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西非殖民地的獨立

  長期以來，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大多數地區都是西歐強國的殖民地。加納作為這一地區第一個擺脫殖民統治的國家，其獨立具有重要意義。

  20世紀30年代，非洲殖民地的經濟困境導致了嚴重的社會動盪。在危機面前，英國的間接統治政策開始讓位於積極管理的政策，黑利爵士（Lord Hailey）的影響力逐漸超過了盧加德。黑利認為：「如果政治的發展不是建立在堅實的經濟與社會進步的基礎上，它將是一個幻影，並且可能是危險的。」[8]因而，英國政府應該發展殖民地的經濟，與此同時，教育與勞工權益也應該得到發展。二戰期間，非洲成為英國的後勤基地，英國借發展為名加強了對非洲殖民地的利用，非洲殖民地為戰爭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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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加緊開發非洲的過程中，艾倫.伯恩斯（Sir Alan Burns）於1941年出任英屬黃金海岸總督。他是一位富有遠見的政治家，主張在歷史的長河中確定當前的方針政策。伯恩斯曾經宣稱黃金海岸是英國的模範殖民地，但是事實上，黃金海岸在政治上並不是那麼馴服。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使殖民地對英國統治的不滿從城市向農村蔓延，1937年可可農要求按高價出售可可農作物的鬥爭使殖民政府異常頭疼，而黃金海岸南部的民眾鬥爭甚至發展到可以廢黜那些不受歡迎的酋長。與農村不滿相對應的是，工人的不滿愈益明顯。二戰爆發前夕，黃金海岸的鐵路工人發動罷工，而蔓延於鐵路、碼頭、礦場的罷工浪潮在整個二戰時期此起彼伏。在這種氛圍中，民族主義組織在黃金海岸出現。1930年，由丹奎（J.B.Danquah）領導的民族主義政黨「黃金海岸青年會議」宣告成立，它提出了諸如政府機關非洲化、立法會議中非洲人占多數等政治要求。

  伯恩斯認為，消弭殖民地不滿的有效手段是滿足民族主義者的一些政治要求，推動殖民地的政治發展。他首開非洲人參政的先例，讓兩個黃金海岸人參加到地方行政機構中。1942年，他又提出在立法會議中讓非官方議員占據多數的主張。

  伯恩斯的政策其實是一種先發制人的策略。一方面，他堅持說，英國只有通過主動的政治讓步才能獲得民族主義者的好感，從而引導殖民地的政治發展並保護英國的利益。另一方面，他也要把政治發展控制在一定的範圍內，總督保留了足夠的權力，可以控制殖民地的形勢。

  但是，英國殖民部認為伯恩斯走得太遠了，主張謹慎行事，「我們所有的殖民經驗……都反對這一主張」。[9]1943年秋，殖民部西非司（194 7年後改為非洲司）司長（Assistant Secretary）威廉斯（O.G.R.Williams）起草了「西非政治發展」的備忘錄，重申了黑利的原則，「改善人們物質與社會條件的措施是我們的焦點，它應該優先於別的考慮。」根據備忘錄，黃金海岸實現自治需要花費幾代人的時間。[10]

  但是民族主義者堅持要求儘快獲得政治權力。丹奎不久向英國殖民大臣提交了一份備忘錄，要求在立法會議與行政委員會中實行選舉成員占據多數的主張，同時要求由選舉產生的大臣負責內政事務。備忘錄同時要求立法會議為阿散蒂人保留代表名額。[11]這一備忘錄得到聯省大會、阿散蒂聯合委員會和立法會議中非官方議員的支持。

  伯恩斯以丹奎的備忘錄為由力主加快黃金海岸政治發展的步伐。他認為，如果拒絕殖民地的要求，英國就可能引起阿散蒂人的不滿從而削弱英國和阿散蒂人的合作關係。伯恩斯提議把黃金海岸分為三個區，每個區組成地區委員會，然後選舉成員參與中央立法會議，最終在立法會議中形成非官方議員占據多數的局面。[12]殖民部官員反對這一方案，認為伯恩斯的政策可能導致東非的白人定居者也提出類似要求。不過，伯恩斯強調黃金海岸與東非殖民地不同，也與其他的西非殖民地情況存在差異。[13]殖民大臣斯坦利逐漸接受了伯恩斯的看法並授權伯恩斯與非洲的民族主義領袖進行談判。

