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南澳大利亞州的人非常驕傲，因為本州是唯一沒有接收過囚犯的澳大利亞州郡。他們不常提的一點是，它是由一個囚犯規劃設計的。愛德華·吉本·韋克菲爾德是個經濟獨立、癖好不良的人，19世紀30年代初，他因被指控劫持女童干淫邪勾當而棲身倫敦的新門監獄，他在那裡孵出個想法，要在澳大利亞找到自由民的殖民地。他計劃把一塊塊的土地賣給嚴肅、勤儉的人——農民和資本家——再用集得的資金讓勞工遠渡重洋來為他們幹活。勞工將得到令他們贏得尊重的工作，投資者將獲取勞動力和市場，每個人都將獲益。這個計劃操作起來一直不怎麼靈光，但結果產生了新殖民地南澳大利亞州和規劃很好的可愛城市阿德萊德。

  如果說坎培拉是個公園，那阿德萊德就是到處是公園。在坎培拉，你會感覺置身非常廣大的綠色空間找不到路出來；在阿德萊德，你在城市之中，這不必懷疑了，可時不時地，你會有可心的選擇，步出城市，到開闊的綠地吸一口新鮮的空氣。這就是他們不同的地方。這座城一分為二，獨立的兩方各自被公園包圍著，隔了托倫斯河鬱鬱蔥蔥的原野遙遙相望。因此，在地圖上，阿德萊德中心地帶形成一個不太規整的、豐滿的大「8」字結，諸多公園組成了數字，城市內部的兩半填上了圓洞。棒極了。

  我心裡本沒有什麼特別的目的地。第二天一早，我從塔南達開車進入城市，車駛過北阿德萊德，這個漂亮而且繁榮的區域就在「8」字結上半部的內里。我看見一家賣相不錯的旅館，衝動地把車甩在了路邊。我在奧康奈爾街上，這個街區建築古老，保存良好，有很多看上去很潮的飯館、酒吧和咖啡館。離開坎培拉之後，我從未任由像這樣的城市天堂溜走一絲一毫呢。於是，我落實了房間，一刻不誤地回到了戶外。

  澳大利亞的主要城市之中，數阿德萊德最為人忽視。你可能在澳大利亞待了好幾個星期，還一點兒沒意識到它的存在，因為它很少製造新聞，在人們的談話里也很少被提及。它對於澳大利亞而言，差不多就等於澳大利亞對於世界而言——一個看著很美，但遠得發慌，想都想不起來的地方。然而，它無疑是個可愛的城市。大家都同意這個觀點，就連從來都沒到過這裡的萬千大眾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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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我自己也就來過一次，那是幾個月前的一次圖書推廣活動。我到此一游後，此地給我留下了環境漂亮的印象，還有就是此處居民有一種「劫數難逃」的奇怪喜感。對阿德萊德的任何一個人說這是個愜意的地方，他立即會帶著一種熱切的莊重之氣告知你：「沒錯，不過你知道的，它正在死去。」

  「是嗎？」你用禮貌的關切口吻說。

  「哦，沒錯。」線人說出了秘密，點著頭，一臉無情的滿足。然後，如果你很不走運，那人會給你講南澳洲銀行是怎麼垮掉的，這起金融疏忽事件過了幾年才塵埃落定，講起來耗的時間也差不多長喲。

  阿德萊德的問題似乎與地理有關。在澳大利亞的文明世界裡，這座城站在了錯誤的一邊，遠離生機勃勃的亞洲市場，家門口除了大把的蠻荒之外一無長物。西北面橫亘著百萬平方英里炎熱的荒漠，南面只有一直延伸到南極的遼闊海洋。僅在東面有些許城市，但就算墨爾本也在阿德萊德四百五十英里之外，雪梨則與之相距近千英里。阿德萊德離市場這麼遙遠，人們又何必在這裡建工廠呢？這是個合乎情理的問題，但考慮到更遙遠的珀斯，提這個問題就站不住腳了——珀斯孤懸在一千七百英里之外的印度洋上，但它的經濟卻活潑許多呢。不管怎樣，基本的意思就是阿德萊德「處境不妙」，這個詞方方面面的意思它全沾上了。

