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從種族主義到多種族聯邦觀念的興起

  隨著附屬殖民地民族主義的發展，英國殖民統治的主導思想也發生了相應的變更。在處理帝國內不同種族的關係問題上，曾占據重要地位的文化相對主義受到英國人的質疑與批判，一種新型的多種族聯邦思想應運而生。多種族聯邦思想的初步形成，標誌著英國開始真正放棄用家長式的眼光來看待附屬殖民地，因此，這一觀念在實際上構成了對委任統治制度基礎理論的衝擊與否定。

  19世紀末，英國對附屬領地的主導看法是種族主義。隨著英布戰爭後英國重新強調帝國建設中的道德性以及英國人對土著了解的加深，種族主義開始讓位於更強調土著權益的文化相對主義。[97]但是，儘管文化相對主義比種族主義前進了一步，卻也導致了一個副產品：在處理整個帝國種族關係的問題上，種族隔離思想和實踐得以產生和應用。

  隨著文化相對主義的盛行，很多英國人開始懷疑帝國內實際存在的種族混合關係，轉而贊成美國南部實行的種族隔離制度。戲劇評論家阿徹（Archer）認為，種族混居會導致「白人被黑人吞噬和淹沒」，「它所引起的不僅是時常出現的疼痛，而且有損於身體的效率和集體的健康」，[98]因此他倡導實行種族隔離。阿徹的主張適逢南非聯盟建立，由於南非存在著占人口3/4的非洲土著，所以為了加強白人的統治，許多英國人都贊成在南非實行種族隔離。1907年，謝爾本伯爵明確指出：「在這裡，兩個條頓種族起源的民族如此普遍地混居在一起……他們之間的融合只是個時間問題」，而當地土著卻是異類。[99]這一意圖遭到當地非洲人的激烈反對，他們向英王愛德華七世請願抗議，但在英國殖民當局和布爾人的聯合行動下，南非地區還是建立了種族隔離制度，黑人被完全排除出政權。1910年，南非聯盟的首屆議會中，議員們明確指出：「這裡必須是一個白人國家。」[100]

  南非建立過程中，出現了後來轉為「圓桌會議派」的米爾納幼稚園班子，他們十分贊成在整個帝國範圍內實施種族隔離。其代表人物柯蒂斯把南非視為新約帝國種族關係模式的實驗室，認為種族隔離有助於消弭這一地區乃至整個帝國的種族衝突。他指出，種族隔離的目標「在於維持與每種不同水平的文明最為接近的法律、權利和機構」，而最佳政策便是「在帝國所有範圍內，在每一種族和文化範圍內實行隔離。在這些地域範圍內每個種族可以被授予自治政府，他們在其境內實行，既不損害他們自己，又不損害帝國內的其他成員。對於那些不能被授予這種較高權利的低等種族，則由居住在此地的白人團體代為實行」。[101]

  而間接統治制度在非洲殖民地的推廣，又加劇了種族隔離思想。這一制度本來就包含著實質上的種族隔離。正如奈及利亞殖民官員坦普爾指出的，間接統治使「土著統治階層」以及它的政治、司法、行政機構「仍保持為真實的、有生命力的力量，而不淪為稀奇古怪的、有趣的裝飾」；歐洲人應待在幕後，以「幫助土著發展他們自己能發展的文明」。毫無疑問，間接統治暗含著隔離土著社會，使之按自身路線發展。[102]並且，這一體制又被認為是符合人道的，正如盧加德指出的，除了在英國統治下，沒有任何殖民體制能使「非洲人享受如此自由和不偏不倚的公正待遇」[103]。因此，間接統治制度無疑增加了種族隔離的合理性。

  國聯託管原則的確定，又加強了種族隔離的合法性。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不久，南非政治家史末資完整地論述了種族隔離政策與委任統治制度之間的關係以及種族隔離的必要性。史末資認為，歐洲人深入非洲大陸具有合理性，如果「沒有大規模的歐洲移民在這塊土地上，非洲大眾將不會有變化」。[104]同時，他還認為，必須通過種族隔離才能達到上述目的，因為「白人和黑人這兩種相異因素生活在一起，會導致很不愉快的社會後果：種族混雜、彼此的道德下降、種族仇恨和衝突以及許多其他形式的社會罪惡。在種族、膚色和文化這些重大事情上，居住隔離和平行的機構能對居民雙方都做到公正」[105]。

