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阿德萊德在坎培拉往西八百英里，大半路程在斯特爾特公路上。這是一條人們多半想不起來的孤寂公路。這條路因查爾斯·斯特爾特上尉而得名，他在1828年至1845年間對這個地區進行了一系列的探險。除了繪出墨累河平板無趣的水道及其支流之外，斯特爾特的主要出眾之處在於他是早期探險者中表明了自己確能勝任此項工作的第一位。比方說，他知道晚上要安置好馬匹。對於任何一個深入無人荒漠數百英里的人來說，這本事是個不言而喻的要求，然而在他之前，這卻是馬虎將就的事情。約翰·奧克斯利是稍早一次探險的領頭人，他就沒拴好馬匹，某天早上醒來，發現馬全跑了。他和他的隊伍基本靠著兩條腿，花了五天才驅攏它們。沒多久，馬兒又走散了。不過，奧克斯利還是為人所紀念的，在新南威爾斯州北部有一條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公路。在這個方面，澳大利亞人非常大方。

  斯特爾特公路從坎培拉以西約一百英里的沃加沃加附近起始，越過寬闊平坦的里弗賴納——這是灰褐色的綿羊之鄉，馬蘭比吉河不安分地扭來扭去的河道切碎了這片平原。它以三維的方式完美地展現了你在澳大利亞荒涼的中部地區身手可以怎樣敏捷。這一分鐘，我身處標緻的好風景中——圍場、草地、淺綠色山丘，一個個小鄉鎮星散著，彼此保持距離卻又准能與人方便；下一分鐘呢，我就孤身一人待在幾乎一無特點的茫茫蠻荒中了——藍色的蒼穹之下一圈棕褐色的土地，上下之間只偶爾杵著一棵桉樹罷了。我經過的這種聚居地根本算不得真正的社區，不過兩三間房和一個加油站而已，間或有個酒吧，可到了最後，連這些也沒有了。在文明的最後一個前哨納蘭德拉和下一個文明的第一個前哨巴爾蘭納德之間橫陳兩百英里的公路，沿途沒有一個小鎮或村莊。每過一小時左右，我就會經過一間孤零零的路邊店——加油站及其附設的咖啡吧，就是澳大利亞喜氣洋洋的俗話里稱之為「嚼了就吐」的那種小店——有時候也會出現一條土路，顛簸著伸向遠方看不見的養著綿羊的大牧場。除此之外，啥都沒了。

  仿佛要強調這種與世隔絕的處境似的，所有地方電台都開始棄我而去。信號一個接一個地變得微弱起來，澳大利亞電波中那些不可缺少的如煙嗓音——維克·達蒙、梅爾·托芒，還有下意識地哼唱著簡單小調以驅散靜默的法蘭克·辛納屈——消失了，仿佛被沉甸甸的重力拉回了曾經逃出的洞穴。最後，搜台器只發出不間斷的靜電噪聲，像貓那樣嘶嘶的，只在接近末端的地方有一個清晰點。我一開始以為它不過是個清晰的空白點，可接著，我聽見了座席上人們隱隱約約的紛擾聲，又停了好長一會兒，一個鎮定、有思想的聲音說道：

  「皮爾恰德從近擊球手的外場開始長途奔襲。他投球了……噢，他出局了!沒錯，他逮住他了。朗威利在中間的泥水地里用腿截球，被格拉頓逮個正著。哎呀，內維爾，你現在要怎麼辦？」

  

  「那一下子絕對可以寫進教科書，布魯斯。自從1948年巴登·鮑威爾在班加羅爾摘了朗阿恰噶班噶的處女卵巢[12]之後，我以為自己還沒見過可與之匹敵的外側中低速、快節奏投球哩。」

  我一不小心撞上了收音機里那個令人好滿足的超現實板球世界。

  經過幾年耐心鑽研(也就板球吧，其他也不可能)，我認定在這項運動中引入高爾夫球車不會一蹴而就這件事情，錯不在運動本身。英國人發明板球並非意在使其他人類運動看起來有趣味有活力，它僅僅是個無心插柳式的意外結果罷了。我並不想貶低這項體育運動，它為數百萬人所喜愛，其中一些人頭腦清醒、明辨是非，但它是個奇怪的運動。它是唯一包含了餐歇的運動，它是唯一跟某種昆蟲[13]同名的運動，它也是唯一觀眾要和選手燃燒等量卡路里的運動——如果他們稍稍多動一點，那消耗更大。除烘焙之外，它還是唯一你可以從頭到腳穿得一身白，到了晚上還能像早晨一樣一塵不染的競技活動。

