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東非殖民地的獨立

  在東非殖民地，英國面臨兩難困境。一方面，英國盡力避免激怒非洲人，因為非洲高漲的民族主義會損害英國的利益，所以，英國政府很早就宣布了土著人利益至上的原則。另一方面，由於歐洲移民在這裡占據經濟與政治上的主導權，英國又必須倚重他們，二戰時的倚重更使白人的優勢擴大，而戰後開發經濟的需要又使英國要繼續依賴這些白人定居者。南非局勢的發展更是加劇了英國的這種困境。在丹尼爾.馬倫（Daniel Malan）領導的國民黨掌握了南非的政權後，英國開始擔心南非向中非與東非擴張勢力，「我們的一個主要目標是限制南非……阻止其影響力與權力向北擴張……在我們眼裡，這與我們在中非與東非推行的憲政同樣重要，這一點應該成為一項政策」[51]。在英國政府看來，英國必須儘量安撫移民從而避免把他們推入南非的懷抱。[52]這種錯綜複雜的局勢就使英國在東非的政策呈現表里不一的特徵：英國雖然鼓吹非洲人利益至上，但是在現實中，卻推行以白人移民為主、並鞏固移民經濟與政治權利的政策。

  東非獨立產生的問題就是由英國推行的經濟開發及東非聯邦計劃引起的。

  艾德禮政府的一項重要任務是發展經濟，利用東非殖民地為英國的經濟服務是其重要內容。東非殖民地包括肯亞、烏干達、坦噶尼喀。其中肯亞白人勢力最大，白人定居者控制了當地的政治與經濟權力，英國開發肯亞也主要依靠白人定居者。雖然開發肯亞的計劃會擴大白人的經濟優勢並可能引起非洲人的抗議，艾德禮還是決定堅持這一政策。[53]開發東部的另一表現是推動在坦噶尼喀的花生種植，英國認為這是發展坦噶尼喀經濟的最好方案。為了便利初級產品的運輸，英國也進行了一些配套設施的建設，例如鐵路、公路等。在烏干達，英國在尼羅河源頭的金賈修建了巨大的歐文水壩和發電站。在東非的其他地區，英國也投入大量資金開發殖民地的資源。

  與開發經濟相對應的是英國在東非推行的東非聯邦與多種族社會計劃。為了推動東非經濟的發展，英國希望把三個殖民地合併為一個聯邦。建立東非聯邦有英國戰略的考慮。二戰使不少人認為太小的國家不適於戰略防守，南非史末資將軍（Ja n Christian Smuts）就認為，「侏儒國家的時代已經結束了」，戰時殖民大臣克蘭伯恩子爵同樣認為：「當前地區的零碎狀態與現代世界完全不合。」[54]在工黨政府殖民大臣格里菲斯（James Griffiths）看來，東非聯邦還是英國阻止南非向東非擴張的工具。[55]在這些想法的引導下，艾德禮政府派出東非高級委員會探討建立東非聯邦的可能性。1946年，克里奇.瓊斯提出設立東非聯邦議會的具體方案。在推行東非聯邦的同時，英國也致力於在東非建立多種族社會。對英國政府來說，英國固然要避免白人移民控制東非從而激起黑人民族主義者的反抗，但也要避免黑人控制東非從而威脅白人移民的安全並破壞東非開發的計劃，如果能夠實現兩者的和諧共存，它對經濟發展將是非常有利的。

  開發經濟與東非聯邦計劃不僅沒有成功，反而刺激了黑人民族主義的發展。龐大的開發計劃需要大量的專家，需要對殖民地加強控制，這些勢必要求英國更多介入黑人的經濟與社會生活。為了經濟發展的需要，英國許多時候不得不採取一些極端措施，這只能引起殖民地人民的反抗。同時，由於開發經濟主要依靠白人移民，非洲人很自然地相信英國政府與白人移民是一方的，開發計劃不過是擴大白人定居者優勢的陰謀而已。同樣，多種族社會與東非聯邦的計劃也引起了非洲人的抵制，非洲人認為這一制度不過是英國讓黑人永遠臣服於白人統治之下的工具罷了。