  然而，帝國內非白人地區的迅速發展，卻使種族隔離的思想日益受到挑戰。自1909年起，印度在莫利-明托改革之後能否獲得自治政府，以及如果它獲得自治政府，則它在帝國體系內能否享有與白人自治地區一樣的平等地位，這些問題引起英國公眾的爭議。其結果，導致了另一種關於帝國種族關係的全新概念——多種族聯邦思想的興起。

  最早在實質上探討多種族聯邦觀念的，恰恰是種族隔離的最初倡導者——從米爾納幼稚園轉換而來的「圓桌會議派」。他們主張英國和白人自治領能夠聯合成一個更緊密的整體，對於這個整體，他們稱之為「大英國協」，以顯示它所具有的自由性特色。在英國，自責任政府建立以來，人們就一直在探討有朝一日自治地區成熟後，應與英國建立一個自願的、鬆散的共同體。圓桌會議派在繼承前人觀念的基礎上，首次完整地提出了大英國協的概念。但是，帝國內的非歐洲種族（特別是印度）的憲政演進，是英國所面臨的新問題，這迫使他們不得不考慮印度在他們主張的「大英國協」中的地位問題。

  種族隔離制度在印度這一非歐種族問題上遇到了障礙。種族隔離所針對的是眾多發展程度較低的土著地區，而印度的發展程度有目共睹，它不僅有自身的民族主義組織國大黨的存在，而且「莫利-明托」改革又使印度人獲得了相當程度的參政權，其憲政演進的速度在帝國內非白人地區中名列前茅。連圓桌會議派也對印度人的權利和印度中產階級知識分子表示認同，當時的一期《圓桌會議》雜誌指出，印度人中有不少「受過較高的教育，有思想、有競爭力」。[106]因此，從1912年起，圓桌會議派的成員就開始明確主張讓印度出席帝國議會，承認印度在非白人帝國中享有特殊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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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來圓桌會議派又把對印度地位的承認提高到協調整個帝國關係的高度。菲利普.克爾指出：「如果我們能在印度締造一個自治政府，一個責任自治領……並且它通過投票表決仍保留在英帝國內，則我們將解決目前世界上面臨的最大困難。」世界未來進步的關鍵在於「我們是否能發現一種體系，使不同種族在互通有無中和平友好地生活在一起」。克爾相信，「通過重建英帝國的憲政大廈」，英帝國「能夠解決黑種人、黃種人和白種人之間的衝突」。[107]後來，柯蒂斯也寫信給印度總督蔡姆斯福德，指出在大英國協的兩種不同地區間——自治地區和非自治地區——享有「平等權利」問題的必要性。[108]上述觀念的提出，表明在印度問題上，種族隔離思想因其局限性而開始被突破，一種平等的、夥伴關係的新型帝國種族關係理論逐漸萌芽。

  圓桌會議派把大英國協的範圍向印度推廣時，堅信的是英國政治機制的優越性和普適性。該派的齊默恩（Alfred Zimmern）指出：「自由和自治政府對於所有人都有好處，無論他是白人還是黑人，這是維多利亞時代舊自由主義的信條之一。」[109]該派的主要理論家柯蒂斯，也已開始根據政治機構而非種族來看待英國人的優越性。不過，這種理論的提出必然使英國的殖民統治思想陷入一種矛盾，即如果承認英國式機構的普適性的話，以文化和種族差異為基礎的文化相對主義以及種族隔離制度就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因此，雖然圓桌會議派是種族隔離的倡導者，但卻在實際中率先提出了創新性的種族關係理論。