  不過，在一般看客眼裡，它跟其他澳大利亞大城市一樣富足，而且可能還更勝一籌。它的中心購物區賣相好，人來客往不差於雪梨或墨爾本的同類區域，酒吧、飯店和咖啡館的忙碌與活力也能令任何店東不作他想。它存有大量的維多利亞式建築，擁有眾多的公園和秀麗的廣場，間或出現些小點綴——這裡一個裝飾性的燈柱，那裡一頭石頭的獅子——給了城市一點兒時髦，一點兒令人肅然起敬的莊嚴。這在雪梨和墨爾本往往都被拋棄了，取而代之的是摩天大樓耀眼的光。感覺上，這座城市像城市版紳士俱樂部——舒服、老派，堂皇得不張揚，到了下午三四點會散發淡淡的懶散氣兒，讓人聯想起另一個時代。

  我沿著彭寧頓花園漫步下山，那是個中央公園。漸漸地，我強烈地感到人流正向同一個方向移動——成千上萬的人在公園的露天體育場會合。我問兩個年輕人這是怎麼回事，便被告知在板球場有一場英格蘭對澳大利亞的板球比賽。

  「什麼——在阿德萊德這裡？今天？」我詫異地說。

  他想了想，有點摸不著頭腦了。「嗯，是吧，」他乾巴巴地回答，「除非三萬個人都犯了一個非常離譜的錯誤，你說呢？」他笑了一下，表明自己並非個性好鬥或有其他什麼毛病。他和他的同伴似乎是半途歇個腳要喝兩杯。

  「你知道還有剩餘票嗎？」我問道。

  「沒啦，夥計，賣光了。抱歉啊。」

  我點了點頭，目送他們走了。我發現這是澳大利亞人另一個非常英國式的特質——他們為非己之過道歉。

  我找到了北台地，沿著這條本城最氣派的大道前往專門展示自然和人類學歷史的莊嚴大廈——南澳博物館。我有興趣去看看它有沒有展出斯普里格蠕蟲化石。這種化石得名於礦業小英雄雷金納德·斯普里格。那是1946年，時任政府青年地質學家的斯普里格在伊迪卡拉山區勘察，這個山區在阿德萊德以北約三百英里的弗林德斯山地，寸草不生。在這裡，他居然找到了一個澳大利亞自然歷史上幾乎為數不多的非凡奇蹟。讀過前面的章節，你還記得荒漠中灰塵覆蓋的小村子裡不期發現迷失久遠的奇怪原始螞蟻巨響蟻的故事吧？那麼，斯普里格的發現恰恰也就在這大致區域之內，而且，一點兒都不遜色於前者哦。

  他在岩坡上費勁地向上攀爬數米，找到一片樹蔭和一塊可以舒舒服服倚著的石頭開始用午餐，他的特殊時刻就這麼來了。他坐著吃三明治，懶懶地伸出了一隻腳指頭，把一大片沙岩翻了個身。斯普里格並沒有留下談論這一事件的文字，不過我以為我們大可以想像他停下了大嚼——停了大半晌，嘴巴微開著——瞪著他剛剛翻過身的東西，然後慢慢地爬近一些，近距離地觀察。你知道吧，他剛剛發現的是人們原以為根本不存在的東西。

  從查爾斯·達爾文時代開始，科學家們被某個進化中的畸變困惑了近一個世紀——60億年前，紛繁程度難以置信的複雜生命形式在地球上突然出現(著名的寒武紀生命大爆發)，但為這一事件鋪路的早前較簡單的生命形式缺乏證據。斯普里格發現了遺失的一環，一片在脆弱的前寒武紀化石里游弋的岩石。實際上，他正望著可見生命的開端——之前從沒有人見過甚至都不曾期望見到它。這是地質有決定性意義的時刻。如果他坐在了別處——澳大利亞內陸驕陽炙烤的無垠大地的任何地方——這發現就沒了，那時候肯定不會有，而且可能再也不會有。

  你看，澳大利亞就是這個樣子。它多產有趣的東西，同時它地大物稀，自然環境險惡，若要有所發現，大致上說，就得靠時運兩濟了。

  遺憾的是，1946年的世界科學界幾乎沒有注意到來自澳大利亞的消息，《皇家南澳學會學報》倒是及時記錄了斯普里格的發現報告，那文章就這麼被怠慢了20年之後，它的重要性才得到普遍認可。不過沒關係啦，最後榮譽得歸其位：斯普里格因化石的定名而不朽，他揭開的那個世代被稱為伊迪卡拉紀，取自他曾經行走過的山嶺。