  但是不能據此認為英國準備在黃金海岸推行非殖民化政策。推動政治進步不過是應付批評者的先發制人的策略，英國仍然牢牢控制著黃金海岸，新的立法會議與行政委員會都受到總督的嚴格控制。而且，英國政府的目的是利用黃金海岸的資源為英國的經濟建設服務。二戰爆發後，英國設置了西非總督聯席會議，為了協調運輸問題，又在總督聯席會議下面設立了常務秘書處。1941年，英國又在常務秘書處內設立了西非供應中心，負責協調西非殖民地的消費品配給。在失去東南亞的殖民地後，英國對非洲殖民地的依賴加深了。1942年3月，殖民大臣克蘭伯恩子爵要求非洲各殖民政府儘可能地動員當地資源。[14]同年5月，英國內閣決定任命一位統管全局的西非殖民大臣，負責提升西非殖民地的戰爭物資供給能力。

  二戰把黃金海岸更牢固地綁在了英國的戰車上。為了得到民族主義者的合作，伯恩斯把更多的資金投入到社會與教育領域。而西非殖民大臣認為殖民地的經濟必須服從於戰爭的需要，他指責伯恩斯把資源投入到社會領域而不是用在提高經濟產量上。殖民部支持西非殖民大臣的意見，敦促黃金海岸按照戰爭需要制定相應的經濟計劃。這樣，英國在戰時加強了對黃金海岸的經濟控制，民族主義者的要求被擱置一邊。

  二戰臨近結束時，艾德禮領導的工黨贏得大選並組成了政府。雖然艾德禮認為戰後英國應該順應潮流推動印度等殖民地的獨立，但是工黨在非洲卻執行了不同的政策。基於恢復經濟的需要，英國決定加緊開發非洲。[15]無怪乎一些歷史學家把艾德禮政府的這一政策稱為「第二次殖民」。[16]黃金海岸也不例外，克里西（Sir Gerald Creasy）接替伯恩斯擔任總督，標誌著英國試圖延續戰時的經濟政策，繼續加強對黃金海岸的經濟控制。克里西戰時曾在英國供應部任職，並擔任過西非殖民大臣。支持克里西的是財政部開發非洲的宏偉計劃。[17]

  但是，戰後的黃金海岸卻處於嚴重的動盪之中。戰時與戰後的通貨膨脹嚴重影響了當地人民的生活水平。伴隨著戰爭的結束，許多工人失去工作；畢業學生與復員軍人使就業問題更為嚴峻。同時，可可樹腫脹病嚴重影響黃金海岸的經濟基礎。殖民政府下令大量砍伐那些受災區和鄰近受災地區的可可樹，但是並沒有給當地的可可種植農相應的補償，這使可可種植農極為不滿。1947年8月，由大商人格蘭特（George Grant）與丹奎領導的黃金海岸統一大會黨（United Gold Coast Conven tion）宣告成立。這是一個比較溫和的民族主義團體，主要由中產階級的上層組成，其中絕大多數都是律師與商人[18]，他們要求在「最短的時間內獲得自治」。[19]

  但是，英國政府對黃金海岸的局勢變化反應遲鈍。1948年2月開始的「阿克拉暴動」正是英國這一反應的結果。大批退伍軍人在戰爭結束後回到黃金海岸，而戰後的經濟困難不僅使他們難以享受到勝利者的喜悅，還要承擔失業與生活困窘的折磨。1948年2月28日，阿克拉的退伍軍人舉行了要求救濟的示威遊行，很快得到積蓄已久不滿的群眾的支持。他們的遊行受到軍警的鎮壓。衝突很快蔓延到其他地區，在混亂中，黃金海岸有29人喪生，266人受傷。[20]

