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日益失去信心的大英國協
2024-10-09 08:54:42
作者： 錢乘旦
隨著自治領向大英國協成員國地位的轉變，英國藉助大英國協獲取全球大國身份的努力徹底失敗了，英國政治家與思想家對這一機制越來越表示失望。正如前文所言，在一戰及以後的時期，自治領曾經給英國以很大的幫助；在二戰中，加拿大、澳大利亞、紐西蘭、南非等自治領與英國並肩作戰，為英國的勝利立下汗馬功勞。正因為如此，艾德禮才想當然地認為英帝國轉為大英國協之後，這些自治領還能夠幫助英國維持大國地位。但1946年的大英國協政府首腦會議證明艾德禮的想法難以實現，各成員國對英國提出的以大英國協為基礎形成世界第三極力量的建議不能達成統一的共識。[31]艾德禮不惜代價地把印度留在大英國協，也沒有實現自己的初衷。實際上，印度加入大英國協揭開了現代大英國協的序幕，此後，其他的殖民地在獨立之後紛紛效法印度的先例。隨著新成員增多，大英國協也從原來的白人俱樂部演變成一個多種族、多民族的聯合體。但新成員國經常在國界問題上相互衝突，例如，印度與巴基斯坦加入大英國協後，很快為克什米爾的歸屬問題大打出手，大英國協成員國不得不選邊站，各成員國之間的矛盾考驗著大英國協的凝聚力。
除成員國之間的矛盾外，還有作為整體的大英國協與英國之間的分歧。在1956年蘇伊士運河事件中，大英國協內部出現了巨大的爭議，澳大利亞與紐西蘭表示不管英國是對是錯，他們都願意支持英國。而曾經是英國堅定支持者的加拿大則希望建立一支聯合國部隊，以負責恢復蘇伊士運河區的和平。印度則在世界範圍內對英國展開口誅筆伐，指責英國沒有放棄過時的殖民政策。[32]針對大英國協內部的分裂，加拿大政治家皮爾遜（Lester Pearson）曾這樣評論：蘇伊士運河事件「使大英國協走到了解體的邊緣」。[33]英國申請加入歐洲經濟共同體的行為也在大英國協內招致廣泛的反對。為了實現經濟復興，英國決定申請加入歐洲經濟共同體，但這一政策卻沒有得到其他大英國協成員國的支持。澳大利亞、紐西蘭、加拿大擔心英國與歐洲經濟共同體的經濟聯盟會導向政治聯盟，這就必然將削弱大英國協。印度擔心一個強大的經濟與政治聯盟會阻礙欠發達國家的工業發展。而加納、奈及利亞、獅子山則懷疑歐洲經濟共同體有新殖民主義的內在特性。[34]在這些反對的國家中，紐西蘭與加拿大的批評最激烈，其原因在於，從工業革命開始，英國已經成為一個食品進口國，大英國協的許多成員國都把其農產品出口到英國，《渥太華協議》更是確認了這種格局。如果英國加入歐洲經濟共同體，歐洲經濟共同體的農產品將可能取代大英國協的農產品，其中紐西蘭的黃油出口將遭受嚴重打擊，加拿大的小麥也必須重新尋找市場，其茶葉、奶酪等其他農產品也會面臨同樣的損失。在1962年的大英國協會議上，成員國集體「表達了對英國加入（歐洲經濟共同體）深深的焦慮」，在英國做了大量的說服工作後，最後的公報勉強表示：「（英國是否加入歐洲經濟共同體）最終取決於英國政府」。[35]這一事件讓筆者感嘆世事的變化，英國曾在很長時間內無所顧忌地干預殖民地的各種事務；現在，英國的外交政策卻需要大英國協成員國的諒解了。
南非被逐出大英國協則表明英國操縱大英國協的意圖很難實現。1961年，許多大英國協成員國（特別是亞洲、非洲的成員國）對南非的種族隔離政策非常反感，他們要求驅逐南非，以此來推動南非的政治改革。由此，英國必須在國際名聲與國家利益之間走鋼絲。容忍南非的種族隔離政策會招致大英國協其他成員國的敵視，但批評南非種族隔離政策會影響英國與南非的經濟與防務聯繫，而且，英國與南非境內高級專員公署區的聯繫也需要南非的幫助，因而，英國並不想剝奪南非的大英國協成員國資格。但歷史發展完全不以英國的意圖為依歸。雖然麥克米倫做了大量的工作想把南非留在大英國協，結果卻令人失望，大英國協的大多數成員決定終止南非的成員國資格，英國最終沒能按照自己的意願行事。[36]利特爾頓當年搪塞恩克魯瑪的藉口現在變成了事實：大英國協成員的資格是由所有大英國協成員國而不是由英國單方面決定的。
從1960年開始，那些新加入大英國協的非洲成員國在種族問題上採取了更加主動自覺的態度，甚至讓英國感受到了氣勢洶洶的壓力。[37]對他們來說，種族歧視就是白人虐待黑人，特別是歐洲殖民者壓制占據人口多數的黑人。一些老成員國（例如加拿大）也在種族問題上持非常積極的立場，在它們的推動下，1964年的大英國協政府首腦會議發布的公報包括了支持種族平等與反對種族歧視的內容。[38]1971年在新加坡召開的首腦會議上，各聯邦成員都宣稱信奉某些共同的原則，其中包括和平、自由、合作，反對種族歧視、殖民統治和財富不均等。其中種族歧視與殖民統治是大英國協成員國（特別是新成員）極力反對的，實際上，無論成員國首腦在哪裡會面，他們更喜歡談論與此相關的議題，而南羅得西亞與南非自然就成為攻擊的靶子。[39]1964年，白人種族主義者伊恩.史密斯擔任南羅得西亞總理後，很快禁止非洲人的政黨活動，並且要求以白人為主體實現南羅得西亞的獨立。大英國協成員向英國施加巨大壓力，要求英國解決南羅得西亞的種族壓迫問題，阻止南羅得西亞實施白人種族歧視政策。但英國要滿足大英國協成員國的期待難度很大，而且英國也有不情願的方面。其一，南羅得西亞對英國的經濟發展有重要作用，英國每年向其出口3500萬英鎊的產品，如果與其關係惡化，英國的無形收入可能會損失5000萬到7000萬英鎊，而南羅得西亞的大約3800萬英鎊的債務也可能會拋給英國（因為英國為其作保）。[40]其二，英國干預南羅得西亞的能力其實非常有限，能做的事情並不多。[41]此外，雖然大英國協成員違背英國的意願把南非逐出大英國協，但最終也沒有解決種族隔離問題。
大英國協成員國繼續施加強大壓力，禁止英國向南非出售武器，一些非洲成員國還要求英國對南非實行嚴厲的經濟制裁。在倫敦會議上，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孤立無援地反對大英國協成員國提出的8條懲戒南非的制裁措施，其中包括禁止農業進口、停止政府援助等。一些成員國甚至威脅要退出大英國協，據大英國協秘書處預測，如果英國繼續向南非出售武器，大約20多個成員國會退出大英國協。[42]但英國並不情願對南非進行經濟制裁，英國10%的海外收益來自南非，僅僅切斷倫敦與約翰內斯堡之間的航線，英國每年就要損失7500萬美元。[43]柴契爾夫人覺得經濟制裁的代價太高，因而沒有接受大英國協的決議，這遭到其他成員國的激烈批評。英國悲哀地發現，現在的大英國協已經成為其他成員國激烈批評英國的政治舞台了。
