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單一種族地區：民族主義萌芽

  所謂單一種族地區，是指英國殖民者在總人口中所占比例極小，而幾乎完全由土著種族構成的地區。本節所要探討的單一種族殖民地，主要是指土著種族占優勢的大部分非洲附屬殖民地，它們不但在整個英帝國的附屬殖民地中所占面積最大，而且其離心趨向更具有典型意義。在這些地區，英國一方面是推行政治上的統一，實行以間接統治制度為主的管理方法；另一方面又逐漸實行殖民地發展戰略，即通過英國政府的行為來促進殖民地在經濟、社會等方面的全方位發展。這些措施雖然使英國對附屬殖民地的統治得以鞏固，但也在無形中成為這些殖民地離心的根源。這就為「雙重委任託管制度」提出了第一個難題：如何對待附屬殖民地可能出現的變動？

  大多數非洲殖民地在被英國人占領之前，尚沒有大面積區域性政權存在，只有一些分散的、規模較小的部落酋長政權，因而土著種族還根本談不上具備民族意識，這也是它們能夠在心理上接受英國殖民控制的原因之一。但是，英帝國的統治卻打破了這種狀況，使殖民地社會獲得實質性變動。

  英國的統治使殖民地形成統一區域，並形成區域意識。在19世紀末開始的歐洲列強瓜分殖民地的行動中，非洲地區為數眾多的部落政權被明確合併為大約40個單獨的區域，它們中的大多數都具備足夠的資源以支撐其發展成為現代國家[4]，這就為這些地區向民族國家發展打下了最根本基礎。在使上述殖民地實行區域統一的同時，英國還推行一整套行政管理制度。整齊劃一的管理體制層層深入，不但強化了各殖民地的區域統一，而且通過各級酋長使整個殖民地在政治上也趨於一致，正如盧加德指出的，英國的統治使法律與秩序進入了「數以百萬計的人口因內部衝突而紛爭不息」的地區。[5]此外，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英國為了彌補兵源的不足，實行強制性徵兵，把許多以前只知道他們自己村子的人帶入了戰爭，使他們意識到還有更大的地域實體存在[6]，這加強了殖民地已經逐漸萌生的區域感。而且，英國的殖民地發展政策也對殖民地的地域統一起了很大作用。交通的發展使殖民地互通有無、加強聯繫，不但促進了當地的經濟發展，也增強了區域意識。經濟的進步又成為殖民地全方位發展的基礎，比如在奈及利亞，當代學者卡爾蘭（Jo hn M.Garland）就指出，英國的發展措施「為奈及利亞在整個殖民時代及以後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框架」。[7]

  如果說地域和政治上的統一可以看作是殖民地發展的骨骼的話，殖民地的交通暢通和經濟發展則可以稱為發展的血肉。但是，上述政策僅僅是使殖民地具備未來民族國家的軀殼，而殖民統治引起的當地社會結構的變化以及由此而帶來的殖民地人民意識的變化，則使殖民地具備了未來民族國家的靈魂。

  在殖民統治下，英國人廢除了奴隸制，並實行宣揚人人平等的英國法律，使傳統社會中的血統和門第觀點受到很大衝擊。而且，英國的統治又很注重個人才能和成就，這就為處於社會底層的非洲民眾提供了向上升遷的機會，因而帶來社會結構的極大變動。最顯著的變化是受過教育的特殊階層的出現，而且他們的人數和力量逐年增長。這些人又分為以下幾個層次：第一層是受過較高教育的專業人才，他們大多到西方深造過；第二層是中低層中產階級，他們包括教師、牧師、傳教士、低級公務員、受過教育的工匠；第三層由初等學校的輟學者構成，他們包括職員、郵遞員、商業助理、學徒等。[8]

  這一階層之出現，當然是英國殖民者推行英國式教育的結果。英國人出於商業貿易和生產的需要，必須要培養一批懂得西方知識（特別是懂得生產和貿易知識）的土著階層。總體上說，英國向殖民地的土著種族推行英國式教育，可以分為如下兩個階段。