  哦喲，我經過的時候，博物館沒開門——我猜是放國慶假去了——於是，我一睹生命發端的願望就此破滅。我在陰涼的小街上一路逛去，卻發現一家舊書店開著，樂得拿它當個安慰獎。大概因為澳大利亞的新書總是很昂貴，這個國家就有了非常出色的舊書店。它們往往劃出一個很大的區域安置「澳大利亞史」，這些區域又從來都很驚艷，因為它們為你展示了澳大利亞人是非常非常自我陶醉的。這話可不是批評哦。如果世界不關注他們，那他們絕對要自己關注自己。我看這事兒公道得很。不過，在亂紛紛的雙面大書架中搜羅一遍，你準會發現最意想不到的奇書怪篇。我最先拿下來的一本名叫《我在這裡遇到太太：首都坎培拉第一游泳池的故事》。不遠處，敦敦實實一大本，題名為《團結：雪梨大學足球俱樂部史》，旁邊是《南澳大利亞州救護車隊史略》。類似題目的書成百上千——這些書關乎的主題，除了對他們感興趣的那一小部分人，不可能引起別人丁點兒的閱讀興趣。這些書的存在相當鼓舞人，但也讓人隱隱有些憂心。

  然而，在這些書中，你常常會發現些很有意義的驚喜。這一個就是啦!我拿下來一本衝浪者天堂的圖片史，封面上是著名的昆士蘭州海灘度假地，它抓住了我的眼球，因為我馬上就要向那裡進發。這本書講述的是度假地發展的故事，從20世紀20年代開始。那時它還是個破舊的海邊小村，沒名氣沒地位，但到了20世紀70年代，它一下子就儼然變成了南半球的邁阿密海灘。尤其打動我的是它發展中段的照片：那是20世紀40、50年代，那時候它在氣質上和樣貌上都跟科尼島或布萊克浦極為貼合。對一個陌生的地方充滿對故鄉的渴望挺怪吧，可我對衝浪者天堂和它那些天真的度假者就起了這樣的感情。我著迷地看了一頁又一頁，線條分明的黑白照片展現了正在嬉戲的快樂的人——他們成群結隊地沿著海岸大街漫步，在舞廳里跳著吉特巴，在海灘酒吧里對著飲品閒坐。我多羨慕他們那時髦華麗的打扮啊。我覺得自己可能屬於少數人，不過我幾乎願意付出一切去生活在那樣一個年代：可以穿上雙色的鞋子、紅色的襪子、鮮艷的棉襯衫——那襯衫的底花是重複的圖案，比如箱包商標啥的——還可以把肥肥的棕色長衫一直提到跟乳頭齊平的高度，頭上搭一頂氈帽，招惹得經過的人都要看我兩眼，心想：「型男啊!」

  不可思議的天真啊，那時候的世界就是這樣，如今是追也追不回了。你可以在每張照片上度假者輕鬆自信的步態和充溢著陽光的微笑中看到它。這些人是幸福的。我不是說他們高興，他們是幸福的。他們生活在一個幸運國家的好年景里，他們知道這一點。他們工作好、房子好、家庭好、前景好，住在喜氣洋洋、陽光普照的地方度假也很好。我不能一下子說澳大利亞人現在不幸福了——事實上，絕不是這樣——但他們的臉上再沒有這種幸福感了。我覺得大家都沒有了。

  在澳大利亞的舊書店，有一樣東西你找不太到，那就是很多20世紀50年代或更早版本的圖書，像是《麥田守望者》《永別了，武器》《動物莊園》《冷暖人間》《另一個國家》《美麗新世界》，還有許許多多的其他書。原因很簡單：它們都被禁了。巔峰時期，共有5000種圖書被禁止輸入這個國家。到20世紀50年代，這個數字減到兩三百，但其中依舊包括一些被禁得非常奇怪的書籍——比如《無痛分娩》，該書在描述嬰兒從何而來時用詞毫不含糊，就此被認為尺度大了，會讓澳大利亞人受不了。順便提一句，這只是一般書籍哦。這個總數裡不包括淫穢製品，那些當然是全部禁掉了。這不是簡單的你弄不到某些書而已。你甚至都搞不明白自己弄不到的是哪些書，因為禁書單本身也是一樁機密呢。