  想想這樣形式的棒球吧：投手每扔完一次，就到接球手那裡拿上球，帶著它慢慢走到中外場；在那裡，他稍停一分鐘，讓自己鎮定一下，然後轉身，全速沖向投球區土墩，再把球擲向站在他前面的那個人的腳踝，而前面的那個人頭戴騎手帽，手著那種處理放射性元素的厚重手套，兩條腿上還各縛一張墊子。再想一想啊：如果這位擊球手擊球不佳，不足以令他振奮精神，拖著縛了墊子的雙腿搖搖擺擺走上四十英尺，他就不必跑了，也無須就此內疚；他可以整天站在那裡，按照規則，就這樣站著。如果發生了奇蹟，他受騙上當造成誤擊，導致被殺出局，所有的外場手高舉雙臂以示勝利，並相互擁抱。然後，就叫上茶了，大家高高興興退到遠處的休息處，為下一輪攻防養精蓄銳。想想吧，就這樣循環往復，到了比賽結束的時候，秋天已經躡手躡腳地來了，你從圖書館借的書也全都過期了。那就是板球了。

  不過一定得說，收音機里的板球有一種無與倫比的令人心曠神怡之感。跟收音機里的棒球的優點頗為相似——從容不迫的節奏，對深奧數據和歷史反思的熱衷，在真正行動的微小時刻則歡呼雀躍——但延續跨越許許多多個鐘點，術語繁複，敘述閒靜優雅，就連棒球都比不上。在收音機里聽板球，就像聽兩個人坐搖船，在魚不上鉤的日子裡停在寬闊平靜的湖面上；就像打了個小盹兒，卻不曾昏昏沉沉。不大明白狀況反而更好，在滿足和慵懶的隱秘世界裡，理解會成為分心的事情。

  「在這個愉快的夏日午後，在墨爾本板球場，迫擊炮這就要投球了，」其中一個解說員正在說，「我想知道他會在這裡冒個越位燒餅的險呢，還是來一記快速插入。迫擊炮這球投得非同尋常，他差不多都離地了，他在庫永的卡爾頓聯合啤酒廠的外面起跑。」

  「沒錯，克萊夫。我還沒見過誰這麼開始投球呢，這一直可以追溯到1957年在布里斯班進行的國家隊之間的第三場比賽，活塞的袖子鉤在了11路公共汽車的後視鏡上，那場比賽四天之後才在貢地溫地結束，因為在土烏姆巴交叉路口，更改過的時間表引起了可怕的混亂。」

  經過非常漫長的停頓，他們消化了這個思想，可能還踱出去辦了點小事情，然後又開始散漫地談論起英格蘭隊的防守問題。似乎尼斯登在內場(腸)表現出色，帕克特(色子)從前就是個帶球好手，可是就連這些可資標榜的表現跟年輕的雨果·吐溫——屁股在中(乳)區的突出表演擺在一起也會黯然失色。評論員波瀾不驚就達成一致，他們還沒見過誰被鉤住了還這麼神氣活現的。最後，迫擊炮在碎片街的鐵道線那兒找著了路——顯然步行橋因油漆而關閉了——回到了賽場，將球投向「草率」，「草率」機敏地把球擊向邊角。接下來的兩個多小時，這一套重複了四次，然後其中一位評論員宣布：「第二次餐歇，還有11,200個球，澳大利亞隊是962個兩分半，英格蘭隊得了4個零分。希望下雨啊。」