  「阿克拉暴動」引起了軒然大波。蘇聯、美國和第三世界國家都嚴厲指責英國過時的殖民政策，而在英國國內，保守黨則指責工黨缺乏經營帝國的能力。

  壓制共產主義的立場也影響了工黨政府的殖民政策。「阿克拉暴動」發生在冷戰時期，工黨認為這一事件雖然主要是由於當地社會不滿造成的，但是其空前規模又表明它與共產主義勢力有千絲萬縷的聯繫，「我們必須盡力去弄明白共產主義的煽動與影響在多大程度上為這一事件負責」[21]。殖民部很快任命以艾肯.沃森（Aiken Watson）為首的委員會調查「阿克拉暴動」的原因，調查結論認為《伯恩斯憲法》（Burns Co nstitution）[22]在制定時就是過時的，英國應該修改憲法，「使每一個有能力的非洲人都有機會幫助管理國家，不僅參與政治實踐而且也可以行使政治權力。我們強烈認為，任何更少的承諾都只能激起社會動亂」[23]。殖民大臣克里奇.瓊斯支持調查報告，他向艾德禮報告，委員會的建議與「當前的政策一致並被廣泛接受」。[24]殖民部非洲司司長科恩站在克里奇.瓊斯一邊，主張加速黃金海岸政治發展的步伐，「自治的政府比出色的殖民政府更好」[25]。這種政策轉變背後的壓制共產主義的思維明顯存在。馬來亞共產黨的反抗活動已使英國政府派出大量士兵捲入當地的衝突，瓊斯與科恩都認為繼續採取拖延政策只能促使共產主義力量在黃金海岸發展。為了避免黃金海岸落入激進派或者共產主義者之手，英國應儘快把權力移交給以丹奎為首的溫和派。通過扶持這些「負責任的非洲人」，英國可以阻止共產主義者在黃金海岸取得控制權，從而維持英國的影響。內閣接受了科恩等人的看法，支持民族主義溫和派成為艾德禮政府的新政策。[26]英國政府很快設立了一個委員會——「庫西委員會」（Coussey Committee）為黃金海岸起草新的憲法。值得注意的是，該委員會中包括了一些非洲政治精英。通過展現這樣的姿態，英國希望獲得民族主義溫和派的支持。與此同時，英國加強了黃金海岸的安全與警備工作，警察的數量大大增加，新的安全技術被採用，警衛與情報收集工作也都做出了重大改進。通過這些措施，英國增強了對付民族主義激進派與共產主義者的力量。[27]

  克里奇.瓊斯認為英國戰略安排的實現需要挑選一位堅毅的總督，他選擇了時任沙撈越總督的阿登.克拉克（Charles Arden-Clarke）。克拉克是一位資深的殖民地官員，在長期的工作中，他既表現出外交才幹，也顯示出卓越的管理才能。更重要的是，作為東南亞的殖民地總督，克拉克擁有對付共產主義者的直接經驗。克拉克上台不久，就以煽動叛亂罪拘禁了民族主義激進派——人民大會黨（Conventi on People's Party）的領袖恩克魯瑪（Kwame Nkrumah）及其大部分主要成員，將激進派從政治舞台上暫時排除出去。以丹奎為代表的溫和派可以填補權力真空，黃金海岸的憲政道路似乎一時平坦無礙。英國政府宣布在黃金海岸舉行大選，並根據大選的結果移交權力。

  但是克拉克的強硬政策並非無懈可擊。克拉克雖然逮捕了人民大會黨的大部分領袖，但是人民大會黨的一個關鍵的組織者格貝德瑪（Komla A.Gbedemah）卻正好於此時出獄，他很快接手了人民大會黨的組織工作並為黃金海岸的大選做準備。更有意思的是，英國的監獄管理似乎是太寬鬆了，恩克魯瑪居然可以正常地和外界聯繫，他不斷從監獄裡發出指示指導人民大會党進行鬥爭。[28]同時，人民大會黨的地方組織也沒有遭到破壞，格貝德瑪的組織工作進行得很順利。與此相反，溫和派卻想當然地認為自己將是統治權力的繼承者，在組織選舉方面玩忽懈怠。這使大選的結果一點也不意外了，溫和派鎩羽而歸，人民大會黨大獲全勝。英國的戰略安排面臨嚴峻的抉擇。

