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多元社會：種族問題

  肯亞等東非殖民地與其它非洲殖民地的不同之處在於，這一地區有相對較多的白人移民，還有大量印度移民存在，這形成了一種多元社會的局面。因此，這一地區的問題不同於其他殖民地，它是以赤裸裸的種族衝突形式表現出來的。多元社會的種族衝突給委任統治制度提出了第二個難題：委任統治宣稱兼顧英國和殖民地的利益，但如果這兩者之間發生衝突，英國該如何協調？

  肯亞的種族問題之所以突出，主要是因為有大量英國移民存在。該地區土地肥沃廣闊，適合從事農業耕作，因此吸引了大量移民。早在20世紀初，一些殖民官員和白人移民就有獨占該地區以發財致富的意圖，當時的總督艾里奧特爵士（Sir Charles Eliot）明確說過：「英國行政官員竭力鼓勵移民儘可能多地攫取肯亞高地的土地。」[40]英國移民企圖全面控制這些殖民地，建立「白人國家」，這表現在兩個方面。

  第一，英國移民試圖在經濟上控制肯亞，並排斥非洲土著和印度移民的經濟權利。1902年，英國移民成立了一個種植園和農場主協會，要求將肯亞最肥沃的高地地區保留給他們使用，並限制非洲人和印度人擁有土地的權力。總督艾里奧特爵士批准了協會的請求，規定不准印度人居住在高地地區。此後，每一任肯亞的總督都延續了這一政策。[41]1908年，白人移民當局頒布了旨在剝奪非洲人土地的法案。1915年，殖民當局又頒布了另一個土地法案，進一步加強對非洲人土地的剝奪。該法案規定，英王對肯亞土地享有最高權力，非洲人雖然可以使用給他們保留的土地，但是他們只是「英王的佃戶」，土地所有權歸英王所有。而且，法令還授權總督，如果認為合適，可以切去保留地中的一塊。1916年，白人立法委員會制定了關於非洲人逃亡的法案，把對非洲人的控制推向頂峰。該法案規定任何離開歐洲「僱主」的非洲工人或佃戶一經捕獲，可以不經司法機關或調查機構的審判就處以逃亡罪，罰款150先令或監禁六個月。[42]1917年，總督貝爾菲爾德（Henry Belfield）公開承認，政府的意圖是「通過在保留地施加人道的和適當控制的壓力，迫使非洲人走出保留地，作為單個的或與其家人一起定居的居民在歐洲人的農場上工作」[43]，意即使非洲人成為歐洲農場主的勞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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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戰後，白人移民對非洲人的限制變本加厲。1918年，白人殖民政府提出《定居土著法令》（the Resident Native Ordinance），想迫使非洲土著至少每年在移民的土地上工作六個月。1919年，肯亞組建了一個白人選民的代表制政府，當選的愛德華.諾斯爵士（Sir Edward Northey）批准了上述法令，強迫非洲人充當白人的勞動力，並進一步指出歐洲人的利益在全國範圍內必須是「至高的」。[44]1920年，當局又通過了非洲人必須佩帶通行證的「土著人登記法令」及撥出南迪保留地的大部分用作戰後安置白人士兵的「士兵安置計劃」，使得占人口少數的白人在經濟上完全占據了統治地位。到20世紀20年代初時，白人移民已牢固掌握了肯亞的商品作物生產，非洲人和印度人被排除在主導性的經濟生活之外。

  第二，在政治上，白人移民也竭力排斥非洲人和印度人獲得平等的政治權利，並要求建立以白人移民為主的責任政府。

  早在1905年，總督艾里奧特爵士就代表肯亞白人移民明確宣稱：「我們的政策與立法是企圖創建一個白人殖民地。」[45]一戰後，在肯亞政府中，移民的地位大為加強，9000名歐洲人可以選舉立法委員會30個席位中的11個，2.5萬名印度人可以選舉2個議員，非洲土著則沒有選舉權。[46]與此同時，白人在奈洛比（Nairobi）、蒙巴薩（Mombasa）等各大城市都建立起嚴密的警察制度，保護移民的人身安全和大約2000個歐洲農場的財產安全。這一時期，非洲人因違反禁止遷移的法律而受審的案例顯著增多。而歐洲農場上的非洲工人被農場主「懲罰」致死的醜聞也時有發生，但量刑一般都很輕。[47]此外，英國移民希望在東非建立白人責任制政府的呼聲更加高漲。

