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1

  從這座灰色高樓的十三層的窗戶向外望去，卡瑟爾可以看見大學上方的那顆紅星。這景觀中存在著某種美，正如在任何一座城市的夜空里一樣。只是白天的景致很單調。他們對他講得很清楚，他能住上這套公寓是萬分幸運的，尤其是伊萬總愛對他指出這一點。伊萬在布拉格的機場迎接了他，並陪他到伊爾庫茨克附近某個名字很難發音的地方匯報了情況。公寓包括兩間房間、廚房以及個人淋浴間，本屬於另一個同志，他就在快要完成裝修之前死了。按規定空房間只能有取暖器——其他一切甚至包括抽水馬桶都要自己買。那可不容易，得花費大量時間和精力。卡瑟爾有時很想知道那位同志是否就是為這個死的，為採購而疲於奔命：綠色的柳條扶手椅，像木板一樣硬的棕色沙發，也沒有墊子，桌子的色澤如同被澆了一層肉汁。電視機為最新出產的黑白型號，是政府贈送的。他們第一次參觀這公寓時伊萬已向他仔細解釋了。他那口氣像在暗示他個人對這份饋贈是否值得表示懷疑。在卡瑟爾看來，伊萬跟在倫敦時一樣不討人喜歡。或許他怨恨自己被召回，並遷怒於卡瑟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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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寓裡最值錢的物件似乎是電話。話機上蒙著灰，且沒有連線，但不管怎樣還象徵著價值。會有一天，也許快了，它將投入使用。他會用這個和薩拉通話——聽到她的聲音對他而言意味著一切，無論他們得為那些聽者上演一出怎樣的喜劇，而且肯定會有聽者。聽到她的聲音會使這漫長的等待好受些。有一次，他向伊萬提了這事。他注意到伊萬喜歡到室外說話，哪怕在最寒冷的天裡。伊萬的工作還包括帶他參觀這座城市，於是他藉此機會在那宏大的GUM國營百貨商店外面走了走（在那裡他感覺簡直像回家了一樣，因為它使他想起了曾看過的水晶宮的照片）。他問：「你覺得有可能將我的電話線接上嗎？」他們去GUM給卡瑟爾找一件毛領大衣——氣溫是二十三華氏度。

  「我會去問問，」伊萬說，「不過眼下我估計他們還是要把你藏著。」

  「這個過程很長嗎？」

  「貝拉米當時就是這樣，但你的情況沒那麼重要。我們從你這兒得不到多少宣傳效用。」

  「貝拉米是誰？」

  「你應該記得貝拉米的。英國議會裡的一位重量級人物。在西柏林。那都是些幌子，是嗎，就像美國的『和平隊』？」

  卡瑟爾犯不著去否認——這不關他的事。

  「哦對的，我想起來了。」事發時他正處於極度焦急之中，正在馬普托等待薩拉的消息，他也記不得貝拉米叛變的詳情。為什麼會有人從英國議會叛變，這樣的變節讓什麼人得益或受損？他問：「他還活著嗎？」似乎已是很久之前的事了。

  「為什麼不活著？」

  「他在做什麼呢？」

  「他由我們的感激養活著。」伊萬又補充說，「你也一樣。哦，我們還為他杜撰了一份工作。他是我們出版部門的顧問。他在郊區還有一座『達恰』[4]。比他在祖國拿養老金的日子好過。我估計他們對你的待遇也一樣。」

  「在鄉下的『達恰』里讀書？」

  「是的。」

  「我們這種人多嗎——我的意思是由你們的感激養活的？」

  「我知道的至少有六個。包括克雷科斯尚克和貝茨——你會記起他們的——他們都來自你的那個部門。我估計你會在阿格拉維撞見他們，那是我們這裡的喬治風格餐館——他們說那兒的酒很不錯——我是吃不起的——你還會在莫斯科大劇院看見他們，等到他們不用受掩護了。」