  民族主義發展最迅速的地方是肯亞。長期以來，白人定居者與土著居民就當地的土地所有權問題爭吵不休。肯亞的土著吉庫尤人認為自己對土地享有所有權，而白人定居者同樣宣稱自己對這些土地享有所有權。在白人定居者的遊說下，19 39年的英國樞密院頒布法令，規定「白人高地」[56]屬於白人。但代表吉庫尤人利益的吉庫尤中央協會（Kikuyu Central Association）則堅決反對這一法令，在中央協會的領導下，肯亞爆發了大規模的反政府運動。非洲人的反抗因為二戰而受到壓制。為了戰爭的需要，英國取締了吉庫尤中央協會及其附屬組織，並逮捕了該組織的許多領導人，肯亞的民族主義運動暫時被抑制了。二戰後，英國的政策再次刺激了肯亞的民族主義。吉庫尤中央協會的領導人肯雅塔（Jomo Ken yatta）從英國回到國內，他原是吉庫尤中央協會的核心成員，由於在英國倫敦長期學習而沒有遭到逮捕。肯雅塔回來正逢其時，非洲土著還在為自己的土地所有權而鬥爭，而戰後初期的經濟困難與失業問題也困擾著非洲人，非洲人需要有人領導來反對貪婪的白人定居者。在肯雅塔的領導下，肯亞的民族主義發展很快。肯雅塔不久成為一個溫和的民族主義組織——肯亞非洲人聯盟（Kenya African Unio n）的主席，他決意把這一組織發展為全肯亞民族主義的代理人。

  

  肯雅塔希望採取合法的手段實現目標，但他首先需要協調肯亞不同政治派別之間的分歧。那些與英國聯繫比較緊密的酋長、農場主等政治勢力主張繼續與英國維持友好關係。而來自下層的一些吉庫尤人卻認為，伴隨著經濟發展肯亞出現了更多的窮人，因而反對與英國合作，他們是激進派，被黑人中的有產者輕蔑地稱為「野孩子」。但是「野孩子」發展很快，並且戰後肯亞的社會問題也有利於他們的發展，這些「野孩子」廣泛吸納城市的下層民眾，也注重向農村擴張勢力。他們認為，如果要滿足非洲人的要求，白人就必須離開肯亞，而最有效的手段就是用暴力對付白人，同時，非洲人也應該懲罰那些與英國合作的非洲「叛徒」。因此，這些「野孩子」不僅襲擊白人定居者，也襲擊那些與白人定居者合作的土著人，他們很快被稱為「茅茅（Mau Mau）」。[57]

  茅茅的興起不僅威脅著白人定居者與黑人有產者的利益，也很快威脅到了肯雅塔的地位。肯雅塔試圖脫身於肯亞的派別之爭，但不久後就發現自己很難控制「茅茅」，於是開始譴責「茅茅」。[58]

  肯亞總督米切爾（Philip Mitchell）在處理關鍵問題上缺乏政治技巧，當已經成為肯亞民族主義旗手的肯雅塔要求殖民政府確認他的政治地位時，米切爾卻拒絕了肯雅塔的要求。此外，米切爾也不信任白人定居者，當白人要求政府採取強硬政策對付茅茅時，米切爾認為茅茅並不是一個嚴重威脅，於是又拒絕了白人定居者的請求。

  1951年10月25日，保守黨重新掌握英國政權，艾登擔任邱吉爾政府的外交大臣。艾登認為推行聯邦計劃是擴大英國影響力的一個重要手段，他決定推動東非聯邦計劃。對英國政府來說，要建立東非聯邦，首先必須建立一個多種族共存的社會，而要達到這一目標，英國必須挫敗激進勢力茅茅運動，因為茅茅不僅殺害白人定居者，也殺害土著人上層，還要趕走在肯亞居住的黃種人。1952年9月，埃弗林.巴林（Evelyn Baring）接替米切爾任肯亞新總督。一個月後，巴林宣布肯亞處於緊急狀態之中，殖民政府開始展開對茅茅的圍捕，肯雅塔也被指責是茅茅運動的策劃者而被拘捕。

  逮捕肯雅塔卻壯大了茅茅運動。關於肯雅塔與茅茅的關係，學術界還存在一定的爭議。肯雅塔曾經譴責過茅茅，被認為對茅茅產生了致命打擊。此外，有些人指責肯雅塔表里不一，他們認為雖然肯雅塔表面上指責茅茅，但實際上是支持茅茅的，後來他也不再批評茅茅了。但無論如何肯雅塔是民族主義的溫和派，是支持與英國進行合作的，而英國逮捕他，就把激進派推上了前台。現在，茅茅可以理直氣壯地宣稱合作政策是沒有出路的，非洲人必須用暴力才能推翻英國政府與白人定居者的殖民統治。在肯雅塔被審判期間，茅茅製造了一系列暴力活動。最引人注目的事件是，他們攻占了一個地方警察署，之後又發生「拉里屠殺事件」，被殺害的90多人中大多數是婦女兒童。在巴林的建議下，英國政府派出軍隊鎮壓茅茅。與此同時，白人定居者也組織輔助警察隊，幫助搜捕茅茅。白人定居者的勢力似乎進一步擴大了，他們與英國政府是同夥的觀點也似乎被證明是正確的。