  英帝國在一戰期間和戰後的各方面發展，恰恰有利於多種族聯邦思想的進一步發展。戰爭期間，各自治領的政治家創造了一種新型的、英國與自治領之間的更為鬆散的結合，他們借用圓桌會議派的「大英國協」提法，把自治領與英國間更自願、更自由也更接近於主權國家的結合稱為「大英國協」。另一方面，印度在戰爭中獲得與自治領一同協商帝國事務權利的事實，以及英國對印度將來可以獲得大英國協內自治領地位的許諾，使大英國協的範圍有了進一步擴大之勢，也使一個多種族聯邦的前景首次明確顯現出來。[110]因此，關於未來帝國（聯邦）的走向問題，引起了英國各界的關注。

  戰後對這一問題探討最多的，是逐漸崛起的工黨。1918年，工黨的西德尼.韋伯建立了一個「帝國問題諮詢委員會」（the Advisory Committee on Imperial Questions），延攬了一批知識分子分析和探討帝國事務。工黨領導人在戰前普遍對帝國主義持一種批判態度，在戰後則在堅持上述路線的基礎上，又進一步向多種族聯邦的方向邁進。當年，工黨公布了他們的新黨綱《工黨與新的社會秩序》，熱烈地支持具有自由主義特色的多種族聯邦觀念，並主張沿著「地方自治」和「全面自治」的方向，維護和發展「我們稱之為大英帝國的所有種族、所有膚色、所有宗教和所有程度各異的文明的偉大聯邦」。[111]工黨的主張是具有先導意義的，它完全突破了圓桌會議派的大英國協範圍——白人地區和印度，首次把大英國協的概念運用於整個附屬領地。1920年，當印度實行「二元制」後，英帝國內部的種族關係問題再次引起英國各界的激烈爭論，工黨的喬塞亞斯.韋奇伍德（Josias Wedgewood）在下院明確闡述工黨的態度如下：「擺在我們面前的，實實在在是這樣一個問題：是英帝國轉換為一個遍布世界的純粹的白人聯邦，其公民權僅限於白種人？還是採取一種更廣泛的計劃，將所有能被吸納的並且願意被吸納的種族全部吸納入大英國協？……工黨支持更廣泛的帝國觀念。」[112]至此，在工黨的倡議下，多種族聯邦的觀念正式開始形成。鑑於工黨在一戰後逐漸取代自由黨而成為英國的兩大執政黨之一，因此工黨的主張在這一時期起過很大作用。

  此外，由於戰後輿論空前強調英國對土著地區所承擔的責任，大英國協的觀念開始受到了各界的普遍重視。大英國協的擁護者把聯邦解釋為一個超越種族劃分的概念，並認為英國機制的普適性將消除種族因素在殖民地造成的衝突，因此大英國協是解決英帝國內部問題的良方。1923年的帝國會議，標誌著英帝國與白人自治領之間的緊密聯合最終成為泡影，這使得英國政治家開始傾向於通過大英國協的方式來維繫英國與自治領的關係，聯邦的觀念得到了更多人的支持。

  聯邦觀點興起的同時，文化相對主義以及由此而衍生出來的間接統治制度、委任統治制度以及種族隔離思想也相應地衰落了。對文化相對主義的批判主要來自一群政治評論家，代表人物有諾曼.利斯（Norman Leys）、麥格雷戈.羅斯（McGrego r Ross）、W.M.麥克米蘭（W.M.Macmillan）及西德尼.奧利維爾（Sydney Olivier）等人，他們聚集在工黨建立的帝國問題諮詢委員會中，其觀點主要有以下三點：

  第一，他們對委任託管制度的作用表示懷疑。利斯認為，雙重委任託管制度宣稱非洲人和白人移民的利益可以很好地融合在一起，實際上卻不然。非洲人被剝奪了土地，淪為無權的佃戶和流動勞動力，這都違反了雙重委任制度的主旨。利斯要求，殖民部必須堅持土著人福利至上的信條。這些批評意見對於東非白人國家計劃的破產有很大影響。

  第二，他們認為間接統治阻礙了殖民地經濟和社會的發展。間接統治制度要求殖民政權負責「保護」和「維持」土著的習慣和原則，但是殖民政權幾乎沒做什麼來消除貧窮、無知和疾病。因此，間接統治已經不能夠適應殖民地發展的新任務。解決這些問題的唯一方法是投入更多資金來發展當地的教育和技術，促進當地經濟的自我發展。[113]

