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我認為最初發覺自己喜歡上澳大利亞內陸，是在讀到辛普森沙漠——這片比一些歐洲國家還大的區域——1932年才按某個洗衣機製造商的姓氏定名的時候(具體來說，阿爾弗雷德·辛普森資助了一次空中勘察)。雖說澳大利亞這塊超過十萬平方英里的遼闊土地的名字具有令人欣喜的凡人特質，可它有名字的時間畢竟不到七十年呢。我有些近親，他們有名有姓的歷史都比這悠久哩。

  另一方面，這就是內陸——浩瀚，難以接近，大部分地域至今仍舊在地圖上罕有標註。即便烏魯魯，那個我們肯定聽說過又名烏魯魯的地方，除了守護它的原住民，直到幾百年前還沒人見過。甚至，要說明白內陸在哪裡都不太可能。對澳大利亞人來說，恍惚有點鄉下味道的就是「灌木叢林」，又在某個含糊不明的地點，「灌木叢林」成為「內陸」。繼續往前兩千英里左右，你又會遇到灌木，然後是個城市，再是大海。這就是澳大利亞。

  於是，在攝影師特雷弗·雷·哈特這個穿著短褲和褪色T恤的友善小伙陪同下，我打了輛計程車去雪梨中央車站。那是伊莉莎白大街上一座磚頭堆砌出來的雄偉建築，我們穿過昏暗莊嚴的大廳，找到了我們要乘坐的火車。

  沿著曲線形的月台，印度-太平洋線鐵路長三分之一英里，跟宣傳小冊子上的圖片分毫不差——線條明快，銀光閃閃，像一枚新的硬幣，強大的機器為長途的旅程蓄勢待發，低沉地嗡嗡響著，昭示著激動人心的探險近在眼前。全車十七節車廂，負責G車廂的列車員是個名叫特里的快樂小伙子，他在增添地方風味方面很花心思，在每句話里都添上一個既有澳大利亞特色又樂觀向上的短語。

  要來杯水嗎？

  「別擔心，夥計。我馬上就來。」(No worries, mate. I'll get right on 'er. )

  剛剛聽說老母親過世的消息？

  「不是沒準備。一切都會好起來的。」(Not a drama. She'll be apples. )

  

  他領我們到我們的鋪位，兩個單間面對面地安置在一條用護牆板隔出的窄弄里。這些小間小得讓人瞠目結舌——你若是彎下腰，一準會卡住。

  「就是這裡？」我帶著少許驚愕說，「整個都在這兒啦？」

  「別擔心，」特里滿臉堆笑，「地方有點兒緊湊，不過你會發現你要啥它有啥。」

  他說得沒錯。你可能要求生活空間中該有的每一樣都在那兒，只不過，它很緊湊，比一個標準衣櫃大不了多少。可它是工程學奇蹟。它包納了一張舒服的固定式座椅，一套可以隱藏起來的臉盆和抽水馬桶，一個迷你櫥櫃，頭頂上的架子剛好放進一隻非常小的旅行提箱，兩盞閱讀燈，兩條乾淨毛巾，還有一隻小方便袋。牆上是一張可以翻下來的窄床，只是翻下來的時候更像一具被急急忙忙藏起來的屍體跌了出來，我料想還有很多其他暈乎乎、正在左右試探的乘客跟我一樣吧。在我打開門發現那張床之前，我曾疑惑地看著大門反覆思量：「那後面會是個什麼東西呢？」打開門後，房間內的這許多物件就像彈簧一樣，出其不意地彈出來，非常有趣。開車前的半個鐘頭，我似乎都在忙著把彈在臉上的各式各樣的器件解救下來。

  終於，火車隆隆地開動了，我們莊嚴地滑行出雪梨中央車站。上路啦!