  實際上，茅茅運動主要由吉庫尤人中的激進派組成，它遠不是全國性的。在英國政府和白人定居者的聯合絞殺下，茅茅運動最終失敗了。但茅茅運動卻加速了英國政策的轉變。為對付茅茅，英國動用了幾萬人，耗費了5500萬英鎊。[59]為了避免類似事件的發生，英國政府決定在肯亞乃至東非進行政策調整。

  英國做的第一件事是通過農業改革使農村中的中產階級群體成長起來。與坦普爾在馬來亞的情況一樣，巴林逐漸認識到，為了鎮壓茅茅，為了穩定肯亞，英國有必要重建肯亞的經濟，培養一批非洲人的中產階層。[60]而緊急狀態賦予總督的權力便利了英國實施新政策。殖民政府很快推行「斯溫納頓（Roger Swynnerton）農業改革計劃」，鼓勵非洲人種植農業經濟作物，例如咖啡、除蟲菊等等。為了提高生產效率，巴林推行土地合併政策，讓那些有能力的非洲人經營合併後的土地。同時，為了撫慰那些失去土地的非洲人，殖民政府也給他們以一定的補助。巴林的政策很有成效，作家拉平稱巴林的政策引發了一場「農業革命」，而農業革命造就了一批農業中產階級。[61]由於這些經濟作物依賴於外部市場，英國的中間商地位也就是至關重要的，英國可以指望得到非洲人的合作。

  英國還注重扶持肯亞民族主義的溫和派。一方面，英國人全力圍捕茅茅組織成員，動用巨大的人力與財力絞殺茅茅運動。另一方面，英國人也決定軟化那些激進派，因為在肯亞，吉庫尤人是最大的部族，如果要重建肯亞，沒有吉庫尤人的合作是不可想像的。因而，巴林盡力爭取那些溫和的吉庫尤人的支持，在茅茅運動幾近瓦解時，主張對其採取寬容政策，以使他們參與到肯亞的社會生活中來。殖民大臣利特爾頓支持巴林的想法，他向白人定居者施壓說，英國不可能無限制地支持白人定居者，如果要維持白人的影響力，白人定居者必須對土著人讓步並讓他們分享權力。利特爾頓獲得一部分溫和派白人定居者的支持。1954年，英國頒布了新的肯亞憲法，規定各種族的代表都可以擔任政府部長。

  1957年麥克米倫擔任首相後，英國政府仍然試圖維持白人定居者與非洲土著人之間的平衡，在肯亞積極建設多種族社會。[62]這個計劃獲得了一部分白人定居者的支持。雖然許多白人對非洲人還是極不信任，但是以布倫戴爾（Michael Blundell）為首的一部分白人逐漸改變了看法，他們認識到，為了維持白人定居者的利益，白人必須和非洲人合作。布倫戴爾勸說白人定居者支持這一政策。雖然勸說工作非常艱難，但是布倫戴爾最終勸服白人定居者接受了一位盧奧族的領袖姆波亞（Tom Mboya）參加政府，他成為肯亞的第一位黑人部長。

  姆波亞雖然也願意和英國合作，但是在基本立場上，他與英國政府推行的多元種族社會主張是南轅北轍的，他追求的真正目標是非洲人的多數統治，與英國進行合作不過是實現目標的手段。為了這個目標，他堅持不懈地為非洲人爭取更大的權力。在他進入立法院不久，就提出把立法會議中非洲人代表的人數提高到議會總人數的一半。面對英國政府提出的以族群為基礎的選舉，非洲的民族主義者針鋒相對地提出「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原則與成人普選權要求，並強烈呼籲開放供歐洲移民專用的「白人高地」。

  這樣，英國政府與白人定居者追求的多元種族社會就面臨著嚴峻的考驗。

  1959 年，在肯亞關押的茅茅運動成員已經減少到1000多人，殖民政府決定把他們轉移到霍拉集中營進行管理。由於殖民政府對這些「拒不悔改」的茅茅分子毫無好感，虐囚行動就不可避免地會發生。採取強制手段進行管理的第一天就造成11人死亡，20多人重傷，這就是著名的「霍拉屠殺事件」。該事件發生的同月，尼亞薩蘭警方殺害了50多名舉行抗議活動的非洲人，英國派出的德夫林調查團認為尼亞薩蘭已經變成了一個「警察國家」。英國政府很快成為國際社會批評的焦點，在國內，保守黨政府也面臨著自由派人士的嚴厲質詢。

