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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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本以為我只會離開西貢一個星期，但事實上，將近三個星期後，我才回來。首先，離開發艷這個地方，竟然比進入時還要困難。南定與河內之間的道路已被切斷，又不可能只為一個記者安排一次航運，更何況這記者本來就不應該出現在那裡。後來，等我到達河內時，記者們也都飛了過來，聽取最近這次勝利的簡報，而送他們回去的飛機也沒給我留位置。派爾在到達的那個早上便離開了發艷：他已經完成了他的任務——跟我談談關於鳳的事情，他沒有理由留在這裡了。五點半時，迫擊炮停止轟炸，他還在睡覺，我去餐廳里喝了一杯咖啡，吃了幾塊餅乾，等我回來時，發現他已經走了。我以為他是出去散步了——既然能從南定一路撐船划過來，那麼也就不必替他擔心那幾個狙擊手了；他對自己會給別人帶來的痛苦和危險完全沒有預想，而他對自己可能遭受的痛苦與危險也是一樣毫無準備。有一次——但那是幾個月後的事情——我失控了，將他雙腳猛推進去，我的意思是將他推入痛苦之中，我至今還記得他是怎樣轉過身來，困惑地看著那隻弄髒的皮鞋，說道：「見公使之前，我得把鞋子清理乾淨。」那時我就知道，他已經學會了約克·哈丁的那套措辭。不過就他的為人而言，還是頗為真誠的：這不過是巧合，一切犧牲均由他人付出代價，直到最後的那個晚上，他倒在通往達科的橋下。

  我回到西貢之後，才知道派爾是怎樣離開的，當我下樓喝咖啡時，他說服了一個年輕的海軍軍官，將他帶上一艘登陸艇里；登陸艇完成巡視工作之後，讓他悄悄在南定上了岸。他運氣不錯，跟著沙眼治療團隊回到了河內，二十四小時後，那條道路便被正式切斷。當我抵達河內的時候，他已經去了南方，臨走之前，他在記者營的酒吧間侍者那裡給我留了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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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愛的托馬斯，」他寫道，「我沒辦法告訴你，那天晚上你是多麼出色。可以告訴你的是，當我走進那間屋子去找你時，我的心情非常緊張。（當他撐著船，長時間沿河航行的時候，心情又如何呢？）沒人能冷靜地處理這樣的事情。你真的很了不起，我向你袒露心聲之後，也不覺得像之前那樣慚愧了。（難道只有他自己的感受才最重要嗎？我生氣地想著，但我知道他並不是故意這樣的。對他而言，他只要不覺得慚愧，那麼整件事情立刻也就愉快了一些——我會愉快，鳳會愉快，整個世界也會愉快一些，還包括那位經濟專員和美國公使。派爾不慚愧了，春天也就在印度支那降臨了。）我在這裡等了你二十四個小時，但如果我今天不走，就不能在一星期之內趕回西貢來。而我真正的工作卻是在南方。我已經告訴沙眼治療團隊的成員了，讓他們去拜訪你——你會喜歡他們的。這些小伙子都很棒，他們在做的工作與成年人無異。我會趕在你之前回到西貢，不必擔心。我向你保證，在你回來之前，我不會去見鳳。在日後的任何方面，我都不想讓你感到不公平。你誠摯的，奧爾登。」

  又是那種想當然的假設，認為「日後」我會失去鳳。他是在美元匯率基礎上建立起來的自信嗎？過去我們也經常說起英鎊的價值。現在，我們要談一場美元的戀愛了嗎？一場美元的戀愛，當然包括結婚、生子和母親節，儘管後來可能也包括里諾或者維京群島[25]或者其他什麼他們現在去離婚的地方。一場美元的戀愛有著美好的願景，一顆清白的良心，那麼其他人就都見鬼去吧。但我的愛情沒有願景：未來擺在那裡。所有能做的，不過是讓未來不那麼難堪，當它來臨時，讓它溫和地幻滅，在這方面，鴉片也有一定作用。但我從未預見到，我不得不告訴鳳的第一個幻滅的未來，竟然是派爾的死訊。

  沒有什麼更好的事情可做，我便去參加了記者招待會。毫無疑問，格蘭傑也在那裡。一個年輕、英俊的法軍上校主持會場。他用法語發言，旁邊的初級軍官替他翻譯出來。法國記者們像足球隊員一樣坐成一排。我發現我很難集中精力聆聽上校的發言：我精神恍惚，一直在想著鳳，以及那個揮之不去的念頭——如果派爾是對的，我真的失去了鳳：那我該何去何從？

  翻譯說：「上校告訴大家，敵軍吃了一場大敗仗——損失了幾乎一個營的兵力。殘餘的部隊正乘著簡易木筏渡過紅河逃竄。我們的空軍一直在追擊他們。」上校用他的手撫過他那優雅的金髮，揮動著他的指示棒，在牆上的長地圖下來回踱步。一位美國記者問：「法軍的損失如何？」