  第三，他們認為種族隔離制度是不合理的。他們指出，種族隔離的擁護者從來都不能解釋，處於隔離制度下的非洲人能指望從隔離中得到什麼樣的未來。西德尼.奧利維爾尖銳地說：「對於這種社會理論的支持者來說，不幸的是，非洲生活的總體趨勢走上了另一條道路。非洲的第二代基督教徒處在他們沒有控制權的世俗與宗教的權威控制下，總有一天會表現出難以駕馭的特性。」[114]因此，種族隔離很難持久。

  另外，無論從經濟角度還是社會角度來說，戰後的英國都覺得沒有繼續實行種族隔離的必要了。戰後，殖民地對英國經濟的支撐作用，使很多英國人都認為應該充分利用帝國的資源。這當然包括殖民地的人力資源。1922年，調查非洲問題的費爾普斯-斯托克斯委員會（PhelpsStokes Commission），主張訓練黑人從事農業勞動以支撐英國的經濟發展，也就是把黑人勞動納入白人的經濟體系之中，而實行種族隔離會阻礙帝國經濟體系的形成。[115]此外，隨著人類學的發展，英國人對土著種族的了解也在進一步加深，這有助於削弱英國人對帝國內種族衝突的恐懼。凡此種種，讓多種族聯邦的觀念變得更容易被大家接受。

  隨著自治領在離心的道路上越走越遠，多種族聯邦的概念在實踐中又得到了進一步發展。1926年的《貝爾福宣言》（Balfour Declaration of 1926）正式承認了各自治領與英國享有平等的權利，這時的英帝國-大英國協是一個雙層結構的特殊實體：一層是由主權國家結合在一起的大英國協，另一層仍然是一個帝國。在這樣的背景下，英國處理非自治地區與自治地區的關係時，自覺地擴展了聯邦的範圍。20年代末，英國繼續承認印度將來可以獲得自治領地位，而自治領地位是走向大英國協的必由之路。在1930年的帝國會議上，殖民帝國以整體的身份，與各自治領共同作為平等成員出席了會議（儘管是由英國代表他們參加的）。[116]1931年，錫蘭獲得半責任政府制度，可以說是多種族聯邦從觀念轉化為實踐的一個重要先兆。毫無疑問，這一切都預示著聯邦的觀念已經在無形中深入人心，大英國協必將向多種族成員的方向發展。當時執政的工黨政府明確表示將致力於把「帝國」發展成為「一個真正的自治制度和社會主義人民的大英國協」[117]。

  總的來說，一戰之後，文化相對主義開始衰落，英國社會對土著統治的主導思想開始了向多種族聯邦思想的初步轉型。儘管這一觀點尚未完全成熟，但它在理論上承認了附屬領地與自治地區一樣具有向民族國家發展的合理性，承認了附屬領地和白人自治地區享有一樣的平等權利。這無疑使委任統治制度的理論基礎發生動搖，是附屬領地離心趨勢的重要先兆。

