們所做的是在很大一片區域，重塑了三個主要的沙漠環境——一個非常乾旱，一個有一點兒潮濕，另一個通常乾燥但偶爾會被山洪淹沒。單單這個就提供了有價值的一課——它讓你知道沙漠，以它們自己安靜枯燥的方式，和其他環境一樣，有不同的種類——我也很高興地發現不同的灌木叢，還有其他植物，被一一列出解釋。「啊，原來那是袋鼠爪花。呃，我以前可不知道。讓我們看看三齒稃是否有基萊說的那麼疼。為什麼，是的，果然疼!」能夠說這些讓人挺高興。

  不時散布其間的是巨大的人能走進去的籠子，裡面有鳥類和其他沙漠小動物——袋狸，尾巴像灌木的負鼠，如此等等——標籤上詳細寫了它們的習性。這裡面最妙的是一座大的夜行館，各種夜行動物在連續不斷的夜間實景模擬中，潛行，跳躍，呼吸著空氣。展區的光線弱到能讓人撞上牆壁或玻璃板，但當眼睛慢慢調整過來，我能夠令人驚奇地分辨出，小的有袋動物的不同種類——長鼻袋鼠、袋貂、兔耳袋狸、袋食蟻獸、袋鼬，還有更多。

  澳大利亞研究起來不容易，因為它地形廣闊、貧瘠，又困難重重，還因可憐的人口基數產生了相對較少的科學家，無法涵蓋大部分土地。另外，還因裡面的動物通常都特別小、狡猾，活動在夜間，有時還很神秘，甚至到現在也沒人真知道那兒有什麼。任何澳大利亞野生生物的名單，都有趣地夾雜著一定的內容，比如「可能已絕種」或「被認為快要絕種」或「可能在某些邊遠地區能夠生存」。我認為，在荒漠樹袋鼠不確定的命運上，這困難表現得很明顯。有關這一有趣生物的所有知識幾乎都來自兩個人。第一個是19世紀一位叫約翰·古爾德的自然學家，他在1843年研究並描述了這種動物。據他的說法，它有袋鼠的形狀和習慣，卻只有兔子大小。特別厲害的是，它能在相當長的距離里非常快地移動。然而，自從最初的報告之後，荒漠樹袋鼠就再也沒被看到過，直到赫德利·赫伯特·芬利森的再次發現。

  芬利森是個職業化學家，卻將大半輩子都花在尋找稀有的當地動物上。1931年，他騎馬領導了一次深入內陸的探險，去斯圖特石沙漠，那裡四季都像一個火爐。到了之後，芬利森驚訝地發現了小荒漠樹袋鼠，根本談不上瀕臨滅絕或可能已完全消失，而是既看得見又明顯生機盎然。這動物的速度和耐力跟古爾德描述的一樣。有一次芬利森和他的同事們騎在馬背上追荒漠袋鼠，在白日燒灼的熱浪中跑了十二英里沒有停，其間累垮了三匹馬。同等條件下，荒漠袋鼠很可能是動物王國產生的最厲害的跑步者(實際上，應該說是跳躍者)。回到社會中，芬利森報告了他令人興奮的發現，各處的自然學家和動物學家盡職地修正了他們的文本，證明荒漠袋鼠的重新發現。在接下來的三年中，芬利森進行了更深入的探險。1935年，芬利森再次回來時，卻陷入窘境——就像你能想到的，那荒漠袋鼠悄悄地消失了，和1843年古爾德唯一的一次觀察後一樣徹底。它再也沒被看見過。

  在澳大利亞動物群的編年史里，滿是這種令人驚奇的故事——動物一刻在那兒，下一刻又消失了。這現象近期的受害者是一種叫胃育蛙的青蛙。它出現在如此之短的時間內，以至於都沒來得及取個通俗的名字。胃育蛙特別在(幾乎不用說也會知道有點兒什麼)它通過嘴巴分娩並哺育後代——這在澳大利亞自然界之內或之外，都史無前例。生物學家在1973年發現胃育蛙，但它在1981年就消失了，被收入「可能滅絕」之列。