  我可能術語用得不夠準確，但我以為自己抓住了它的特點。比賽結果是澳大利亞隊重擊英格蘭隊，就像澳大利亞人通常做的那樣。實際上，普遍來說，澳大利亞能在大部分事情上打敗大多數國家。沒錯，更加運動的國家還沒出現哪。隨便舉一個能說明問題的例子，1996年亞特蘭大奧運會，澳大利亞作為世界上排名第52位的大國，帶回家的獎牌只遜於4個國家，它們全都大得多(指國家，不是指獎牌)。以人口考量，它的表現超出其他人一大段。澳大利亞每百萬人口能得到3.78塊獎牌，概率比表現居第二位的德國多出兩倍半，基本上達到了美國的五倍之多。而且，澳大利亞的得牌領域分散在14個體育項目上，可與之匹敵的國家只有一個——美國。澳大利亞人不擅長的體育項目基本上就不存在。你知道嗎？有40個澳大利亞人在美國打職業水準的棒球比賽，其中5人打職業棒球大聯盟——澳大利亞人甚至都不是「玩」棒球，至少一丁點兒都不投入。他們在世界的舞台上擺明態度就這副樣子，而且還玩他們自己的遊戲，所謂澳式橄欖球，沒啥規矩可言，一種非常大眾化的暴力活動形式。在這樣一個活潑好動的國家，居然還有人分流出來當觀眾，還真算個奇蹟。

  哎，板球的奧秘不在於澳大利亞人打得好，而是他們竟然打板球。我總認為這種運動對於自由得無所羈絆的澳大利亞氣質來說太過拘謹克制了。澳大利亞人更喜歡赤身露體的肌肉男互毆到雙方都鼻子出血。我絕對相信，如果他國他處一夜之間消失，板球的發展落進澳大利亞人的手裡，那不出一代人，選手都要改穿褲衩，用球板相互廝打了。

  實際上，這樣一來，這個運動也就會好玩許多了。

  向晚時分，選手休息用傍晚茶或第五次點心或諸如此類的時候——不論如何，此時場上的活動從稍動變作無動了——我在路邊店停車加油，喝點兒咖啡。我研究了地圖冊，決定在乾草鎮這個地方過夜，那是荒漠中稍稍偏離公路的一個不大不小的點兒，還有兩三小時的車程。由於它是兩百英里方圓內唯一的社區，這也就不是什麼特別艱難的決定了。然後，我百無聊賴，信手翻起黃頁，低調地尋找荒唐可笑的地名來解悶。澳大利亞可真不少荒唐的地名哩。如此這般，我也就能在這裡報告以下皆非杜撰地名：小哇、呸旺、布倫臀、灑干不干、砰啊奴嘸啊、哇呀、姆朗賓比、尤里阿馬特奧普、咯咯龍，還有令人獲得最大滿足感的奶頭響噹噹。

  付錢的時候，那人問我去哪裡。

  「乾草鎮(Hay)。」我回答，一個搞怪的念頭突然冒了出來，「我得趕快走呢。你知道為啥嗎？」

  他愣愣地看著我。

  「因為曬草要趁太陽好啊。」(make Hay while the sun shines.)

  那人的表情變都沒變。

  「曬草要趁太陽好。」我重複了一遍，稍稍變了變重音，用了更有慫恿意味的聲調。

  我花了好一陣子才明白過來，這愣愣的目光可能是亘古不變的。

  「哎呀，你別為這個擔心，」那人思忖之後說道，「天還要好幾個鐘頭才會暗呢。」

  越過渾濁的馬蘭比吉河上一座舊橋，離了斯特爾特公路，便到了乾草鎮，那是個炎熱多塵的小鎮，卻出人意料地可愛。在汽車旅館裡，我卸了行囊，本能地打開電視。出來的節目是板球，我坐在床尾，以不常有的專心看了一陣。不消說，場上的動態少之又少。一位穿白上衣的裁判在追一張被吹跑了的紙頭，幾個選手檢視著柱邊的地面，顯然在找什麼東西。我沒了想法，就在這時候實況解說員說英格蘭隊剛才丟了根門柱[14]，於是我猜就是這個了。過了半晌，外場一個瘦高個子年輕人突然甩開大步跑起來，他原先一直拿個球在褲腿上擦來擦去，仿佛打算咬上它一口似的。他終於把球擲向遠處的擊球手，那擊球手漫不經心地提起球板，離地一寸，把它背向自己擺好。這些動作又一絲不苟地重複了三回，解說員說道：「這樣452輪投球就此結束，就在我們要去午休之時，英格蘭隊把他們的總分提高到了17分。如果他們要想在第四次用點心之前趕上澳大利亞隊的話，那還有好多工作要做哪。」