  英國處在一種非常尷尬的位置上。根據許下的諾言，英國需要把權力移交給人民大會黨。但是英國政府並不信任人民大會黨，認為人民大會黨是激進分子，甚至具有共產主義傾向，「是人群中那些激進的群體，為那些底層人的經濟、社會與政治理想吶喊」[29]。但是，鑑於人民大會黨強大的影響力，英國只有把權力交給人民大會黨，才能維持黃金海岸的穩定與秩序。

  恩克魯瑪採取了靈活的策略來爭取英國的支持。他首先表明自己並不是共產主義者，以此來消釋英國的疑懼，「我現在不是共產主義者，也從來都不是共產主義者」[30]。另外，恩克魯瑪也要求人民大會黨以合法的方式來爭取領導權。實際上，人民大會黨的支持是大選得以順利進行的重要原因，人民大會黨贏得大選證明他們並不是只會破壞的煽動分子，他們可以成為英國的合作者。

  在克拉克的堅持下，恩克魯瑪被釋放。克拉克很快宣布恩克魯瑪為黃金海岸的政治首腦。1951年6月，艾德禮政府答應支持恩克魯瑪出任黃金海岸總理。1951年1 0月，保守黨重新上台後，殖民部非洲司司長科恩建議新任殖民大臣發表一個議會聲明，宣稱英國原先的殖民政策會保持連續性。科恩擔心的是，如果殖民政策出現大的反覆，西非殖民地可能出現爆炸性的局面。殖民大臣利特爾頓接受了科恩的建議，[31]同時決定給黃金海岸的總督克拉克發送一份電報，宣稱英國對那裡的政治發展持同情態度並渴望和恩克魯瑪建立友好關係。[32]為了獲得人民大會黨的友誼，英國決定犧牲舊日的合作者。英國要求那些傳統盟友酋長參與新國家的建設，酋長們的權力被大大削弱。[33]英國也頂住多哥分裂勢力的要求，把多哥交給了黃金海岸的新政府。[34]

  人民大會黨也認為有必要與英國政府結成聯盟。殖民地的民族主義更多的是一種共同經歷的產物，在將這一共同經歷政治化的過程中，民族主義進展並不順利，由於缺乏共同的文化傳統，殖民地的民族主義領袖在塑造一個全國性運動時往往並不成功。以民族為基礎的分裂力量一直就存在，爭取獨立的政黨往往面臨這些分裂勢力的挑戰。在人民大會黨日漸壯大的時候，黃金海岸也出現了眾多的反對派。以丹奎為首的黃金海岸統一大會黨是人民大會黨的傳統對手。同時，一些新的反對派開始出現。北方的阿散蒂人就抱怨說，政府通過可可市場委員會徵收大量的財產，但是這些財產主要用在補助南方的學校、醫院、道路建設上，而不是用在與可可生產直接相關的領域，實際上是一種變相的充公政策。[35]黃金海岸的北部地區也抱怨說北方正在被拋離迅速發展的南方經濟圈。部落酋長們還指責，在擴大中央權力的過程中，自己被排除出了政治舞台。多哥大會黨則要求自治。[36]1953年1月，聯省酋長大會與阿散蒂人委員會要求在黃金海岸推行兩院制議會。1954年，新成立的北方人民大會黨（Northern Peo ple's Congress）贏得了阿散蒂地區議會17個議席中的12席。對人民大會黨形成的最大威脅來自民族解放運動（National Liberation Movement），它的支持者主要是北方的可可農，可可農痛恨政府決定徵收可可出口稅並壓低可可價格，可可農的不滿推動了民族解放運動的聲勢大振。民族解放運動很快成為反對派的核心，到19 55年，北方人民大會黨、多哥大會黨、穆斯林協會黨等都站在了民族解放運動一邊。