  （一）一戰之前，主要由英國的傳教使團在殖民地從事教育工作，殖民地的民族主義情緒初步產生，英國的殖民政權在教育問題上沒有起多大作用。

  宗教團體在非洲地區建立鄉村學校，使適齡的孩子能得到簡單的教育，即讀、寫、算以及關於洗禮及入教的指示。這些學校相當簡陋，被稱為「叢林學校」。1912年，一個羅得西亞傳教士描述道：「這些學校由一個六英寸高的青草籬笆組成，環繞著一棵大樹、幾根竿子、一些作為座位的樹枝。」[9]教育雖然簡單，但作用卻很大。一方面，一些比較聰明的非洲學生還能得到更進一步的教育，以便將來能擔任低級傳教士和教師；另一方面，這種教育對非洲人的啟蒙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在殖民統治的早年，非洲土著反抗殖民政權的主要目的，只是想趕走歐洲人並恢復以前的狀態。然而，基督教在非洲的傳播卻帶來了新的變化，受過教會教育的非洲人不再用部落觀念反對殖民政權，而開始用西方的方式來思考問題，並用西方的標準來評價殖民統治，從而成為最初的非洲民族主義者。1911年，在一個尼亞薩蘭非洲人所寫的反殖民統治的傳單中，突出地表述了一種受過教育的非洲人的激進看法。他寫道：

  尼亞薩蘭的所有歐洲人都有許多錯誤。這存在著三個混合的團體——傳教會、政府和公司或賺錢的人——它們都用同樣的嘲弄的目光看待非洲人，並形成同樣的統治形式。有時真令我們驚奇，這三個聯合在一起的團體居然都來自歐洲，而且還都和基督教王國的名義聯繫在一起。……三個聯合在一起的團體的生活總得來說太欺詐、太偷竊、太歪曲。它們不是說「給予」，而是說「拿走」。存在著許多對在《雅各書》第五章第四節中看到的那種上帝的純正的法律的違背。[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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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從中可以看出，此人語言尚不流暢，觀點也十分簡單，但是，他已經開始根據從歐洲傳來的《新約》的觀點來評判他所遇到的歐洲人，這代表著殖民地社會中的新興力量。

  另外，非洲人所受的基督教教育使他們堅信，所有人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因此他們能夠像英國人一樣成為優秀的殖民地公民，這使得受過教育的非洲人很自然地產生了進入殖民政權的要求。但是，殖民政權在吸收非洲人參與政權方面，卻保持著相當嚴重的種族主義傾向。1910年，一名拉各斯（Lagos）殖民地的黑人督察員抱怨說：「事實上，西非的有色人種發現他們不可能像白人那樣提升得那麼高、那麼快，即使他的條件一樣好或更好。」英國外交部奈及利亞司的官員斯特雷奇（Strachey）的答覆是：「西非殖民地是英國人的，而且只要這一事實存在，土著非洲人就不可能指望被任命到除了下屬職位之外的其他位置上。」[11]此外，非洲人還發現，歐洲的傳教使團也是殖民體制的一部分，這些傳教團體宣揚的是臣服與恭順，目的在於為英國的殖民統治服務。[12]即使在基督教社團內部，歐洲人也否定非洲人的平等性，竭力排斥非洲牧師。

  在這種壓制性的殖民統治下，一些受過教會教育的非洲人開始尋求建立非洲人的獨立教會，奉行他們心目中真正的基督教信仰。1914年，在奈及利亞約魯巴地區，受過教育的非洲人建立了一個「改革基督教的奧格波尼協會」（the Christian『Reformed' Ogboni Society），以對抗歐洲人統治的教會。[13]另外一些受過教育的非洲人則組成各種倶樂部和協會以示抗議。這類組織主要有：1897年成立於黃金海岸（Gold Coast）的「保護土著人權利協會」；1910年在塞內加爾（Senegal）成立的「青年塞內加爾倶樂部」；以及1905年和1912年在奈及利亞（Nigeria）先後成立的「人民聯盟」和「反對奴隸制及保護土著人協會」。[14]這類組織雖為數不多，影響也不算大，但他們毫無疑問代表了一戰前非洲殖民地民族主義的萌芽，並成為戰後民族主義進一步發展的基礎。