  不過，我最愛的動物消失的故事，發生在相對較早的時期。它關係到一名叫傑拉德·格拉福特的19世紀自然學家，他在1857年抓到兩隻非常罕見的豚足袋狸。對於科學家和袋狸都不幸的是，格拉福特之後很快餓了，吃了它們。而它們，據大家所知，屬於這一物種里僅剩的最後幾隻，當然這之後豚足袋狸再也沒有被發現過。格拉福特，順便提一句，後來做了雪梨的澳大利亞博物館館長，被發現通過賣色情明信片撈外快，因此被要求另謀他職。我肯定這有點兒教育意義。

  從沙漠公園出發，我去了斯特雷洛原住民研究中心。那兒有個無聊安靜的展覽，是一個出生在赫曼斯堡特使區(愛麗斯泉外的一個原住民保護區)的男人耗其一生研究原住民的成果。他收集了一大批宗教的手工藝品，可因為它們是神聖的，不允許被未被接納入會的人看見，因此不能被展出。取而代之的是，你看見的是許多赫曼斯堡生活及西奧多·斯特雷洛生活工作細節的老照片，比一個普通人能接觸到的要多很多。

  不過，我往車上走時，注意到一家小的航空博物館，在隔壁一座老飛機庫里。奇怪的是，沒人賣票，不過門是開著的，因此我走進去看了看。博物館老引擎的種類和牆上發黃的照片，和想像中差不多，但另一座樓里有些我不知道居然還存在且從未想過會看見的東西。我看過的旅行指南沒有一本關注過它，就連當地的旅遊文學也沒暗示過它的存在。但在1929年那讓人煩躁的幾天中，它是澳大利亞最著名最廣受歡迎的東西——而那麼多地方，它卻在愛麗斯泉的一家小航空博物館裡。我指的是一架被稱為「笑翠鳥」的輕型飛機剩餘部分，它在尋找一個失蹤的飛行員查爾斯·金斯福德·史密斯時墜落沙漠。

  金斯福德·史密斯不僅是那個時代澳大利亞最偉大的飛行員，也可能是歷史上最偉大的一個。他保持的紀錄比其他人都多，應付了各種極其大膽的挑戰。查爾斯·林白歷史性地獨自橫跨大西洋，一年後金斯福德·史密斯第一個橫跨太平洋——一個更有野心的計劃，不只是因為距離更遠，還因為飛行條件更加困難，遠沒有那麼好掌握。他嘗試橫跨太平洋時，距離第一架飛機成功地飛進夏威夷，只有十個月之久。而這十個月前的比賽由一個夏威夷的菠蘿大王贊助，比賽奪走了十個飛行員的生命。因此到了1928年，金斯福德·史密斯帶著三個組員從舊金山出發，朝著布里斯班行進，中途停靠火奴魯魯和斐濟的蘇瓦。這任務普遍被認為既不可能又瘋狂，差點兒真是這樣。離開夏威夷六百英里，金斯福德·史密斯飛進了一條氣象活躍帶，被稱為熱帶輻合區——一塊烏雲翻滾、暴風驟雨、風大到能把鬍子吹掉的廣闊區域。當他的小飛機開始像某種彈力玩具一樣上下跳動時，金斯福德·史密斯不知會發生什麼，或這一切什麼時候能結束，因為沒有哪個飛行員以前曾飛進這樣的天氣中。

  請注意，這是在一架脆弱的、雲杉框架、布面的20世紀20年代的佛克飛機中，設計基本到連座位都沒有固定住。連著幾個小時，金斯福德·史密斯掙扎著讓飛機平穩不散架。等最終它彈入晴朗的空中，他和他的人馬發現燃油快沒了，又面臨找不到斐濟的危險——在無盡的大海上只有一小點，在引擎停轉，他們落入大海之前。這個再加上上百個其他驚恐的危機，金斯福德·史密斯都用膽識、技巧、決心、智慧一一解決。橫跨太平洋可能是航空史上最無畏的壯舉。