  這一次，麥克米倫決定採取果斷措施。實際上，在蘇伊士運河事件後，麥克米倫就已開始懷疑英帝國的價值。他上台後不久，就提議審核帝國的價值，而審核報告認為殖民地「更早而不是更遲的獨立會更好地維護英國的外貿利益」，英國的金融與經濟利益不會因為殖民地的獨立而受到影響。同時，殖民地的獨立不僅不會損害反而會提高英國的國際地位，因為雖然殖民地獨立了，但英國可以「通過另一種方式對之施加影響」。總之，英國應該把英帝國轉變為大英國協，使這些殖民地變成英國控制下的自由國家的聯合體，通過這一新的形式來遏制共產主義，維護英國的大國地位。[63]基於此結論，麥克米倫主張放棄非洲殖民地，但是他面臨著強大的阻力，以博伊德、索里茲伯里勳爵、利特爾頓等為首的強硬派抱有濃厚的帝國思想，他們反對首相的主張，麥克米倫因而暫時擱置了爭議。在1959年10月的大選中，保守黨以絕對優勢贏得大選，強硬派則退出了內閣與下院。在鞏固了地位後，麥克米倫決定按照自己的設想推動非洲殖民地的獨立進程，1959年任命麥克勞德為殖民大臣與1960年「變革之風」的著名演講都是他這一思想的表現。

  新任殖民大臣麥克勞德決定加速東非殖民地的獨立進程，他認為「……我們不能靠武力維持非洲的殖民地。即使動用了大量的軍隊，我們還是不能繼續統治賽普勒斯這樣的小島，戴高樂也沒有保住阿爾及利亞。人們邁向自由的鬥爭只能加以引導，而阻止是不可能的。」[64]麥克米倫也逐漸認識到儘快讓非洲殖民地獨立才是最現實的政策。

  需要注意的是，直到此時，英國政府仍然希望扶持那些民族主義溫和派主持獨立的進程，也仍然沒有放棄多元種族社會的構想。與1957年不同，這一次英國政府已準備放棄非洲殖民地，英國不會再為所謂的底線竭盡全力了。

  英國政府的這一態度推動了肯亞的政治發展。麥克勞德的弟弟也是一位白人定居者，他配合布倫德爾在白人定居者中宣傳多元種族的主張。在他們的努力下，1959年新肯亞集團（New Kenya Group）成立，這一組織的目的是衝破種族障礙，建立一個非洲人、歐洲人、亞洲人平等相處的新政黨。麥克勞德支持這些溫和派，決定以此為基礎加快肯亞的獨立步伐，因為獨立的延遲可能讓英國重蹈賽普勒斯的覆轍。[65]英國的殖民政策委員會最終同意了麥克勞德的獨立方案。[66]1960年1月，英國召開了倫敦會議，麥克勞德邀請肯亞4 0多名民選立法議員到倫敦商談獨立事宜。麥克勞德的目的是建立一個新肯亞集團與非洲民族主義溫和派之間的聯盟，然後以這一聯盟為核心推動肯亞的獨立進程。

  為了獲得非洲人的合作，麥克勞德為肯亞設計了新的憲法，讓非洲人在立法會議中占據多數，但是他也同時希望維持白人的利益。他支持的是非洲人中的溫和派而不是激進派，既然英國與白人定居者仍然痛恨肯雅塔，麥克勞德就決定不釋放肯雅塔，當肯亞非洲人全國聯盟（Kenya African National Union，簡稱非全盟）提出把肯雅塔作為自己的領袖時，麥克勞德拒絕了他們的請求。[67]在英國政府看來，肯亞非洲人民主聯盟（Kenya African Democratic Union）才是肯亞民族主義溫和派的真正代表。這一組織是一個排除吉庫尤人的部落聯盟，他們擔心吉庫尤人一旦獲得權力會損害自己的利益，他們也不喜歡肯雅塔，願意支持與布倫戴爾合作並組建多元種族政府。[68]在1961年大選中，依靠新肯亞集團與總督的支持，肯亞非洲人民主聯盟組建了新政府。從而，一個包括英國政府、溫和派白人定居者、溫和派非洲民族主義者在內的聯盟形成了，他們共同抵制以肯雅塔為核心的肯亞非洲人全國聯盟，也反對強硬的白人定居者。

  但是，英國實施的政策很快失敗了，原因是英國支持的政治勢力無法控制肯亞的局勢。肯亞非洲人民主聯盟的力量是非常脆弱的。它是一個鬆散的反對吉庫尤人的部落聯盟，各部落之間的分歧非常嚴重，黨魁納格拉（R.G.Ngala）的領導地位並不穩固。同時，它既得不到強硬派白人定居者的支持，也不可能獲得吉庫尤人的支持，而吉庫尤人是肯亞最大的部族。代表吉庫尤人利益的肯亞非洲人全國聯盟在肯亞的影響力非常大，對肯亞非洲人民主聯盟的領導地位構成嚴峻挑戰。而且，由於肯亞非洲人民主聯盟嚴重依賴英國政府的支持，非洲人更是把它看作英國的傀儡，這使它在群眾中缺乏足夠的影響力。部落之間、政黨之間、領袖之間明爭暗鬥，肯亞面臨著局勢失控的危險。