  他們走過列寧圖書館——「你在那兒也能找到他們。」他又不無怨恨地加了一句，「在那裡讀英文報紙。」

  伊萬給他找了一個健碩敦實的中年婦女做日雜工，同時也幫他學點俄語。她給房間裡的每樣東西都標出了俄語名稱，並用一根粗鈍的手指一樣樣點著，還特別挑剔他的發音。她儘管要比卡瑟爾小好幾歲，但像對孩子似的待他，說話時帶著勸告性的嚴厲，而當他被訓練得有起色了，其口氣又軟化成母親般的慈愛。當伊萬有事脫不開身時她就將訓練課程的內容擴大，帶他去中央市場買菜，去坐地鐵。（她在字條上記數字，向他解釋食品價格和乘車費用。）過了段時間他開始給他看她家人的照片——她丈夫，一個穿制服的年輕人，是在公園裡照的，腦袋後面是用紙板做的克里姆林宮的輪廓。他的制服穿戴得並不整齊（看得出他還沒習慣），他充滿柔情地沖相機笑著——也許她正站在攝影師身旁。他是在史達林格勒犧牲的，她告訴他。作為回報他拿出了薩拉和薩姆的相片，他沒有向霍利迪先生坦白藏在鞋子裡的這點秘密。她對他們是黑皮膚表示了吃驚，之後的一段時間她對他還疏遠些——並非她因失落而感到震驚，而是他打破了她的秩序感。在這一點上她很像他母親。過了幾天一切又恢復了原樣，但就在這為數不多的幾天裡他感受到雙重的流放，而他對薩拉的思念也就格外強烈。

  現在他已來莫斯科兩個星期了，他用伊萬給的錢為公寓添了幾樣東西。他甚至還找到了莎士比亞劇本的英語教學版，兩本狄更斯的小說——《霧都孤兒》和《艱難時世》，以及《湯姆·瓊斯》和《魯濱孫漂流記》。側街上的雪已齊腳踝深，他越來越不想跟伊萬去觀光，連跟安娜（她名叫安娜）出去進行學習性的遊玩也沒了興致。到了晚上他就熱一些湯，蜷坐於取暖器旁邊，守著肘邊覆滿灰塵、沒有連接的電話機，讀著《魯濱孫漂流記》。有時候他仿佛能聽見魯濱孫自己在說話，像是錄在磁帶上的：「我把我的際遇寫下來，並非為了傳給我的後人，因為我可能不會有後代，而是為了把日日困擾我精神的思緒釋放出來。」

  魯濱孫將他境遇中的慰藉和痛苦歸為「善」的和「惡」的，在「惡」的標題下他寫道：「我根本沒有可以晤談的靈魂，或解救我自己的靈魂。」在與之相對的「善」下他記下了「那麼多必要的東西」，那是他從船的殘骸上弄到的，「不是可以滿足我需求的物品，就是使我能夠在有生之年自給自足的東西。」嗯，他有了綠色柳條扶手椅，肉湯色的桌子，硬邦邦的沙發，還有正給著他熱力的取暖器。如果薩拉在的話這些就足夠了——她以前能適應糟糕得多的條件，他還記得約翰內斯堡窮人區那些外形可疑但沒有種族隔離禁令的旅館及其陰暗的房間，他們有時只好到那裡去幽會、做愛。他特別記得一間沒有任何家具的屋子，而他們在地板上也自得其樂。第二天當伊萬又假惺惺地提到「感激」時，他勃然發作道：「你們管這個也叫感激。」

  「不是很多人自己過日子時都能擁有屬於自己的廚房和淋浴間的……還有兩間房間呢。」

  「我並不是抱怨這個。但他們向我保證過不會只讓我一人在這兒。他們答應過我的妻子和孩子隨後就到。」

  他強烈的怒火也使伊萬不能再心安理得了。伊萬說：「這需要時間。」

  「我連份工作也沒有，靠施捨過活，這就是你們該死的社會主義？」

  「安靜，安靜。」伊萬說，「再等一段時間，等他們不用掩護你之後……」

  卡瑟爾幾乎要動手揍伊萬了，他看得出伊萬也明白這一點。伊萬咕噥著什麼，沿著水泥樓梯退了回去。

  2

  或許有麥克風將這場爭吵傳遞給了上一級部門，還是伊萬做了匯報？卡瑟爾不可能知道，但不管怎樣他的怒氣奏效了。對他的掩護可以撤除了，而且他後來還意識到，連伊萬也不見了。就像當時伊萬被調離倫敦一樣，因為他們認為伊萬的脾性不適於掌控卡瑟爾，於是現在他就再出來露一次面——還算比較收斂的一次——然後便永遠銷聲匿跡了。也許他們有一個控制組，就像在倫敦時他們有秘書組一樣，伊萬退回到了組裡。這個行業里不大可能會有人遭解僱的，以免機密泄露。