  到珀斯的旅程順利的話，差不多是三天時間。不過，我們得到指示，要在採礦古鎮布羅肯希爾下車，體驗一下內陸，領略一下風光。所以對特雷弗和我來說，鐵路旅行就分成了兩個部分：一個夜車到布羅肯希爾，再花兩天穿過納拉伯平原。火車輪滾滾，駛過似乎沒有窮盡的雪梨西郊——弗萊明頓、奧本、帕拉馬塔、東賽和漂亮的樂蒂山——然後在進入藍山的時候提起一點速度。房屋漸漸稀少，兩邊是坡兒陡峭的山谷，楓香樹林朦朦朧朧，樹木靜謐地吐納，給山帶上了它們那種與其名稱相符的氣息，向晚時分的這一長帶風景讓我們大飽眼福。

  我走出去，在火車上四處瞧瞧。我們所處的區域是頭等車廂，有五節臥鋪車，一節風格奢靡柔適得堪稱19世紀末妓院的餐車，還有一節車廂是摩登得可以的娛樂室。那裡配備帶軟墊的椅子，看上去不錯的小吧檯，還有從二十張專輯曲目中挑出的管樂沒心沒肺地低回著，我猜那集子該得名「你希望再不要聽到的歌」。我經過的時候，正在播放《劇院魅影》里一首哀怨的二重唱。

  頭等車廂後面是稍微便宜一點兒的假日車廂，跟我們那邊基本一樣，只不過用餐的區域是一節供應自助餐的車廂罷了，放置著光禿禿的塑料桌子(這些人顯然吃完飯還得自己抹乾淨桌子)。假日車廂後面的通道被一扇沒有窗戶的門阻斷了，門上了鎖。

  「後面是什麼？」我問自助餐車上的女服務員。

  「普客車廂。」她說著還神經質地打了個寒戰。

  「這扇門一直關著？」

  她嚴肅地點點頭：「一直關著。」

  普客車廂成了困擾我的東西。不過首先，是吃飯的時候了。廣播裡宣布第一批開飯的時間到了。我往回走過頭等車娛樂室時，艾索爾·摩曼正在高歌《輕歌曼舞好營生》。口沒遮攔地說，這女人可真叫胸大嗓門高哦。

  印度-太平洋鐵路有一種文雅莊重的氛圍，但實際上它1969年才興建，在鐵路體系中不過新生兒一個，那時候澳大利亞正在建造一條橫貫東西的標準化軌距新式鐵路。在那之前，由於各種各樣說不清道不明、但大概與地區之間彼此不信任和相互嫉妒有關的原因，澳大利亞的鐵路線採用了各不相同的軌距。新南威爾斯州的鐵軌相距四英尺八英寸半；維多利亞州選擇了寬一點的五英尺三英寸；昆士蘭州和西澳大利亞州經濟為上，把標準定在了三英尺六英寸(該寬度不大於遊樂園小火車的軌距，人們坐上去，兩條腿肯定會戳出車窗)；南澳大利亞州有創意，三種寬度統統都有。乘客和貨物來往東西海岸之間，行程中得換乘五次之多，真是個既愚蠢又麻煩的過程。終於，通情達理之舉被激發出來，修建了一條全新的鐵路。它是繼俄羅斯西伯利亞鐵路之後，世界上第二長的鐵路。

  我之所以知道這麼多，是因為吃飯時特雷弗和我對面坐著一對中年教師夫婦基斯和達夫妮，他們來自昆士蘭州北部農村，為人靜默寡言。對拿教師薪水的他們來說，這次旅行是件大事，基斯做過一番功課。他帶著一腔熱忱談著這列火車，這片風景，還有最近發生的林區大火——談論這一話題時，我們正經過利斯戈，此處在兩個月前，有數百英畝的灌木付之一炬，兩名消防員付出了生命——但當我問到原住民(有關土地改革的問題亦有很多新聞)的時候，他突然變得語焉不詳，局促不安。

  「這是個問題。」他說，瞪著自己的飯菜。

  「在我教書的那個學校，」達夫妮接過話頭，吞吞吐吐地說，「原住民家長們，唉，他們拿了救濟金，就去買酒喝，然後又到叢林裡流浪。老師呢，不得不餵孩子——你要知道，可是花他們自己口袋裡的錢。否則，孩子都吃不上飯。」

  「這是個問題。」基斯又說了一遍，仍舊盯著自己的飯菜。

  「但他們的確是親切和善的人——在他們不喝酒的時候。」

  話談到這份上就算是玩兒完了。

  飯後，特雷弗和我大膽地去了娛樂室。特雷弗到吧檯叫酒水，我則陷進安樂椅，看昏暗光線下的風景。這是個農墾區，隱約有些貧瘠的樣子。我不經意間注意到，背景音樂從「大受人愛的流行輕音樂」轉成了「老年療養院的歡聚時光」。我們到這裡的時候，正是《啤酒桶波爾卡》的尾聲，只輕捷地一轉，《Toot Toot Tootsie, Goodbye》便續上了。

