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自治框架中的民族主義

  自治政府的建立是為了避免母國與殖民地之間的衝突，以使殖民地對母國忠誠。但是這一體制卻也促使了殖民地民族主義的發展，這就提出了帝國關係的新問題。

  首先，自治地區在自治制度的保護下得以迅速發展，從而具備了民族國家的基礎。19世紀後半期以來，自治制度在地域上一直存在不斷擴大的過程。最先形成聯邦的加拿大，逐漸完成了從大西洋西岸到太平洋東岸的擴張，基本勾畫出現代加拿大的地理輪廓。為了用自治制度鞏固帝國，20世紀初英國又親手締造了統一的澳大利亞聯邦和南非。這一政策使上述地區在地域上具備了民族國家形成的基礎。而自治政府本身，又使自治地區具備了獨立國家的全套機構和大部分功能，這就為它們向民族國家的發展奠定了政治基礎。此外，出於英國自身經濟的需要，英國向海外帝國投入大量資金。在1865—1914年間英國投向海外帝國的資金中，自治地區接受了大約70%的份額。[1]這使自治地區的經濟發展受益匪淺。這一時期，加拿大自治領用於建設的資金大約有2/3來自英國，1900年這個比例更高達85%。[2]藉助於這筆資金，加拿大飛速發展，工業進步，人口增加，小麥豐收，還建立了橫貫大陸的鐵路。1900年，加拿大已顯示出空前的繁榮局面，總理洛里埃自豪地說：「19世紀是美國的世紀，20世紀將是加拿大的世紀。」[3]紐西蘭的經濟從19世紀末以來也持續增長，主要出口產品羊毛的出口值從1911年的650萬英鎊上升到1916年的250萬英鎊；乳類製品和肉類的出口總值從1911年的600萬英鎊上升到1916年的1350萬英鎊。[4]對於自治地區的發展，英國人傑布指出，白人自治地區「擁有進行獨立國家事業的潛力」。[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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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自治地區在與母國的衝突中會自動做出有利於自己一方的選擇——這恰恰是自治原則所許可的，又使得它們的民族主義大幅度發展。資深自治領加拿大一向所奉行的理論，是優先考慮加拿大的利益，將自治領置於第一位，故而這一原則被稱為「加拿大第一」。[6]正因為有這種衝突，自治領才能在地域與政治基礎具備的前提下，發展起自己的獨特利益和民族主義，最終成熟、壯大。

  衝突主要發生在文化和種族上。自治制度賴以維持的一個基礎是自治地區在種族和文化上與英國的一致性，是英國人對自身文化、機制、民族精神在移民社會中的滲透力的自信。[7]共同的帝國文化會使帝國保持為一個統一體。反之，如果在這個領域中發生衝突，必然會動搖自治制度的根基。

  18世紀以來，加拿大一直存在著約占總人口1/3的法裔人，因此自治領賴以建立的基礎便是兩個民族的平等。英帝國長期堅持不列顛種族文化優越的理論，使得法裔加拿大人的民族情緒不斷高漲，嚴重影響到加拿大的內部統一。因此，加拿大政府一旦與英國發生種族衝突就會自動傾向法裔加拿大人，以維護自治領的統一。19世紀80年代，英國開始推行英裔種族聯合的帝國聯邦計劃，這種明顯的種族主義讓加拿大政府擔心會引起國內法裔加拿大人的民族情緒，因而一直是反對建立聯邦的領軍者。英布戰爭爆發時，英國要求加拿大出兵，由於南非的種族狀況與加拿大頗為相似，法裔加拿大人堅決反對出兵。總理洛里埃幾經猶豫，採取了妥協方式，派出一支由英裔人構成的軍隊參戰，但軍隊指揮權歸加拿大而非英國，以此來平息法裔加拿大人的憤怒情緒。上述選擇使加拿大形成了獨具特色的二元文化格局，這是其民族性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正如法裔人領袖布拉薩（Henri Bourassa）指出的：「兩種民族語言和兩種不同類型文化的保留與發展，非但不是加拿大進步的障礙，反而構成了最有力的因素和我們最大的民族遺產。」[8]19世紀末，加拿大對其西部領土進行開發，因而需要大量移民去建設西部。英國政府曾希望加拿大能接受大量英國移民。英國移民主要是一些熟練工人、農場主、無技術的僕役和勞工以及中上層年輕人[9]，而加拿大想要的卻是農民。在這樣的情況下，加拿大政府不顧英國反對，接受了來自東歐的幾十萬適合務農的移民。移民的輸入使加拿大人口急劇上升，也對加拿大的民族構成產生了很大影響，英裔人和法裔人在總人口中所占比例從1871年的92%下降到1911年的83%。[10]此外，這些歐洲移民要求與法裔加拿大人享有同樣的語言、宗教、教育、文化權利。加拿大政府為了不動搖法裔人的平等權利，答應了歐洲移民的要求，這就促使加拿大開始向多元文化特徵發展。