  伊萬的謝幕演出是在一幢樓里充當譯員，樓房離盧比揚卡監獄不遠，同卡瑟爾走路經過時他曾自豪地向卡瑟爾指點過。早上卡瑟爾問他們去哪兒，他避實就虛地答道：「他們已決定分派你工作了。」

  他們等待的屋子裡排列著裝幀簡陋的書。卡瑟爾能讀出其中有史達林、列寧、馬克思的俄文版著作——他很高興地想到自己開始能認得印刷體的字了。一張大書桌上放著一本豪華牛皮封面的吸墨水紙，還有一尊騎士銅像，既大又沉，不像是用來作鎮紙的——可能就是裝飾品。書桌之後的門裡出來一個上了歲數的矮胖男人，留著蓬亂的灰發和被香菸熏得焦黃的老式八字鬍。他身後跟著一位穿著得體、手捧卷宗的年輕人。他好比教堂里的助手，正侍奉著一位他所信賴的祭司，而那位老者儘管唇須濃密，和善的笑容以及伸出的似要祝福的手裡卻不乏某種祭司的氣度。他們三人之間交換了許多談話——問題及回答，然後伊萬開始了翻譯。他說：「這位同志想讓你知道你的工作得到了高度評價。他要你明白，正是你工作的這種重要性使我們認識到在高層次上亟待解決的問題。正因為如此，這兩個星期你都處於被隔絕的狀態。這位同志急切地請你不要誤解為那是對你缺乏信任。我們希望能在恰當的時候向西方媒體披露你在這兒。」

  卡瑟爾說：「現在他們肯定已經知道了。我還能在哪兒呢？」伊萬翻譯過去，那老者做了回答，而年輕的助手聞聲微笑起來，同時目光低垂。

  「這位同志說了，『心裡有數不等於公開發布』。只有當你正式現身於此時新聞機構才能發布。審查制度會監控的。我們很快會安排一場記者招待會，然後我們會讓你知道該對記者說什麼。也許我們會事先演練一下。」

  「告訴這位同志，」卡瑟爾說，「我想掙得我在這裡的居留權。」

  「這位同志說你已經掙得多次了。」

  「既然這樣，我期望他能履行他們在倫敦許下的諾言。」

  「是什麼？」

  「我被告知，我的妻子和兒子會隨我來這裡。告訴他，伊萬，我孤獨極了。告訴他，我想使用我的電話。我想給妻子打電話，僅此而已，不是英國使館或什麼記者。如果不用掩護我了，就讓我和她通話吧。」

  這一回合的翻譯花費了很長時間。他明白翻譯總是比原文要長，但這次長得超過限度了。甚至連那助手似乎也插了一兩句。那位重要的同志幾乎懶得說話——他仍面目慈祥得像個主教。

  伊萬最終轉向卡瑟爾。他臉上掛著其他人看不到的慍怒。他說：「他們殷切希望你能與負責非洲內容的出版部門進行合作。」他朝那位助手的方向點點頭，後者堆出一個鼓勵的微笑，那笑容像和他的上司出自同一個石膏模子。「這位同志說他很想請你做他們關於非洲文學的首席顧問。他說非洲小說家非常多，他們想擇其最有價值的予以引進翻譯，當然最好的小說家（由你挑選）將受到『作家協會』的邀請訪問我們。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職位，他們很樂意提供給你。」