大英國協會議的組織方式與舉行地點也能反映英國在大英國協中地位的衰落。從18 97開始，英帝國會議就一直由英國首相主持，由英國內閣秘書組織，在英國的唐寧街10號舉行。隨著印度等新成員國加入大英國協、特別是非洲的成員國加入，這種會議組織方式就日益遭到其他成員國的挑戰。1964年7月，在大英國協政府首腦會議上，恩克魯瑪批評大英國協會議把太多的注意力集中在冷戰的議題上，他認為當今世界的主要問題是富國與窮國的關係，主張大英國協要「清理屋子」，並把大英國協發展的注意力集中在貿易、援助、信息流通等方面。[44]而「清理屋子」就需要對大英國協的組織機構進行調整，並建立秘書處。英國對此憂心忡忡，因為設立秘書處可能使英國在諸如南非、殖民問題等方面受到很大壓力。不過，英國政府還是準備設立秘書處，條件是秘書處不能成為一個制定政策的機構，也不能討論防務戰略等問題。1965年，大英國協設立了常設秘書處與專職的秘書長，加拿大的資深外交官阿諾德.史密斯（Arnold Smith）成為第一任秘書長。一些成員國並不信任他，特別是那些大英國協的老成員（包括加拿大等）以及印度，因為他們認為史密斯在解釋自己的角色時太張揚。但大多數亞非地區成員國卻對其很有好感，也是在這些亞非地區成員國的支持下，他在1970年連任秘書長。史密斯的秘書長生涯在大英國協的演變過程中有非常重要的影響。他在成為秘書長後，強烈反對某些專橫的英國官員插手自己的事務，他也不願意讓大英國協為英國的特殊利益服務；他堅持大英國協有整體利益，任何成員國都要服從這一利益。他的繼任者蘭法爾（Sonny Ramphal）也持同樣的觀點，認為大英國協應該代表大多數成員的利益，而不僅僅代表英國的利益。在倫敦唐寧街10號召開大英國協政府首腦會議的慣例也成為歷史。1971年的大英國協政府首腦會議成為轉折點，從這一年開始，大英國協政府首腦會議在各成員國輪流舉行。在這種情況下，英國想控制大英國協變得更困難了。
實際上，隨著大英國協發生變化，英國已經對它失去了興趣，或者說越來越失望了。當賽普勒斯1961年加入大英國協時（同年南非被逐出大英國協），麥克米倫首相在私下對澳大利亞總理說，「我現在儘量避免參加任何大英國協會議，因為我知道它要有多麻煩就有多麻煩」。[45]7 0年代初，著名的英國歷史學家貝洛夫評論道：「大英國協是一個好的想法，但遺憾的是它失敗了。」曾經很有希望擔任印度總督的鮑威爾（Enoch Powell）認為大英國協不過是一種狂想罷了。對大多數英國人來說，大英國協是一個空談館，是第三世界的遊說場，是帝國的幽靈，甚至有人把它看作是烏雲密布的塔樓，大英國協已經不再有實際意義了。[46]英國越來越不願意為了大英國協而犧牲自己的利益。在1987年到1989年的大英國協會議公報中，表明英國持保留態度的「英國例外」一遍又一遍被重複著。在1989年的科倫坡會議上，柴契爾夫人態度強硬地說：「如果58位成員都反對我，那麼我只有對不起這58位成員了。」[47]
英國的失望是因為英國與大英國協其他成員國的關係越來越淡，但為什麼會出現這種局面？也許與法國做一個對比是有幫助的。雖然法國在建構與前殖民地聯盟或者法國共同體方面失敗了，但是法國與西非的前殖民地維持了很好的關係，這種關係甚至超越了英國與它早期的自治領之間的關係。第一，經濟援助也許是一個重要原因。由於法國經濟有較好的發展，法國把援助政策主要集中在西非地區，其援助既慷慨又具有持續性。而英國不一樣，在印度獨立後，英國也試圖通過經濟援助方式拉攏印度，但40年代末期的經濟困境打斷了英國的援助計劃。一直到60年代，英國還在不斷經受經濟危機，1967年英鎊再一次貶值，這種情況使英國的援助政策缺乏連續性，這當然使英國換取成員國的好感變得非常艱難。第二，英國保護大英國協成員的能力日益不足。澳大利亞與紐西蘭長期依靠英國皇家海軍維護自己的國家安全，二戰爆發後，兩國也頻頻要求英國派兵保護自己，但新加坡的陷落證明英國皇家海軍的能力十分可疑，美國海軍才是保護澳大利亞與紐西蘭的可靠力量。一些大英國協成員國不得不把目光從英國轉移到新的霸主美國身上。[48]在經濟方面，雖然英鎊集團仍然存在，但其脆弱性十分明顯，而美國主導的布雷頓森林體系才是維持資本主義世界金融秩序的真實機制。第三，英國發現自己與大英國協其他成員之間的經濟聯繫日益減弱，而與歐共體的關係越來越密切。正如某些經濟史學者觀察到的，戰後世界的一個奇怪現象是發達國家之間的經濟聯繫越來越密切，它們之間的互相投資也越來越大，貧窮的國家要融入其中並非易事。英國逐漸發現歐美日而不是大英國協才是英國經濟發展的空間。英國下院議長克羅斯曼（Richard Crossman）對此有清醒認識，他在參加1966年的大英國協政府首腦會議時作了如下論斷：英國不應該為了大英國協的短期利益而犧牲歐共體的長期利益。在克羅斯曼看來，大英國協只是一個日暮途窮的場所。[49]此後，英國幾乎不惜代價要加入歐共體。正是由於這些因素，英國與其他大英國協成員國的關係始終無法達到艾德禮預期的目標。
冷戰結束後，英國出現重新重視大英國協的趨向，英國也再次審視大英國協的未來。1991年的《哈拉雷宣言》體現了這種趨勢，宣言強調政治領域的民主、法治、良政、人權等價值觀念，與經濟領域的可持續發展、健康的經濟管理、市場經濟的中心地位、多邊貿易的自由流動等共生共存。[50]1994年年末，英國議會外事委員會決定重新評估大英國協的未來，在18個月裡，它舉行了廣泛的聽證會，並派官員出訪加拿大、牙買加、巴貝多、聖露西亞、肯亞、烏干達、南非、印度、馬來西亞、澳大利亞、紐西蘭等眾多大英國協成員國。委員會在最後的報告中陳述，「在英帝國解體後的幾十年間，英國總是把大英國協看作英帝國的廢墟，看作英國脖子上的政治負擔」。委員會認為大英國協也蘊含一些積極因素，例如亞太地區的成員國在貿易與投資方面有著光明的前景，英國將在大英國協中找到眾多的朋友與廣泛的機會。由此，英國把1997年定為「大英國協年」。[51]但英國的想法很難實現，因為大英國協的各個成員國都有其他更重要的國際認同。對印度來說，大英國協的重要性無法與不結盟運動相比；對馬來西亞與新加坡來說，大英國協的地位無法與東協相比；對其他成員國來說，它僅可與太平洋論壇、南部非洲發展協作會議、東加勒比國家組織相提並論。實際上，不管其成員國如何看待大英國協，它很少在成員國眼裡占據最重要的位置。[52]
