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語：鞏固與離心

  從1897年到1939年，英帝國在獲得空前鞏固的同時，其內部的離心傾向也暴露無遺，因此出現了鞏固與離心這兩股相悖趨勢平行相伴的奇怪現象。縱觀這一段帝國發展歷史，我們可以發現以下幾個問題。

  1.英國鞏固帝國的政策更多的是一種權宜之計，它在各種因素的制約下迅速拼湊了一個多軌制帝國體系，雖然可以在短期內使帝國達到鞏固的頂峰，卻既不牢固又不持久。

  英布戰爭使英國的大規模擴張戛然而止，鞏固帝國成了當務之急，英國不得不面對統治龐大帝國的艱巨任務。我們前面提到，有三個因素制約著英國政治家們鞏固帝國的決策：英國實力的下降和在國際上遭到的挑戰使英國人不可能把更多的精力耗費在帝國事務上；英帝國統治的傳統不容忽視；各殖民地的具體情況又要求英國必須因地制宜地採取不同政策。在上述情況下，倉促上陣的英國政治家幾乎不可能採取任何積極政策，他們立即撿起現成的自由主義思想，根據當時出現的新情況稍加解釋就把它重新奉為鞏固帝國的金科玉律，本來已成強弩之末的自由主義再度盛極一時。文化相對主義者雖然對種族主義作了修正，社會主義者雖對帝國政策大加抨擊，卻只是針對帝國政策的局部問題，遠遠不能對全局產生影響。於是，英國各界洋溢著一種樂觀的守成主義情緒，把鞏固帝國的工作在實質上變成了一種捍衛19世紀中期以來帝國統治理論的行動，正如曾任殖民次長的奧姆斯比-戈爾指出，英國人宣稱擁有「經驗主義的天才」，並且「不願意考慮或多或少地規定任何目標和最終結果」。[1]例外的只有帝國改革派，他們是當時英國各界中唯一深刻地看到傳統方法不能解決當代問題的人，並且提出了具體的改革方案，但是他們畢竟勢單力薄，與英國各界的守成思想一經交鋒便敗下陣來，其主張幾乎沒有起到任何實際效果。

  在這樣的指導思想下實行的鞏固政策，必然是一種權宜之計，很難具有前瞻性。在白人自治地區，19世紀中期創立的自治制度繼續得到發揚光大，不僅是因為它具有不可否定的優越性，也因為當時不實行自治制度就難以維繫自治地區。尤其是南非，它幾乎證明了只有自治才能平息布爾人的不滿。在印度，1857年以來的專制制度照樣高效運行，所謂的憲政改革只不過是承認在專制框架中可以有所變動。帝國史專家約翰.達爾文（John Darwin）指出：「愛德華時代在印度和南非所做的憲政實驗以及1907年、1909年和1911年的帝國磋商，並沒有改變維多利亞時代帝國體系的本質特徵，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它們都仍然存在。」[2]附屬領地的間接統治表面上看是一種創新，實質上正如影響它產生的理論——文化相對主義一樣，只不過是對傳統統治方式的修正而已。儘管英國人一再強調他們鞏固帝國政策的優越性，但是實際上連他們自己都知道無論是自治制度的擴大，還是間接統治制度的推廣，都隱含著一種無可奈何——只不過是想儘量延長現狀罷了。不管是哪一種制度，英國人都明白其最終目的是使殖民地獲得自己管理自己的能力和權利，只不過英國人也同時認為所有殖民地獲得完全自治的那一天尚未在地平線上出現而已，現存制度仍舊能維持現存體系。帝國改革派雖也曾試圖改革，但幾乎都難以推翻已成定局的傳統統治體制。此時此地，英國已經很難實行真正具有創新性、能夠真正解決英帝國長治久安問題的策略了，只有得過且過以求應付眼前的困境而已。

  上述措施在短時期內確實起到了它應該起的作用；自治制度使白人移民地區心滿意足，改革後的專制體制緩和了印度的民族主義情緒，間接統治則近乎完美地解決了統治非洲的問題。第一次世界大戰驟然爆發，各殖民地在一番忠誠的表白後奮勇走上戰場，英國終於藉殖民地的效忠渡過難關，英國各界一片歡呼：帝國畢竟得到了鞏固。然而，英國的鞏固政策終究只是權宜之計，整個帝國體系幾乎都是建立在一種舊有的理論之上，它所適用的仍然只是20世紀早期的帝國狀況。如果這種狀態可以永遠持續下去，也許帝國真的能夠長存。然而，變化總會出現，殖民地不可能永遠只是一戰前的狀況，而寄希望於變化出現在遙遠的將來的幻想也畢竟不切實際。一旦形勢變動，建立在權宜之計基礎上的帝國體系當然再難穩固，也再難持久。

  

  2.英國的鞏固帝國措施，充滿了不可避免的矛盾性，它既包含著利己性，又包含著利他性，它也總是在維持英國的最高權利和維護殖民地權益之間徘徊，這樣做的結果必然會使權利的天平向殖民地一方傾斜。