  「音樂選得有趣。」我乾巴巴地對坐在對面的年輕夫婦說。

  「沒錯，妙極了!」他們異口同聲，帶著滿腔熱忱回答。

  我忍住想要尖叫的強烈欲望，絕望地轉向身邊的男子——那是個看上去有文化的長者，穿著套裝。這挺惹眼的，因為車上其他人都穿戴隨意。我們開始聊這聊那。他來自坎培拉，是個退休律師，去珀斯看兒子。他看上去是那種講道理有見識的人，所以我用信賴的口吻，向他提起了我與昆士蘭州學校教師夫婦那段令人費解的談話。

  「啊，原住民，」他一本正經地點著頭說，「一個大問題。」

  「我得到的就是這樣的印象。」

  「他們都要絞死，每個人都要。」

  我嚇了一跳，看著他，見到了一張怒不可遏的臉。

  「他們該死的，每個人。」他顫抖著下巴上的贅肉說完了這句話，就再沒說別的，直接走人了事。

  我考慮定要好好研究一番原住民問題。不過此時，我決定把談話限於簡單的問題上——天氣、景色、流行輕音樂——直到把情況了解得更清楚再說。

  與旅店房間比較，火車一個顯而易見的重要特點在於，你眼前的風景總是變幻不停。早晨醒來，我看到了一個新世界：紅土、低矮的植被、廣闊的天空，還有環抱周遭的地平線，僅有偶爾出現的一棵瘦骨嶙峋的桉樹打斷其延展的線條。我睡眼惺忪地從自己窄小的休憩處朝外看：一對袋鼠被火車驚了，蹦跳著躍開去。這是個令人興奮的時刻。我們現在絕對在澳大利亞大地上啦!

  八點剛過，我們到達布羅肯希爾，步下火車，眼睛眨巴不停。地面上垂著一團悶死人的熱氣——這熱氣就是你打開爐門查看烤火雞時襲來的那種。在月台上恭候我們的是索尼亞·斯圖賓，她是一個性情溫和的年輕女子，她在本地旅行社工作，被派來接站。她帶我們去取租賃的汽車，我們打算開車在內陸轉上一圈。

  「這兒熱到多少度？」我喘著大氣說。

  「喲，最高紀錄是四十八攝氏度。」

  我想了一分鐘。「那是一百一十八華氏度哦!」我說。

  她平靜地點點頭：「昨天四十二攝氏度。」

  我又簡單算了一番：一百零七華氏度。「那非常熱了。」

  她點頭：「太熱了。」

  布羅肯希爾是個積極向上、令人愉快的小地方——乾淨、齊整，欣欣向榮。但遺憾的是，這根本就不是我們想看的。我們想看不折不扣的內陸：一個男人勇敢、綿羊喪膽的地方。這兒有咖啡店和書店，旅行社為我們提供去峇里島和新加坡的誘人套餐。他們甚至還在城市的中心搞起了一場演出，表演科沃德[9]的戲劇。這根本就不是內陸。這是調高了溫度的漢普頓。

  事情的轉機出現在我們去萊恩·沃迪克租車行取四輪驅動車的時候。我們要駕車進入熱浪灼人的野外，進行為期兩天的短途旅行。車行老闆萊恩是個精瘦結實的老傢伙，精力充沛，為人友善，看上去仿佛生命中的每一天都在戶外應對艱難險阻。他跳到方向盤後面，給我們扼要地講了個大概，說得簡潔周到，就是人們以為自己正在跟理解能力強、技術過硬的聽者打交道時候的那種架勢。車內是各種儀錶盤、控制杆、旋鈕、測量表和觸發器，讓人眼花繚亂。

  「現在，假設你們陷在沙里了，需要加大右側差速器。」我漫不經心、時斷時續又隨意地聽著講解，萊恩正在說其中一種情況，「像這樣推這個把手，把混合動力總成系統的比率選擇在十二到二十七之間，提升兩側副翼，將兩個推力發動機都發動起來——而不僅僅是左手邊的那個，這很重要。不管你做什麼，看好測量表，汽缸壓力表讀數不要超過一百八十，否則整個都會炸掉，你們就杵在外頭了。」