  面對嚴峻的形勢，麥克勞德明智地認識到，為了避免肯亞發生內戰，接受肯雅塔才是最好的選擇，因為只有肯雅塔才能超越這些衝突。麥克勞德頂住了白人定居者與保守派的壓力，釋放了肯雅塔。肯雅塔出獄之後，重新確立了自己在肯亞的領導地位，非全盟在其領導下重新成為肯亞最有勢力的政黨。

  不過許多白人定居者仍然頑固不化，他們在總督雷尼森（Sir Patrick Renison）周圍積聚起來抵制肯雅塔與其領導的非全盟，雷尼森在公開的演講中更指稱肯雅塔是「引向黑暗與死亡的領袖」。[69]但是英國政府不想再為白人定居者承擔責任了，由於認為雷尼森總督不適合與肯雅塔合作，新任殖民大臣桑茲（Duncan Sandys）選擇麥克唐納（Malcolm MacDonald）擔任肯亞總督。麥克唐納認為抵制肯雅塔是很不明智的，他上台伊始就勸說白人定居者認清形勢並接受肯雅塔。

  肯雅塔也決定儘量爭取英國政府與白人定居者的支持。長期的監牢生活使肯雅塔更加成熟穩重，他清醒地認識到，白人定居者的能力與財力是肯亞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撐。因而，他一方面致力於部落之間的團結，另一方面也對白人定居者拋出了橄欖枝。對那些頑固不化的白人定居者來說，肯雅塔將要掌握肯亞政權已經是一個不爭的事實，面對肯雅塔的示好，他們開始動搖了。同時，茅茅運動之後，肯亞的形勢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白人定居者的經濟與政治影響力已經大大削弱，白人定居者對肯亞的影響力已是遠不如昔了。[70]在1963年8月的演講中，肯雅塔終於贏得了白人定居者的擁護：

  世上沒有天使的社會，無論白人、棕種人還是黑人都不可能有。我們都是人，因此我們都會犯錯誤。如果我對你們做錯了事，那就要請你們原諒我；如果你們對我做錯了事，那就應該是我來原諒你們。非洲人不能說歐洲人全都做錯了，歐洲人也不能說非洲人全都做錯了……你們應該忘掉某些事，正像我也應該忘掉某些事一樣……你們中許多人擔心，但我要對你們說：喬莫.肯雅塔不想報復，不想向後看。我們應該忘記過去，面向未來。我受過監禁，受過拘留，但那些已經過去了，我不打算記住它……你們許多人和我一樣是肯亞人……讓我們團結起來，為肯亞的利益而工作，而不是為某一特定的群體工作。[71]

  肯雅塔也贏得了英國政府的支持。1963年大選中，非全盟贏得大選，麥克唐納迅速任命肯雅塔為總理，肯亞實現了內部自治。1963年12月，英國支持肯亞獲得完全獨立，肯雅塔成為肯亞的第一任總統。獨立之後，肯亞基本上維持了一個以非洲人為主的多種族國家，肯雅塔也宣稱肯亞將繼續留在大英國協。英國的明智政策維持了英肯在外交方面的友好關係、經濟上的合作，當然，還有英國在肯亞的無形影響力。

  英國政府關於東非聯邦的計劃也激起了坦噶尼喀與烏干達的強烈反對，尤其推動了坦噶尼喀民族主義的發展。二戰時，一些在非洲之外作戰的坦噶尼喀士兵開始建立屬於非洲人自己的政治團體，一些知識分子也明確提出坦噶尼喀立法會議中應該有非洲人的代表。戰後的經濟困難引發了1947年坦噶尼喀的全國大罷工，工人不僅要求提高工資，還提出了非洲人在政府中任職的政治要求。但是殖民地的這些反抗行動都是以地區為主的，而且不少民族主義者對英國的殖民統治還存有幻想，這些都制約了民族主義的發展。坦噶尼喀非洲人協會（Tanganyika African Association）是坦噶尼喀最大的民族主義組織，具有全國性，但到1948年，其會員也只有1780人。[72]英國的經濟與政治計劃無意中整合了坦噶尼喀的民族主義力量，從而加速了坦噶尼喀民族主義運動的發展。1951年，總督特文寧（Sir Edward Twining）任命的憲法發展委員會向殖民政府建議，立法會議中的非官方成員由黑種人、白種人、黃種人三大種族同等數量的代表組成，英國也在地方議事會中實行以種族為代表的選舉制。不少非洲人認為這個方案極不公平，因為坦噶尼喀的白種人與黃種人數量很少。坦噶尼喀非洲民族主義者很快以此為核心整合了起來。1953年4月，朱利葉斯.尼雷爾（Julius Nyerere）當選為坦噶尼喀的非洲人協會的主席，他決定把坦噶尼喀的非洲人協會塑造為整個國家的民族主義政黨。一年之後，他把坦噶尼喀的非洲人協會改組為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聯盟（Tanganyika Afric an National Union）（簡稱坦盟），致力於坦噶尼喀的自治和獨立。針對英國以種族為基礎的選舉方案，坦盟針鋒相對地提出成年人普選制，要求把非洲人在立法會議和行政會議中的代表人數提升到總數的一半，坦盟也要求坦噶尼喀在10年左右的時間獲得獨立。由於尼雷爾領導得成功，到1957年，坦盟的成員已達15萬—20萬人，「我們取得的成功甚至使我們最樂觀的人也感到驚奇。幾乎全國都支持我們。」[73]