  雖然附屬領地情況各異，但是和自治領以及印度一樣，它們的離心也呈現出以下三個特徵：第一，英國的鞏固措施具有明顯的創造殖民地民族和民族主義的功能。英國的殖民統治（包括政治統治、經濟發展和文化教育）帶來了殖民地地域上的統一和對統一的心理認同；更為重要的是，殖民統治也帶來了社會結構的變遷，創造了一個民族主義的代言人——土著知識階層。第二，英國的鞏固措施矛盾百出，間接統治曾因其克服了印度式統治中土著人無權的弊端而受到各方讚譽，由此發展而來的委任統治制度更是明確維護土著種族的利益。但在實踐中，間接統治的所謂維護土著權利是指維持土著地區傳統的社會結構，它拒絕考慮殖民地可能出現的變更，無視知識階層的要求，導致了殖民政權與土著知識分子之間的衝突。儘管當時這一衝突尚未形成印度那樣的規模，卻預示著殖民地民族主義將向縱深發展。另外，委任統治的原則又使英國人不可避免地在多元種族殖民地陷入兩難境地：維護移民的利益就必然會破壞委任統治的原則，而維持委任統治原則又必然會動搖英國人的最高權威。其結果是，在各方的壓力下，土著權利得到維護，英國統治的矛盾性暴露無遺。此時，英國社會中多種族聯邦觀念的興起，則在實質上動搖了委任統治的理論基礎。第三，附屬殖民地的離心趨勢也同樣是走向民族國家的。非洲的民族主義儘管只處在初始階段，但其政治組織的目標是很明確的——要求在英帝國內獲得參政權和責任政府。眾所周知，責任政府只是通向民族國家的前奏，附屬領地的發展只不過是早期自治地區和印度發展的重演。埃及的有限獨立更是清楚地表明了這種方向。如果說埃及是一個保護國，它的發展只是特例的話，則錫蘭作為附屬領地中發展最為迅速的一個，率先獲得半責任政府就完全說明了一切問題。多種族聯邦觀念從一個側面表明英國對附屬領地最終走向民族國家的承認。凡此種種說明，和對自治領及印度的鞏固一樣，英國對附屬領地的政策導致了附屬領地表現出潛在的離心趨勢，可以說，正是對附屬領地的鞏固促進了它們的離心。

  【注釋】

  [1] Paul Kennedy，Strategy and Diploma cy 1870—1945（Fontana，1984），p.208.

  [2] ［法］A.阿杜.博亨：《非洲通史》第七卷《殖民統治下的非洲1880—1935年》，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255頁。

  [3] Bernard Porter，The Lion's Share，p.290.

  [4] Ronald Oliver & Anthony Atmore，Africa Since 1800（Cambridge，1994），p.125.

  [5] E.A.Benians，Sir Jaine s Butler & C，E，Carrington（ed.），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ri tish Empire vol.III The Empire—Commonwealth 1870—1914（Cambridge，1959），p.466.

  [6] Melvin E.Page，Africa and the First World War（Macmillan，1987），p.111.

  [7] John M.Garland，The Colonial Office and Nigeria 1898—1914（Macmillan，1985），p.204.

  [8] Adu Doahen，Ghana：Evolution and Chan ge in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s Centimes（Longman，1975），p.105.

  [9] Roland Oliver & Anthony Atmore，op.cit，p.146.

  [10] Roland Oliver & Anthony Atmore，op.cit，p.150.

  [11] John M.Garland，op.cit，p.48.

  [12] Basil Davidson，Modern Africa A Social & Political Histo ry（Longman.1994），p.25.

  [13] A.D.Robe rts（ed.），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 Vol.7 from 1905 to 1940（Cambridge，1986），p.405.

  [14] ［法］A.阿杜.博亨：《非洲通史》第七卷《殖民統治下的非洲，1880—1935》，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118頁。

  [15] Robert O.Collins（ed.），Western Africa History vol.I Of African History； Text and Readings（Markus Wiener Publishing，New York，1994），pp.225-226.

  [16] G.B.Kay（ed.），The Political Economy o f Colonialism in Ghana Documents and Statistics 1900—1960（Gregg Reviv als，1992），pp.279-280.

  [17] Adu Boahen，op.cit，p.114.

  [18] G.B.Kay（ed.），op.cit，p.281.

  [19] Roland Oliver & Anthony Atm ore，op.cit，p.157.

  [20] Basil Davidson，op.cit，p.25.

  [21] ［美］斯塔夫里亞諾斯：《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歷史進程》，商務印書館1995年版，第621頁。

  [22] L.H.Gann & Peter Duignan（ed.），The Colonialis m in Africa 1870—1960 vol.I（Cambridge，1982），p.37.

  [23] Andrew Roberts（ed.），The Co lonial Movement in Africa Essays on the Minds and Materials 1900—1940（Cambridge，1986），p.53.

  [24] Andrew Roberts（ed.），The Colonial Movement in Africa Essays on the Minds and Materials 1900—1940（Cambridge，1986），p.61.