  英國鞏固帝國的政策更多的是一種權宜之計，因而它也很難具備嚴密的內在邏輯。事實上，英國對於多軌制英帝國體系每一個層面的鞏固政策都充滿了不可調和的矛盾性。

  就自治制度而言，它所強調的是白人移民地區的權利和帝國權威之間的力量平衡，換言之，通過在一定程度上承認白人移民地區的利益，來維繫他們對英國的忠誠從而維持帝國內部的統一。這種制度的目的在於避免英國和移民地區的衝突，防止美國獨立戰爭的重演，但是，它卻一再強調自治的優越性，而沒有指出如果白人自治地區和英國發生衝突，將如何協調雙方的利益。英國人似乎認為，自治制度是一劑萬靈藥，有了它就不會有衝突。所以，當20世紀早期，英國與自治領雙方真的發生衝突之時，英國束手無策，除了高呼維持自治之外什麼有效的措施都不能採取。米爾納的南非計劃被否決，因為布爾人覺得它違背了自治原則；張伯倫的統一帝國計劃被擱淺，因為自治地區反對削弱它們已經取得的權利，英國對此完全無能為力。凡此種種，充分說明了一旦變動發生，自治制度並不能長久維繫權利的平衡。一戰之後，英國人最不願意看到的問題出現了：自治地區開始要求完全的國家地位。自治制度所包含的利他性一面已經得到充足發展，以至於利己性一面也難以維持，因為一旦自治領成為完全主權國家，帝國的權威就不復存在了。至此，自治制度走到極致，權利的平衡完全被打破。然而，英國除了緊跟已經採取的方法外，還能有什麼辦法呢？英國堅持自治制度的結果，就是使各自治領以一種和平的方式走完了離心的過程。

  就印度的專制統治而言，它也包含著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堅持英國對印度的絕對統治，另一方面是強調英國的統治必須給印度帶來福利。後一種特性是專制制度的合法性所在，沒有它，英國對印度採取一種完全不同於白人國家民主制度的專制統治就難以站得住腳。所以，英國人把這種具有雙重性的統治稱為「仁慈專制」，沒有仁慈，專制就沒有存在的理由；而沒有專制，仁慈也難以實行。於是，英國在印度也陷入了一種兩難境地。為了體現仁慈，英國人修橋鋪路、發展衛生、普及教育，這在無意之間造就了現代印度民族。同樣為了體現仁慈，英國人一手締造了讓印度人發泄怨氣的國大黨，進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憲政改革，把越來越多的印度知識分子引進英國式代議機構，直至許諾印度將來可以獲得自治地位。結果，分裂的印度統一了起來，國大黨成為民族主義的代言人，印度人開始要求「自治」。仁慈的結果導致了專制統治的動搖：如果英國再進一步讓步，英國對印度的專制統治就要終結。在這種情況下，英國又轉向堅持專制的一面，死守專制陣地絕不退讓。阿姆利則慘案、「二元制」改革、西蒙調查團、圓桌會議，無不是專制統治的縮影。在專制的政策下，印度民族主義變成了大眾民族主義。而當英國人絕不在帶有專制殘餘的自治領地位上讓步時，憤怒的印度人乾脆提出了「獨立」要求；既然你不能「仁慈」到底，我就不允許你的「專制」存在。

  間接統治和託管原則則更為清楚地表明了英國政策的矛盾性。這種制度一再聲稱，殖民地發展的目的一方面是為了全世界的利益，另一方面也是為了當地人民的利益，兩者缺一不可。它同樣沒有說明，如果雙方發生衝突，權利的天平將向哪一方傾斜。英國人認為附屬領地的發展遠遠不如自治地區和印度，這個問題還遠未提上議事日程，因此土著的傳統機製得到更多強調，而殖民地社會的變動卻被忽視了。結果，衝突還是產生了，西非知識分子開始效仿印度人組建政治組織，要求「自治」，為此英國不得不進行有限的憲政改革。肯亞的白人與黑人發生了真刀實槍的種族衝突，面對壓力，英國不得不承認土著種族的最高權利。錫蘭走向成熟了，英國只能把權利的天平向附屬地區傾斜，給了它半自治政府。英國國內，種族隔離思想受到批判，多種族聯邦思想應運而生。權力平衡同樣被打破，所有的一切都只能表明，一旦發生衝突，英國只有選擇讓步。

  英國的鞏固帝國政策中的矛盾性在於，它只針對靜止的帝國狀態，而對帝國內可能發生的變動估計不足；它兼具利他性和利己性，但卻不具備任何有效的調節功能，如果權力天平向殖民地傾斜時，它幾乎沒有起實際作用的解決方法。在這樣一種矛盾的帝國體系中，殖民地的離心可以說是必然的。