  他跳了出去，遞給我們鑰匙。「後面有二十五升備用柴油。如果你們出問題，那也應該足夠用了。」他更仔細地把我們挨個看了一遍。「我再給你們一點柴油吧。」他決定。

  「你懂了沒有？」他走開後我輕聲問特雷弗。

  「沒超過『把鑰匙插進點火裝置』的地步。」

  我喊來萊恩：「如果我們杵那兒了或走丟了，會怎麼樣？」

  「喲，你們當然就死翹翹啦!」實際上他沒這麼說，不過我就是這麼想來著。我總是讀到一些報導在內陸迷路或陷入困境的人的文章。像探險家歐內斯特·賈爾斯，他沒水了，走了好多天，半死不活的時候才幸運地碰上一隻從媽媽育兒袋裡滾出來的小沙袋鼠。「我撲到它身上，」賈爾斯在他的回憶錄里講，「把它生吞活剝了——毛、皮、骨頭、腦袋——一樣不留。」而這還是一個比較美好的故事。相信我，你不會希望在內陸地區走失的。

  我開始感受到不祥之兆，戰慄起來——都沒有因索尼亞一聲欣喜的大叫而輕鬆起來。她看見我們腳邊有一隻蜘蛛，說：「嗨，看啊，一隻赤背蜘蛛!」要是你還不知道的話，那麼我告訴你，赤背蜘蛛就是八條腿的死神。就在特雷弗和我顫顫巍巍地想要鑽進對方懷裡躲避的時候，她把它抓起來，放在指尖上給我們看。

  「沒事兒，」她咯咯地笑著，「死蜘蛛啦。」

  我們小心謹慎地仔細看著她指尖上那個纖小的東西，亮閃閃的背上有汽車信號燈那樣的一點紅，呈沙漏的形狀。這么小的一個東西似乎不可能給人帶來即時的痛楚，可沒錯，如果讓赤背蜘蛛惡毒的上下頜來上那麼一小口，你就會在幾分鐘之內「狂亂抽搐，體液奔流，若沒有馬上實施醫療救治，可能死亡」。文獻上就是這麼說的。

  「野外可能見不到赤背蜘蛛，」索尼亞安慰我們，「蛇才更成問題哦。」

  這條消息引得四條眉毛都抬了起來，脫口而出：「說下去。」

  她點了點頭。「普通棕蛇、西部太攀蛇、西部奶酥蛇、黃背緊牙關蛇、東部摸戒指蛇、道奇蝰蛇……」我記不清她的原話了，可確實是一長串的名字。「不過別擔心，」她繼續說，「大多數蛇並不想傷害你。如果你在野外灌木叢里，一條蛇經過，只要停下來一動不動，讓它從你的鞋面上滑過去就行了。」

  我拿定主意，這是我得到的建議中最不會照之執行的一條。

  額外的柴油也裝上了，我們爬進車裡，排擋「嘎啦」一聲響，車子如同野馬一樣顛兩下，擋風玻璃刮水器無意間輕快地揮動起來敬了個禮，我們駛上了開闊的大路。我們得到指示開往梅寧迪，即此處往東一百一十公里，會有個名叫史蒂夫·加蘭的男人在那裡接我們。結果，開車去梅寧迪這件事有點虎頭蛇尾。這一帶熱得晃眼，異常險惡。我們心滿意足地第一次見識了畏來風[10]，只見一柱約有一百英尺高的塵土翻卷著掠過我們左側一望無垠的曠野，激動人心卻無妨無害。不過，我們經歷的冒險就這麼多。這條大路新近才整飭過，比較好走。特雷弗停下來拍照的時候，我數著有四輛車開過。這意味著如果我們的車拋錨的話，杵在原地的時間不會超過幾分鐘。

  梅寧迪是達令河上一座樸實無華的村莊：兩三條小街，兩邊建著被太陽曬得干硬的平房，一個加油站，兩間商店，伯克和威爾斯汽車旅館(店名來自兩位19世紀的探險家，他倆在無情的內陸不可避免地栽了大跟頭)，還有稍微有點名聲的梅登斯旅館。1860年，前面提到的伯克和威爾斯於此度過了文明世界裡的最後一晚，之後便向北在荒涼中遭遇了自己悲慘的天命。