當然，在後殖民時期，大英國協仍然有存在的理由，但所有成員國都只把它當作服務於國家利益的工具。對英國來說，大英國協可以撫平帝國解體的傷痛；對加拿大來說，可利用大英國協便利本國與第三世界的聯繫；對印度來說，要利用大英國協來防止巴基斯坦在孟加拉戰爭後恢復曾有的國際地位；對澳大利亞來說，大英國協是實施本國外交政策的一個重要工具；對眾多的非洲成員國，則是利用它來反對種族歧視與殖民統治；對那些很難在國際舞台上露面的小國（如馬爾地夫等），大英國協為其在國際社會的出場並表達意見提供了絕佳的機會。這種態度雜陳的現狀註定大英國協只能是一種鬆散的聯合體。也許，用一個詞VIPPSOs 來表達大英國協是比較合適的，這個縮寫詞包含自願（Voluntary）、獨立（Independent）、專業（Professional）、慈善（Philanthropic）、體育（Sporting） 、組織（Organization）等幾個詞，連起來就是「自願的、獨立的、專業慈善體育組織」。現在的大英國協擁有歷史悠久的出版聯盟、議會聯誼會、大學協會、30多個新成立的專業組織與福利性組織，以及17個專業中心。這些非政府機構被看作是真正的大英國協，也就是說，大英國協更多像是民間的而不是政府的組織機構。不過，在1986年的大英國協運動會上，大英國協成員國禁止本國的運動員參加英國舉辦的相關項目，因為這些國家認為，南非應該為自己的種族隔離政策付出代價，那些支持南非政權的國家也必須共同承擔後果，這一事件證明國家力量在大英國協活動中仍然很強大。[53]但不管怎麼說，正是在體育領域，人民聯邦的觀念表現得最充分，把現在的大英國協看作是體育盛會的觀點也並非太大的誇張，各成員國人民都樂意參與大英國協運動會，其中，足球、橄欖球、板球、曲棍球更是廣受歡迎的運動項目。1994年，2000多名運動員參與了在倫敦召開的大英國協運動會；1998年，6000多名運動員參與在科倫坡舉辦的大英國協運動會。正是在體育領域，成員國的身份認同得到了逐步強化，例如澳大利亞、西印度群島地區、印度、巴基斯坦的板球在大英國協中享有盛名，紐西蘭與南非的橄欖球廣為人知。在加拿大的要求下，體育內容被增加到大英國協政府首腦會議的議程中，一個由加拿大法官擔任主席的「體育促進合作委員會」得以建立。這個委員會充分地證明了體育在培育身份認同、自我發展、社會進步等方面具有的重要意義。[54]
然而在政治領域，團結與歡樂與大英國協無緣。也許用邦聯來命名這個組織更為合適。舊日親密無間的關係徹底消失了，大英國協也沒有如英國政治家期待的那樣成為維護英國大國地位的工具。1967年，英國外交部就大英國協對英國的價值做了一個調研，他們發現大英國協不但不能維護英國的地位，反而在削弱英國，實際上，英國置於被勒索的處境中，那些新成員國總是說，「你們必須做某事，如果你們不做，那我們就看著大英國協解體吧」。調查者提出的建議是：這類威脅不應該成為英國執行與自己利益相悖的政策的理由。[55]1968年，大英國協事務部與外交部合併，在某種意義上也表明大英國協在英國心目中的地位下降。實際上，不僅英國對大英國協不再有更大的興趣，那些老大英國協成員國也同樣如此。澳大利亞總理不願意到倫敦參加大英國協政府首腦會議，因為他都可以預測到會發生什麼事，他會被非洲成員國針對南羅得西亞的批評氣得七竅生煙，而他氣急之中發表的言論很可能會讓他在日後追悔莫及。[56]加拿大總理特魯多（Pierre Trudeau）認為大英國協沒有什麼獨特之處，它與聯合國或者法語國家組織並沒有什麼區別。但戴高樂通過建立法語國家組織卻阻止了批評他的聲音，維護了自己的權力與威望，然而英國在南羅得西亞問題上卻無法做到這一點。根據特魯多的觀點，大英國協的價值不在於其成員國有多少共性，而在於它們的共性非常少。[57]研究大英國協的王振華研究員也得出了大致相似的結論：現在的大英國協不是以其力量聞名，而是以其爭吵聞名於世。[58]隨著大英國協的發展，英國在其中的地位也大不如前，甚至變得可有可無，以致歷史學家安東尼洛得出結論，如果英國現在退出大英國協，一定不會妨礙這一共同體繼續存在。[59]縱觀大英國協演變的過程，這一假定基本上沒有什麼問題。結語：論英帝國的解體結語：論英帝國的解體本卷所述時代開始時，英帝國仍然是一個聲名顯赫的世界帝國，英帝國仍然是幅員遼闊，人口眾多，英國仍然被視作首屈一指的全球大國；然而在本卷結束時，英帝國卻已經煙消雲散，其勢力土崩瓦解，僅消解成一個徒有其名的大英國協了。英帝國的解體讓筆者聯想起古代羅馬帝國的解體，當然，比起古代羅馬帝國，英帝國是一個真正的世界帝國。然而，世界帝國仍有它終結的一日，現在，要為英帝國的解體做一些結論了。
首先，英帝國的解體與20世紀世界上的其他殖民帝國的解體有一些不同，它呈現出四種不同的特徵。關於這個問題，西方學者存在明顯的偏見。
加拉格爾教授與羅賓遜教授是這個領域中最重要的學者，他們的觀點影響了整整一代人。按照加拉格爾與羅賓遜等人的觀點，英帝國解體是英國官方心態調整的結果，英國在這一過程中掌握極大的主動權，換言之，英帝國解體是英國主動放棄的結果，是英國「不想再玩下去了」。這樣的結論是與他們的研究思路緊密相連的，這種思路以英國歷屆政府的殖民政策為主線、以殖民地區域為板塊。以這種思路進行研究，就很容易誇大英國政府的作用，而其他因素只是在英國政府心態變化的框架中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於是，這樣的結論就出現了：當英國政府改變了它們對殖民地的看法時，英帝國就解體了。
這種主流範式得出的結論在現實中是缺乏解釋力的，如果英帝國真是英國官方心態調整的結果，英國真的是主動放棄了殖民地，那麼為什麼在英帝國解體的過程中仍伴隨著衝突與戰爭？當然，衝突與戰爭的誘因是多方面的，但在許多時候，殖民地與宗主國的衝突是主要矛盾，換言之，如果英國真的主動推動殖民地的獨立，民族主義的鬥爭就沒有必要了，民族主義者與宗主國的戰爭就不可能出現。然而在事實上，在筆者研究的過程中發現，英國各屆政府的殖民政策雖然會有差異，但具體對待某一殖民地的政策卻驚人地相似，政府更替在許多時候是沒有意義的。同時，即使是同一屆政府，對待不同殖民地的政策也會大不相同，例如艾德禮政府的中東殖民地政策與它的西印度群島殖民地政策就差別很大，也就是說，英國對不同的殖民地有不同的殖民政策。經過仔細觀察，本捲髮現英帝國解體的方式有四種類型。