  有趣的是，正是阿德萊德終結了所有這一切。有那麼幾十年的工夫，它一直是澳大利亞城市中相對頑固保守的城市之一。這種指責可歸咎於一位名叫托馬斯·普萊福德的爵士，20世紀30年代到20世紀60年代，他前後連當了三十八年的南澳大利亞州州長。普萊福德是個狹隘的人，有一回發生了商品短缺，他還建議本州恐怕只得「向澳大利亞進口小麥了」。還有一次，他對阿德萊德大學的校長說，他看不出大學有任何用處。你完全可以想像，他並沒有很大地豐富南澳大利亞州知識界的活力。於是，1968年，該州選了一位年輕、有魅力的工黨州長東·鄧斯坦。幾乎眨眼間，阿德萊德和南澳大利亞州就開始變革，這座城市成為藝術家和知識分子的棲息之地。阿德萊德節大放異彩，成為本國頂尖文化盛事。澳大利亞其他地方仍舊遭禁的圖書——比如《波特諾的不滿》和《裸體午餐》——在阿德萊德可以自由買賣。裸泳海灘批准了，同性戀合法化了。在這令人頭暈目眩的十幾年來，阿德萊德是本國最嬉皮的城市，相當於南半球的舊金山。

  1979年，鄧斯坦的夫人過世，他突然退出政壇。阿德萊德失去了動力，開始緩緩地退入平庸無聞。藝術家和知識分子漂走了，就連鄧斯坦也搬去了維多利亞州。普萊福德治下的南澳大利亞州雖然落後，卻還算有趣，鄧斯坦治下有生氣而且喜氣；而今天阿德萊德的真正問題，我揣度，就是它沒有趣了。

  不過，要在夏日裡遛一遛，這地方還是不錯的。我在書店買了兩三本小書。一本硬面老書《澳大利亞悖論》，我買它不為其他，就是喜歡那封面，而且這兩塊錢的定價很吸引人啊。再就是晚近一些時候出版的《澳大利亞鱷魚襲人調查》，要比前一本差不多貴10倍，不過收錄了大量恐怖八卦，算得物有所值。然後，我出門，到城裡蔥翠宜人的公園裡好好走一走。

  阿德萊德中心城區自吹有公園近一千八百英畝，面積比坎培拉少點，不過遠大於大多數其他同等規模的城市。就像我們在澳大利亞經常見到的那樣，人們所致力的是在南半球營造出一種與不列顛同氣連枝的格調。人們第一次來到澳大利亞的時候，最渴望的莫過於尋到一幕英國的背景了。你看看這個國家早期的繪畫，很容易發現其風景描繪拙劣，極其缺乏澳大利亞的特徵。就連桉樹，看起來也不同尋常地繁茂，圓滾滾的，仿佛畫家強使它披上更英國的體貌。早期的移居者對澳大利亞很失望。他們痛苦地心念著英國的空氣、英國的風物。於是，他們建造城市的時候，一次又一次規劃出英國風格的公園，種上一排排的橡樹、柏樹、栗子樹和榆樹，讓人想起英國著名園藝師亨弗利·雷普或「能人」布朗營造的田園氣象。阿德萊德是最乾旱的大陸上最乾旱的國家裡最乾旱的城市，不過在它的公園裡徜徉，你根本覺察不到這一點。這裡仿佛永遠是英格蘭東南部潤澤的蘇塞克斯郡。

  可惜啊，在園藝圈裡，這種布局不時髦了。最初栽種的許多植物如今快要壽終正寢，公園的管理者制訂了計劃，打算清除入侵物種，重塑以歐洲人到來之前就在此處自然生長的那種澳洲紅桉樹和油桉叢為主導的河岸風貌。更糟的是，公園現在的樣子不是一般的好啊，都能算得上是世界上最好的那一撥了，要是不復存在，那才叫悲劇。如果你接受這種邏輯，認為它們的歐洲風格不妥當，那麼你顯然得毀掉阿德萊德所有的房子、街道、建築，還有歐洲人生養出來的人民。可惜啊，短視的世界裡往往都是這樣，沒人來諮詢我啊。