  金斯福德·史密斯總是和一個副駕駛員一起飛行，通常還有一個領航員和一個無線電技師，因此將他的成就和孤膽英雄查爾斯·林白相比，並不公平。不過，說林白從未穿越過和金斯福德·史密斯在太平洋上經歷過的一樣猛烈的風暴，倒是真的。但事實上，1927年之後，林白幾乎沒做出過值得注意的飛行。相反，金斯福德·史密斯一次又一次地飛，創造了一個又一個紀錄。他成了第一個從東到西飛越大西洋的人(這更加困難，因為有逆流)，第一個從澳大利亞飛往紐西蘭又飛回澳大利亞的人，第一個從另一個方向橫跨太平洋的人。他同樣以從澳大利亞到英國最快的飛行，及其他各種挑戰，保持了很多紀錄。

  到了我們所說的「笑翠鳥」。在1929年3月，金斯福德·史密斯帶著三個組員從雪梨出發飛往英國。在澳大利亞西北部，沿著金伯利海岸，他們撞上了糟糕的天氣，毫無希望地迷了路(並非完全出乎意料：用於指路的，他們只有一兩張海圖和從標準《泰晤士地圖集》中撕下的澳大利亞地圖)，在海岸的泥灘做了緊急迫降。他們幾乎沒有燃料，供給不足。有的差不多只是一暖瓶咖啡，一些白蘭地，混在一起能弄出被叫作皇家咖啡的飲料。因此接下來的事情，略有些陰暗地，被稱作皇家咖啡事件。

  好在金斯福德·史密斯和他的人馬周圍，有大量新鮮的水源，某些不討人喜歡卻能勉強充當食物的資源(大多是泥螺)。可是，因為飛機上的無線電設備壞了，無法告訴外部世界他們身處何處。等失蹤的消息抵達雪梨時，兩位金斯福德·史密斯的同僚——基思·安德森和鮑勃·希契科克決定開展一場營救。他們坐上「笑翠鳥」，從雪梨的馬斯考特機場起飛，先飛到愛麗斯泉，最終從那兒起飛，去1929年4月12日早上史密斯飛機最後降落的地點。不久之後，就在讓他們穿越塔納米沙漠炎熱的空曠時——在從戴利沃特斯到愛麗斯泉的途中，阿倫和我曾沿著它的邊緣開過——引擎在爆響後熄掉，發生回火，不得不在沙漠上緊急迫降。走得太匆忙，他們沒帶上食物，只有三升水。不像金斯福德·史密斯，他們降落的地方給予不了任何幫助。

  第三天他們就死了。這就是內陸多麼難以想像的致命之處。我不是要多固執於此，不過他們也喝了自己的尿，幾乎困在內陸的每一個人都這麼幹。(這反而幫了倒忙，因為尿里的鹽分使口渴更加劇烈。)

  和安德森與希契科克悲慘死去差不多同一時刻，金斯福德·史密斯和他的朋友被其他人營救了。他們回到文明世界，看上去健康又放鬆，以至於有些人懷疑(某些報紙開始猜測)這全是一場宣傳的噱頭。整件事變得有點兒難堪。金斯福德·史密斯遭受了公開調查人格的羞辱(他最終免受指控)。這期間，整個國家屏息凝視地，等待著安德森和希契科克被活著找到的消息。哎，他們沒有。四月底，一架搜查機發現了墜落的笑翠鳥及附近他們的屍體，幾天之後，一支救援隊找回殘骸，將他們帶回文明世界。希契科克的家人選擇在珀斯舉行了簡單的葬禮，可安德森在雪梨進行了最莊嚴宏偉的國葬儀式。事前好幾天，成百上千的人接連幾小時地排隊瞻仰棺木。葬禮那天，更多的人在街上站成排，目送出喪的隊伍，或聚集於墓地。這是那時雪梨最大的葬禮，說不定也是歷史上最大的。