第一種類型，在以印度為代表的南亞、東南亞殖民地，英帝國解體以相對和平的方式進行，英帝國順利地轉換為大英國協。艾德禮政府執政初期，英國仍然沒有為南亞、東南亞殖民地的獨立做好準備。但是，一方面殖民地的民族主義者為了獨立不惜採取暴力手段，另一方面，二戰後的英國政府面臨嚴峻的經濟困難，英國缺乏鎮壓民族主義者的物質資源。除了這些實際困難外，英國戰略重點的轉移也使印度等南亞、東南亞殖民地在大英國協防務中的地位相對下降。在這樣的情況下，英國政治家決定在符合英國戰略需要的前提下推動印度等殖民地的獨立，其一，按照英國的節奏完成獨立，其二，把英帝國轉變為大英國協，用另一種方式維護英國利益。在印度獨立後，英國也把這種模式推廣到與印度比鄰的其他殖民地，例如緬甸、錫蘭、馬來亞等。這種模式帶來的結果是，大部分新獨立的南亞、東南亞國家都選擇留在大英國協，英國的利益得到部分保障。但是，英國政府的某些戰略安排卻失敗了，例如，維持印度統一的計劃沒有成功，大英國協也沒有變成維護英國大國地位的工具。實際上，在殖民地獨立的進程中，英國許多時候不得不妥協退讓，殖民地的政治局勢對獨立進程與結果的影響顯得更加重要。值得注意的是，在南亞、東南亞殖民地的獨立過程中，雖然英國在冷戰的世界格局中推行其帝國政策並不順利，但是美蘇卻很少直接插手這些殖民地的獨立事務。
第二種類型，在中東地區，以巴勒斯坦、埃及、亞丁等為代表的戰略型殖民地，英國政府與當地民族主義者激烈對抗，民族主義者最後衝破殖民枷鎖，英帝國以崩潰的方式宣告結束。二戰之後，英國基於戰略考慮，決定繼續維持在中東地區的殖民統治。但是中東的民族主義者堅決反對殖民統治，為此不惜採取暴力手段。在民族主義者的激烈反抗面前，英國繼續把本國的戰略需求放在首位，逆勢而行，試圖駕馭桀驁難馴的民族主義運動，結果是，英國與民族主義者出現了激烈的衝突甚至戰爭。在巴勒斯坦，恐怖襲擊讓英國軍隊朝不保夕；在埃及，英國遭受蘇伊士運河事件的恥辱打擊；在亞丁，英國被激進的民族主義者驅除出去，甚至找不到交接權力的談判對象。英國的殖民統治也遭到美國、蘇聯的強烈反對，在巴勒斯坦、埃及、亞丁等地，經常可以發現美蘇的影子，在蘇伊士運河事件中，美蘇兩個超級大國更是以罕見的一致態度來譴責殖民主義。英帝國在這些地區基本上是慘澹收場，新獨立的國家也沒有加入大英國協，大部分新國家實際上脫離了英國希望的發展軌道，甚至走入英國敵對方的陣營。英國在中東地區的慘重代價證明了，英國必須順應潮流，應時而變，如果試圖抗拒歷史潮流，強行維持殖民統治，它只會給英國帶來巨大的災難。
第三種類型，英國非洲殖民地的獨立是以急速調整為主要特徵的，從開始堅守到突然放棄，政策轉變幅度之大，在英帝國解體的過程中十分特殊。二戰後初期，英國在非洲推行雙軌政策：以經濟開發為主，在政治上盡力拖延獨立進程。這一雙軌政策招致了民族主義者的激烈反對，最終引發了殖民地嚴重的政治動盪。在民族主義者的壓力面前，英國開始調整政策，決定支持那些溫和的民族主義派別，力圖主導殖民地的獨立進程，以圖最大程度地維護英國的利益。但民族主義激進派很快戰勝了溫和派，英國的計劃受挫。從50年代後期開始，隨著越來越多的殖民地贏得獨立，國際上反殖民主義的力量加強了，而出於冷戰戰略的需要，美國也力促英國加快殖民地的獨立進程。英國政治家明智地認識到英國已經無法阻擋歷史的潮流，因而希望通過非殖民化策略贏取民族主義者的好感，通過另一種方式維持英國的利益。這樣，英國放棄了原先的政策，加速了殖民地的獨立進程。英國的態度轉變產生了良好效果，大部分新獨立國家決定留在大英國協，英帝國又一次成功地實現了向大英國協的轉變。英國改變態度的原因是英國政治家逐漸明白變革之風不可阻擋，在民族主義風起雲湧的時代，在美蘇主導的兩極格局世界，放棄殖民地才是最佳的選擇，而強行維持殖民地，只能走在中東地區失敗的老路。
第四種類型，在以西印度群島為代表的島嶼殖民地，英帝國解體的特徵是英國採取主動，要求殖民地走向獨立。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西印度群島殖民地出現了嚴重的經濟與社會危機，英國政府不得不拿英國納稅人的錢來解決殖民地的問題，殖民地日益成為英國的負擔，此時，英國開始千方百計推動殖民地的獨立進程。最初，英國設計西印度聯邦，希望它能成為一個獨立國家，在西印度聯邦方案失敗後，英國又試圖設計其他的聯邦方案，但這些計劃都失敗了。諸多的島嶼殖民地最終突破了英國的理想設計而逕自走向獨立，於是在加勒比地區出現了許多獨立的小國家。此後，在太平洋與印度洋島嶼殖民地，英國也放棄了冠冕堂皇的道德說教，不顧它們是否適於獨立，加速推動這些殖民地的獨立進程。英國對這些殖民地不再感興趣的原因是，一方面，面對殖民地的經濟與社會危機，英國承擔著道德的責任，必須援助這些殖民地；另一方面，殖民地的政局也變得非常複雜，種族衝突、民族衝突時隱時現，很可能把英國捲入其中。因此，儘早撤離是明智的選擇。這一事實表明，在一個新的時代，繼續維持殖民統治已經變成一件代價高昂的任務了，馬爾維納斯（福克蘭）群島戰爭就證明了這一點，為了2000名居民，英國消耗了大量的錢財。但此時的英國完全不像美國那樣「口袋裡有大把的零花錢」，它只是一個捉襟見肘的沒落貴族。因此，放棄帝國才是維護英國利益的最好方式。
從上述四類殖民地獨立的過程中筆者發現，英國不同屆政府對待南亞、東南亞殖民地的態度基本上是一致的，它們對中東地區殖民地的態度也基本一致，在非洲也同樣如此。但奇怪的是，同一屆政府對待非洲殖民地的政策卻出現了180度的大轉彎，而這樣的轉變又被另一屆政府所延續。由此筆者可以說，英帝國解體不是英國「不玩了」的結果，不是英國政府轉變態度的結果，其實英國還是很想「玩下去」的，是形勢所迫，時代變了，英國「想玩也玩不動了」。民族解放運動席捲全球，美蘇兩霸主宰著世界，在新的時代，老殖民主義難以持續，而英國又沒有本錢推動新殖民主義，於是英帝國只能退出歷史舞台，老牌殖民大國英國的退場也就在所難免了。
其次，與其他西方殖民帝國解體的方式有一些不同，英帝國的解體多數情況下呈現為和平交接權力，暴力奪權的方式相對較少。