  3.英帝國內的殖民地離心的總體趨勢是向民族國家演進。至這一時期結束，自治領已經完成了這一過程，印度正在為這一最終目標而奮鬥，絕大多數附屬領地則剛剛處於走向民族國家的萌芽階段。而這一總體趨勢又都是在英帝國框架內形成的。

  眾所周知，帝國是一個主權國家和一群附屬地區的特殊組合體；而民族國家強調的則是每一個民族在其特定的領土範圍內享有最高的主權，在國家之上不存在任何更高的權威。因此，如果一個帝國內部出現民族國家的話，則必然意味著帝國關係的解體。此30年間，英帝國內各殖民地的離心恰恰是走向民族國家的，而這種走向又與帝國體系密不可分。

  自治制度本身就包含著民族國家的萌芽，正如帝國史專家達爾文指出的，自治領身份是國家地位和帝國特徵的富有特色的混合。[3]自治制度承認的是白人移民在邏輯上並未失去的英國公民權，因此19世紀中期建立起來的自治制度具備了一個獨立國家的內在因素：一塊確定的土地、完備的英國式政治機構與對內部事務的完全控制權。它們與主權國家的區別僅僅在於，它們對外交和防禦沒有控制權，同時在心理和文化上從屬於英國。可以這麼說，自治制度的產生，本身就在帝國內部形成了一個必將導致帝國解體的異體。此後，由於英國一直堅持實行自治政策，使白人移民地區可以在與帝國發生衝突時選擇自身利益，由此自治領地區逐漸形成自己的文化特徵，也選擇了經濟民族主義。同時，因英國的寬容而產生的自治領的忠誠行為，也成了自治地區對民族特性認同的重大契機。在自治的框架中，自治領的民族主義得以成熟，而這一切又都得益於自治制度的包容性。隨著時間的推移，自治制度在不斷擴大，最終突破了自治框架。第二帝國內，第一批民族國家產生了。

  自治領的演進具有先導作用，印度很快就隨自治領的腳步而逐漸發展成熟。印度的民族和民族主義的發展也是在帝國框架內完成的，這得益於英國對印度統治的雙重性。印度民族主義者使用英國式的憲政手段來爭取自身目標，通過對英國人一手建立起來的一整套專制統治框架的滲透來達到控制國家政權的目的，至於他們的總體目標，則是效法自治地區，獲得英帝國內的「自治領」地位。因而也可以說，英國對印度的專制統治的框架中也蘊含著一個必將否定帝國存在的民族國家的異體。印度與自治領所不同的是，它的民族主義的成熟以及對「獨立」國家地位的追求，是在與堅持專制制度不放的英國的激烈衝突中形成的。至於廣大附屬領地，雖然它們的離心只呈潛在之勢，但實際上，在這一時期內，它們更為集中地體現了殖民地在帝國框架內走向民族國家之勢。為了實行有效統治，英國殖民當局劃分了殖民地疆界，推行經濟發展政策，實行西方教育。結果，附屬殖民地形成了統一的地域、管理和對統一的心理認同，民族國家的基礎具備了。在一些發展較為迅速的地區，教育的結果甚至導致在一些知識分子當中形成民族主義情緒，他們也提出了獲得「自治政府」的要求。發展最快的錫蘭，則明確地顯示了附屬領地憲政演進的最終趨勢。而英國的多種族聯邦觀念，則等於在實際上承認了附屬領地能夠獲得與自治領、印度一樣的大英國協內的平等國家地位。

  必須指出的是，由於英帝國體制的特殊性，英屬殖民地的離心主要在帝國內部進行，而且在大多數情況下不是通過暴力衝突完成。影響極大的一戰，只不過加劇了帝國內部固有的矛盾。儘管一戰是很多殖民地民族主義發展的分水嶺，但是可以說，如果沒有帝國內部本身存在的矛盾性，一戰之後可能根本不會出現帝國離心傾向暴露無遺的局面。

  還必須指出的是，多軌制帝國內部具有互相影響的作用。比如，自治地區的存在是英帝國不同於其他歐洲殖民帝國的突出特徵之一。不但自治地區本身必定要求獨立，而且它們也必然會對帝國的其他地區形成影響和衝擊。果然，印度效法自治地區，先要求自治後要求獨立。至於附屬領地，則緊跟印度。可以說，離心具有連鎖反應，不可能一部分擁有自治權利而其他地區仍心甘情願地處在英國的嚴密控制之下，也不可能一部分地區獲得獨立而其他部分卻仍只能自治。帝國充滿矛盾性的體制導致殖民地一個一個地走上了離心之路。

  因而，帝國體系是殖民地離心的根源所在。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在20世紀上半葉，正是英國充滿矛盾性的鞏固政策導致了英帝國內殖民地的離心。兩次世界大戰似乎證明了殖民地的忠誠，但這樣的假象在戰爭結束後很快就被暴露了。

  【注釋】

  [1] E.A.Brett，op.cit，p.36.

  [2] Judith M.Br own & Wm，Roger Louis，op.cit，p.66.

  [3] Judith M.Brown & Wm，Roger Louis，op.cit，p.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