  而在當時的英國本土，因戰爭原因一部分極端帝國主義者再次崛起，尤其是米爾納於1919年成為殖民大臣後，非常支持東非白人移民建立一個自治政府，以期東非能對帝國的經濟做出貢獻。英國移民得到英國國內帝國主義者的支持後，在德拉米爾勳爵（Lord Delamere，即Hugh Cholmondeley，3rd Baron Delamere）領導下，明確向英國政府提出，他們想創造一個英屬南非的翻版，建立東非白人自治領，把責任政府單獨控制在白人手中。他們還要求保障歐洲人持久的社會和經濟霸權。

  由於白人移民的上述措施，肯亞的問題必然是激烈的種族衝突，這與單一種族地區是完全不同的。

  的確，隨著白人逐漸建立起霸權，肯亞的很多土著部落都開始發動反對殖民統治的起義，雖然這還不是現代意義上的民族主義鬥爭，但都帶有民族主義鬥爭的萌芽。這其中規模較大的有肯亞西部盧奧人的反基督教會運動，他們建立起獨立教會，其信徒發展到超過一萬人。1913年，肯亞還出現了蒙博薩教崇拜運動，主要是藉助部落宗教的力量反對西方基督教。這一教派創始人認為「基督教是腐朽的……所有歐洲人都是你們的仇人，這樣的時間已經不遠了，那時他們將從我們國家消失」[48]。殖民政權對上述運動的鎮壓又加劇了當地的種族衝突。

  戰後，種族衝突更趨尖銳化。殖民當局一再頒布法令裁定，既然肯亞是一個殖民地，非洲人就不能像歐洲人一樣擁有土地。這招致肯亞人的極端不滿，反抗運動主要由嚴重缺少土地的肯亞基庫尤族（Kikuyu）發動。1921年，一個在政府機構里工作的基庫尤人哈里.圖庫（Harry Thuku）組織了基庫尤人聯合會，抗議政府的壓制。他宣稱：「我，哈里.圖庫，比你們歐洲人更偉大，我甚至比這個國家中的酋長們更偉大。……給你們哪怕是最少一點點幫助的，既不是歐洲人也不是酋長，我根本不想要他們在基庫尤國家內存在。」[49]1922年，他被政府解職並被捕。一群基庫尤人聚集在奈洛比市抗議，遭到警察槍擊，25名非洲人被殺，圖庫被放逐到遙遠的北部邊境。但是，政治結社卻很快在基庫尤人中傳播開來，20年代晚期，肯雅塔（Jo mo Kenyatta）[50]組建了基庫尤中央聯盟（t he Kikuyu Central Association），領導土著反抗殖民當局。

  激烈的種族衝突使英國在當地的宗教團體也介入了進去。由於基督教信仰的基礎是平等，因而在多元社會中，一些堅持基督教信仰的宗教團體往往會選擇支持土著的福利，而否決帝國主義者所宣揚的白人至上的信條。他們認為，英國政府才是代表非洲人利益的受託者，把政治權利交給白人少數團體是對這一委託責任的背叛。[51]因此，英國在肯亞的傳教使團自覺地承擔起捍衛「土著」利益的責任，向英國政府請願，成為土著利益的代言人。這些有影響的宗教團體得到了英國國內一些著名人道主義者的支持，比如前奈及利亞總督盧加德就堅決反對白人移民的特權。

  而當地的印度人也對英國人試圖獨霸東非表示不滿。1921年，歐洲人的總數約為一萬，印度移民的人數比之多了一倍，並且他們主要是新近移民。此時在印度本土，正爆發規模宏大的第一次非暴力不合作運動，反英情緒十分強烈。因而，印度移民強烈要求獲得同歐洲人平等及在地方立法委員會共同投票的權利，廢除居住區和商業區的種族隔離，允許印度人進入白人高地。[52]為了和歐洲移民競爭，印度移民決定爭取非洲人。1927年，印度民族運動領袖尼赫魯指岀：「印度人應與非洲人合作，並且儘可能幫助他們。」[53]來自肯亞印度移民的抗議引起英國人對當地種族衝突的極大關注。

  肯亞的種族衝突為委任統治制度製造了另一個難題：如果作為受託人一方的英國人和作為委託者一方的土著發生衝突的話，英國應該選擇支持哪一方。這樣的局面就引發了二三十年代關於土著權利與白人霸權的持久爭論。