  今天，幾乎不用說，安德森和希契科克完全被遺忘了，不論是在國內還是國外。同樣，很長一段時間，笑翠鳥也是。它坐在沙漠上，生鏽，無人注意，過了半個世紀才終於被收集，帶往達爾文進行整修工作。大約十年前，它被放在愛麗斯泉航空博物館的一幢特殊小樓中，在那兒，它似乎沒有吸引任何注意力。

  金斯福德·史密斯重新開始飛行，創下了更多的紀錄。1935年，在從英國往家飛的路上，他的飛機墜落在緬甸附近的大海中，也將他摧毀了。今天在澳大利亞他斷斷續續地被記起(雪梨的機場以他命名)，在其他地方卻無人知曉。1998年，美國作家斯科特·伯格創作出一本六百頁，厚得能用來抵門的查爾斯·林白傳記，自然涉及航空史早期的整個故事。關於金斯福德·史密斯，裡面隻字未提。

  那個晚上阿倫和我在紅色中心的露台上共進晚餐，我很詳細地告訴了他那一天的許多有趣發現。我們坐在那兒享受溫暖的夜晚，懶洋洋地將第二瓶西澳大利亞索味濃紅葡萄酒喝得見底，就在這時，一隻沙袋鼠跳上游泳池遠端的圍籬，毫不關心地盯著我們看了一會兒，開始啃種在那兒的灌木。這是許多個星期前，自從我坐印度-太平洋號橫跨這個國家以來，第一次在野外看見一隻澳大利亞獨有的動物。這是阿倫的第一次，他非常興奮。

  因為這一點，或別的什麼原因，他宣布，澳大利亞是個不錯的地方。

  「是嗎？」我說，我感到高興，不過又有點兒驚訝，因為除了沙漠之外他沒瞧見什麼。

  他微微傾身靠近我，仿佛在透露一個機密：「它很寬敞。」

  我看看他：「是的。」

  「它是個非常寬敞的國家。」

  回想起來，那也許是我們的第三瓶酒。

  早上我開車送他，去愛麗斯泉漂亮的小型機場，因為都有點兒余醉未醒，我們在那兒喝了杯咖啡，安靜地坐著。我一直送他到登機門，在那兒交換了匆忙昏庸的常見表情，表達了祝福和感謝。他消失在通道深處。我看著他離開，然後轉過身走回汽車。在飛去西澳大利亞之前，還有一整天，而我完全不知道該如何打發。我朝鎮上的商業區出發，找了個銀行取款機，買了份報紙，途中在小巷深處，路過一個空中學校[24]的招牌，衝動之下，我決定去瞧一瞧。

  我沒指望什麼，不過這地方非常棒。愛麗斯泉提供了這麼多了不起的意外發現。空中學校在居民區街道上一棟無名的建築里。它包括一個能在桌上和牆上展覽孩子們作品的接待區，兩個小工作室，一大間會議室，差不多就這點兒。儘管現在澳大利亞有十七所空中學校，但愛麗斯泉的空中學校是它們之中祖母級的，依然覆蓋了最大最空曠的地區。那天是周六，因此沒有正在進行的課程，不過有個非常友好的男人樂於領我參觀，告訴我它如何運作。