  然而，此時此刻，公園依舊可愛，我高高興興地走了進去。公園裡到處是一大家子一大家子來過國慶節的人，他們野餐，用網球打板球比賽。阿德萊德西部郊區有數英里的海灘很好，所以我很詫異，這麼多人竟然捨棄海岸進城來玩。這一天就此有了迷人的懷舊氣息。我在艾奧瓦的童年時光里，人們就是這麼打發7月4日[15]的——在公園裡，打球類比賽。奇怪但同樣又挺令人愉快的是，在這樣一個空間廣大的國家，人們會選擇湊在一起休閒。也許就是這種眾所周知的空曠，才使澳大利亞人成為這樣社會化的動物。實際上，公園裡的人太多了，常常弄不清哪場球賽對應的是哪堆看客，有時候甚至都辨不出哪個外場手打哪場球。球蹦到隔壁賽場是常有的事兒，一方就會連聲道歉，另一方喊一聲「別擔心」，球就擲回來了。這就是一場超大型的野餐會，雖然我只是走過路過，但也是其中的一分子，覺得異常高興。

  我大約用了三個小時逛完那些公園。板球場那裡常常傳來咆哮聲。顯然，板球這種運動，到場觀看要比在收音機里聽更緊張刺激。最後，我來到彭寧頓台大街，這裡有一排整潔的藍砂岩房子正好能俯瞰整個板球場，房前的草坪還有綠樹蔭蔽。一戶人家把客廳移到了草坪上。我知道這不太可能，但在記憶里，他們把所有東西都搬出來了——落地燈、咖啡桌、小地毯、雜誌籃、煤桶。他們絕對搬了沙發和電視，這會兒正看板球比賽哪。而電視的後面，越過開闊的公園，兩三百碼開外就是板球場，於是只要屏幕上發生了戲劇性的一幕，就會實時伴上後方體育場裡傳來的巨吼。

  「誰贏啦？」路過的時候，我問道。

  「該死的英國佬。」男主人一邊說一邊邀請我一同看比賽。

  我步履維艱地上山，經過氣勢逼人的龐然大物聖彼得大教堂。我把握大致方向，朝旅館走去，打算洗個澡、換身衣服，再出來尋喝酒吃飯的地方。出了公園的綠蔭，感受到酷熱的午後氣息，我腳痛得很，可發現自己徹底迷失在北阿德萊德住宅區的街道上了。這一區繁榮得素淨，不顯眼，沉浸在禮拜天的靜謐中。老房子一條街一條街地綿延，每一座都掩藏在玫瑰和雞蛋花叢里，每一小塊土地都花草繁盛，經過了精心的打理。

  終於，我走到了惠靈頓廣場。這地方開闊，對面聳立著一家外表古老、富麗堂皇的酒吧。我徑直走了過去，裡面清涼、快活，家具閃著微光，還有很多製作精良的木器——跟那些鄉村裡的樸實無華的酒吧真是一個天上一個地下。這個地方適合開雞尾酒會，適合討論理財投資。這裡忙忙碌碌，不過大部分客人是吃飯重於喝酒——或者至少吃飯喝酒兩不誤。差不多每張台子上，大家都全心全意地撲在牛排或面拖魚上，身子蹭著了盤子邊。一幅巨大的下拉式屏幕上播著板球比賽，聲音卻關掉了。我算是找到今晚的家了。我叫了一品脫庫珀斯扎啤，和這酒一起窩進一個恰好能鳥瞰廣場的位置。我坐著，老半天啥事兒都沒幹，連玻璃杯都沒碰一下，只細細體會著坐定的快樂。多麼享受啊，在一個遙遠的國家，有一杯啤酒，電視上放著板球，還有一屋子的人在安享繁榮時代的碩果。我真是幸福得不能再幸福了。

  過了一會兒，我想起在舊書店的收穫了，於是拿出來細看。我先看《澳大利亞悖論》，作者是英國記者珍妮·麥肯齊，她曾在1959年到1960年間留居澳大利亞一載，於是有了這書。我「咔啦」一聲把書翻開，饒有興致地看今天的澳大利亞較之四十年前有何區別。