通觀英帝國解體的全過程，可以看出，英國在南亞、東南亞、非洲、加勒比海、太平洋、印度洋等地的殖民地獨立進程基本是和平的權力交接，只有在中東等地區，才出現暴力奪權的方式。也就是說，英帝國解體過程的整體特色是夾雜有暴力奪權的體面撤退，和平交接為主，暴力奪權為輔。這種情況，與其他殖民帝國明顯不同。二戰以後，法國、荷蘭、比利時、葡萄牙等老牌殖民國家的殖民帝國紛紛解體，但此過程中的暴力色彩相當突出，殖民地獨立往往經歷長期的戰爭，有些戰爭曠日持久、腥風血雨，例如印度支那戰爭、阿爾及利亞戰爭、莫三比克和安哥拉的游擊戰爭等。相比之下，英帝國的解體就比較平和，而英帝國又是所有殖民帝國中體量最大的一個。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顯然與英國統治精英的明智態度有關。法國、葡萄牙等殖民宗主國與殖民地經歷了曠日持久的戰爭，兩國政府都為此耗盡了國力，國家政權也因此倒台。而英帝國解體對英國的衝擊是非常有限的。這一特點與英國決策者能夠應時而變有關，在發現無法實現自己的目標時，英國順應了殖民地民族主義者的要求，一方面允許殖民地獨立，另一方面儘可能維護了自己的利益。下面三個因素促成了英國的轉變：
其一，英帝國從英國維持大國、強國地位的工具轉變成國家的負擔累贅。英國起初認為維持帝國可以鞏固自己的大國地位，因而一方面通過帝國加強自己的防務戰略優勢，另一方面通過開發殖民地經濟為恢復英國經濟服務。但是，經濟開發的方案失敗了，加強防務的努力同樣也失敗了，而英國與歐、美的關係越來越緊密，帝國已經不那麼重要了。事實證明，帝國不再是大國地位的工具，它反而成為展示英國軟肋的窗口。在巴勒斯坦，由於美國的捲入，英國被折磨得筋疲力盡；在蘇伊士運河事件中，由於美蘇的夾擊，英國最終無條件撤軍；在亞丁，英國被民族主義者趕了出來；而南羅得西亞單方面宣布獨立後，英國的無能也表現得非常明顯。這些事實表明英帝國已經不再是力量的體現而成了英國的累贅，在這種情況下繼續維持帝國就很不明智了。英國加速從加勒比海、太平洋的殖民地撤出，就是這一邏輯的結果，用加拉格爾的話來說就是，「我們不玩了」。
其二，非殖民化被證明是一種策略，英國通過形式的讓步可以換取實質利益，正如麥克米倫報告所言，「更早而不是更遲的獨立會更好地維護英國的外貿利益」。實際上，不僅僅是外貿利益，英國的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都沒有因為殖民地的獨立而受到重大影響。如果殖民地的獨立後英國仍可維持其影響力並且從中獲取好處，那麼就沒有必要繼續維持殖民統治，相反，可以通過「主動退出」獲得民族主義者的好感，而維持英國的影響。在英帝國解體的後期，特別是20世紀60年代後，英國實際上在主動地推動殖民地的獨立。與此同時，英國試圖「通過另一種方式對之施加影響」，就此而言，非殖民化變成了一種新的帝國主義手段。
其三，大英國協這種機制使英國對自己的未來抱有很高的期望。雖然大英國協最後並沒有成為英國維護大國地位的工具，但是在很長的時期，英國學界與政界的精英卻固執地認為，實現英帝國向大英國協的轉變可以延續英帝國的精神，繼續為英國的大國戰略服務。艾德禮是這一思想的代表人物，他認為，英帝國在新時代是很難延續的，只有把英帝國轉變為大英國協，英國的利益才能得到更好地保護。對英國的許多政治家來說，從英帝國轉向大英國協並不是衰落的表現，而只是英國戰略的調整。正是這一思想使殖民地的獨立在許多英國政治家看來並不那麼痛苦，由此而願意在不可抗拒的潮流面前撤出殖民地。
儘管如此，殖民地通過戰爭獲取獨立的案例還是存在的，英國在中東地區的經歷就是典型。在南亞、東南亞、非洲、西印度群島等地區，殖民地的獨立進程之所以相對和平，是因為英國願意在殖民地獨立的進程中平衡自己的利益；而在中東，英國把殖民地的獨立與自己的戰略利益完全對立起來，並把自己的戰略利益凌駕於殖民地之上，這才引發了暴力反抗。也就是說，如何權衡英國的利益決定了英帝國解體的方式，當英國認為自己的利益與殖民地獨立絕不相容時，它就會堅持殖民統治，而殖民地民族主義者就會採用暴力的手段顛覆英國的殖民統治；反之，當英國認為殖民地的獨立並非完全不可接受，從而調整政策並最終接受殖民地民族主義者的要求，殖民地的獨立就會以和平交接的方式進行。
最後，英帝國的解體不是主觀因素而是客觀因素決定的，不是偶然因素而是必然因素的結果。
英帝國相對和平的解體給世人留下了遐想的空間。加拉格爾教授認為英帝國的解體是一種或然的結果，由英國政府調整政策所致。其言外之意是，如果英國想繼續維持殖民地，英國就可以這樣做。羅賓遜教授與路易斯教授沿著這一思路推論，認為非殖民化只是另一種形式的帝國主義。這種對英國主動性態度的強調深刻影響了後來的學者，英帝國解體的主觀性與或然性的觀點非常流行。但正如本卷的研究所示，這一結論有待商榷。
縱觀英帝國的解體歷程，英國政府經歷了一個從自信滿滿到信心消逝的過程。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之後，英國的殖民統治面臨著嚴峻的挑戰，但英國用嫻熟的政治手段解決了這些問題。在那些以政治鬥爭爭取獨立的殖民地，英國採取以退為進的方針，通過政治妥協來撫慰民族主義者。在那些處於經濟與社會困局中的殖民地，英國採取了嶄新的發展戰略，不僅要發展殖民地的經濟，而且要用英國的資源來推進殖民地的社會發展。這一新的發展戰略是一種自信的表現，雖然英國在國際舞台上步履維艱，但在殖民地問題上卻是自信滿滿。英國認為只要自己努力，殖民地可以任由自己安排。
在艾德禮政府初期，英國仍然認為自己是殖民地命運的主宰者，殖民地的發展要由英國來主導。英國政府把殖民地劃分為適合於獨立和不適合於獨立的兩種類型，並對殖民地獨立的路徑予以設計。這樣的自信很快遭到了挑戰，印度的獨立並非英國所能控制，印巴分治成為英國政策失敗的明證。而在緬甸，英國的頑固態度刺激了激進民族主義的發展，緬甸最後衝破了大英國協的束縛。連一直非常溫和的錫蘭也不是英國可以隨意處置的羔羊，英國在那裡也遇到了麻煩。1951年保守黨上台後，英國仍然維持了艾德禮政府初期的那種自信，這一態度使英國陷入了更多的災難。在馬來亞，英國與馬來亞共產黨的鬥爭曠日持久；在埃及，英國遭受了蘇伊士運河事件的恥辱；在賽普勒斯，英國面臨暴力活動的折磨；在肯亞，英國不得不出兵對付茅茅運動；在英屬蓋亞那，英國決定對民族主義的左派勢力開刀。
