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冷戰思維與中東殖民地的獨立

  一、戰後中東的局面

  二戰結束的時候，英國仍然牢牢地控制著中東，巴勒斯坦與約旦是英國的託管地，伊拉克、埃及與英國訂有聯盟條約，而蘇伊士運河區則是世界上最大的軍事基地之一，也是英國在中東與非洲的軍事樞紐。以蘇伊士運河為核心，英國在中東形成了一個星羅棋布的軍事網。運河區周圍有大量的前哨陣地，馬爾他、賽普勒斯、巴勒斯坦、利比亞、約旦、伊拉克，以及亞丁灣、波斯灣等地都有英國的海軍與空軍基地。首先，在軍方看來，中東是英國防務政策的三根支柱之一，如果失去了中東，英國整個防務體系也就崩潰了。[1]如果能夠保留中東的戰略據點，英國就可以威懾蘇聯，在英蘇爆發戰爭的時候，以中東為基地直接攻擊蘇聯在烏克蘭的工業區與高加索的石油供應地。[2]

  其次，中東的石油對英國變得越來越重要。第二次世界大戰見證了石油的重要性，而波斯灣地區蘊藏著豐富的石油資源，到1947年，英國石油的60%來自中東，預期在1955年將達到70%。英伊石油公司是英國在海外的最大投資，對英國獲取美元儲備有重要意義。英伊石油公司提供的石油在軍事上對英國也有著重要意義，因為皇家海軍燃料的85%來自伊朗。[3]

  新任外交大臣貝文認為英國應該繼續控制中東地區，「雖然英國承擔著不必要的負擔，但是這種負擔看起來似乎是不可避免的。維持我們在中東的地位是英國外交政策的核心任務，因此我們必須準備承擔這項義務和經費來維持我們的地位」。[4]如果英國不得不放棄希臘，那麼這一放棄就是為了更好地防守中東。在軍方的支持下，貝文的觀點在艾德禮政府中占據主導地位。

  但是形勢比人強，下面的三個因素最終擊碎了英國在中東的帝國夢。

  首先，殖民地民族主義者的堅決反抗是英國中東殖民地獨立的主要原因。

  雖然貝文認為英國對中東的繼續統治不但有益於英國，而且有益於當地人的福祉[5]，但是貝文單方面的良好願望並不能得到當地人的贊同。實際上，凡是在英國決定繼續統治的地區，英國都遭到了民族主義者的堅決抵制。在巴勒斯坦，英國根據政治考慮決定站在阿拉伯人的一邊，猶太人則採取暴力活動來對付英國人，英國不得不派遣大量兵力到巴勒斯坦控制秩序，但局面仍然急劇惡化，最後甚至連軍隊都不能保護自己，巴勒斯坦成為英國人的夢魘，英國除了撤退之外沒有任何別的選擇。在埃及，二戰之後，民眾展開了反對英國繼續控制埃及的鬥爭，而英國的鎮壓措施更使埃及的民族主義運動向縱深發展。在埃及民眾的壓力之下，任何想與英國妥協的掌權派都心存忌憚，英埃之間的談判很難成功。不管是諾克拉什（Mahm ud Nokrashi）、西德吉（Sidky Pasha），還是納哈斯（Nahas Pasha），他們對埃及利益的要求都近乎頑固。穆斯林兄弟會（Muslim Brotherhood）刺殺諾克拉什更是對埃及談判者的警醒，埃及的掌權者很快發現只有堅持不妥協的鬥爭姿態才能得到民眾的擁戴。1952年政變後上台的納賽爾同樣面臨著民眾反殖民主義的壓力。1954年條約在邱吉爾看來可能是讓步太多了，但對埃及民眾而言卻是太少了。此後，納賽爾繼續在中東反對英國的殖民統治，1956年的蘇伊士運河事件正是英埃鬥爭的結果，在各方面的壓力下，英國只能無條件撤軍。50年代中後期，亞丁成為英國在中東最主要的據點，在英國拒絕了民族主義溫和派的自治要求後，亞丁的局勢急劇左轉。在埃及、葉門的支持下，亞丁的全國解放陣線與「被占領的南葉門解放陣線」很快崛起，占主導地位的民族主義者——全國解放陣線——更是以把英國趕出亞丁而不是與英國談判作為目標，這使英國的任何一項談判政策都無法成功，最後，英國只能狼狽地從亞丁撤退。英國從賽普勒斯的撤退沒有那麼糟糕，但這卻是以賽普勒斯的分裂為代價的。英國壓制賽普勒斯回歸希臘的要求，導致民族主義者向更加暴力的方向發展，埃奧卡的暴力活動很快牽制了英國的大量兵力，不少英國人喪命於賽普勒斯。在發現無法壓制賽普勒斯回歸希臘的要求時，英國故意拉攏土耳其政府介入賽普勒斯事務。英國雖然在賽普勒斯的獨立方案中保留了軍事基地，但賽普勒斯不久就陷入了內戰與分裂之中。在中東民族主義者風起雲湧的反抗下，英國除了放棄中東殖民地外別無選擇。

  其次，英國在中東的殖民統治面臨著國際社會的巨大壓力，「小毛驢」最後不得不夾緊尾巴開溜。[6]