  我出門轉悠，那炎熱的大陸板塊就是夏日的新南威爾斯內陸。這天真是熱得夠誇張。路邊樹上的每一片葉子都懨懨的，像耷拉在外的舌頭。我走了主幹道拉克倫街的這一邊又去走那一邊，然後進了野地去看日落——這件大事在鄉間總歸既祥和又金碧輝煌的——還希望著，還沒實現過呢，可以看見袋鼠生動活潑跳啊跳地進入畫面。如今在澳大利亞，袋鼠要比歐洲人到來之前更為常見，因為所有的農村改良措施——鼓勵拓植草場，增挖池塘等——不但讓牛羊得了好處，同樣也令袋鼠獲益。沒人知道這個國家有多少只袋鼠，但一般認為其數量超過1億隻，多得跟綿羊差不離了。但我在這裡能找一隻出來嗎？沒有啊。

  於是，我溜溜達達地回到鎮上，以自己慣常的那種優雅舒適的方式打發了傍晚的時光——在一間怪可憐的、幾乎沒有客人的酒吧里喝貯陳酒，在隔壁的飯店裡吃牛排加沙拉晚餐，又逛到鎮子的邊上去看月光下的袋鼠——還是未果。大約9點半我回到房間。我打開電視，真是服了，那場板球比賽居然還在進行中。為他們說句公道話吧，雖然所做不多，但他們投進了大把的時間啊。穿白上衣的那位還在追紙頭，儘管看不出來它還是不是原來的那一張。按解說員的說法，英格蘭又丟了3根門柱，似乎他們還真的心不在焉呢。照這速度，他們很快會沒了所有裝備，不得不收工了。關電視的時候，我認定，也許這就是他們所希望的吧。

  早上，我請自己吃了頓豐盛的早餐，為再開一整天的車振奮一下精神。當然啦，早餐是我們西方社會中最野蠻的事情了(如果你猶豫著要不要同意這個觀點，那我請你給我指明另一個場合——任何一個場合——你能高高興興風捲殘雲地吃掉一個胚胎的)，澳大利亞人似乎對此就有定論。這很大程度上可歸結到侍弄培根的高超技藝上。跟英國人消費的那種扭卷著的鞋舌或我們在美國吃的那種一成不變的、標準化了的脆條兒不同，澳大利亞的培根有一種粗糲、肉感、相當純粹的勁頭。它看起來仿佛是從掙扎著要逃開的豬身上剖下來的。每咬一口，你都幾乎能聽見那尖叫的聲音，妙極妙極。而且，他們的吐司也切得厚實。一句話，澳大利亞人對對付早餐這檔子事兒胸有成竹。

  於是乎，我煥發著膽固醇和心滿意足的洋洋喜氣，回到了無人陪伴的路上。過了乾草鎮，地貌更是難以置信的平坦、棕褐、荒蕪、單調。要表達澳大利亞那種標誌性的荒涼還真是不容易。它無疑是人煙最為稀少的國家或地區。在英國，平均人口密度是每平方英里632人；在美國，平均76人；世界範圍內總體來看，是117人。(有興趣的話，在紀錄保持者中國澳門那兒，這個數字是明顯擠得緊巴巴的每平方英里69,000人。)與此相對照，澳大利亞的平均數是每平方英里6個人。可就連這可憐的數字也有離譜的偏差，因為明擺著，澳大利亞人幾乎一水兒都住在沿海的那些個聚成一簇的點兒上，不去干擾這個國家的其他地方。實際上，澳大利亞城市人口比例為86%，基本與荷蘭相當，幾乎接近中國香港。跑到這一塊兒，如果你在這一平方英里方圓找出了六個人，那不是有家庭聚會，就是日本奧姆真理教來開密謀會了。