  南非也有非洲居民和布爾人一直與英國關係不睦，反對與帝國保持聯繫。因此，這個地區一旦與英國發生種族和文化衝突，也會在衝突中選擇自身利益，從而逐步發展自身的民族特性。南非的布爾人反對米爾納的英國化政策就是一例明證。[11]

  澳大利亞的情況有所不同。19世紀中期以來，澳大利亞各殖民地在接受外來移民方面就存在著種族主義傾向，排斥有色人種入境，即推行所謂「白澳」政策。這一政策主要針對帝國內的有色人種，故而，張伯倫曾建議各殖民地「用避免傷害任何英王臣民感情的措辭方式」來修飾他們排斥有色人種的立法。[12]聯邦建立之後，澳大利亞繼續推行白澳政策，時任總理迪金（Alfred Dea kin）曾解釋說：「如果澳大利亞的統一不意味著種族的統一，則毫無意義。」[13]雖然澳大利亞的移民政策似乎與英國在表面上並無種族上的衝突，但由於澳大利亞堅持英國所不贊成的白澳政策，致使雙方一直存在矛盾衝突，成為澳大利亞民族主義情緒產生的一大動因。另外，澳大利亞還存在著約占人口20%的愛爾蘭人。他們保持著愛爾蘭信奉天主教的傳統和老愛爾蘭人的價值觀，也保持著強烈的愛爾蘭愛國主義，反英情緒很強烈。[14]澳大利亞的愛爾蘭裔移民一直是澳大利亞民族主義的驅動力。[15]

  其三，自治地區因為自治制度而引發的效忠帝國的行動，反而激發了民族主義的產生。最突出的例子便是英布戰爭。戰爭中，各自治領地區應英國之要求而派出了大批遠征軍，這使得英國的帝國主義者精神為之一振，極力稱讚帝國的凝聚力。然而，自治地區的反應卻表明戰爭成了它們民族主義發展的契機。

  戰爭使自治地區意識到多年來一直充當它們保護傘的英國實力已大不如前，並認識到在帝國對外事務中沒有發言權對它們來說是極危險的。戰爭剛爆發，法裔加拿大民族主義領袖布拉薩就竭力反對加拿大捲入南非戰爭。他說：「如果我們派出2000人、花費200萬元去與兩個總人口不過25萬人的國家作戰。那麼我們又要派多少人、花費多少錢來與第一流強國或強國聯盟作戰呢？」[16]而英國在戰爭中的表現也讓人懷疑它是否還能保護殖民地，加拿大人的不滿情緒也日益表現出來。英國的哈頓（Edward Hutton）將軍提到，加拿大國防部長博登（Frederick William Borden）曾在英軍的「黑色星期」之後隔著桌子對他大吼道：「我問自己這個問題，加拿大是否值得繼續作為帝國的一部分？」[17]由此，加拿大的獨立性逐步加強。總理洛里埃代表加拿大宣稱：「在將來，它應擁有行動與否，干涉與否，或做其所高興的一切的自由」[18]，從而把加拿大因戰爭而激發的民族主義情緒推上頂峰。

  戰爭使參戰的自治領對自己的力量有了初步認識。民族主義情緒一直不很強烈的紐西蘭，戰爭一爆發便立即響應母國召喚決定參戰。紐西蘭總理塞登（Richard Seddon）在解釋為什麼要參戰時說：「答案很簡單。我們屬於一個偉大的帝國，並且是它不可分割的一個部分。」[19]紐西蘭遠征軍規模雖然不大，卻贏得了極高的聲譽。英國的一篇有關此次戰爭的記載中稱紐西蘭軍隊為南非戰爭中「最好的騎兵隊伍」。英國將軍漢米爾頓（Hubert Hamilton）也說：「我一生從未遇到過寧願躲開也不願與之作戰的人，但是紐西蘭人就是這類人。」[20]凡此種種，都使得紐西蘭滋生了民族自豪感。除此之外，紐西蘭軍隊在戰爭中被人們戲稱為「鷸鴕」或「毛利蘭人」[21]，這都使他們意識到自己是不同於其他民族的一個團體。由此可見，這場為帝國的意圖而發動的戰爭反而成了促使紐西蘭民族主義發展的契機。