  那老者向那幾排書架揮了揮手，似乎在邀請史達林、列寧和馬克思——對了，還有恩格斯——來歡迎他將挑出的小說家們。

  卡瑟爾說：「他們沒有回答我。我想要我的妻子和兒子來陪我。他們允諾的。鮑里斯允諾的。」

  伊萬說：「我不想翻譯你說的。所有那些事都歸另一部門管。把事情弄混淆是嚴重的錯誤。他們給你提供……」

  「告訴他們，在我跟妻子通話之前我不想討論任何事情。」

  伊萬聳聳肩膀，說了起來。這回翻譯並不比原文長多少——一句生硬、惱怒的話。而老同志的評論占據了大部分時間，如同一本編輯得過了頭的書的腳註。為了顯示毅然決然，卡瑟爾轉過身看著窗外街道邊水泥牆之間的一條窄溝，他看不到埋在雪裡的牆頭，雪水流進溝里，仿佛出自一隻碩大的、取之不竭的水桶。這不是他童年記憶中的與雪球、童話及雪橇比賽聯繫在一起的雪。這是無情的、無邊的、無赦的雪，讓人想起世界末日的雪。

  伊萬氣急敗壞地說：「現在我們走。」

  「他們說什麼了？」

  「我不懂他們幹嗎要這樣對你。我知道你從倫敦給我們搞來了什麼破爛貨。走。」那老同志伸出一隻恭敬的手；年輕人則顯得有些不安。室外，被雪埋沒的街道是如此沉寂，卡瑟爾竟躊躇著要不要將其打破。兩個人快步走著，如同兩個秘密的敵手，準備找一個合適的地點來個最後的了結。終於卡瑟爾對這種不確定性忍無可忍了，說道：「呃，談話的結果是什麼？」

  伊萬說：「他們說我對你處置不當。他們把我從倫敦調回來也這樣說。『多學點心理學啊，同志，多學點心理學。』我要是像你這樣的叛徒，日子會過得好得多。」幸運之神將他們送進了一輛計程車，一坐進去他便投入了受了傷的沉默之中。（卡瑟爾已經注意到在計程車里人們是絕不開口說話的。）在公寓的門口伊萬勉強透露了卡瑟爾想要的情況。

  「哦，那份工作將會給你留著。你什麼也不用怕。那位同志對你深表同情。他會對其他人談關於你的電話和妻子的事情。他懇求你——懇求，這是他的原話——稍微再耐心一點。他說你很快會得到消息。他理解——理解，你聽清了——你的焦慮。我一點兒都不明白。我的心理學顯然很糟糕。」

  他撇下卡瑟爾獨自站在入口處，大踏步地走進雪地里，並永遠地消失在了卡瑟爾的視線中。

  3

  第二天晚上，當卡瑟爾挨著取暖器讀《魯濱孫漂流記》時，有人敲他的房門（電鈴是壞的）。多年養成的不信任感使他在開門前不由自主地喊道：「哪一位？」

  「我名叫貝拉米。」一個尖銳的嗓音答道，卡瑟爾打開了門。一個身材矮小、皮膚灰白的男子，穿灰色毛皮大衣，戴灰色羔皮帽，神情羞澀而膽怯地走進來。他就像在舞劇中扮演一隻老鼠的喜劇演員，期待著小朋友們的掌聲。他說：「我住得很近，所以我想該鼓起勇氣來登門拜訪。」他看了看卡瑟爾手裡的書。「哎呀，我打擾你看書了。」

  「不過是《魯濱孫漂流記》。我有的是時間讀。」

  「啊呵，是偉大的丹尼爾[5]。他是我們中的一員。」

  「我們中的一員？」

  「嗯，笛福恐怕還不只是MI5之類的人呢。」他去掉了灰色的毛皮手套，湊近取暖器，並環顧四周。他說：「看得出你還處於白手起家的階段。我們都是這麼過來的。那會兒我根本不懂到哪裡買東西，直到克雷科斯尚克帶我四處去轉了轉。之後，呃，我又領著貝茨跑。你還沒見著他們？」

  「沒有。」

  「我不明白他們怎麼沒來。你已經解密了，我還聽說你隨時準備要開記者招待會了。」

  「你怎麼知道的？」

  「從一個俄國朋友那裡。」貝拉米略帶緊張地呵呵笑著說。他從毛皮大衣口袋深處掏出半瓶威士忌。「一份小小的cadeau[6]，」他說，「送給新來的人。」

  「你真太好了。快請坐。椅子比沙發更舒服。」

  「如果可以的話，我先把衣服解密了——解密，真是個好詞。」這個過程花了好一會兒工夫——有很多的扣子。當他在綠色柳條椅子裡坐下時他又呵呵地笑起來。「你的俄國朋友怎樣？」