  我們在汽車旅館見到了史蒂夫·加蘭。為了慶祝我們安全抵達並剛剛發現車子原來還有第五排擋，我們開車穿過馬路去了梅登斯旅館，加入到亂鬨鬨的喧鬧之中。在梅登斯長條形的吧檯邊，從頭到尾一溜坐滿了被太陽曬得皮粗肉糙的男人，一色的短褲、布滿汗漬的緊身無袖衫和寬檐的帽子。這就像一步踏進了保羅·霍根[11]的電影，甚至較之更有味道。

  「那麼，他們會從哪扇窗戶把人扔出去？」就座之後，我想特雷弗可能希望架起設備拍下向外攆人的一幕，便向和藹的史蒂夫打聽。

  「噢，這兒可不是那樣的哦，」他說，「內陸不像人們想像的那樣野蠻。這裡真的挺文明開化的。」他懷著真正的愛意環視四周，跟兩三個看上去髒兮兮的人相互打招呼。

  加蘭曾在雪梨當專業攝影師，後來他的伴侶麗莎·門克被任命為路那邊的京治加國家公園園長。他又找了個工作，做地區的「旅遊和發展」部門官員。他管轄著兩萬六千平方英里的土地，這片區域有英格蘭的一半大小，不過人口僅兩千五百人。他面臨的挑戰就是說服猶豫不決的本地人相信世界上有人準備花大錢來這個廣闊、乾燥、空曠、平淡無奇且熱得嚇人的地方度假。找到這樣的人則是他挑戰的另一部分。

  在似火驕陽和與世隔絕之間，內陸人並不總是具有與人交流的天賦。我們聽說有一位店主在被笑眯眯的雪梨來客問「哪兒的魚會吞餌上鉤」的時候，以懷疑的神情瞪著眼睛看了他好久，答道：「在他媽的河裡啦，夥計，你還想在哪兒啊？」

  我給加蘭講這個故事的時候，他只是咧了咧嘴，不過他承認要當地人看到旅遊業固有的可能性，確實偶爾會遇到責難。

  加蘭問我們開車過來感覺如何。

  我告訴他比原本的期待更加艱難一些。

  「等明天再看啦。」他說。

  他說得沒錯。早上，我們一行小車隊出發，史蒂夫和麗莎一輛車，特雷弗和我另一輛車。我們朝北邊二百五十公里之外的蛋白石老礦區白崖開去。出了梅寧迪半英里地，柏油路到了盡頭，路面變成硬土地，滿是凹坑、車轍和水泥一樣堅硬的棱，車子像開在鐵軌上，搖搖晃晃。

  我們一路顛簸了好幾個小時，車後騰起大團紅塵，穿過炎熱又寂寥透頂的地區，駛過山丘的平頂。那兒散綴著低矮的濱藜和穗狀的三齒稃，古怪的產松脂的灌木和沒精打采的桉樹。路邊四處躺著袋鼠的屍骨，間或可見曬乾了的巨蜥蜴，它們長相難看，身形龐大。鬼才知道生物是怎麼在這片充斥著熱浪和貧瘠的土地中存活的。這裡還有十五年沒見過水的溪床。

  澳大利亞壓倒一切的空寂，這一大塊土地惱人的貧瘠，讓紮根這個國家的歐洲人花了很長時間才得以適應。最早的探險者中有幾位總相信自己會遇到浩大的水系，甚至是內海，所以帶上了船隻備用。托馬斯·米奇爾是19世紀30年代探索新南威爾斯州西部和維多利亞州北部的一名軍人，他拽著兩條木划艇走過三千英里貧瘠的低矮叢林地，沒把它們弄濕過一次，可到頭來還是拒絕承認它們無甚用處。「雖然，最近船隻及其運輸車輛拖了我們很大的後腿，」他在第三次考察之後用輕描淡寫的筆調寫道，「我還是非常不願意捨棄對一個探險團隊來說如此有用的附加裝備。」

  閱讀有關早期探險的記述，最初的那些探險者顯然經常表現出荒唐可笑的茫然。1802年，在某次早期探險之旅中，弗朗西斯·巴拉利耶中尉將八十二點五華氏度[12]描述為「令人窒息」的溫度。我們通情達理，能夠相信那是因為他剛剛到達這個國家的緣故。等到他的手下花了好幾天時間逮袋鼠但均空手而回時，他才幡然醒悟：如果自己先脫掉紅燦燦的外衣，就可能更有成效地追捕這種動物。他們在七周之內只走了一百三十英里，平均每天行進約一點五英里。