  對此，英國決定鎮壓尼雷爾與其領導的坦盟。總督特文寧把尼雷爾描述為「顛覆運動的代表」和「不負責任的鼓動者」，[74]想方設法限制尼雷爾與坦盟的活動。殖民政府既不准尼雷爾在群眾集會上演講，也拒絕甚至撤銷坦盟地區支部的官方註冊。

  英國政府明白為了維持在坦噶尼喀的統治，英國必須獲得非洲人的支持，即使是只有一部分非洲人的支持。英國決定扶持那些民族主義者中的溫和派與保守派。在英國的支持下，鼓吹多種族聯合的坦噶尼喀統一黨（United Tanganyika Party）成立了，成為對抗坦盟的工具。英國也拉攏那些傳統的政治勢力。1957年英國通過《非洲酋長（特別權力）法》，恢復酋長「根據土著權力法……發布規則和命令」的權力，隨後建立了「全領地酋長大會」。[75]

  但是隨著局勢的發展，英國逐漸改變了態度。坦噶尼喀統一黨難當大任，在與坦盟的競爭中節節敗退。總督特文寧原來是一位強硬派，但是逐漸認識到多種族社會的主張在坦噶尼喀無法實現，英國必須放棄東非聯邦的計劃，並把以移民為主的政策轉向以非洲人為主的政策。他也改變了對尼雷爾的看法，認為尼雷爾比西非其他殖民地的民族主義領導人更加明智與理性，英國如果激怒了尼雷爾，情況將非常糟糕。嚴格地講，坦噶尼喀並不是英國的殖民地，而是聯合國的託管地，英國只不過是代為託管而已，尼雷爾幾次向聯合國託管委員會要求坦噶尼喀獲得獨立。殖民部官員波德林（H.T.Burdillon）支持特文寧的新政策。波德林認為，如果尼雷爾變成一個反對派並在聯合國製造麻煩，英國將非常被動。因此，英國必須推動坦噶尼喀的政治進程。[76]殖民大臣博伊德最後同意了特文寧的建議。1957年，坦噶尼喀行政委員會重組，新的助理大臣由4名非洲人、1名歐洲人、1名亞洲人組成。這一新的人事變動顯示多元種族社會的計劃被放棄了，非洲人多數統治的原則正在執行。

  英國雖然放棄了多元種族社會的計劃，但是在獨立的時間上，還是認為應該由自己掌控。殖民大臣博伊德反對採取激進政策，主張循序漸進地推動非殖民化進程，在他看來，坦噶尼喀要到1970年才可能獲得獨立。[77]

  但是這種關起門來制定的計劃註定要被現實擊碎的。1958年9月與1959年2月，坦盟在立法會議的兩輪大選中大獲全勝，坦噶尼喀已沒有別的政治力量能阻擋獨立了。在黃金海岸與奈及利亞走向獨立時，坦盟也要求在最短的時間內使坦噶尼喀獲得自治地位，如果英國拒絕，坦盟將掀起抗議、罷工等全國性抵制活動。

  下面四個因素便利了英國從坦噶尼喀的撤退。

  首先，國際壓力影響了英國的政策。坦噶尼喀在名義上是聯合國的託管地，聯合國對其負責。由於戴高樂突然改變了法國的殖民政策，加快了非殖民化進程，法屬非洲各國紛紛獨立。1960年聯合國中突然出現了這些新的非洲國家成員，在它們的要求下，聯合國託管委員會更加關注殖民地的獨立進程。英國繼續執行過時的殖民政策只能招致以聯合國為舞台的第三世界國家的口誅筆伐，這將令英國陷於尷尬的境地。[78]

  其次，英國不願意再花費巨大代價來維持非洲殖民地的統治。麥克勞德認為英國在坦噶尼喀的警備力量不足以應付動亂，同時，一旦坦噶尼喀爆發動亂，英國採取鎮壓政策勢必會拖累英國的經濟發展。即使英國勉強鎮壓了殖民地的抗議活動，保持這一貧瘠的殖民地又有什麼意義呢？坦噶尼喀在經濟與戰略上的地位與肯亞相比都差得太遠。