  [25] Basil Davidson，Africa in Modern History The Search for a New Society（Penguin，1978），pp.34-35.

  [26] Ibid.，p.33.

  [27] G.E.Melcalfe & Bungay Saffock（ed.），Great Britain and Ghana Documents of Ghana History 1807—1957（Richard Clay and Company，Ltd.，1964），p.511.

  [28] Ibid.，p.112.

  [29] ［法］A.阿杜.博亨：《非洲通史》第七卷《殖民統治下的非洲，1880—1935》，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509頁。

  [30] Henri Crimal，Decolonization the British French，Du tch and Belgian Empires 1919—1963（Westview Press，1978），p.57.

  [31] L.H.Gann & Peter Duignan（ed.），Colonial ism in Africa vol II The History and Politics of Colonialism 1914—1960（Cambridge，1982），p.380.

  [32] ［法］A.阿杜.博亨：《非洲通史》第七卷《殖民統治下的非洲，1880—1935》，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512頁。

  [33] ［法］A.阿杜.博亨：《非洲通史》第七卷《殖民統治下的非洲，1880—1935》，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314頁。

  [34] Adu Boahen，op.cit，p.127.

  [35] Ibid.，p.133.

  [36] 黃金海岸政治家海福德語。Henri Crimal，op.cit，p.56.

  [37] Basil Davison，Africa in Modern History，p.180.

  [38] 張順洪：《大英帝國的瓦解——英國的非殖民化和香港問題》，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第137頁。

  [39] Adu Boahen，op.cit，p.116.

  [40] ［法］A.阿杜.博亨：《非洲通史》第七卷《殖民統治下的非洲，1880—1935》，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131頁。

  [41] ［法］A.阿杜.博亨：《非洲通史》第七卷《殖民統治下的非洲，1880—1935》，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131頁。

  [42] Endre Sik，The History of Black Africa（Akademini Kiado，Budapest，1966），vol.II，p.55.

  [43] Ibid.，pp.55-56.

  [44] T.O.Lloyd，The British Empire 1588—1995（Oxford，1996），p.305.

  [45] ［英］布萊恩.拉平：《帝國斜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81頁。

  [46] Andrew Roberts（e d.），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p.677.

  [47] Dagmar Engels & Shula Marks（ed.），Contesting Colonial Hegemony State and Society in Africa and India（British Academic，1994），pp.256-260.

  [48] ［法］A.阿杜.博亨：《非洲通史》第七卷《殖民統治下的非洲，1880—1935》，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133頁。

  [49] Basil Davidson，Afri ca in Modern History，p.160.

  [50] 肯尼獨立後的首任總統。

  [51] Judith M.Brown & Wm.Roger Louis，op.cit，p.196.

  [52] Denis Judd & Peter Slinn，The Evolution of Modern Commonwealth 1902—1980（Macmillan，1982），pp.43-44.

  [53] Max Beloff，Dreams of Commonwealth 1921—42，p.215.

  [54] R.J.Cain & A.G.Hopkins，British Imperi alism：Crisis and Expansion，1914—1990（Longman，1993），p.223.

  [55] E.A.Brett，Coloniali sm and Development in East Africa The Politics of Economics Change，1919—1939（Gregg Revivals，1992），p.42.

  [56] 德文希爾公爵為1923年保守黨政府的殖民大臣。

  [57] S.E.M.Pheko，South Africa：Betrayal of a Colonised People（Billing and Sons Limited，1990），p.54.

  [58] Denis Judd & Peter Slinn，op.cit，p.45.

  [59] Andrew Roberts（ed.），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pp.679-680.

  [60] Ibid.，pp.679-681.

  [61] John Barnes & David Nicholson（ed.），The Empire At Bay The Leo Amer y Diary，1929—1945（Hutchinson，1988），pp.139-141.

  [62] ［英］布萊恩.拉平：《帝國斜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84頁。

  [63] L.E.Gann & Peter Duigman（ed.），Colonialism in Africa vol.II，p.67.

  [64] John Barnes & David Nicholson（ed.），op.cit，p.138.