  我不時經過長達好幾英里的油桉叢——樹叢的濃密程度和高矮剛好屏蔽掉所有的風景——只有偶然，在開闊的平原，我能依稀發現右手邊的地平線上有一條低矮卻生動的綠色，我推測那是馬蘭比吉沿岸灌溉區的邊界。除此之外就再沒其他東西了。只有堅硬的土地，勉強維繫著一點點的乾草，孤零零的扎人刺槐或者彎腰折背的桉樹。

  這裡也不是一貫就這副樣子。儘管澳大利亞內陸從來沒真正鬱鬱蔥蔥過，但這片貧瘠的土地還是有許多地方曾經經歷過相對繁茂的日子，有時候持續幾年，偶然持續數十載，而且它還有天生的復原力，在乾旱之後迅速恢復生機。1859年，我現在所處位置稍南一點的維多利亞州溫奇爾西有個名叫托馬斯·奧斯丁的地主，他犯了大錯。他從英格蘭進口了24隻野兔，又為了打獵取樂把它們放進了灌木叢。兔子繁殖起來的那股勁頭可不是什麼新鮮事情。兩三年工夫，它們就占據了奧斯丁的整片產業，擴散到相鄰的地區去了。五千萬年的與世隔絕，使得澳大利亞沒有一種食肉動物或寄生蟲子還有能力辨識兔子，更別說吃掉它們了。於是兔子以驚人的速度繁殖著。

  總體上看，兔子的胃口實在是難以滿足的。到1880年，維多利亞州兩百萬英畝的土地就已經被啃得一乾二淨。很快，它們闖進南澳大利亞州和新南威爾斯州，以每年75英里的速度開疆拓土。兔子沒到的時候，我現在開過的鄉野大都生長著繁茂的荒漠灌木叢，它們長到大約7英尺的高度，一年的大部分時間都開著花兒。根據各種流傳的說法，這種灌木很漂亮，它的葉子對一點一點啃東西吃的動物來說是大有用處，但兔子像蝗蟲一樣落在了荒漠灌木上，把它們從頭至尾來個風捲殘雲——葉子、花、莖皮、主幹——直到啥都找不到了為止。兔子吃得太多，綿羊和其他牲畜被迫擴張它們的牧場、開發新的食物，更廣大的地區遭殃。綿羊的收益下降，農民竟然用增加存欄量的方法求得補償，更加劇了大規模的破壞。

  問題已經夠尖銳了，可是20世紀90年代，澳大利亞在經歷了四十年反常的萬物蔥蘢之後，突然遭遇了一場長達十數年的殘酷乾旱——記錄在冊的歷史中最嚴重的乾旱。土地龜裂，變為粉塵，表土——已經是世界上最薄的了——被吹走，再也補填不回了。這十年裡，大約有3500萬隻綿羊——占全國總數一半多吧——煙消雲散；1600萬隻綿羊僅在1902年，這無情的短短一年之內便湮滅了。

  與此同時，兔子繼續跳躍前進。到了科學終於找到解決方案的時候，距托馬斯·奧斯丁把24隻小兔子倒出口袋已經過了差不多一個世紀。調來對付兔子的武器是產自南非的一種神奇病毒，名字叫黏液瘤病毒。它對人類和其他動物沒有害處，對兔子卻有驚人的毀滅力，致死率達到99.9%。效果幾乎立竿見影，鄉間地頭到處是病入膏肓的兔子，抽搐著，跌跌撞撞的，再後來就是成百上千萬的小屍首。雖然1000隻兔子中僅有1隻倖存下來，但這一小撮活下來的對黏液瘤病毒自然免疫，它們又開始繁殖，並把這免疫的基因傳了下來。花了不少時日從頭再來，但直至今日，澳大利亞的兔子數目回到了3億，並在飛速攀升。