  「不是很友好。」

  「那就不要他了。別跟他囉唆。他們很希望我們過得快活。」

  「我怎麼能不要他？」

  「你就讓他們明白他跟你合不來。隨便漏一句口風給那些小小的玩意兒，我們此時大概正對著其中一個說話呢。你知道嗎，我剛來時，他們把我託付給了——你怎麼也猜不著的——『作家協會』的一位中年女士。因為我是英國議員，我猜。嗯，我很快就懂得如何處理那種情況了。只要是克雷科斯尚克和我在一起，我就輕蔑地稱她為『我的女家庭教師』，她沒待多少時間就走了。她是在貝茨來之前走的——我這麼說笑很不對——貝茨娶了她。」

  「我還沒明白是怎麼回事——我是說他們為什麼要你來這裡。我是在事發以後從英國出走的。我沒見過報紙的報導。」

  「我親愛的，報紙嗎——它們非常討厭。一致聲討我。我後來在列寧圖書館讀到的。你看了會真以為我是什麼瑪塔·哈利[7]了。」

  「可你對他們有什麼價值嗎——在英國議會？」

  「哦，你要知道我有個德國朋友，當時他手下有不少特工在東方。他絕想不到小小的我正監視著他並做著記錄——然後這個傻乎乎的傢伙被一個該死的女人勾引上了。他罪有應得。他本人是安全的，我永遠不會去做危及他自身的事情，可他的特工……當然他猜到是誰出賣了他。嗯，我承認我沒有給他的推測增加難度。可我得立刻出逃，因為他為了我的事去了大使館。當我把邊防檢查站的傢伙甩在身後時真是開心極了。」

  「你在這兒很快樂嗎？」

  「哦，是的。對我而言快樂取決於人而非地方，我現在有個非常好的朋友。當然這是不合法的，不過在這種部門裡總可以搞出例外來，他還是個克格勃的軍官呢。當然啦，可憐的小伙子，他有時就沒法忠於職守了，不過這和我德國朋友的情況還很不同——這不是愛情。有時候我們對此還調笑一番。如果你孤獨的話，他認識很多姑娘……」

  「我不孤獨。只要還有書看。」

  「我會帶你去個小地方，你能私下買到英文平裝書。」

  他們喝完半瓶威士忌時已是半夜，於是貝拉米便告辭了。他費了不少工夫才鑽回他的毛皮大衣里，並且不停地嘮叨著。「哪天你得見見克雷科斯尚克——我會告訴他我見過你了——當然還有貝茨，不過這意味著還要見到那位『作家協會』的貝茨夫人。」他讓手足夠暖和了再戴上手套。他有一副安樂自在的神氣，儘管「開始的時候有點兒難過，」他承認道，「我感到相當失落，直到我找到了我的朋友——就像斯溫伯恩[8]作品裡的那段合唱詞，『陌生的面容，無言的守夜，以及』——怎麼說來著？——『所有的苦痛』。我以前做過關於斯溫伯恩的演講——一位被低估的詩人。」到了門口他說，「等春天來了，你得過來看看我的『達恰』……」

  4

  過了些日子，卡瑟爾發現自己甚至想念起伊萬了。他想念還有某個人可以厭惡的時候——他無法毫無理由地去厭惡安娜，後者現在似乎已意識到了他前所未有的孤單。她早上待的時間略微長了些，並用她那像教鞭似的手指要他用心記更多的俄語名詞。她對他的發音要求也更加苛刻：她開始在他的詞彙里添加動詞，從單詞「跑」開始，並做著跑的動作，將肘部和膝部都提起來。她肯定從什麼地方領取了工資，因為他什麼也不用付她；實際上伊萬在他剛來時給的一小筆盧布已經用了不少。

  什麼都不掙也成了他這孤立隔絕生活的一種痛苦。他甚至開始渴望有一張書桌，可以讓他坐下來研究一下非洲作家的名單——這也許能使他暫時不去想薩拉現在怎樣了。她為什麼還沒有帶著薩姆隨他過來？他們為履約正在採取什麼行動？