  人民大會黨的左派主張走共產主義道路，而恩克魯瑪認為，為了順利實現獨立，人民大會黨必須與英國建立合作關係。恩克魯瑪很快把人民大會黨的「主動性行動」改變為「策略性行動」，主張和英國政府實行一定程度的合作。恩克魯瑪也接受了克拉克的建議，放棄了由人民大會黨單獨控制黃金海岸的要求，決定建立一個包括所有非洲人利益的立法會議，在內閣中也吸納部分反對派，還為英國總督保留一些關鍵權力。恩克魯瑪限制共產主義的措施更是贏得了英國政府的好感。[37]英國政府與人民大會黨的聯盟關係使黃金海岸的獨立進程進展得相對順利。195 2年3月，執行委員會正式轉變為內閣，恩克魯瑪出任總理。1954年，黃金海岸獲得內部自治權，1957年，黃金海岸獲得完全獨立，改名加納，獨立後仍然留在大英國協，英國與加納在防務與經濟問題上也達成了妥協。

  筆者認為不能誇大英國與人民大會黨的合作關係，英國對人民大會黨的支持也並不是絕對的。民族解放運動雖然反對人民大會黨，但是由於人民大會黨在立法會議占據的絕對優勢，民族解放運動只能提出聯邦制的主張，這一主張遭到了人民大會黨的反對。英國政府也不支持聯邦制，「聯邦制，以最溫和的形式來說，對黃金海岸幾乎沒有任何實際意義」。[38]民族解放運動使用暴力來反對人民大會黨的領導地位，而英國不肯把警察等國家核心權力機構轉交給人民大會黨，只是一次次勸說人民大會黨要克制忍耐。在獨立的最後階段，英國仍然把持著軍隊與警察的控制權，這就使人民大會黨處在一種無限責任與有限權力的矛盾之中。

  黃金海岸於1957年獲得完全獨立，但是政府與追求分裂的反對派勢力之間的矛盾並沒有得到消弭。一旦獨立完成，權力的歸屬與分享就成為加納內部的主要問題，這一問題孕育著分裂的種子，為未來的軍事政變滋生了溫床。

  在研究英帝國解體時，傳統思路著眼於殖民政府與民族主義者的衝突，這一研究傾向必然導致兩種較為陳舊的認識：一種是民族主義者與殖民政府劍拔弩張，最後殖民政府被迫退卻，民族主義者大獲全勝；另一種是殖民政府採取主動行動，通過精心的政治安排，使獨立後的殖民地能夠繼續為宗主國服務。這兩種研究傾向都認為殖民政府與民族主義者的利益是不相容的。然而黃金海岸的獨立經歷卻顯示，在獨立的關鍵時期，兩者表現出一定程度的相互依賴關係。一方面，英國需要民族主義者的支持來維持殖民地的秩序並維護自己的利益，在獨立的進程中，英國政府根據黃金海岸的政治發展不斷調整自己的政策，開始時支持民族主義的溫和派，當溫和派敗於激進派後，英國採取了現實的態度，支持新的激進勢力，又利用各種手段影響其向溫和的方向轉變。在基本穩定局面後，英國支持了黃金海岸的獨立。另一方面，民族主義者也需要英國的支持來對付反對派，從而鞏固自己的地位，這種相互依賴充分體現了新興國家獨立進程中的困局。

  黃金海岸的獨立很快推動了西非地區其他殖民地的獨立進程。

  奈及利亞是英國在非洲面積最大、人口最多的殖民地，同時也是一個族群混雜的地區。奈及利亞主要有北部的穆斯林、東部的伊博人、西部的約魯巴人三大勢力，此外還有許多少數部族。在這些勢力中，北部穆斯林相對比較保守，西部的約魯巴人受西方文化影響較多。這些不同的族群勢力之間矛盾重重，北部穆斯林與南方居民長期處於激烈的競爭之中，而南方的伊博人與約魯巴人也有很大的矛盾。由於在經濟與文化上沒有多少相似之處，奈及利亞一直處於分裂之中。一直到1947年，一位奈及利亞的政治家仍然評論說，奈及利亞「並不是一個國家，而僅僅是一個地理概念」[39]。