  探險一次接著一次，領軍人物似乎總拗著那麼一股勁兒，無法理性地為自己安排給養，幾近滑稽。1817年，地區測量主任約翰·奧克斯利領導了一次五個月的考察，勘測拉克倫河和麥夸里河，卻只帶了一百發子彈——一支槍一天打一發都不夠——而且基本沒帶任何備用的馬掌和釘子。早期探險者的這種無能對原住民來說是件有著持久吸引力的事情，他們常跑來觀看。「我們亂糟糟的樣子成為他們嘲笑取樂的源泉，取之不盡，用之不竭。」某位記錄人鬱悶地寫道。

  1860年，伯克和威爾斯又大大咧咧地重蹈覆轍。他們顯然是澳大利亞最出名的探險者，對跖地劉易斯和克拉克[13]式的人物，這多少有點兒稀奇，因為他倆的遠征基本上沒什麼成就，花了很多錢，到頭來還是以悲劇收場。

  他們的任務很直截了當：從南海岸的墨爾本出發，尋找直通遙遠北方的卡奔塔利亞灣的路徑。那時候，墨爾本比雪梨大得多，是英帝國最為重要的城市之一，同時也是最與世隔絕的城市之一。從墨爾本往倫敦傳遞消息並得到回音，要花去四個月的光景，有時候時間更長。19世紀50年代，維多利亞州自然科學院決定發起一次遠征，找尋路徑穿越「可怖的空白」——這是對內陸有點詩意的叫法——並憑此建立一條電報線路，先把澳大利亞和東印度連接起來，然後再通向世界。

  他們選擇的領導人是個愛爾蘭警察，名叫羅伯特·歐哈拉·伯克，他從未見過真正的內陸，甚至在有人居住的區域都會迷路的本事還挺出名，對探險和科學也一無所知。勘測員則是一位年輕的英國醫生，名叫威廉·約翰·威爾斯，他有資格擔當該項任務的原因，似乎主要是因為他擁有受人尊敬的出身背景和樂意到外面走一遭的願望。即便如此，他們還有一個大大的加分項——兩人都是美男子。

  儘管到了這個時代，遠征內陸已經不算什麼新鮮事，但這一次卻讓大眾浮想聯翩。1860年8月19日，北部探險大遠征開始的時候，上萬個人排著隊離開墨爾本。這隊人馬浩蕩難馭，從清晨折騰到下午四點，隊伍才剛剛走起來。在物品當中，伯克認為遠征中需要的是一面中國銅鑼，一隻文具櫃，一張配有相稱凳子的沉重的木頭桌子和給牲口擦洗梳毛的工具。用歷史學家格倫·麥克拉倫的話說，這些工具「質量好到足以把他的馬兒和駱駝整飭得可以去參加農業協會舉辦的展示比賽」。

  這批人幾乎馬上就開始有了口角。沒過幾天，就有六人退出隊伍，在前往梅寧迪的沿途中一路丟他們覺得自己不再需要的給養，其中包括一千五百磅(讓我重複一遍，一千五百磅!)的糖。他們幾乎每件事情都做錯了。他們不聽建議，定的出行時間不妥，得在炎炎夏日完成大部分最艱難的行程。

  帶著這麼沉重的負擔，他們花了差不多兩個月才走完四百英里久經車馬踩踏的小道，到達梅寧迪——在正常情況下，從墨爾本寄出的信件兩周就到了。在梅寧迪，他們享受梅登斯旅館裡簡約的舒適生活，休養馬匹，重整給養，於10月19日出發，走進那片他們覺得可怖得超乎想像的空白之中——這是外部世界的人們最後一次見到活著的伯克和威爾斯。

  在荒漠中有所進展都是艱難而緩慢的。到了12月，他們到達一個叫作庫珀溪的地方——此地不過剛剛越過昆士蘭州邊界，他們只行進了區區四百英里。伯克惱羞成怒，決定帶三個人——威爾斯、查爾斯·格雷和約翰·金——突擊沖向海灣。他盤算輕裝上陣的話能在兩個月之內來回。他留下四個人維護大本營，關照他們在原地等待三個月，以防他們有所拖延。

  這一次旅程比他們料想的艱難許多。白天，溫度通常上升到超過一百四十華氏度[14]。他們花了兩個月而不是一個月的時間才穿過內陸，最終抵達目的地時也頗為掃興：沿著海岸有一帶紅樹林擋住去路，他們到不了甚至都看不見大海，但他們仍舊成功地完成了首次大陸穿越。不幸的是，他們已經消耗了了三分之二的糧秣。