  在一天晚上的九點三十二分，他讀到了魯濱孫苦難的終結——他覺得自己現在有些像魯濱孫。「這樣，根據船上的日曆，我在一六八六年十二月十九日，離開了這個海島。我一共在島上住了二十八年兩個月零十九天……」他走到窗口：此時雪沒有下，他可以清晰地看見大學上方的那顆紅星，甚至在這個時刻還有婦女在上班掃雪：從上面看她們就像巨型海龜。有人在按門鈴——隨他去，他不開，很可能就是貝拉米，要不是他更不歡迎的人物，那個不認識的克雷科斯尚克或者那個不認識的貝茨——不過可以肯定的是，他沒有忘記，門鈴是壞的。他轉過身驚訝地盯著電話機。是電話在響。

  他提起聽筒，一個聲音在用俄語對他說話。他一句也聽不懂。然後什麼也沒了——只剩下尖厲的撥號音——可他仍然將聽筒貼著耳朵，愚蠢地等著。也許是接線員讓他等著。或者是告訴他——「掛好電話。我們將再打給您」？也許是有電話要從英國打來了。他不情願地將聽筒放歸原處，坐在電話旁守著，等待它再次響起。他已被「解密」了，現在看來他已被「連接」上了。只要他跟安娜學會了正確的語句，他就可以與外界「聯絡」了——他連如何打給接線員都不會。屋裡沒有電話簿——他兩周前就找過。

  可接線員準是對他說了什麼。他肯定隨時會有電話來找他。他在電話旁睡著並夢見了十幾年未夢見的結髮妻子。在夢裡他們吵了架，這是生活中從未有過的。

  安娜早上發現他還睡在綠柳條椅里。當她叫醒他時他對她說：「安娜，電話接通了。」可由於她聽不懂，他就朝著電話揮了揮，並說「丁零丁零」。一個上了年紀的人嘴裡竟吐出這麼幼稚的聲音，他倆都被這種荒謬的場面逗得呵呵大笑起來。他拿出薩拉的相片並指指電話機，她點點頭，微笑著以示鼓勵。他想，她會和薩拉處得來的，她會告訴她在哪兒買東西，她會教她俄語單詞，她會喜歡薩姆的。

  5

  當天晚些時候電話響起時，他感到肯定是薩拉——準是有人在倫敦將號碼傳遞給了她，也許是鮑里斯。他接電話時嘴巴乾燥得幾乎說不出那句「您是誰？」

  「鮑里斯。」

  「你在哪兒？」

  「就在莫斯科。

  「你見著薩拉了嗎？」

  「我和她說過話。」

  「她好嗎？」

  「是的，是的，她很好。」

  「還有薩姆呢？」

  「他也很好。」

  「他們什麼時候來這裡？」

  「我正要和你說這個。待在家裡，拜託。別出去。我現在就過來。」

  「可我什麼時候能看到他們？」

  「那就是我們要談的。有些困難。」

  「什麼困難？」

  「等我見到你再說。」

  他無法靜靜地坐等：他抓起一本書又放下：他走進廚房，安娜正在做湯。她說「丁零丁零」，可這不再好笑了。他回到窗口——又下雪了。當敲門聲響起時他感到已過了好幾個鐘頭。

  鮑里斯遞過來一隻裝免稅商品的塑料包。他說：「薩拉叫我給你捎J. & B.來。一瓶是她送的，一瓶是薩姆的。」

  卡瑟爾說：「困難在哪裡？」

  「等我把外衣脫了。」

  「你真看見她了？」

  「我在電話里和她談的。在電話亭里。她和你母親住在鄉下。」

  「我知道。」

  「我要是去那兒拜訪她的話，會有點兒顯眼。」

  「那你怎麼知道她很好？」

  「她告訴我的。」

  「她的聲音聽起來好嗎？」

  「是的，是的，莫瑞斯。我敢肯定……」

  「困難在哪裡？你把我弄出來了。」

  「那是很簡單的事。一本假護照，盲人障眼法，還有法航的空姐在領你過境時我們在移民事務處安排的一點小麻煩。一個很像你的人。準備去布拉格。他的護照上面有些亂……」

  「你還沒跟我說困難在哪兒。」

  「我們一直設想在你安全抵達後，他們無法阻止薩拉和你團聚。」

  「他們阻止不了。」

  「薩姆沒有護照。你當時應該將他放在他母親的護照上。顯然這可能要花費大量時間來弄。還有一件事——你們的人暗示，如果薩拉企圖離開，她也許會因同謀而被捕。她是卡森的朋友，她在約翰內斯堡時是你的特工……我親愛的莫瑞斯，恐怕事情沒那麼簡單。」