  二戰結束後，蘇聯發現反帝反殖的宣傳在中東特別具有感召力，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也獲得了一部分中東民族主義者的好感。不少民族主義者都打出社會主義的旗幟來反對外國的殖民統治，蘇聯則堅決支持民族主義者的反殖民主義要求。在蘇伊士運河事件中，蘇聯政府站在反殖民主義的道德制高點上，威脅要使用核武器來制止英法等國的入侵。

  美國在推動中東殖民地的獨立中也發揮了重要作用。貝文起初認為美國在中東的崛起是商業競爭的結果。[7]但商業競爭很快發展為英美兩國的戰略競爭。隨著冷戰的升級，美國希望英國盡力配合其冷戰戰略。由於英國在經濟與戰略上都嚴重依賴美國，英國無法獨立地決定本國的政策。貝文雖然試圖維持英國在中東的大國地位，但不得不考慮美國的態度。英美在中東的第一次分歧主要出現在巴勒斯坦，而這一分歧的結果就是英國從巴勒斯坦撤退。到1948年，貝文對英國在中東可以扮演一個建設性角色的熱情消失殆盡，[8]英國政府日益把自己的安全放在大西洋聯盟的基礎上。1949年英國放棄傳統安全政策加入北約是英國在英美戰略較量中的第二個敗局。1951年英美在英伊石油危機中的博弈也同樣表明美國的冷戰棋局優先於英國的帝國遊戲。美國認為支持英國實行強硬政策會使伊朗等中東國家倒向蘇聯，正好為蘇聯的擴張提供機會，因而不支持英國的武力政策。[9]艾德禮政府最後不得不低調行事，伊朗民族主義者、伊朗首相摩薩台（Mohammad Mossadegh）大獲全勝。英國的《觀察者》雜誌對此評論，「我們威望的喪失是史無前例的」。[10]在1953年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訪問中東後，美國決定推行自己的中東防務政策，以土耳其為代表的國家站在美國一邊並成為美國支持的重點。艾登認為美國的新戰略將嚴重損害英國在中東的地位，因而頑固地堅持以埃及為核心的防務體系。在很大程度上，蘇伊士運河事件是英美戰略分歧的結果，由於美國強硬反對，英國最終不得不無條件從蘇伊士運河撤退。在亞丁殖民地，美國拒絕配合英國的戰略計劃，也使英國的殖民統治難以為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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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印度的獨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反殖民主義的力量日益強大。在19 55年的亞非會議上，與會各國更是對殖民主義與帝國主義進行了猛烈抨擊。在蘇伊士運河事件發生時，國際社會都對英法過時的殖民政策進行抨擊，阿拉伯國家更是採取斷交和切斷輸油管道等手段配合埃及打擊侵略者。反殖民主義已經成為這個時代的主流，任何違背潮流的政策必然招致新的國際社會的圍攻。

  最後，繼續控制中東也超出了英國的財力與軍力。

  二戰之後，英國陷入嚴重的經濟困境之中，英國可調配的物資極為短缺，艾德禮政府甚至不得不在國內實行麵包配給制。保守黨重新執政後，經濟局勢也沒有完全好轉。虛弱的經濟不能不對英國的帝國政策產生影響，英國放棄希臘的防務責任就很能說明這一點。希臘長期以來都是英國的戰略盟友，二戰期間，邱吉爾發現英國無法阻遏蘇聯在歐洲擴張勢力，被迫與史達林達成協議，重新劃分了勢力範圍，但由於希臘是歐洲的橋頭堡，邱吉爾仍然把希臘劃在了自己的勢力範圍內。[11]二戰後上台的艾德禮政府起初也繼續承擔對希臘的義務。正是在英國的支持下，希臘政府在反對希臘共產黨的鬥爭中取得了優勢。但是英國的經濟困境限制了英國的宏偉戰略，1947年的英鎊危機更使英國自顧不暇，英國又不甘心把「熟果」交給蘇聯，無奈之下，只能向美國求援，要求美國取代英國在希臘的位置，把對抗蘇聯的鬥爭進行到底。[12]繼續統治中東也對英國的軍力提出挑戰。在英伊石油危機中，英國的強硬派主張教訓摩薩台，但是英國海軍大臣發現，作為強硬政策的「海盜計劃」根本無法實現，因為英國海軍的主要力量都在參加韓戰，「海盜計劃」所需要的軍艦無從獲得。[13]在蘇伊士運河事件中，英國最後無條件退卻，一個重要原因是英國的石油儲備出現短缺。在賽普勒斯，在對埃奧卡的鬥爭出現好轉之時，蘇伊士運河事件使英國不得不抽調賽普勒斯的軍力，結果使對英國的有利局面再次惡化。

  在一次又一次的挫折中，英國政府終於醒悟過來：繼續留在中東既違背世界潮流，也會使英國陷入更大的災難。英國能做的最好選擇就是在最壞的結果出現之前從這些地區撤退，從而更好地保護英國的利益。此後，英國政府加快了從中東撤退的步伐，一些不適合獨立的小酋長國也在英國的推動下走向獨立。隨著威爾遜政府從亞丁殖民地撤退，以及英國宣布撤出蘇伊士運河以東的防務，英國在中東的帝國體系解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