  學校的想法非常簡單：為在牧牛場和其他邊遠地區長大的孩子們，提供正規的學校教育和一些課堂體驗——自1951年起便盡職盡責地開辦起來。寂寞肯定是這裡的關鍵詞。雖然在下游區占地四十六萬八千平方英里——差不多有兩個法國那麼大的地方——愛麗斯泉的學校只有一百四十個孩子，分布在幼兒園到七年級之間。我奇妙地保留了一些生動而重要的記憶，自己八九歲時在學校看的一個電影，那些概念讓我很觸動，和老師距離上百英里，一切委託於自己的傳聲器和短波收音機，如果願意，可以拿一盤餅乾光屁股坐著，反正也沒人能看見。比起在艾奧瓦州得梅因盛行的狀況，所有這些似乎都是極大的提高。我一直記得廣播學習的浪漫，因此，當發現廣播部分在整個學校運作中非常小而次要時，我很失望。一直以來，空中學校的課程主要靠函授，聽起來並不討人喜歡。

  就算如此，這地方有種很真實的魅力及友善的氛圍。公告板上滿是十一歲孩子的範文，描述在牧場的生活，通常他們的一天都怎麼過。

  「你想聽一節課嗎？」管理人員問我。

  「非常。」我說。

  他帶我進了旁邊的房間，放了一盤錄音，是給五歲孩子一天的課。整盤磁帶主要由一個意氣洋洋的老師在說：「早上好，凱莉。你能聽見我嗎？完畢。」

  一會兒之後會有個微弱的噼啪聲，像從非常遙遠的銀河傳來，和一些聽上去宛若人聲，卻過於模糊無法破解的聲響。

  「我說早上好，凱莉。你在那兒嗎？你能聽見我嗎？完畢。」

  這次將有個暫停，然後毫無反應，只有讓人辛酸的停滯間隔。接著：「呃，那讓我們試試加文。早上好，加文。你在那兒嗎？完畢。」

  更多的噼啪，接著是一個小小的尖細的聲音回來：「早上好，史密斯小姐。」

  就像這樣，有一些聲音進來得響亮而清晰，其他只是漸進漸出，或被證明根本無法送達。我一邊聽，一邊讀一本帶來的小冊子，老實說，這時，我驚訝地發現，每個孩子每天只在廣播上花半個小時(事實上，「最多每天半小時」)，加上來自他或她老師一周十分鐘的家教——受關注的時間根本談不上多。剩下的，他們會在家長或保姆的監督下，花五到六個小時學習。學生同樣會使用電視、錄像、個人電腦，可這些都毫無證據。你不願接受卻無法規避的結論是，在空中學校，永遠都是1951年。

  不過，真正的驚喜是，似乎有原住民孩子參與其中——當然在照片中沒有顯現。北領地人口中大約共有20%的原住民，但在內陸深處比例要高出很多。我出去時向那人詢問過此事。

  「哦，有一些。」他說，「我不知道現在有多少，不過有幾個。問題是，學生須由一個有能力的成人監督，你明白。」

  我等了一會兒，然後說：「對不起，我不明白。」

  「他們需要一個認真可靠的成人，有語言和閱讀的基本技巧。」

  「原住民沒有嗎？」

  他看上去不高興，仿佛這是一條我們不該往下走的路：「不，我恐怕沒有，不總是有。」

  「可如果你們不給這些孩子上課，因為家長幫不了他們，那麼這些孩子，等他們變成家長，也不會有基本技巧了不是嗎？」

  「是，這是個問題。」

  「那就永遠這樣下去？」

  「這是個很大的問題。」

  「我明白。」我說，可當然我一點兒也不明白。

  之後繼續往小鎮走。我買了一份報紙，帶著它去了托達步行街的一座露天咖啡座。讀了一兩分鐘，便發現自己在打量過路的人群。周六逛街的人熙熙攘攘。街上基本是澳大利亞白種人，也有原住民——沒有很多，不過總在那兒，他們站在畫面邊緣，不引人注目，幾乎總是沉默，事不關己。白種人從不看原住民。這兩個種族似乎生活在分開且平行的宇宙里。我感覺好像唯有自己能同時看見兩群人。這很奇怪。