  哦喲，真是世界大不同啊。麥肯齊女士筆下的澳大利亞繁榮無邊，全民就業，生機勃勃，樂觀沖天。1959年到1960年間，澳大利亞是地球上排位第三的富裕國家——我倒是從沒想到這一點——僅次於美國和加拿大。但特別有意思的是那時候物質富足的要素是多麼樸實無華啊。麥肯齊女士心懷仰慕到幾近驚嘆地記述道，20世紀50年代末，澳大利亞城市居民中四分之三有電冰箱，近二分之一有洗衣機(大部分農村沒有足夠的電量使用大型家電，這部分就不計算在內了)。她又說，這個國家裡幾乎每個家庭都有「至少一台收音機」——天哪——而且「大部分家庭有其他電器，諸如吸塵器、電熨斗和電熱水壺」。哦，有個電熱水壺都引以為傲啊，還有這種世道。

  我隨手翻書，看了一個多小時，被她描繪的那個年代的純樸迷住了。1960年，電視還是令人興奮的新鮮玩意兒(1956年，它才進入澳大利亞，最初只在雪梨和墨爾本才有)，彩色電視還是個遙遠的夢想。在墨爾本，星期天沒有報紙，電影院和酒吧依照法律關門歇業。珀斯還待在漫漫土路的另一端，此種狀態還要持續好多好多年。阿德萊德只有現在規模的一半，聲名赫赫的阿德萊德節也才新張不久。昆士蘭還很落後(即便它現在也不怎麼樣)。就算在最好的飯店裡，炸雞排和燉牛肉算異國風味菜餚，牡蠣搭配番茄醬上桌。對大多數人來說，「外國菜」始於罐頭裡倒出來的意面，也終於罐頭裡倒出來的意面。奶酪有兩種——「味沖的」和「好吃的」。超市仍是個振奮人心的嶄新概念。1959年，適齡上大學的孩子中有5%在大學裡——這一點也報導得滿懷景仰之情——比二十年前的1.56%上升了。在方方面面，澳大利亞都是個大不同的世界。

  讓我感慨的，不是今天的澳大利亞人生活好了多少，而是他們感覺糟糕了不少。局外人做的最怪的事情之一，就是看著澳大利亞人評價他們自己。他們批判自己異常猛烈。你在報紙、電視、廣播裡時不時就會遇到一種惱人的堅定信仰——無論澳大利亞有多好，其他地方一準更靈光。有關澳大利亞生活和歷史的書籍中有異常龐大的一部分取了晦澀悲觀的書名：《在野蠻人中》《吃掉未來的人》《遙遠的暴政》《倦了的棕色土地》《致命的衝擊》和《致命的海岸》。就算書名是個中性詞(積極向上就別想了)，也往往會得出些古怪得讓人瞠目的結論。《澳大利亞簡史》回顧了這個國家在過去兩百年裡的巨大成就，有思想，卻也中規中矩。在這本書里，作者傑弗里·布萊尼最後指出澳大利亞在聯邦之下結束了自己的第一個世紀，然後，冷不丁地，他下了這樣一個結論：

  「它是不是能再走過兩個世紀，這還不能肯定。在人類歷史的視域內，政治的疆界是沒有永恆二字的。」

  唉，是非常怪異吧？要是加拿大人、比利時人或南非人寫這幾句話，大家可能還好理解。可竟然是澳大利亞人這麼寫!哦喲，不用這樣吧。這個國家從來沒發生過嚴重的內亂，從來沒把一個異見分子投進過監獄，邊境上也從來沒一丁點兒的衝突跡象。澳大利亞相當於南半球的挪威。但是，這個國家還在世的最傑出的歷史學家卻說，它作為一個主權國家的延續是無從保證的。脫俗吧？

  澳大利亞在南半球一枝獨秀，如果說它還缺什麼，那就是前途。四十年來，他們兀自驚恐地眼看著一個個國家——瑞士、瑞典、日本、科威特和很多其他國家以及地區——在人均GDP排位表上都爬到上面去了。1996年，消息傳來，中國香港和新加坡也擠到了前面，報紙上的評論和分析文章由不得你不琢磨，亞洲軍團是否已經在達爾文附近搶灘登岸，成扇形陣勢在全國散開，一路播撒耐用消費品。其實那些國家或地區多數隻超前了一丁點兒，就這一丁點兒的超前還是相對匯率造成的，但這兩點他們可是不管的。如果考量諸如生活成本、教育水平、犯罪率等生活質量指針，澳大利亞就立刻跳回到非常靠前的位置，這一點他們也是不管的(澳大利亞在聯合國人類發展索引中排位第七，跟加拿大、瑞典和美國只差分毫，把德國、瑞士、奧地利、義大利和其他幾個高GDP的大經濟體甩出老遠哪)。我遊歷澳大利亞的這會兒，這個國家正經歷著前所未有的高速發展。它是經濟增長速度最快的發達國家之一，通貨膨脹蹤影全無，失業率多年停留在歷史最低水平。但根據澳大利亞科學院的研究，36%的澳大利亞人認為生活日益糟糕，僅有五分之一的人看到了越變越好的希望。