  雖然內部處於分裂，但奈及利亞對殖民統治的不滿卻廣泛存在。1945年，各行業的工人發動大罷工抗議通貨膨脹，民族主義激進派也發動了暴力活動。1949年，奈及利亞又爆發了埃努古礦工起義。由於利益爭奪，奈及利亞當地商人非常敵視一些歐洲人開辦的大公司。在農村，嚴重的通貨膨脹與政府開發經濟的政策還引起了農民的不滿。同時，奈及利亞也是非洲民族主義發展最早的地區之一。早在20世紀30年代，由阿齊克韋（Nnamdi Azikiwe）領導的民族主義運動就獲得了較大的影響力，在二戰後，該運動再次提出自治和獨立的要求。但是，奈及利亞的分裂局面影響了民族主義的深入發展。

  在殖民地人民的廣泛鬥爭下，英國政府認為自己的主要任務是推動奈及利亞的統一，為此有必要在奈及利亞構建一個現代國家，而為了實現這一目標，發展經濟就是必要的。這一目標正與英國開發非洲經濟的政策相符。英國認為，如果要完成這樣一個宏偉目標，英國就應該掌握政治的主導權。並非所有的奈及利亞政治力量都支持英國的這一目標。1947年，西部約魯巴行動黨領袖阿沃洛沃（Obafemi Awolowo）激烈攻擊國家統一的計劃。[40]英國很快發現在三個主要派別之間達成妥協的希望並不大。

  英國在奈及利亞還面臨政治壓力。在黃金海岸開始向獨立的方向邁進時，奈及利亞的民族主義者也採取各種鬥爭形式向殖民政府施加壓力。奈及利亞總督麥克弗森（Sir John Macpherson）反對黃金海岸的政治發展，但是卻沒能說服工黨政府，他認為在奈及利亞為了爭取溫和派的支持，必須採取先發制人的行動推動政治發展進程，「我並不認為這樣的路線會消滅極端派，但是，我認為它（政治發展）會使那些有責任心的人確信，英國政府正在努力推動這個國家的憲政既快速又合理的發展。同時，（這一態度）對那些代表大眾的溫和派政治領袖來說必須是非常清晰的，要讓他們認識到在當前的情況下加速中央機構的權力轉移將是一場災難，快速的改變是不必要的」[41]。內閣最終同意了麥克弗森的建議，1951年的「麥克弗森憲法」得以實行。奈及利亞的間接統治制度結束了，半責任制政府開始建立。

  黃金海岸的獨立進程繼續影響著奈及利亞的政治局勢。1951年保守黨重新掌握政權後，麥克弗森繼續向英國內閣抱怨說黃金海岸的政治發展太快了，在黃金海岸設立總理的方案會刺激奈及利亞的精英追求同樣的目標，而南方人的政治要求肯定會激化奈及利亞南北之間的矛盾，會使奈及利亞的統一更加艱難。[42]但是利特爾頓否決了麥克弗森的建議，認為「奈及利亞的未來將由奈及利亞的情況來決定」。[43]事實證明，麥克弗森的擔憂並不是多餘的，南方的民族主義精英要求奈及利亞在3年內獲得自治領的地位，但是北方的穆斯林則認為快速獨立會損害自己的利益，如果奈及利亞一定要獨立，自己的地區寧可分離出去。在南方的非洲部落中，約魯巴人與伊博人則都不願意對方獲得政治權力。1953年5月，北部城市卡諾發生暴亂，奈及利亞面臨著北部穆斯林要求獨立的危險。

  正如歷史研究者林恩所言，從1953年開始，英國在奈及利亞的政策轉變為壓制北方。[44]這樣，英國在奈及利亞推行的政治方案就與防止地方分裂緊密結合在一起。英國必須順應民族主義者獨立的要求，推動殖民地的政治發展，但英國又必須同時照顧到各地的實際情況，不至於因為政治發展而引起某一集團的不滿乃至發生分裂。利特爾頓的許諾就體現了這種矛盾，他一方面承諾英國將在1956年授予3個地區自治權，另一方面又宣稱只要「任何一個主要地區認為時間不合適」，英國就不為奈及利亞的獨立設定時間表。[45]不久之後，英國召開了一個包括奈及利亞各方的憲政委員會，但是各派爭吵不休，正如利特爾頓所言，殖民地各方相互攻擊的程度要遠遠勝於他們對英國的攻擊。在英國的撮合下，各方最終同意了1954年憲法。這一憲法宣布奈及利亞將是一個統一的聯邦[46]，各個地區的自治權得到了確認，但英國繼續控制奈及利亞的警備、司法、公務員管理等事務。