  （二）一戰之後，由傳教團體主持的英國殖民地教育活動逐漸讓位於由英國殖民政府負責的教育活動，政府行為開始在教育問題上占主導地位，殖民地的教育獲得很大發展。

  一戰之後，英國人在殖民地發展問題上逐漸達成共識，開始注重通過政府行為開展殖民地教育。1919年，積極倡導殖民地發展的格吉斯伯格爵士（Sir Frederic k Gordon Guggisberg）就任黃金海岸的總督，他認為他在任期內的主要目標是「使黃金海岸的人民朝向更高文明狀態的總體進步邁進，而這種進步的關鍵是教育」。該地區貿易和生產的發展以及生活水平的提高，使當地人對於更好的生活條件、醫療衛生、供水系統等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這又必然要求提高教育水準。[15]為此，他制定了15條發展教育的原則，主要內容有：貫徹初等教育；政府資助大學的發展；儘可能提高教師的能力和資格；訓練一部分非洲人充任學校監督，等等。[16]1922年，他還建立了四所商業和工業學校，教授最新的出口作物的種植方法。此外，他還建立幼兒園和培訓學校，減少大學班級的規模，建立新的學院，在大學中鼓勵教授當地歷史和語言，提倡女孩接受教育。[17]

  如果說格吉斯伯格的舉措只是單個殖民地政府的行為的話，那麼不久之後，教育問題也引起了殖民部的高度重視。1926年，殖民次長奧姆斯比-戈爾（William OrmsbyGore）在調查了非洲的教育問題後指出：「即使對於一個偶爾到來的訪問者，黃金海岸人民對教育的要求也是很令人震驚的。這一要求並不是新的。從1900年起黃金海岸殖民地就有大約12000名兒童在學校，今天大約有35000人在政府承認的正規學校內上學。」[18]他認為應大力加強師資培養，所以他召集西非和東非殖民地的總督到倫敦商討這一問題。結果，在殖民部的堅持下，總督們採取更為積極的教育政策，通過與各種派別的基督教使團合作以及撥款給教會學校，來確保殖民地教育的效益。

  這一教育政策導致非洲殖民地初等教育的質量大為提高：入學兒童的學習時間比以前增加了，他們至少要在學校待4年；每個殖民地都有政府委派的監督教育人員；很多學校擁有受過政府培訓的教師並使用政府規定的大綱。更為重要的是，殖民地中學教育的數量與質量也在提高。這些中學畢業生開始有資格從事農業技師、園林師、零售店經理、中學校長、牧師以及地方政府官員等專業性較強的職業——以前只有歐洲人才有資格擔任這些職位。[19]而中學生中的佼佼者，又可以進一步到歐洲和美國接受高等教育，並取得擔任醫生、律師等較高職位的資格。因此，他們完全可以稱為非洲的中產階級知識分子。[20]他們接受的是西方教育，所以非常推崇歐洲文明和歐洲人所倡導的公民自由。1925年，坦噶尼喀非洲籍文職人員協會主席奇姆龐德（Samuel Chimponde）極具代表性地宣稱：「在非洲人看來，仿效歐洲人才是文明舉動。」他們一回到國內，就要求獲得與歐洲人一樣的政治上的平等權利和經濟事務中的均等機會，以及教育普及，承認非洲文化的傳統和成就，在各行業中使用非洲人。[21]非洲知識分子所受的高等教育和他們的才能，使他們很自然地成為非洲民族主義的新力量。

  非洲中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出現使委任統治制度陷入了兩難境地：一方面，委任統治本身所倡導的發展殖民地理論，以及殖民統治自身的需求，使英國人必須發展非洲的教育，並一再提高教育質量；另一方面，教育的結果又使英國人必須考慮如何滿足日益增多的非洲知識分子想獲得相應的政治權利的要求。

  如果說戰前英國排斥非洲人進入政權是出於種族主義因素，那麼隨著文化相對主義的盛行和宣稱尊重土著種族權益的「間接統治」制度的實施與推廣，「種族」因素已不可能再作為英國殖民當局不接納非洲人的直接藉口。但在實際上，「間接統治」制度卻從另一個角度否決了非洲中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參政要求。