  [65] John Barnes & David Nicholson（ed.），op.cit，p.143.

  [66] Maragaret Cole（ed.），Beatrice Webb's Diaries 1924—1932（Longmans，Green and Co L TD，1951），p.229.

  [67] S.E.M.Pheko，op.cit，p.55.

  [68] William M.Welsh，No Country for a Gentleman British Rule in Egypt 1883—1907（Greenwood Press，1988），p.140.

  [69] Ibid.，p.139.

  [70] 科普特人是埃及的基督教徒。

  [71] Ken neth Kirkwood，Britain and Africa（Chatto & Windus，London，1965），p.34.

  [72] John Alfred，Great Britain：Emp ire and Commonwealth 1886—1935（London，1936），p.722.

  [73] John Gallagher，The Decline，Revival and Fall of the British Empir e（Cambridge，1982），p.93.

  [74] John Alfred，op.cit，p.727.

  [75] Palme Dutt，The Crisis of Br itain and British Empire（International.Publisher.1953），p.188.

  [76] 1882年，埃及曾爆發過由埃及軍官阿拉比領導的規模龐大的民族主義鬥爭，後被鎮壓。

  [77] Max Beloff，Dreams of Commonwealth，p.44.

  [78] Palme Dutts op.cit，p.189.

  [79] G.C.Men dis，Ceylon under the British，轉引自張順洪《大英帝國的瓦解——英國的非殖民化和香港問題》，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87年版，第131頁。

  [80] Judith M.Brow n & Wm.Roger Louis，op.cit，p.449.

  [81] K.M.De Silva，A History of Sri Lanka（Oxford，1981），p.413.

  [82] Ibid.，pp.374-375.

  [83] W.Howard Wriggins，Ceylon：Dilemmas of a New Nation（Pinecone，1960），p.82.

  [84] K.M.De Silva，op.cit，p.379.

  [85] W.Howard Wriggins，op.cit，p.82.

  [86] K.M.De Silva.op.cit，pp.387-388.

  [87] W.Howard Wriggins，op.cit，pp.83-84.

  [88] Judith M，Brown & Wm.Roger Louis，ap，cit，p.455.

  [89] Henri Crimal，op.cit，p.54.

  [90] Judith M.Brown & Wm.Roger Louis op.cit，p.417.

  [91] Judith M.Brown & Wm.Roger Louis op.cit，p.419.

  [92] W.Howard Wriggins，op.cit，p.85.

  [93] W.Howard Wriggins，op.cit，p.86.

  [94] Ernest Bark er，The Ideas and Ideals of the British Empires（Cambridge，1941），pp.142-143.

  [95] K M.De Silva.op.cit，p.421.

  [96] T.Y.Wright，Ceylon in my Time 1899—1949（The Colombo A Pothecarids' Co，LTD，1951），pp.161-162.

  [97] 詳見本文第一章第二節。

  [98] Paul B.Rich，Race and Empi re in British Politics（Cambridge，1986），p.53.

  [99] S.E.M.Pheko，op.cit，p.20.

  [100] Ibid.，p.26.

  [101] Paul B.Rich，o p.cit，p.58.

  [102] Basil Davidson，Africa in Modern History，p.94.

  [103] Ibid.，p.51.

  [104] E.A.Brett，op.cit，p.47.

  [105] E.A.Brett，op.cit，p.46.

  [106] Paul B.Rich，op.cit，p.59.

  [107] Paul B.Rich，op.ci t，p.59.

  [108] Ibid.，p.60.

  [109] Ibid.，p.63.

  [110] Bernard Porter，The Lion's Share，p.288.

  [111] Paul B.Rich，p.77.

  [112] Be rnard Porter，The Lion's Share，p.288.

  [113] Judith M.Brown & Wm Roger Louis，op.cit，pp.194-195.

  [114] Paul B.Rich，op.cit，p.75.

  [115] Paul B.Rich，op.cit，p.67.

  [116] Max Beloff，Dreams of Commonwealth，1921—1942，p.206.

  [117] Paul B.Rich，op.cit，p.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