  二三十年代，肯亞問題引發了英國各界的多次激烈爭論，先後經過三個階段的反覆，英國政府三次表態，才最終確立英國人對土著權利看法的基調。

  爭論的第一個階段是1923—1924年，肯亞種族衝突的事態迫使英國結束在這一問題上長期保持的曖昧態度，初次明確表態，也首次明確承認土著權利至上的原則。

  1923年，迫不及待的肯亞白人移民在惠特利（Wheatley）准將的領導下，密謀綁架現總督而擁立主張在肯亞建立白人自治政府的德拉米爾勳爵為地區長官。惠特利一戰後移民肯亞，他是個極端的帝國主義者，認為必須在肯亞建立「一個真正的、紳士的家園」。[54]密謀雖然被挫敗，但使英國政府深感事態嚴重，因而不得不考慮結束在這個問題上一貫實行的緘默態度，對委任統治和土著利益之間的衝突明確表態。當時，隨著戰後英國確立了對附屬領地統治的委任管理原則，土著的權利得到空前的肯定，人們在理論上同意：英國殖民統治的最終目標與合法性所在就是發展附屬領地的福利，而不是英國統治的長治久安。連極端帝國主義分子艾默里也承認：「我們在附屬殖民地管理的目標……是使帝國的每個殖民地在時機成熟、條件允許的情況下，獲得完全控制自己事務和發展自身命運的權利。」[55]單方面遷就英國移民的意願顯然是不可能的了。

  所以，為了體現委任統治制度的原則，同時，也為了防止印度人和非洲人聯合起來而出現不利於歐洲人的局面，英國政府決定對這個問題給予明確的答覆。1923年，英國保守黨政府拋出了《德文希爾公爵宣言》[56]（Devonshire Declaration），聲稱：「肯亞主要是一塊非洲領土，英王陛下政府認為非常有必要表明自身觀點，即非洲人的利益必須是主要的，而且在任何與移民種族的利益衝突中，這些利益應該占優勢。」[57]

  這一宣言不僅把非洲人在非洲享有最高權利的信條作為英國在非洲推行委任統治制度的根本原則，而且實際上等於拒絕讓歐洲移民建立責任政府。因為根據土著最高權利的信條，與土著有利害衝突的英國移民是不能代表非洲人利益的，也就不能行使對非洲殖民地的委任統治權利。所以，這一宣言雖然達到了限制印度移民權利的目的，但無疑也阻止了肯亞英國移民建立白人國家的意圖。次年，短期執政的工黨政府繼續了這一路線，爭論的第一個階段以初步確立土著最高權利的信條而告終。

  爭論的第二個階段是從1925年至1930年，不甘心的肯亞英國移民得到英國國內極端帝國主義者的支持後，堅持要求自治政府，這再度引起英國國內對這一問題的關注，致使英國政府的第二次表態。

  《德文希爾公爵宣言》之後，英國移民並沒有放棄尋求政治權利。這主要有兩個原因：其一，宣言公布的次年，南羅得西亞的英國移民獲得了責任制政府，不過，南羅得西亞白人對黑人的比例僅僅是1∶25，而在肯亞是1∶250，而且那裡還沒有印度人的複雜問題，此外，羅得西亞的英國移民在公司統治時期就已經獲得了地方一級的責任政府。[58]雖然有上述這些特別因素存在，羅得西亞的事例還是給了肯亞白人巨大的鼓舞。其二，20年代時，白人的實力又有了進一步增長，他們耕種的土地增加了三四倍，人口增加到1.6萬人。肯亞殖民政府還給英國移民諸多幫助，農業部公開支持歐洲人的農場，把撥給非洲農戶的款項削減了一半。[59]另外，為了補償移民因《德文希爾公爵宣言》而喪失的最高權力，1929年，政府認可他們在新建立的市鎮和地區委員會中行使自治權。[60]

  1925—1929年，極端帝國主義者艾默里出任殖民大臣，這就給移民要求責任政府提供了新的契機。艾默里一直致力於建立一個統一的東非白人自治領，其中包括肯亞、烏干達和坦噶尼喀。1925年，艾默里提名愛德華.格里格爵士（Sir Edwar d Grigg）為肯亞總督人選，後者既非殖民地文職官員，也非軍事人員，他之所以得到提名，是因為他極力支持當地英國移民的政治意圖，並籌劃了一個與艾默里一致的東非聯合計劃。然而，保守黨政府不敢輕易廢除《德文希爾公爵宣言》規定的土著最高主權原則，因此任命了由愛德華.希爾頓.揚爵士（Sir Edward Hilton Young）領導的委員會去調查這一問題。