按照中國古代哲學家老子對明智的解釋，明即是了解自己，智即是了解他人。英國政府在二戰後的很長時間似乎都是不智的，換言之，它不知道殖民地的人民到底想要什麼，或者說，它僅是想當然地認為殖民地的要求應該服從英國的經濟與戰略需要。從這點來說，緬甸史專家廷克的看法是非常正確的：倫敦的領導者對殖民地而言完全是陌生人。[60]但是當殖民地的民族主義者變得難以馴服時，英國逐漸醒悟過來，開始根據殖民地本身的情況來制定政策，英國開始變得有智慧了。到麥克米倫政府時期，英國自信滿滿的態度不復存在，麥克米倫很快認識到殖民地政治發展的主動權在民族主義者手中而不是在英國政府手中。[61]1966年發布的防務報告表明，英國不會再僅僅根據自己的主觀態度將其戰略要求強加於那些殖民地。威爾遜政府時期，英國變得更加聰明了，因為它更深刻地了解了自己。英國沒有那麼強的能力去統治殖民地，也沒有太大的影響力讓殖民地遵循自己的思路行事。威爾遜政府決定撤出蘇伊士運河以東防務，在南羅得西亞問題上也表現得極其消極。雖然外界可以指責英國未盡其責，但英國至少是在明智地行事。
是什麼因素導致英國從昔日的盲目自信走向明智行事呢？
英國的實力不足以處理殖民地問題是最重要的一個原因。20世紀30年代的經濟大蕭條已經嚴重削弱了英國殖民統治的根基，英國與殖民地經濟互補的格局遭到破壞。而在德意日法西斯的挑釁面前，英帝國在許多時候捉襟見肘，如果沒有美蘇的參戰，英帝國可能早就被踏得粉碎。美蘇的捲入最終拯救了英帝國，但二戰也耗盡了英國的國力，戰後英國經濟虛弱，直接影響了英國的殖民政策。由於沒有足夠的資源來重新征服印度等殖民地，英國只能向民族主義者妥協。在緬甸、巴勒斯坦、埃及、肯亞、南羅得西亞等地，民族主義者的反抗使得鎮壓的代價極其高昂，茅茅運動就是典型的事件。這一事件後，英國一想到為了鎮壓民族主義者的起義要付出高昂的代價，它強硬的立場很快就退縮了。
另一原因是戰後兩極格局態勢逐漸磨滅了英國的自信。英帝國史專家達爾文認為，非殖民化不過是新時期強權國家對勢力範圍的重新劃分。[62]這一觀點頗具啟發意義。戰後的大國勢力範圍是在兩極格局下劃分的，英國試圖建立以自己為主的世界第三極，但英國的衰落卻註定使達成這一目標困難重重。1949年加入北約是英國嘗試建立第三極力量的重大挫折，[63]1956年的蘇伊士運河事件則終結了英國的這一構想。在一個兩極世界裡，英國的衰落正是英帝國失敗的根本原因。勢力範圍是一個非常現實的概念，對美蘇來說，它們固然要在世界上其他地區擴張自己的勢力，但對那些被影響的弱國來說，它們同樣有選擇的餘地，在美蘇爭霸日益激烈的時刻，向它們靠攏意味著更多的經濟與政治利益，為什麼要牢牢貼緊沒落的英帝國呢？這就是戰後許多國家包括大英國協成員國重新站隊的基本原因，也同樣是大英國協失敗的根本原因。艾德禮把大英國協塑造為一個強大政治共同體的夢想無法實現，實際上，大英國協成員國的增加與凝聚力下降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大英國協日益成為爭吵、力量虛弱的代名詞，[64]到最後淪落為一個體育盛會。
曾幾何時，英國政治家理直氣壯地說，英國在世界各地搶奪殖民地是順應天命、傳播文明，那種高昂的優越感何等不可一世。但是二戰之後，世界改變了，白人傳播文明的說法再也難有號召力，反對殖民主義成了道德的制高點。「殖民主義在其一切表現中是一種應當迅速予以根除的禍害」，「人民遭受外國的征服、統治和剝削是對基本人權的否定，是對聯合國憲章的違背，是對促進世界和平和合作的一種障礙。」[65]現在，只要與反殖民主義聯繫在一起的事業，就跟正義站在了一起，甚至以前的殖民者也開始為殖民政策感到羞愧。在亞非會議上，反殖民主義是會議的主題。在非洲，由加納倡導的泛非主義旨在反對殖民主義。在中東，由納賽爾領導的泛阿拉伯主義也致力於推翻中東地區的殖民主義。比利時在聯合國為本國殖民政策辯護的一位高級觀察員這樣評論：「反殖民主義傾向的民族主義已成為我們時代的主要革命力量，近年來，它已發展到這樣一種程度，它使無論在非自治領[66]內還是非自治領外，殖民強國不再能夠使用極權手段。這一壓力正變得不可抵抗。」[67]當然，這位比利時人也許心懷不滿，但他的話卻與事實不遠，反殖民主義、爭取民族獨立已成為世界性潮流，殖民主義成為過街老鼠，殖民主義的時代真的結束了。當麥克勞德決定順應時代潮流加速殖民地的獨立進程時，當威爾遜在國際上似乎是無所作為的時候，英國政治家開始明白由英國主導的殖民主義時代已經終結了。在這樣一個時代，如果英國能夠順應時代潮流調整自己的政策，英帝國的解體就以和平的方式進行，英國的收穫也許比失去的更多。反之，如果英國不顧世界潮流，逆勢而行，英帝國的解體就以獨立戰爭的方式收場，英國失去的東西一定比得到的多。英帝國的解體證明了一個道理：在反殖民主義的歷史大潮面前，順之者昌，逆之者亡。 因此，英帝國的解體不是主觀的而是客觀的，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
隨著米字旗在香港落下，人們明白地看到：世界地圖變了樣，原本以赤色標註的英帝國不復存在了。雖然英國迄今還保留著一些小島殖民地，但它們實在太小了，需依賴英國生存。大英帝國已成為歷史，英帝國的威風也是明日黃花。以大英帝國的瓦解為標誌，「有形帝國」灰飛煙滅。但是，帝國真的結束了嗎？是否出現一個沒有帝國的外形而完全具備帝國實質的新帝國呢？人類難道真的擺脫了帝國的煩擾，而進入人與人平等、國與國平等的理想世界了？這些問題都是英帝國解體的後續現象，期待著人們探討。但它們顯然已經超出了英帝國史的範圍，而只能留給未來的作者了。
【注釋】
[1] 第一大英國協是曼瑟教授提出的概念，指的是1947年印度加入大英國協之前的大英國協階段。關於第一大英國協的情況，請參閱Norman Hillmer and Philip Wigley eds.，The First British Commonwealth： Essays in Honour of Nicholas Manserg h，London，1980.
[2] R.Koebner and H.D.Schmidt，The Story and Significa nce of Imperialism，Cambridge，1964，p.57.
[3] T.O.Lloyd，The British Empire，1558-1983，Oxford，1984，pp.192-193.
[4] D.A.Low，Eclipse of Empire，Cambridge，1991，p.327.
[5] Nicholas Mansergh，Survey of British Commonwealth Affairs： Problems of external policy，1931-1939，London，1952，pp.25-29.