  原住民中大多數看上去像被毆打了一樣。許多人臉頰浮腫，仿佛踉蹌走入了馬蜂窩，近乎荒誕的是，很多人的小腿、手肘、前額或膝蓋上有創可貼。前一天，在斯特雷洛的展覽上，有塊牌子用心地強調了，最墮落的原住民正是那些在城鎮裡你能瞧見的。這種說法，我猜，是通知像我這樣的遊客，不該以那些溫和的、受了傷、在大街上穿行的人，判斷所有的原住民。這麼說似乎有點兒奇怪又多管閒事，不過，這似乎暗示了原住民的生活有兩種選擇：待在原住民區，興旺發達，或進城，落入赤貧和被拋棄的境地。

  這讓我想起著名內陸人物戴西·貝茨寫的一句話，她1884年從愛爾蘭來澳大利亞，多年來在西澳大利亞的原住民間生活研究。1938年她出版《消逝的原住民》一書，其中寫道：「澳大利亞原住民能經受自然的各種轉變，殘酷的乾旱，兇猛的洪水，乾渴的恐懼，被迫挨餓——卻經受不住文明。」在1938年那可能是同情和有見識的評價，可1999年，看見它以改良的形式出現在一個原住民的研究中心，實在令人沮喪。

  不用聰明絕頂，你也能發現，原住民是澳大利亞社會最大的失敗。幾乎興旺安康的所有指數——住院率、自殺率、兒童死亡率、監禁率、失業率，不管什麼——原住民的數字比總人口的數字都要高二到二十倍。據約翰·皮爾格[25]的調查結果，澳大利亞是唯一沙眼發生率排名靠前的發達國家——一種經常導致雙目失明的細菌病害——而且幾乎是原住民專有的疾病。總的來說，澳大利亞原住民的平均壽命比澳大利亞白種人少二十年——二十年。

  在凱恩斯，一個很偶然的機會，我聽說了一位名叫吉姆·布魯克斯的律師，他為原住民工作了許多年。和阿倫坐上飛往達爾文的飛機前，我設法和他在城裡見面喝了杯咖啡。他是個沉著、隨和，立刻讓人喜愛的人，十分誠摯，正是它讓他投入畢生的工作，為那些與社會脫離的人鬥爭，而不是待在堆滿錢的私人事務所。他在凱恩斯有一家原住民產權辦事處，成立於20世紀90年代中期，調查原住民在社會工程中所受的不公正待遇——比如「被偷走的一代」——的人權委員會，他是成員之一。

  這是政府的一項嘗試，通過原住民孩子與家庭及社區物理上的分離，讓他們脫離貧困和不利。沒人知道準確的數字，但在1910年到1970年間，大約十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原住民兒童，被從雙親身邊帶走，送往寄養家庭或國家培訓中心。這個設計——那時想得十分超前——為他們在白人世界裡謀得一份更有益的生活。最不可思議的是，法律機制使之生效得以完成。直到20世紀60年代，澳大利亞的大多數州，原住民父母沒有自己孩子的合法監護權，而州政府卻擁有。它可以隨時以任何它認為合適的理由，把他們從家中帶走，無須道歉或解釋。

  「他們做了所有能夠根除父母和孩子間聯繫的事，」我們見面時，吉姆·布魯克斯告訴我，「我們發現一名有五個孩子的女人，五個孩子被送往五個不同的州。她無法與他們聯繫，無法知道他們在哪兒，他們是生病是健康是快樂還是怎樣。你有孩子嗎？」

  「四個。」我說。

  「呃，想像如果有一天，一輛政府麵包車出現在你家，某個調查員來到門前，說要把你的孩子帶走。我是說當真想像一下，你感覺如何。站在一旁，看著孩子們從你懷裡被奪走，塞進麵包車。想像看著麵包車越開越遠，小孩哭著，從後窗看著你，你知道你可能再也看不著他們。」