  再次，對抗共產主義勢力的策略便利了英國的撤退。比利時無法鎮壓剛果的民族主義者，被迫撤出剛果，剛果很快爆發了內戰，蘇聯的勢力開始滲透到中非。由於英國的中非與東非殖民地都與剛果毗鄰，英國也擔心蘇聯向自己的殖民地擴張勢力。在此背景下，麥克勞德認為英國最明智的策略就是迅速從坦噶尼喀撤離，否則，英國將不得不處理坦噶尼喀的動亂。[79]

  最後，從坦噶尼喀的撤退不像肯亞那樣麻煩，這裡的白人定居者數量很少，不足以對英國政府的政策造成太大的影響。

  1959年5月，新上任的總督特恩布爾（Sir Richard Turnbull）向英國內閣提出建議，英國最迫切的任務是迅速與尼雷爾建立合作關係，因為尼雷爾是最好的合作者，只有支持尼雷爾，獨立進程才可能順利。為了爭取尼雷爾的支持，他提議加快坦噶尼喀的獨立進程，在1960年實現立法會議中的非官方議員占多數比例。如果延遲獨立，坦噶尼喀將會出現動亂與革命，而英國的財力將不足以鎮壓反抗活動。[80]

  麥克勞德擔任殖民大臣後，很快接受了特恩布爾的建議。1959年12月，英國宣布在坦噶尼喀進行第二輪大選，並許諾在1960年8月讓民選議員的人數在立法會議與行政委員會中占據多數。鑑於坦盟在坦噶尼喀的絕對優勢，這實際上就是支持坦盟在獨立中獲得領導地位。在之後的大選中，坦盟贏得了壓倒性勝利，在坦盟的壓力下，英國把獨立的時間再次提前。特文寧與特恩布爾的估計是正確的，尼雷爾還是比較理性與友好的，他願意與英國合作，也同意獨立的坦噶尼喀將繼續留在大英國協。

  桑給巴爾與坦噶尼喀有千絲萬縷的聯繫。它是一個種族混雜的地區，長期以來，阿拉伯人入侵後建立了蘇丹國，控制著桑給巴爾的政治與經濟。但是，在桑給巴爾占多數的人口卻是非洲人，非洲人又分為從大陸非洲（主要從坦噶尼喀）過來的大陸派與桑給巴爾本地的土著人，大陸派與非洲大陸聯繫緊密，而桑給巴爾土著人卻忠誠於阿拉伯人統治者——蘇丹。[81]在坦噶尼喀走向獨立之際，以蘇丹為核心的民族黨也提出獨立要求，但是以非洲大陸人為主的非洲—設拉子黨（Afro-Shirazis）反對民族黨的要求，認為過早的獨立只能使非洲人完全落入阿拉伯人的掌控之中。[82]

  英國在決定從坦噶尼喀撤退時，也無意對抗桑給巴爾的民族主義者。但是在桑給巴爾追求獨立的進程中，英國繼續根據自己的戰略加以選擇。英國更喜歡非洲—設拉子黨主導政治發展的局面，因為英國在桑給巴爾仍然有重要的戰略利益，阿拉伯人與埃及、蘇聯等國家關係密切，大陸派則希望從英國獲得支持。[83]雖然英國支持大陸派，但是阿拉伯人在兩者的競爭中卻占據優勢，因為他們更加能幹，在政治上也更加成熟，桑給巴爾土著人也站在民族黨的一邊。非洲—設拉子黨在政治上則缺乏經驗。阿拉伯人與非洲人大陸派的衝突最終導致了1961年6月1日的暴亂。

  桑給巴爾的殖民官員穆林（Sir George Mooring）認為，暴亂是兩派分歧引起的，為了有利於政治發展，英國必須支持兩派建立聯盟，桑給巴爾只有在聯盟的基礎上才能真正實現獨立。[84]他的建議難以成功，因為兩派的聯盟根本無法實現。1963年，桑茲任殖民大臣之際，桑給巴爾政局仍然處於僵持之中。由於擔心英國陷入桑給巴爾的內戰，桑茲決定儘快放棄這一殖民地。[85]1963年6月，桑給巴爾實現內部自治，7月舉行大選，在桑給巴爾土著人的支持下，民族黨獲得勝利，英國決定承認選舉的結果。12月10日，桑給巴爾實現了完全獨立，阿拉伯蘇丹擔任國家元首。但是，非洲大陸派繼續反對民族黨。1964年4月，大陸派發動軍事政變推翻了政府，新成立的革命委員會很快與坦噶尼喀達成了合併協議，合併後的新國家改名為坦尚尼亞。