[6] W.K.Hancock，Survey of British Commonwealth Affairs： Problems of Nationality，1918-1936，Vol.I，Lon don，1937，p.330.
[7] 「An Irish fantasy」： second part of a memorandum by Professor R.Coupland，July 1933，DO 35/398/3，no 11111/447，in S.R.Ashton and S.E.Stockwell eds.，Imperial Policy and Colonial Practice 1925-1945，Vol.I，pp.281-286.
[8] Nicholas Mansergh，Survey of British Commonwealth Affairs： Problems of external policy，1931-1939，London，1952，pp.288-295.
[9] Nicholas Mansergh，The Commonwealth Experience，Vol.II，London and Basingstoke，1982，p.138.
[10] J.D.B.Mille r，The Commonwealth in the World，Cambridge，1965，p.45.
[11] G.A.Wood，「The Former Dominion of New Zealand，」 Political Science，Vol.26，No.1，（July 1974）pp.2-10.
[12] Deirdre Mcmahon，「Ireland and the Empire-Commonwealth，1900-1948」，in 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Vol.IV： the Twentieth Century，Oxford，1998，p.138.
[13] Nicholas Mansergh，The Commonwealth Experience，Vol.II，Lo ndon and Basingstoke，1982，p.139.
[14] Deirdre Mcmahon，「Ireland and the Empir e-Commonwealth，1900-1948」，in 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Vol.IV： the Twentieth Century，Oxford，1998，p.160.
[15] War Cabinet Paper W.P.（42）5 9，2 February 1942，in Hicholas Mansergh，TOP，Vol.I，p.112.
[16] Pet hick-Lawrence to Wavell，20 Sept.1946，in Hicholas Mansergh，TOP，Vol.VIII，p.557.
[17] Viceroy's Staff mtg.，19 Apr il 1947，in Hicholas Mansergh，TOP，Vol.X，p.329.
[18] Brook to Attlee，12 May 1947，in Hicholas Mansergh，TOP，Vol.X，p.794.
[19] Brook to Attlee，12 May 1947，in Hicholas Mansergh，TOP，Vol.X，p.819.
[20] Addison to PM，19 May 1947，DO 35/2186; Addison to PM，23 May 1947，DO 35/2611，recited in W.D.McIntyre，「The Strang e Death of Dominion Status」，in R.D.King and R.W.Kilson eds.，The Statecr aft of British Imperialism： Essays in Honour of Wm.Roger Louis，London，19 99，p.200.
[21] John Darwin，Britain and the Decolonization： the Retreat from Empire in the Post-War World，New York，1988，pp.151-152.
[22] 中文仍稱其為「大英國協」，以與國際上的其他組織區分。
[23] Memo by Gordon Walker，31 Dec.1948，CAB134/119，recited in W.D.McIntyre，「The Strange Death of Dominion Status」，in R.D.King and R.W.Kilson eds.，The Statecraft of British Imperialism： Essays in Honour of Wm.Roger Louis，London，1999，p.201.
[24] 在某種意義上，這種改變對大英國協的發展是有積極意義的。因為印度未來的政策很可能與英國有很大不同，當英王僅僅是大英國協象徵的虛君時，其地位是最為安全的。參閱J.D.B.Miller，The Commonwealth in the World，Cambridge，1965，pp.53-54.
[25] Nicholas Mansergh，Survey of British Commonwealth Affairs： Problems of Wartime Co-operation and Post-war Change，1939-1952，London，1958，p.250.
[26] C.Jeffreys，Ceylon-The Path to Independence，London，1962，pp.113-128.
[27] Frederick Madden ed.，The End of Empire： Depen dencies since 1948，Vol.I： The West Indies，British Honduras，Hong Kong，Fij i，Cyprus，Gibraltar，and the Falklands，Westport，2000，p.12.