  無論如何，兔子對陸地景觀的傷害已經造成，有許多還是永久的、不可逆轉的。這樣，好玩的人也就有了可在自家遊廊里舉槍點射的玩意兒了。

  在澳大利亞，你突兀地一頭撞進荒涼，也倏忽一下就從荒涼里衝出來了。三四點鐘的時候，我開始穿越南澳大利亞州沒多久，便發覺自己進入了起伏的丘陵地帶，那裡滿山橘林。我大吃一驚，趕忙下車觀看。一邊一派貧瘠的荒涼——平原像攤開的粗麻布，只零星點綴著一叢叢的油桉。可就在我的面前，滿眼一直延展到地平線的，仿佛就是《聖經》中出現的希望之鄉——柑橘林、葡萄園、蔬菜地，深深淺淺蔥翠繁茂的樹林。我一路向前，果樹林漸漸少起來，葡萄園則越來越多，最後就只有葡萄園了，我這才意識到自己已經到達巴羅莎谷。這是澳大利亞一個相當惹人注目的可愛角落，植被茂盛的連綿丘陵，亦真亦幻地給予了它一種地中海的氛圍。

  當初定居於此的大多數是德裔農民，他們在這裡開始了澳大利亞的葡萄酒業。今天，澳大利亞人躋身地球上的葡萄酒達人之列，但這個進步也就是近幾年的事情。人們常說的一個故事是英國葡萄酒專家萊恩·埃文斯於20世紀50年代到澳大利亞，在鄉村旅館裡叫一杯葡萄酒的遭遇。旅館老闆眯著眼睛瞅了他好一會兒，問道：「那個什麼，是指某種酒精濃度嗎？」就算現在，巴羅莎谷出名的那些葡萄酒——霞多麗、赤霞珠和西拉——也都是新近的產品。進入20世紀80年代，政府付錢給種植戶拔掉西拉葡萄，改種又黏又甜的雷司令葡萄。我從來都想不明白為什麼來自更加繁榮的市場那一端的旅遊者這麼迷戀葡萄產區。可以想見，他們不會想去看成為利昂·比恩寬鬆長褲之前的棉花，也不會想去看從鱘魚身上掏魚子醬，但是給他們一幅葡萄藤蔓的背景，他們就想著自己找到天堂了。說歸說，巴羅莎谷有著驚人的魅力，特別是你在孤寂邊遠的斯特爾特公路上耗了兩三天之後。

  我在塔南達過夜，這是個旅遊設施不錯的漂亮小鎮，主要沿一條非常長的街道而建，樹木枝繁葉茂，嫵媚地掩映著街道。想著它也算個熱門旅遊地，又有日耳曼淵源，我還真擔心塔南達就此被主題化了呢，但除了一兩間飯館兒的招牌里有「豪斯」字樣，商店櫥窗里零散地提到德國香腸之外，萬幸這裡幾乎沒有要刨一刨祖產的架勢。這天正是全國性重要節日國慶節的前夜，塔南達紛紛擾擾，到處是到此小憩的人們。

  我花了些力氣，找到個房間，然後去主街遊蕩，算是飯前溜達一下。街上人多，都像我一樣，要打發在商店打烊與合宜開始喝酒的那一刻之間無所事事的光陰。我走在他們中間，回歸文明世界很是美滋滋——美就美在可以偷聽別人的談話，而且這談話里不再有什麼剪羊毛前用的浴羊藥液啦，性能不穩定的機器啦，新挖的井啦，或者開荒啦(還有茬子、坑兒、水泵和樹墩，我越想越來勁兒)。從這些談話中可以清楚地知道，我腳踏著「雅皮士之鄉」的土地。大多數人都忙著辨別商店櫥窗里的各種物什，它們看起來都像熟人的東西，這是中產階級的有趣消遣。不管我走在哪裡，都能聽到某人在說：「哦，看哪，莎拉有個跟這一模一樣的碗。」或者：「你媽曾有一套這個樣子的茶具。不知道那茶具現在怎樣了。你沒想到她把它給了薩曼莎吧，是不是？」一些夫妻把這遊戲玩得稍稍勁爆一點兒，要附加上一些議論，比如：「不，被你打破的那個要漂亮多了」和「哦喲，如果她真把它給了薩曼莎，我可要氣死了，實話說了吧，她答應給我的呀。你得跟她說說。」我猜，大老遠開車到這裡，很想來上一杯的都是這種人。要不呢，大概就是傻帽兒了。