  「停。」我被玩笑傷得不輕。

  他同情地笑對我的不適：「而你什麼都做不了。沒人能幫助你。沒有法庭會站在你這一邊。這種情況持續了好幾十年。」

  「他們為什麼做得這麼無情？」

  「他們不認為這是無情。他們覺得這是在做好事。」他遞來一份權利委員會報告的大綱，給我看20世紀初有個叫詹姆士·伊斯代爾的旅行督察描述被剝奪了孩子們的父母時，寫的一段話：「不論那時(他們)短暫的悲痛多麼發狂，他們很快會忘掉自己的後代。」

  「他們真的相信，原住民不知怎的對正常人類情感有免疫。」布魯克斯說。對如此讓人無望的想法，他聳了聳肩：「通常孩子們被告知父母死了，有時是說父母不再想要他們。」這就是政府幫助他們適應的方法。所以，你能夠想像後果。有許許多多與悲傷有關的酒精中毒，和平流層一樣高的自殺率，所有那一類的事。」

  「那些孩子之後呢？」

  「其間，那些孩子一直被照顧到十六或十七歲，然後被納入社會。他們可以選擇待在城市，試著應對不可避免的歧視，或回到他們的傳統社區，重返一種已忘得差不多的生活方式，和不再熟識的人待在一起。機能失調和錯亂的情況在這個機制里繁殖。那無法在一夜之間擺脫。你知道，有人會說將孩子帶走只影響到了一小部分原住民家庭。這不對——在內陸幾乎沒有一個家庭受到的不是重大又直接的影響——且更悲劇性的是，它沒說到要點。把孩子帶走毀了血緣關係的完整連續性。只因不再實施，不意味著所有的傷害會神奇地消失，一切都會好起來。」

  「那你能為他們做什麼？」我問。

  「設法給他們話語權，」他說，「我能做的只有這些。」他聳了聳肩，有一點兒無奈地笑了笑。

  我問他在澳大利亞是否還存在許多歧視，他點點頭。「太多了。」他說，「實在太多了，只怕。」

  在過去的二十年裡，歷屆政府已做了不少——或和以前做的相比多了不少。他們將大片土地歸還給原住民社區，將烏魯魯重交原住民管理，在學校和醫療中心上花了更多的錢。他們引進了一些基本優先權，鼓勵社區項目，幫助小型企業起步。沒有一項對統計數據有任何改變。事實上，有些甚至變得更糟。到了20世紀末，一個澳大利亞原住民死於傳染性疾病的可能性，比澳大利亞白種人高出十八倍，毆鬥後被拘留的可能性高十七倍。因為不同原因，原住民嬰兒出生死亡率依然高出二到四倍。

  重要的是，對於外人而言，最奇怪的地方在於，原住民根本就不在那兒。在電視上你看不見他們演出；在商店裡你找不到他們幫忙。只有兩個原住民曾在議會工作，沒有一個有過內閣職位。原住民人只占澳大利亞人口的1.5%，他們不勻稱地散布在邊遠地區，所以也不能指望一次看見很多，但你會以為有時能看見他們——在銀行里工作，遞郵件，開停車單，修理電話線，加入普通正常世界的某個生產力中。我從未看見過，一次也沒有。顯然某些連接未被建立。

  現在這樣坐在托達街商業區，喝著咖啡，看著混雜的人群——快樂的白種人購物者，帶著周六的笑容，腳下生風，影子似的原住民，貼著他們神秘的創可貼，步伐緩慢，搖擺，仿如流浪漢一般——對所有這些的解決方法，對如何將澳大利亞繁榮的果實，傳達到這些明顯不得要領的人手中，該做些什麼，我一點兒概念也沒有。

  如果澳大利亞聯邦要求我為原住民問題提出建議，我要說的只會是：「做得更多，幹得更勤。現在開始。」

  因此腦海中沒有原創又有用的想法，我就坐了幾分鐘，看著那些可憐的、「斷了線」的人拖著腳步走過。然後我幹了大多數澳大利亞白種人幹的事兒。我看了我的報紙，喝了我的咖啡，再也注意不到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