[28] Const itutional Arrangements： extracts from speeches by the Minister of State for Colonial Affairs，the Rt Hon.Henry Hopkinson，and the Rt Hon.J.Griffit hs in the House of Commons，28 July 1954，in Nicholas Mansergh ed.，Documen ts and Speeches on Commonwealth Affairs，1952-1962，London，1963，p.216.
[29] Brian Lapping，End of Empire，New York，1985，p.326.
[30] Note for the record by T.Bligh，20 July 1960 of meetin g on 13 July，「No Circulation-as arranged with Sir N.Brook」，PREM 11/364 9，recited in W.D.McIntyre，「Commonwealth Legacies」，in The Oxford Histor y of the British Empire，Vol.IV： the Twentieth Century，Oxford，1998，p.698.
[31] J.D.B.Miller，The Commonwealth in the World，Cambridge，1965，p.49.
[32] T.O.Lloyd，The Briti sh Empire，1558-1983，Oxford，1984，p.338.
[33] J.Eayer，The Commonwealth and Suez： A Documentary Survey，London，1964，p.194，recited in Ronald Hyam，Britain's Declining Empi re： the Road to Decolonization 1918-1968，Cambridge，2006，p.310.
[34] Roy Douglas，Liquidation of Empire： the Decline of the British Empire，Hampshire，2002，p.143.
[35] T.O.Lloyd，The British Empire，1558-198 3，Oxford，1984，p.355.
[36] Ronald Hyam，Britain's Decli ning Empire： the Road to Decolonization 1918-1968，Cambridge，2006，p.323.
[37] Dennis Austin，The Commonwealth and Britain，London，1988，p.35.
[38] Liz Paren and Caroline Coxon and Cheryl Dorall，The Commonwealth： A Family o f Nations，London，2003，p.52.
[39] J.D.B.Miller，The Comm onwealth in the World，Cambridge，1965，p.55.
[40] Implications of Economic Pressure against Rhodesia： Paper by the Commercial Relations and Export Department of the Board of Trade，12 May 1965，FO 371/181877，n o 141，in S.R.Ashton and W.R.Louis eds.，East of Suez and the Commonwealth 1964-1971，Vol.II，pp.189-190.
[41] 在給威爾遜首相的信中，坦尚尼亞總統尼雷爾也認識到南羅得西亞問題並不容易解決，但仍然希望英國政府採取更加積極的態度。［Rhodesia］： Letter from President Nyerere to Mr Wilson Expressing Reservations about UK Policy and Intentions，14 Aug.1965，PREM 13/538，ff 9 4-99，in S.R.Ashton and W.R.Louis eds.，East of Suez and the Commonwealth 1964-1971，Vol.II，pp.196-198.
[42] Lorna Lloyd，Diplomacy with a Difference： the Commonwealth Office of High Commis sioner，1880-2006，Leiden，2007，pp.224-225.
[43] R.I.Rotberg，Ending Autocracy，Enabli ng Democracy： The Tribulations of Southern Africa，1960-2000，Washington，D.C.，2002，p.406.
[44] S.R.Ashton and W.R.Loui s eds.，East of Suez and the Commonwealth 1964-1971，Vol.I，p.lxxxi.
[45] Macmillan to Menzies（Secret），Feb.1962，r ecited in W.D.McIntyre，「Commonwealth Legacies」，The Oxford History of t he British Empire，Vol.IV： the Twentieth Century，Oxford，1998，p.698.
[46] D.A.Low，Eclipse of Empire，Cambridge，1991，p.332.
[47] W.D.McIntyre，「End of an Era for the Co mmonwealth： Thoughts on the Hibiscus Summit」，New Zealand International Review，Vol.15，No.I，（1990），p.6.
[48] John Darwin，Britain and the Decolonization： the Retreat from Empire in the Post-War World，New York，1988，pp.148-149.
[49] S.R.Ashton and W.R.Louis eds.，East of Suez and the Commonweal th 1964-1971，Vol.I，p.lxxxiv.
[50] The Commonwealth Year Boo k，London，1996，pp.103-109，recited in W.D.McIntyre，「Commonwealth Legacies」，in 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Vol.IV： the Twentieth Cen tury，Oxford，1998，p.700.
[51] W.D.McIntyre，「Commonwealth Legacies」，in 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Vol.IV： the Twentieth Century，Ox ford，1998，p.700.
[52] D.A.Low，Eclipse of Empire，Cambridge，1991，p.332.
[53] Dennis Austin，The Commonwealth and Britain，London，1988，p.13.
[54] W.D.McIntyre，「Commonwealth Legacies」，in 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Br itish Empire，Vol.IV： the Twentieth Century，Oxford，1998，p.701.
[55] 「Value of the Commonwealth to Br itain」： Letter from Sir P.Gore-Booth to Sir S.Garner on the Draft of a Commonwealth Office Paper，15 Feb.1967，FCO 49/155，no 8，in S.R.Ashton and W.R.Louis eds.，East of Suez and the Commonwealth 1964-1971，Vol.II，p.404.
[56] ［Australia］： Letter from Sir C.Johnston （Canberra） to Sir J.Johnston on Mr Gort on and the Commonwealth，1 Aug.1968，FCO 24/189，no 123，in S.R.Ashton and W.R.Louis eds.，East of Suez and the Commonwealth 1964-1971，Vol.II，p.442.
[57] ［Value of the Commonwealth］： Minutes by Mr MacDonald and N.J.Barringto （FCO） on Informal Discussions with a gro up of Commonwealth leaders during the 1969 Commonwealth Prime Ministers』 Conference，6-15 Jan.1969，FCO 68/160，nos 7 abd 8，in S.R.Ashton and W.R.Louis eds.，East of Suez and the Commonwealth 1964-1971，Vol.II，pp.445-44 6.
[58] 王振華：《大英國協興衰》，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序言。
[59] D.A.Low，Eclipse of Empire，Cambridge，1991，p.21.
[60] Hugh Tinker，「Introduction」，in BSI，Vol.II，p.xiii.
[61] Harold Macmillan，Pointing the Way 1959-1961，London，1972，pp.118-119.
[62] John Darw in，Britain and the Decolonization： the Retreat from Empire in the Post-War World，New York，1988，p.306.
[63] R.F.Holland，「The Imperial factor in British Strategies from Attlee to Macmillan，1945-1963」，in R.F.Holland and G.Rizvi eds.，Pe rspectives on Imperialism and Decolonization，London，1984，pp.165-186.
[64] 王振華：《大英國協興衰》，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第1頁。
[65] 鄭家馨主編：《殖民主義史（非洲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637頁。
[66] 這裡的非自治領不僅包括殖民地，也包括託管地、保護領或保護國。
[67] Crawford Young，「Decolonization in Africa」，in L.H.Gann and Peter Duignan eds.，The History and Politics of Colonialism 19 14-1960，London，1970，p.4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