  結局是他們在回程途中沒有了吃的，幾乎餓死。一天，隊伍當中最身強體壯的查爾斯·格雷跌倒在地死掉了，這讓他們驚恐萬分。剩下的三個人衣衫襤褸，神志昏亂，繼續跋涉。最後，在1861年4月21日的傍晚時分，他們蹣跚著進入大本營，發現之前留下的四個人在等待了四個月之後正好於當日離去。一棵澳洲膠樹上刻著消息：

  挖掘

  西北3英尺處

  1861年4月21日

  他們挖了，找到一丁點兒日需口糧還有一條信息，告訴他們已然清楚明了的痛苦事實——大本營的人馬已經放棄留守並悄然離去。他們孤獨淒涼，筋疲力盡，吃了點東西，睡覺去了。早上，他們寫了個消息說明自己安全返回，並仔仔細細地把它埋進密匣——事實上，他們太細緻了，使得某位留守大本營的人員那天回到營地看最後一眼的時候，根本沒發現他們曾經挖出密匣並再次離開的一絲跡象。如果他知道了，他就會發現他們就在不遠處，正步履維艱地走在岩石嶙峋的大地上，無望地希冀自己能夠到達一百五十英里之外的警察哨所。那地方的名字叫作無望山。

  伯克和威爾斯死在了荒漠裡，那裡距無望山還很遙遠。金被原住民所救，他們照顧了他兩個月，直到他被搜尋小組解救。

  同時，在墨爾本，大家還在等待英雄隊伍的凱旋，所以探險隊慘敗的消息猶如晴天霹靂。「整隊探險人馬煙消雲散，」墨爾本報紙《世紀報》以坦率的驚詫口吻報導說，「一些人死了，一些人正在歸途，一個人已經來到墨爾本，而另一個動身去了阿德萊德……照這樣來看，整個遠征從頭到尾是一場耗時長久的錯誤」。

  最終的帳單計算出來，整個事情的花銷，包括搜索伯克和威爾斯屍首的費用在內，差不多六萬英鎊，比斯坦利[15]在非洲取得更多成就所用花費還多。

  即便到了現在，澳大利亞大部分地區的荒涼狀況仍舊觸目驚心。我們經過的區域按官方的說法只不過是「半荒漠」，不過已經是我平生僅見的荒蕪之地了。每隔二十或二十五公里就會出現一條土路和一個孤零零的郵箱，表明這是一處看不見蹤影的牧羊場或放牛場。有一回，一輛輕型卡車以玩命的速度顛簸蹦跳著飛馳而過，向我們拋撒車上裝載的砂礫，還弄得我們沾了一身紅土跑了半英里。不過，除此之外，另外一樣活潑的東西就只有在用木排鋪的路上無休無止狂亂晃動的車軸了。下午三四點我們到達白崖的時候，我們感覺自己仿佛在水泥攪拌機里待了一天。

  今天，人們是無論如何也不會相信萬里無雲天空下的白崖——這一小塊的聚居地——曾經是個繁榮市鎮，有近四千五百人口，一座醫院，一份報紙，一家圖書館以及一個包羅了綜合商店、旅館、飯店、妓院和賭場的繁華中心區。今天的白崖中心區有一家酒吧，一個自助洗衣店，一家蛋白石商店和一個販賣雜貨、供應咖啡的加油站，常住人口大約為八十人。他們在這由燥熱和塵土組成的百無聊賴的世界裡生息。如果你正在尋找具有堅忍精神的人去火星殖民，那請一定要來這個地方。

  由於炎熱，鎮上大多數房屋都藏在兩座被曬得發白的小山的山坡里——這山也就是本鎮得名的由來。這些住宅之中最張狂的要數深挖洞的地下汽車旅館了，它已經成為吸引那些相對較少的遊客冒險深入此地的主要理由。它是一座深深嵌入史密斯山山側岩石的綜合性建築，有二十六個房間。在這建築的岩石地道網裡漫步，仿佛走進一部早期的詹姆斯·邦德電影——就是在這樣的地下工事裡，SMERSH間諜組織[16]忠實的部下正在準備藉助巨型磁鐵用融化南極洲或劫持白宮的手段上台統治世界。掘地三尺的好處在你走進去的一剎那就明了了——這裡的溫度常年維持在六十七華氏度[17]。房間非常好，除了四壁和天花板像洞穴且無窗之外，一切相當正常。照明關掉的時候，世界只剩下黑暗和靜默。