  上校非常清楚這句話的意義——記者招待會這種場合里，經常會提出這樣的問題。但他停下來，舉起指示棒，像一位很受歡迎的教師那樣和藹地笑著，直到翻譯把這句話說完，他才作出模稜兩可的回應。

  「上校說，我們損失並不嚴重。確切的數字現在還不知道。」

  這樣的回答往往會引發一系列的麻煩。你會認為，或早或晚，上校會想出一套說辭來應對這些執拗的「學生」，否則「校長」便會指定一位更有能力的職工來維持秩序了。

  「上校說的是真的？」格蘭傑說道，「他有時間去清點敵人的死亡人數，而不去算算他自己的？」

  上校頗具耐心地又編出一套迴避的說辭，他心裡很清楚，若是有人繼續追問的話，那麼這套說辭就又不成立了。那些法國記者只是沉默地坐在那裡，神情憂鬱。如果美國記者逼得上校坦白了些什麼，他們就會一把抓住，但他們不會主動引誘自己的同胞。

  「上校說敵軍被我們趕跑了。在火線後方是可以清點死亡人數的，但目前戰鬥還在進行，你不能指望讓正在前進的法軍部隊統計具體的傷亡數字。」

  「並不是我們指望，」格蘭傑說，「而是參謀部到底知不知道。你是在認真地告訴我們說，各排不會及時通過對講機報告傷亡情況，是嗎？」

  上校開始按捺不住自己的脾氣了。我想，如果他一開始便攤牌，堅定地告訴我們，他知道傷亡人數但不想說，那麼情況或許會好一些。畢竟這是他們的戰爭，不是我們的。上帝沒有賦予我們必須了解到真實信息的權利。我們不用跟巴黎的左派議員們爭鬥，也不必在紅河與黑水河之間同胡志明的軍隊戰鬥。我們並沒有人為此死亡。

  上校忽然間脫口而出地說道，法軍的傷亡人數比例是一比三，說完便背過身去，怒氣沖沖地瞪著地圖。這些死去的人是他的戰士，他的同僚，是他在聖西爾軍校的同窗——跟格蘭傑預測的數字並不相符。格蘭傑說著：「現在咱們總算搞清楚大致情況了。」一面朝著他的同行望去，露出痴呆一般的勝利表情。那些法國記者低著頭，沮喪地記下這個數字。

  「這個比例可要高於朝鮮戰場。」我假裝不了解地說道，不過我卻給了格蘭傑一條新的線索。

  「問問上校，」他說，「法軍接下來準備怎麼辦？他說敵軍正渡過黑水河逃竄……」

  「紅河。」翻譯糾正他說。

  「我們不在乎這條河是什麼顏色的。只是想知道，法軍現在準備怎麼辦。」

  「敵軍正在逃竄。」

  「他們到達河對岸時，會發生什麼情況？那時你們準備怎麼辦？你們是不是打算在河邊一坐，然後就宣布戰爭結束了？」法國軍官懷著陰鬱的耐心聆聽著格蘭傑的咄咄逼人的聲音。現在的戰士們，還得學會忍氣吞聲。「你們準備給他們投些聖誕賀卡嗎？」

  上尉一字一句地翻譯這段話，甚至連「聖誕賀卡」這種詞也翻譯出來了。上校對我們冷笑，「不投聖誕賀卡。」他說。

  我想是上校的年輕與英俊惹惱了格蘭傑。這個上校不是一個——至少不是格蘭傑以為的那樣——有男子漢氣概的男人。他說：「你們總不會投些別的什麼東西吧。」

  上校忽然說起英語來，並且還很流利。他說：「如果美國人承諾的供給物資到位的話，我們就有更多可投的東西了。」儘管他的舉止文雅，但頭腦還是太簡單了。他居然相信一個新聞記者會去關心祖國榮譽，而枉顧新聞採訪。格蘭傑尖銳地指出（他的記性相當好，能記住每一個日期）：「你的意思是，應該在九月初就抵達的供給物資，現在還都沒運到嗎？」

  「沒有。」

  這下格蘭傑可得到他想要的新聞了，他立即動筆記下來。

  「很抱歉，」上校說，「這一點不能在報上發表，只能作為背景來參考。」

  「但是上校，」格蘭傑抗議道，「這可是新聞。在這方面，我們能間接地幫上忙。」

  「不，還是讓外交官們去交涉吧。」

  「發在報上的話，又有什麼弊端呢？」

  法國記者一臉困惑：他們幾乎不懂英語。上校又沒有按照規定的那樣講法語，他們只好氣憤地相互低聲抱怨。

  「或利或弊，我不作判斷，」上校說，「也許美國的報紙們會說，『噢，法國人一直在抱怨，一直在乞討。』那些在巴黎的共產黨人又會發出譴責，『法國人正在替美國人流血，而美國卻連一架二手直升機也不給派過來。』無論怎樣，都不妥當。到頭來，我們還是得不到直升機，而敵人還在那裡，距離河內不過五十英里。」