  「間接統治」制度把維護土著種族的權利等同於維護當地的傳統權威，強調非洲社會按照自身路線發展，而認為非洲知識分子的主張不具有代表性。盧加德早就指出：「歐洲化的非洲人……在仍然處於部落階段的沒有文化的居民中構成各種各樣的少數團體」[22]，他們的觀點在非洲社會中不是主流，所以英國的殖民統治的側重點還是維持大多數非洲居民所接納的傳統社會。因而，英國人試圖使非洲知識分子與間接統治的框架相容。1925年，負責調查傳教士學校問題的國際傳教委員會秘書長奧爾德姆（J.H.Oldham）指出：「教育應該與不同民族的智力、才能、職業和傳統相適應。……其目標在於使個人更適應他或她的生活條件。」[23]這一觀點具有相當濃重的家長制色彩。生物學家哈克斯利（Julian Huxley）進一步說，間接統治旨在使非洲知識分子「最大可能地採用歐洲的有用技術，最少可能地採用歐洲的穿戴和思維方式；最少可能要求獲得與歐洲人一樣的政治、社會或智力平等，最大可能延長種族之間的鴻溝」。[24]結果，非洲中產階級知識分子受到殖民政權的排斥，只能在政府和商業機構中擔任較低的職位。由於不被白人主流社會承認，並且認為他們應該獲得更大的回報，非洲知識分子們對殖民政權產生了普遍不滿，要求變革現狀的呼聲高漲起來。

  非洲中產階級知識分子反對殖民政權的主要理論是西方的政治思想。他們認為，歐洲人能夠保持民族獨立的基礎是因為他們已經組織成了國家，因此殖民地的人民只有組建一個個國家，才能獲得自由。早在1911年，黃金海岸人阿胡馬（Ahuma）就發表了《黃金海岸的民族與民族意識》一書。他號召非洲人珍視他們自己的遺產和歷史，組建自己的國家。他說：「讓我們互相幫助以發現一條走出最黑的非洲的道路，我們必須走出蒙昧的叢林，來到國家賴以建立的開闊之地。」[25]另一個理論源於美國黑人的泛非主義。泛非主義者認為，全世界具有非洲人血統的人必須聯合起來，以爭取自身的權力。這一思想對非洲知識分子爭取獨立起了很大作用，正如1925年時，黃金海岸的一位泛非主義思想家塞基伊（Kobina Sekyi）所指出的，非洲的進步「必須由非洲的非洲人來控制和指導」。[26]因此，中產階級知識分子成了新的民族主義代言人，他們也賦予非洲民族主義以全新的內容。

  在這樣的背景下，民族主義運動率先在一些發展較快的西非殖民地展開。一個典型的地區是黃金海岸。1919年就任總督的格吉斯伯格制定了十年發展計劃，共計投入資金2500萬英鎊，用於發展當地的港口、鐵路、公路、水供應、水電工程、公共建築、城市建設、電報及電話事業，等等。[27]在他的任期內，總共建造了3338英里的新公路，且可可出口量占全世界的一半。[28]另外，格吉斯伯格還推行了大量教育措施，凡此種種，使黃金海岸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成為各方面發展最快的殖民地之一，它的民族主義發展也居於非洲前列。此外，奈及利亞和獅子山（Sierra Leone）的民族主義發展也較快。

  這些地方的民族主義發展可以分為三種類型。第一種類型是組建大量民族主義的青年組織。青年組織數量最多的是黃金海岸和阿散蒂地區，到1930年，就有多達50個這類倶樂部和協會，其中大部分在1925—1930年間建立。1929年，丹凱（J.B.Danquah）把一些俱樂部和協會合併成了統一的青年大會運動。在獅子山，華萊士.詹森（Wallace Johnson）建立了西非青年聯盟。這些組織幾乎包括了當時所有青年知識分子。他們提出了諸如提高教育質量、在立法和行政委員會中享有平等的成員權、廢除種族歧視、允許非洲人擔任較高級別的文官、改善殖民當局同非洲人的關係等要求。[29]

  第二種類型是由民族主義者組建若干政黨鼓動實行改革。1922年，奈及利亞獲得了初步的代表制政府和立法委員會，以及出版、集會和結社的自由，這大大推進了奈及利亞民族主義。奈及利亞人出版了《西非領航員》等刊物，還組建了一些民族主義政黨[30]，其中最著名的是奈及利亞民族民主黨。該黨所聲稱的目標是：「保障作為英帝國聯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奈及利亞殖民地和保護國人民的安全和福利」，其綱領包括：某些發展較快的大城市完全實行自治；發展高等教育並在奈及利亞全境實行義務教育；使文職人員非洲化；在奈及利亞實行自由公正的貿易以及平等對待奈及利亞的商人和生產者。[31]