  在烏干達，東非聯邦的計劃也沒有什麼吸引力。作為烏干達的核心地區，布甘達的國王穆特薩二世（Kabaka of Buganda，Mutesa II）認為東非聯邦計劃會使布甘達落入白人的控制之下，因而堅決反對聯邦計劃，甚至提出布甘達單獨獨立的設想。但布干達單獨獨立就無異於瓦解了烏干達，英國很快以個人品質為由流放了穆特薩二世。流放穆特薩二世反而使他成了民族英雄，一些激進勢力開始冒頭，英國覺得還是與穆特薩二世打交道為好，1955年又讓穆特薩二世回到了烏干達。

  除了來自穆特薩二世的壓力，英國還面臨著大眾民族主義的壓力。1945-1946年，巴塔卡黨（Bataka Party）宣告成立，要求在布甘達王國建立民主議會，反對成立東非高級委員會，也反對印度人對棉花和咖啡銷售的壟斷地位。1949年，在巴塔卡黨與另外一些民族主義者的領導下，烏干達民族主義者舉行了示威遊行，與警察發生衝突，最終發生縱火、搶劫等暴力行為。殖民政府宣布烏干達處於緊急狀態，逮捕了1724人。英國取締了巴塔卡黨，但民族主義運動卻沒有一蹶不振。1952年，烏干達國民大會黨奧博特派建立（1960年與烏干達人民聯盟合併組成烏干達人民大會黨，Uganda People's Congress），提出烏干達自治、普選、反帝反殖的政治主張。

  在民族主義者的壓力下，英國開始推動烏干達的自治進程，並許諾在烏干達進行直接選舉，這一計劃仍然沒有成功。布甘達反對直接選舉，穆特薩二世認為民主選舉會削弱國王的權力。在布甘達的壓力下，英國最終退縮了。雖然1958年的立法會議由直接選舉產生，但是布甘達卻是一個政治特區，烏干達的普選是不全面的。英國對穆特薩二世的妥協又引起了民族主義者的反對。在烏干達國民大會黨衰落之後，以奧博特（Milton Obote）為首的烏干達人民大會黨發展很快，成為烏干達最大的民族主義政黨，他們反對布甘達的特權，要求在烏干達建立一個民選的中央政府。[86]

  直到麥克勞德上任時，英國一直在民族主義者與布甘達國王之間走鋼絲。[87]麥克勞德決定使英國加速從非洲撤退，全力支持民族主義者的獨立要求。他很快提出新的憲法方案，主張在立法會議與行政委員會中都擴大民選人數並縮小殖民政府任命的人數，直到它們最終完全由選舉產生。[88]而烏干達的政局發展也使麥克勞德獲得了這樣的機會。

  在布甘達與烏干達人民大會黨爭奪權力的時候，由伯尼迪克多.基瓦努卡（Ben edicto Kiwanuka）領導的烏干達民主黨（Uganda Democratic Party）異軍突起，他們既在烏干達獲得基督徒的支持，又在布甘達王國獲得國王臣民的擁護。在1961年3月的選舉中，烏干達民主黨贏得了選舉。[89]來自烏干達民主黨的壓力使兩個看起來根本不可能合作的集團聯合起來，烏干達人民大會黨開始與布甘達國王尋求妥協。最後，烏干達人民大會黨同意了布甘達在烏干達的特殊地位，而布甘達國王則答應支持烏干達人民大會黨。英國對烏干達民主黨也並不信任。[90]麥克勞德於是決定支持烏干達人民大會黨與布甘達王國的聯盟，並以此為基礎進行權力移交。根據1961年6月提出的《芒斯特報告》（Munster Report），麥克勞德聲稱烏干達將於1962年3月實行內部自治，10月走向完全獨立，而布甘達與烏干達將維持一種聯邦的關係。這樣，英國、布甘達國王、烏干達人民大會黨最終形成一種同盟關係。1962年5月，在布甘達國王的支持下，奧博特贏得了大選。英國按照原先的許諾，於1962年10月授予烏干達獨立地位，新國家也繼續留在了大英國協。

  英國從烏干達的撤退凸顯了利益集團在獨立進程中的矛盾。在英國準備撤退的時刻，不少殖民地都出現了爭奪權力的內部紛爭。在印度有國大黨與穆斯林聯盟的爭奪，在巴勒斯坦有猶太人與阿拉伯人的衝突，在黃金海岸有人民大會黨與民族解放陣線的矛盾，等等。在烏干達也表現得非常明顯，布甘達國王、烏干達人民大會黨、烏干達民主黨，以及一些小的政黨與部族都希望獲得儘可能多的權力。由於利益集團之間的權力爭奪，烏干達面臨著發生內戰的風險。英國由於財政與戰略原因不可能在烏干達投入更多的資源，因而決定加速從烏干達撤退。但是英國的撤退並沒有消弭烏干達內部的矛盾，它不過是把問題推給了新政府，而面對這些矛盾，新政府又是無力處理的，國家因而面臨失敗的危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