  沒錯，這些年按照人頭計算總收入，澳大利亞不再名列前茅。實際上，它排到了第二十一位。不過，我問你，這兩種生活你寧願要哪種？富裕程度排第三，但為有個電水壺和至少一台收音機就激動半天；或者富裕程度排第二十一，可只要所求不過分，你可以要啥有啥。

  另一方面，在這些其他國家裡，要你冒著被海灣鱷魚吃掉這種風險才能一去的，屈指可數。我生出這個念頭，是因為拿出了在舊書店買的第二本書——休·愛德華茲所著《澳大利亞鱷魚襲人事件》，全書洋洋灑灑兩百四十頁，通篇講這種又狡黠又不愛運動的動物恐怖血腥的攻擊案例。

  這種生活在鹹水里的鱷魚甚至可以嚇倒澳大利亞人。人們能鎮靜地拂去前臂上的蠍子，能無畏地對著一群潛伏的野狗發笑，可一見到飢腸轆轆的鱷魚就瑟瑟發抖。我還沒深入到愛德華茲先生筆下使人不寒而慄的編年記錄，就開始明白其中原委了。看看這個發生在澳大利亞西北部的故事吧，那發生在一天的午後。

  1987年3月，一艘遊艇載著五個人沿著金伯利海岸航行，然後繞道攝政王河到達帝王瀑布。這是一處人跡罕至的風景點，熱帶瀑布如詩如畫，直瀉在花崗岩的地表。他們停船登岸，或循瀑布攀岩而上或入水嬉戲。游泳的人中有一位是年輕的美國模特金潔·菲伊·梅多斯，她和另一位年輕姑娘站在瀑布下一處岩架上齊腰深的水裡。這時有人看見鱷魚冷冰冰、直勾勾的眼神和半露在水面的吻向她們移動。想想看吧，你站在那裡，背後是岩壁，陡峭濕滑無法攀爬，沒地方可退，而地球上最致命的動物正朝你而來——這種動物生就一副完美的殺手體格，兩億年來鮮有改變。簡而言之，你就要被來自恐龍時代的生物擊殺。

  其中一個女人脫下一隻塑料鞋，扔向鱷魚。鞋擊中它的頭部，彈了出去，它一驚，遲疑了一下。與此同時，梅多斯決定抓住機會破局。她扎進水中，企圖游二十五碼的距離到達安全處。她的朋友則留在原地不動。梅多斯划水有力，但鱷魚走了這條攔截線路追蹤而來。半程處，它咬住了她近腰的位置，把她拖到水下。

  據船長說，梅多斯在水下待了幾秒鐘後露出水面，「手伸在外面，一臉的驚駭……她直視著我……但一個字沒說」。然後，她又沉下去了，沒人再見過她。第二天就是她二十五歲的生日。

  這大概是最近二十五年來最著名的澳大利亞鱷魚襲人事件，因為其涉及一處知名景點、豪華遊船，美國來的罹難者又恰好年輕貌美。不過關鍵在這裡：其他事件還有很多——根據愛德華茲先生的說法，也許一百年有一百五十起之多——而且，梅多斯之死是非典型的，因為她看見它來了。對大多數人而言，鱷魚襲人來得完全措手不及。鱷魚殺人事件年表上的故事全是人們站在幾英尺深的水裡或坐在河岸上或在海灘溜達，突然水面分開，他們都來不及叫出聲音，一點兒沒的商量，就被拽走了慢慢吞掉。這才是恐怖之處啊。

  現在我來問問你。你在為這種事情提心弔膽的時候，中國香港人或新加坡人賺多少錢還干你屁事啊？我要說的，就是這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