  第三種類型是在各殖民地建立起民族主義政黨的基礎上，形成非洲人的政治聯盟。早在1918年，黃金海岸的一位律師凱斯利.海福德（Casely Hayford）就建立了英屬西非國民大會黨（the National Congress of British West Africa），簡稱NCBWA。1920年它又傳入奈及利亞、獅子山、甘比亞（Gambia），成為一個跨地區組織，一直存續到1930年。據統計，該團體的主要成員中有2/3在英國受過教育，其他人則至少在本土受過較高教育；一半以上的人是律師，另一半人則從事醫生、教師、商人等職業。[32]該組織宣稱：

  大會的政策是嚴格維護並防止破壞英屬西非各附屬國同大英帝國的聯繫，毫不保留地維護帝國自由公民的一切權利和只要納稅就應享有代表權的基本原則……促進在英國國旗下的西非政治體制的發展……最終保證在其境內實現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保證實現人人機會平等，為了人民而維護人民的土地。[33]

  1920年首次會議上，該黨總共通過了82條決議，涉及到行政和立法改革、教育問題、銀行和船運、司法改革、衛生和醫藥改革、土地問題、自決權問題，等等。[34]

  20年代下半期，當NCBWA開始衰落時，西非學生聯合會（the West Africa Stu dents' Union，簡稱WASU）於1925年在倫敦建立，繼續執行泛非主義的路線。其創始人是原NCBWA的班科勒-布萊特醫生（Dr Herbert BankoleBright）和奈及利亞人索蘭科（Ladipo Solanke）。WASU的目標在於培養非洲人的民族意識和種族自豪感，向白人證明非洲人有自己的文化和歷史，從而「改變白人對受過教育的非洲人的態度」。其創始人把它視為締造「一個最終會導致……統一的非洲國家」的一個步驟。[35]

  這些西非政治組織有三個共同之處：（1）堅持忠於英國，不想使殖民地脫離英國；（2）用歐洲的方式來組織他們的活動，「採用憲政的手段」鬥爭；（3）他們的最終目標是「呼籲當局採取措施在當地政府中推行自治」。[36]上述情況表明，無論在目的還是手段上，非洲知識分子都突破了間接統治為他們規定的行為方式的框架；而且，他們還進一步提出否定間接統治制度本身，這使他們成為殖民地社會中與英國人、傳統酋長競爭的第三支力量。凡此種種，說明非洲知識階層是間接統治的對立物。

  然而，上述行動的效果十分有限，當代甘比亞歷史學家朗利（Langley）指出，這些早期西非政治家「只是一些懷有極其有限的政治目標的合作主義者」，他們想做的是調和殖民體系和他們自己的利益，因此很難達到大眾民族主義階段。[37]儘管如此，非洲的民族主義運動還是取得了一定成果，其中最為突出的就是黃金海岸的憲政改革。1925年，總督格吉斯伯格頒行了一部新憲法，該憲法正式承認非洲人有權根據選舉原則選出自己的代表，同時規定：增加立法委員會中的非官方成員人數。[38]不過，與此同時，憲法也規定了嚴格的選舉和被選舉資格，還賦予總督在立法和行政方面的全權，包括可以拒絕立法委員會通過的法律，而1927年的《土著行政條例》則再次確定了傳統權威的地位。[39]這表明非洲人爭取民族權利的鬥爭，仍有很遙遠的路要走。

  回顧非洲民族主義的發展，可以看出，其興起原因和鬥爭方式與印度的民族主義發展有若干相似之處。英國的殖民統治使一個個非洲殖民地具備了民族國家的基礎，而英國的發展與教育政策則創造了民族主義的代言人——非洲中產階級知識分子。間接統治制度中維持傳統非洲社會與排斥受過教育的非洲人的一面，使得非洲知識分子與英國殖民當局產生衝突，推動了非洲民族主義的發展，而且非洲人的要求同樣也是獲得參政權和通向民族國家的自治政府。所有這一切，使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非洲附屬殖民地表現出一種潛在的離心趨勢。不過，非洲知識分子的要求與所取得的成果大致上只類似於19世紀末的印度人，非洲附屬殖民地在離心的道路上才僅僅邁出了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