  由英國勉強捏在一起的聯邦並不穩固，一方面，是各派之間明爭暗鬥，另一方面，民族主義者還在繼續反抗英國的殖民統治。由於英國已經移交了不少權力，在一些衝突面前，英國也無能為力。1958年10月，殖民大臣博伊德認為英國延遲獨立的政策毫無所得，「繼續統治一個不滿而動亂頻仍的奈及利亞將導致難以控制的行政困難」[47]。在這樣的情況下，推動奈及利亞的獨立是比較明智的政策，內閣最終同意在1960年讓奈及利亞殖民地實現獨立。

  奈及利亞的政治形勢便利了英國的權力交接。隨著各派的鬥爭，奈及利亞政治局面出現新的分化整合，北方人民大會黨與阿齊克韋領導的奈及利亞與喀麥隆國民大會黨逐漸形成了聯盟之勢。麥克勞德支持這一聯盟並決定以這一聯盟為基礎移交權力。1960年10月1日，奈及利亞獲得獨立，北方人民大會黨的領袖巴勒瓦（Abuba kar Tafawa Balewa）擔任聯邦總理。這樣，英國確保了奈及利亞在形式上的統一，大英國協又多了一個成員。

  一方面，奈及利亞的獨立是民族主義者鬥爭的結果，在民族主義者堅決的鬥爭面前，英國除了撤退沒有更好的選擇。另一方面，奈及利亞的獨立也是英國戰略調整的結果。在黃金海岸獨立的衝擊下，奈及利亞各派力量的鬥爭有失控的危險，奈及利亞可能陷入無政府狀態甚至爆發內戰。這種戰爭風險使英國決定加速奈及利亞的獨立進程，希望通過加快政治發展促進各派的團結並最終建立一個統一國家。如歷史研究者達爾文所言，奈及利亞的獨立與統一是馬與車的關係，英國希望通過獨立的馬拉動統一的車。[48]但是，統一的大車並不穩固。獨立之後不久，奈及利亞的三個自治地區分解出了更多的行政區，1967年，奈及利亞出現了12個州，1976年，為19個州。在其背後，是各種政治勢力的分裂要求，奈及利亞為統一付出了巨大的代價。

  獅子山與甘比亞的民族主義者也提出了獨立要求，但他們的要求顯得非常溫和。1950年獅子山的教育精英與地方酋長建立聯盟，形成獅子山人民黨（Sier ra Leone People's Party），馬爾蓋（Milton Margai）擔任黨魁，他了解獅子山的困難，追求獨立的態度並不激進。[49]在甘比亞，賈瓦拉（Dawda Jawara）領導的保護國進步黨（Protectorate Progressive Party）（後改名為人民進步黨）也沒有走激進道路。英國則不準備在黃金海岸與奈及利亞正式獨立之前在獅子山與甘比亞推動獨立。

  但在麥克米倫政府時期，獅子山溫和的政治要求還是導致了動亂。在黃金海岸與奈及利亞馬上就要獨立的情況下，繼續保留獅子山與甘比亞不僅沒有任何意義，而且會引起當地民族主義者的反感，英國決定放棄獅子山與甘比亞。1958年，英國撤銷了獅子山的官方議員，執行委員會也變成清一色的非洲人，1961年4月27日，在人民黨的領導下，獅子山獲得獨立，英國與獅子山在防務與經濟方面也達成了協議。

  在麥克勞德看來，甘比亞「太小也太窮了」，獅子山獨立後，英國應該允許甘比亞獨立，並讓其與塞內加爾合併。[50]1962年，賈瓦拉領導的人民進步黨贏得大選，組成了政府。雖然英國希望甘比亞與塞內加爾合併，但是賈瓦拉堅持獨立。1965年，甘比亞實現完全獨立，並加入大英國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