  「你們答應過的。」

  「我知道我們答應過。誠心誠意地。如果她可以把孩子丟下的話，仍有可能將她偷偷弄出來，可她說她不能這樣。他在學校里過得不開心。他和你母親處得也不開心。」

  那隻免稅商品包還擱在桌上等候著。威士忌總是有的——醫治絕望的藥。卡瑟爾說：「你為什麼要把我弄出來？我並沒有處於刻不容緩的危急中。我以為我很危險，可你們應該知道……」

  「你發出了緊急信號。我們應答了。」

  卡瑟爾撕掉塑料包，打開威士忌，那J. & B.標籤像一段哀傷的回憶刺痛了他。他倒了足足兩倍分量。「我沒有蘇打。」

  「沒關係。」

  卡瑟爾說：「坐吧。沙發硬得像學校的板凳。」他喝了一口。就連J. & B.的芬芳也刺痛著他。但願鮑里斯給他買的是其他品牌的威士忌——海格、白馬、Vat69、格蘭氏——他默念著那些對他而言毫無意義的品牌名，以讓他的腦子處於空白狀態，以在J. & B.起作用之前先穩住他的絕望——喬尼·沃克、安妮女王、教師牌。鮑里斯誤解了他的沉默。他說：「你不用太操心麥克風。在莫斯科這兒，可以說我們處於暴風中心，反倒是安全的。」他又補充道：「對我們來說把你弄出來非常重要。」

  「為什麼？穆勒的便條安全地掌握在老霍利迪手上。」

  「你一直不明白真相，對吧？你傳給我們的那些經濟情報本身是毫無價值的。」

  「那為什麼……？」

  「我知道我沒說清楚。我不是很喝得慣威士忌。我試試看來解釋一下。你們的人以為他們安插了一個特工，就在莫斯科。但實際上他處於我們的掌控之中。他把你給我們的送還給了他們。你的報告使你們的機構對他信以為真，他們可以核對你的報告，而他還一直向他們傳遞著我們想讓他們相信的其他情報。這才是你的報告的真正價值。一個不錯的欺騙手段。可然後穆勒及『瑞摩斯大叔』出現了。我們決定擊敗『瑞摩斯大叔』的最好辦法是公之於眾——我們不能在這樣做的同時還把你留在倫敦。你必須是我們的消息來源——你帶去了穆勒的便條。」

  「他們還將明白我還帶去了情報泄露的新聞。」

  「完全正確。這場遊戲我們不能再玩下去了。他們在莫斯科的特工將消失在一片深不可測的沉默中。或許再過幾個月你們的人會得到一次秘密審判的傳言。這將更使他們確信所有他提供的情報都是真的。」

  「我以為我只是在幫助薩拉的族人。」

  「你做了更了不起的事。明天你將會見新聞界。」

  「我會拒絕說話的，除非你們把薩拉帶過來……」

  「沒有你我們照樣開，不過以後你就別指望我們解決薩拉的問題了。我們很感謝你，莫瑞斯，不過感激就如同愛，需要經常更新，否則很容易就淡漠了。」

  「你現在說話就和伊萬以前那樣。」

  「不，不像伊萬。我是你的朋友。我希望一直是你的朋友。一個人在一個新的國度里開始一種新的生活，是特別需要朋友的。」

  此時友誼的表示聽起來像是威脅或警告。那天晚上在沃特福德徒勞地尋找那幢牆上掛貝利茲培訓宣傳畫的破舊屋子的情形又重現了。對於他，在二十多歲加入這個部門後，他便一輩子都得三緘其口。就像特拉普派[9]的教徒，他選擇了沉默的職業，現在他認識到這是個錯誤，但已太遲了。

  「再喝一杯，莫瑞斯。情況還不至於很糟。你只是得耐心，僅此而已。」

  卡瑟爾喝了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