  「至少我們可以在報紙上登，你們急需直升機，可以嗎？」

  「可以這麼寫，」上校說，「六個月前，我們有三架直升機，現在我們只有一架。一架而已。」他又重複一遍，語氣驚詫又痛苦。「你可以說，如果有人在戰鬥時負傷，不是重傷，只是受了傷而已，那麼他大概會覺得自己是必死無疑了。躺在擔架上十二小時，或許二十四小時之後，才會被抬上救護車，然後在前方等著他的，是糟糕的路況，就地拋錨，或者遭遇一次伏擊，最後死於壞疽。倒不如當時就直接被打死，那樣還好過一些。」法國記者們都向前探著身體，竭力想弄明白上校的話的意思。「你們可以把這些都寫上。」他說，在他那漂亮的身形映襯之下，其怨恨情緒顯得更為強烈。「翻譯給他們聽。」他命令道，說完便走了出去，撇下那位上尉來完成那項極為生疏的任務：將英語翻譯成法語。

  「戳到他的痛處了。」格蘭傑得意地說，然後他便跑去酒吧的角落裡去寫電報了。我的電報也沒花很久就寫好了——反正我在發艷的那些經歷，也沒有必要去寫，那些新聞審查官肯定通不過的。如果故事足夠好的話，我可以飛到香港去，在那裡寫好並發出去，但是真有什麼新聞值得去冒被驅逐的風險嗎？我很懷疑。被驅逐可是一輩子的事情，那意味著派爾會取得勝利，但是等我回到我住的旅館，在信箱裡等著我的，恰是他的勝利，也是我的結局——一封恭喜我升遷的賀電。但丁從沒想過以這種方式懲罰他詩篇里受譴責的情人們。保羅也從未這樣被提拔進入「煉獄」[26]。

  我上樓回到我空蕩蕩的房間裡，冷水龍頭正在滴著水（河內是沒有熱水供應的），我坐在床邊，頭上的那頂蚊帳像是一大團烏雲。我要去擔任國際新聞部的新編輯，每天下午三點半上班，在倫敦黑衣修士站附近那座陰沉的維多利亞時期的建築里，電梯口還掛著一幅索爾茲伯里爵爺[27]的畫像。他們從西貢送來了這個好消息，我不知道這個事情是不是已經傳到鳳的耳朵里了。我當不成記者了，以後我得發表意見，作為擁有這個空洞特權的回報就是：我跟派爾競爭的最後一絲希望也被剝奪了。對付這個幼稚的傢伙，我有足夠的經驗，在兩性的遊戲之間，年紀也是一張好牌，跟青春一樣，但現在，我連有限的十二個月的未來都無法提供，而前途才是真正的王牌。我很羨慕那些心懷家鄉又隨時準備赴死的軍官。我想大哭一場，但我的淚腺早已乾涸，就像這裡的熱水管。噢，讓別人回家去吧——我只要我在卡提拿街上的那間小屋。

  入夜後的河內氣溫驟降，燈光也不及西貢那樣明亮，倒是跟這裡女性所穿的深色衣服和戰爭的氣氛很搭。我沿著甘貝塔街走去和平酒吧——我不太願意去大都會酒店跟那些法國高級軍官，以及他們的老婆和女人們一起喝酒。在我快走到酒吧時，我聽見遙遠的炮聲從和平府那個方向傳過來。白天時，那裡淹沒在交通噪聲里，但現在一切都很安靜，只能聽見車鈴的叮噹聲，那是三輪車夫在招攬生意。佩特里坐在老地方。他長了一個古怪的長腦袋，那隻腦袋擱在肩膀上的樣子，活像一隻鴨梨擺在碟子裡。他是名警察，娶了一個美貌的東京女子為妻，這間酒吧就是他妻子開的。他這個人也不怎麼戀家。作為科西嘉人，他對馬賽情有獨鍾，但比起馬賽的話，他更願意天天在甘貝塔街的人行道旁閒坐。我在想，他是不是已經知道我那封電報的內容了。

  「玩一把「四二一」？」他問道。

  「幹嗎不呢？」

  我們開始扔骰子，我覺得對我而言，重新開始另一種生活——遠離甘貝塔街與卡提拿街，喝不到味美嘉喜雞尾酒，聽不到這熟悉的骰子聲，瞧不見在地平線上像時針一般轉動著的炮火——那幾乎是不可能的。

  我說：「我要回去了。」

  「回西貢嗎？」佩特里一邊問著，一邊扔出個四二一點來。

  「不。英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