  我喜歡塔南達，那天傍晚過得非常愉快，只不過真是什麼特別的或者說重大的事情都沒發生，所以我就給你講個小故事，那是一位名叫凱薩琳·維奇的可愛女子說給我聽的。

  凱薩琳·維奇是我在澳大利亞的老熟人，兩層意思哦，她是我在那裡的第一個好友，而且她的年紀差不多可以當我老媽。初遇她是在1992年墨爾本作家節上。我記不得當時情況了，好像是某次讀書會後吧，她走到我面前，直截了當地指出我某本書里的文字里犯下的某個錯誤——她有學究氣，看不得馬虎大意——要不然呢就是來教化我，因為我在問答環節貿然地評述了澳大利亞生活的某個方面。結果，我倆在自助餐廳喝了杯茶，次日我又坐有軌電車去她在聖基爾達的家裡吃午飯，見了她家的一干人等。她孩子多得好像自己都搞不清楚具體數目了，他們都大了，不在家裡住了，可那天下午，他們中的大部分人卻在不同的時點上了門，借個工具啦，查個留言啦，扎進冰箱搜羅吃的啦。我一直以來就渴望成長在這樣的家庭里啊——快樂，舒適，有點兒小亂，四處吵吵的，說的是「試試在樓梯頂上的櫥子裡找找」之類的事兒。我非常喜歡凱薩琳。她和善，風趣，有思想，而且率直。

  所以，我們成了好朋友——儘管這段友誼幾乎完全依靠通信維持。她從來沒有到過美國，如果我運氣好則每年去一次澳大利亞，還不是趟趟都會到墨爾本，但每年有三四回吧，她會給我寄來從一台老掉牙的打字機上敲出來的郵件。信長長的，東拉西扯，寫得很精彩。這些信大多一個小時讀不完。簡簡單單一頁紙，能涵蓋一大串主題——她在阿德萊德的童年，某些政客(實際上是大多數政客)的不足，為什麼澳大利亞人缺乏自信，她的孩子們在忙點啥。一般來說，她還會粘上墨爾本當地報紙《世紀報》的一沓剪報。有關澳大利亞的很多知識，我都是從她那裡學來的。

  我極愛這些信件。它們從那麼遙遠的地方來——僅僅拿到寄自澳大利亞的信封，對我而言，仍舊是件透著一絲奇妙勁兒的大事——所談的經歷，在她那兒是司空見慣的，在我這裡卻有著令人怦然心動的異國情調：坐有軌電車進城，12月遭遇熱浪，去皇家墨爾本理工大學參加講座，在當地的大商場大衛·瓊斯買窗簾。我沒法解釋清楚，只能這樣說吧，在不放棄現有生活的任意部分的前提下，我強烈地想要將所有這一切納入我的生活之中。於是，較之其他東西，正是通過她的信件，我愈發強化了自己對澳大利亞的那種固執型偏愛。

  她的信總是喜氣洋洋的，我收到的最後一封尤其陽光燦爛。她和丈夫約翰打算賣掉聖基爾達的房子，搬去墨爾本南面的摩寧頓半島，要到大海邊去過優雅舒適的退休生活，實現長久以來的夙願。她剛寄出這封信，就心臟病突發，去世了，這讓所有認識她的人都大為震驚。現在，我原本可以正在前往拜訪她的途中，可我只能講一講她告訴我的眾多故事中我最喜歡的一個了。

  20世紀50年代，凱薩琳的一位朋友和她的小家庭搬進了一所房子，房子旁邊有一塊空地。一天，建築隊來了，在空地上造房子。凱薩琳的朋友有個四歲的女兒，她很自然地對隔壁正在進行的建造活動產生了興趣。她在工地周邊晃來晃去，最後建築工人們都把她當作了幸運星。他們跟她聊天，給她一點小小的工作做，到了周末，送她一個小小的工資袋，裡面裝著一枚亮閃閃的新的半克朗硬幣。

  她帶著它回家，交給了媽媽，媽媽「哦喲喲」地讚不絕口，提議他們第二天早上去銀行把它存在她的帳戶上。他們來到銀行，出納員一樣很感動，問小姑娘是怎麼賺到自己的工資的。

  「這禮拜，我一直在造房子。」她驕傲地回答。

  「天啊!」出納員說，「那你下個禮拜還要造房子嗎？」

  「會的啦，只要我們弄到那些他媽的磚頭就行。」小女孩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