  委員會中的兩個成員具有印度背景，另一個是當地的傳教士，因此他們更注重印度移民和當地傳教使團的利益和觀點，主張推行與土著人合作的政策，而無視殖民部在東非殖民地實行更緊密聯合的計劃和歐洲移民要求責任政府的呼聲。1929年，委員會根據上述考慮向英國政府提交了報告，該報告雖然遭到艾默里的反對，但保守黨政府不久之後就下台了，這使得艾默里的方案擱淺。

  工黨政府上台後，前費邊主義者西德尼.韋伯（Sydney Webb）即現在的帕斯菲爾德勳爵就任殖民大臣。在極端帝國主義者的要求下，他又派出一個以威爾遜為首的委員會負責調查。威爾遜委員會認為，除非做出保證以使政府相信移民不會歧視土著人，否則不能支持東非的更緊密聯合。同時，委員會認為印度人只是想獲得與歐洲人一樣的特權，並不真正關注非洲人的利益，故而也不支持印度人。印度總督歐文擔心該報告會引起印度民族主義者的反對，因而建議成立一個包括印度人在內的秘密委員會討論東非的前途問題。為此，英國內閣進行了三次討論，東非印度人也派代表來到倫敦，要求承認印度人在帝國內的完全公民權。以韋伯為首的殖民部認為，無論是支持英國移民還是印度人，都違背了委任託管制度的原則。[61]工黨政府於1930年拋出一份黑皮書，仍然堅持《德文希爾公爵宣言》的路線，拒絕將英國政府作為非洲人利益受託者的責任轉交給歐洲移民。該黑皮書再一次強調，英國政府的目標「在肯亞和在其他地方一樣……是建立代表選民的政府，人民中的每一個部分都在其中找得到有效而恰當的代言人」，而這一點，假如「只有不到人口百分之一的人」有選舉權，那是根本做不到的。[62]工黨以對土著最高權利的再次確認結束了第二階段的爭論。

  爭論的第三個階段是1931年，白人移民和英國的極端帝國主義者建立自治政府的意圖最終被挫敗，英國政府完全確立了「土著權利至上」的路線。

  工黨黑皮書拋出後，英國移民十分憤怒，他們上書英國政府說：「英帝國理應主要關注英國種族的臣民的利益，其後才能依次關注其他英國臣民、被保護的種族以及其他國家的民族。……讓文明的英國人服從於異族的發展——後者的進一步發展能力尚未明確顯示出來，似乎是違背自然法的。」[63]這點出了問題的實質，即英國在移民和土著居民之間發生衝突時，究竟應該支持哪一方。

  英國國內的爭論也十分激烈，不支持白人移民的人堅守陣地，盧加德堅決反對「肯亞自治政府的擴張」。[64]而以艾默里為首的帝國主義者則持有明確的種族主義觀念，認為必須在東非建立白人責任政府，他對有人建議讓「令人不愉快的黑人出現在上院委員會的面前陳述事實深感震驚」，認為這是在「浪費時間」。[65]

  最終，韋伯建議成立一個聯合委員會，在兩種要求之間做出折中，他告訴首相麥克唐納：「我已經盡我的可能提交了一份可行的改革方案——但不能確定它將如何運行，我已準備好將最後的決定交給聯合委員會。」[66]兩院選舉出來的聯合委員會花了幾乎一年的時間來考慮東非更緊密聯合的問題，委員會中保守黨占多數，包括艾默里和他的前任殖民次長奧姆斯比-戈爾，他們提出：非土著人口的利益同樣不應從屬於非洲土著人的多數利益。但是，由於30年代的經濟危機，英國自顧無暇，艾默里的東非更緊密聯合方案終告破滅。

  而且，委員會的報告再次強調土著最高權利信條如下：「占壓倒性多數的當地人口的利益不應從屬於另一種族的少數人的利益，無論後者有多麼重要。」[67]雖然整個30年代關於白人國家的爭論都未中止，但是無論如何，白人國家終究難以形成，土著權利至上的信條也難以動搖。

  像肯亞這樣的多元社會地區在英帝國內畢竟是少數，其種族衝突也不具有典型性。但是，肯亞種族衝突的結果卻是至關重要的，它表明即使在白人移民占有重要地位的地區，土著種族的權利也不可動搖。英國政府在這場衝突中不得不承認土著種族在附屬領地上的最高權利，雖然是受到很多特殊因素的制約，但卻對帝國未來的發展走向定下了一個基調。因此，它本身就是土著種族的巨大勝利。從這層意義上講，肯亞的事例比之其他非洲殖民地更具重要性，它無疑會增強非洲人的自信心，從而成為附屬領地離心的潛在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