  我不知道你得花多少錢才能說服我在白崖落地生根——我尋思得有小几千萬億吧——但是那天傍晚，當我們和老闆利昂·霍恩一起坐在汽車旅館高高在上的花園露台上，一邊喝著啤酒一邊看傍晚躡著手腳降臨的時候，我發現自己討要的費用有很大的談判餘地。我正要開口問利昂——他是個土生土長的城裡人，而且我猜，他也喜歡城市生活——是什麼讓他和他那位可人的妻子瑪吉留在了這個偏僻荒涼的邊遠之地，即便去一趟超市都要在車轍遍地、塵土飛揚的高速路上來回花上六個小時，可我還沒說話就發生了一樁不凡之事。袋鼠跳躍著進入前方那一片空闊土地中，別有風姿地啃吃著草葉，太陽一縱身墜到了地平線上，像縛在鋼絲上降下來的舞台道具——就在我們面前，西方高遠的天空鋪陳開萬紫千紅：光亮的粉，深沉的紫，純正猩紅張揚的旗幟。一切景物都展現為你無法想像的比例大小，因為在我們與地平線之間這可見的四十英里荒漠中沒有一絲干擾之物。我認為，這是我見過的最最明艷奪目的日落。

  「我三十年前到這裡給牧羊場修建水庫，」利昂說，仿佛料到了我心存的疑惑，「一點兒都沒想過要待下來，但這地方不知怎麼就抓住你不放了。比如，我發現我很難放棄這些日落。」

  正在我點頭稱是的時候，他起身接電話去了。

  「以前甚至還要美好，曾經啊，很久以前咯，」麗莎說，「都是過度放牧的惡果啊。」

  「這兒嗎？還是四處都是？」

  「四處都是——嗯，差不多吧。19世紀90年代曾有過一次真正厲害的乾旱。他們說大地從沒真正緩過勁來，可能再也緩不過來了。」

  後來，史蒂夫、特雷弗和我走下山，去本地的白崖旅館，小鎮的吸引力變得更加顯而易見了。白崖是我到過的酒吧中不錯的一家。不是說外表，因為澳大利亞鄉間的酒吧差不多總是樸素無華、講究實用的地方，有著鋪油地氈的地面、多層膠合材料的桌椅台面和玻璃門的冷櫃，但那其中的氣氛是歡愉的。這很大程度上歸功於店主格雷厄姆·韋林斯，他是一個精力充沛的男人，握起手來堅實有力，梳著那種受女戲迷歡迎的男明星的髮型，而且有本事讓你覺得他在這裡落戶就是希望某天有你這樣的人物會偶然到訪。

  我問他是什麼把他帶到了白崖。「我曾經是個遊走四方的剪羊毛人，」他說，「1959年我到這裡剪羊毛，就再也沒離開過。那時候，這裡可比現在偏遠許多，花了我們八個鐘頭才從布羅肯希爾到這兒，當時的路就有那麼糟糕哦。現在三個鐘頭就夠了。我們闖進來喝杯涼啤酒喘口氣，當然啦，那時候還沒有冷櫃。啤酒就是室溫，而室溫呢，是一百一十華氏度[18]。當然也沒有空調，根本沒有電，除非你有自己的發電機。」

  「那麼白崖什麼時候才通上電的？」

  他想了一下：「1993年。」

  我以為自己聽錯了：「什麼時候？」

  「也就大概五年以前。現在，我們也有電視了，」他突然滿腔熱情地添了一句，「兩年前有的。」

  他抓過一隻遙控器，把它對準掛在牆上的電視機。電視機預熱、啟動，他把他們有的三個頻道開了一遍，每開一個台他就轉向我們，臉上的表情分明示意要我們大吃一驚地表達出艷羨之意。我曾經到過人們仍舊坐馬車、用叉子攏乾草的國家，曾經到過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不夠在假日酒店住一個周末的國家，但還沒有在哪個地方被人示意需要對電視機表達一下驚嘆之情。

  他關掉電視，把遙控器放回架子，仿佛那是一件珍貴的聖物。

  「沒錯，那時可是另一個世界啊。」他若有所思地說。

  我心想，現在還是恍如隔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