  無論是在與英國的衝突中促進自治領的民族主義，還是在對帝國的效忠中激發民族主義，都是自治制度使自治領有自由選擇和獨立思考權利的結果，同時也都是在堅持不中斷與帝國聯繫的前提下發展起來的民族主義。因此，可以說，自治領的民族主義是帝國框架內衍生出來的民族主義。自治地區的發展，使它們在一戰前已不再是單純的、依附於母國的殖民地，而是一個個准民族。早在19世紀80年代，澳大利亞的《公告報》就提出了「澳大利亞人的澳大利亞」的口號。[22]加拿大也多次在殖民地會議上對英國聲稱「加拿大是一個國家，加拿大是自由的」[23]。這樣的局面給英國和自治領雙方都提出了如何解決二者關係的問題。

  自治領民族主義的出現，對帝國關係提出了嚴重挑戰。根據歐洲各國發展和美國獨立的經驗，民族主義的發展必將最終導致對建立民族國家的追求。一旦自治領建立民族國家，帝國也就不復存在了，因為帝國是一個主權國和一群附屬地區的整體。英國必須在鞏固自治帝國的過程中，考慮如何協調自治領的民族主義和維持帝國統一之間的矛盾。另一方面，對於從未建立過國家也沒有與英國發生過決定性衝突的自治領來說，未來政策如何走向也是必須考慮的問題。

  英國占主導地位的觀點是儘量加強帝國內部的聯繫，以建立統一的帝國。原因有以下三點：第一，19世紀70年代以後，英國逐漸喪失了工業霸主地位，所以要求帝國統一以加強帝國競爭實力。第二，英國人認為自治領民族主義的充分發展會導致它們從帝國中分離出去，一個強有力的、有明確權限的帝國中央政府是阻遏分裂的唯一選擇。[24]第三，雖然英國對自治領的發展已有所認識，但仍認為它們還不夠成熟，只有英國才有能力管理好整個帝國的事務，正如米爾納勳爵指出的，「這些新興民族能夠或願意和我們一起承擔殖民帝國的重負，仍然需要很多年時間」。[25]因此，19世紀70年代以來，英國就一直努力試圖將帝國統一起來。

  遵循著這樣一個既定路線，英國自19世紀末至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就出現了兩種殊途同歸的統一帝國的主張。

  第一種是以約瑟夫.張伯倫為首的帝國聯邦主義者的主張，他們倡議在英國及其自治殖民地之間建立正式的、緊密的、集權化的聯繫，組建帝國聯邦，而英國則在聯邦中處於主導地位。從19世紀80年代起，張伯倫就是帝國聯邦運動的鼓吹者，他在1895年就任殖民大臣之後，更是不遺餘力地推行英國與殖民地之間的聯合。1902年殖民會議的開幕式上，張伯倫明確指出：「只有三條主要途徑能夠使我們達到這一目的。它們是：首先，通過我們的政治聯繫；其次，通過某種形式的商業聯盟；第三，考慮由帝國防禦引起的問題。」[26]儘管張伯倫在提出上述主張不久就退出了政壇，而且他所屬的保守黨自1905年大選落敗後也長期處於在野黨地位，但聯合帝國的三個途徑卻一直是帝國統一分子追求的目標。

  第二種是以萊昂內爾.柯蒂斯（Lionel Curtis）為首的「圓桌會議派」（the Round Table）的主張。柯蒂斯是米爾納在南非主持戰後重建工作時延攬的一群有才華的年輕英國政治家及學者之一，這伙年輕人被稱為「米爾納幼稚園」（Milner's Kindergarten）。除了柯蒂斯外，還包括利奧波德.艾默里、菲利普.克爾（Ph ilip Kerr）等人，他們因於1910年出版討論帝國內部關係的雜誌《圓桌會議》而得名。圓桌會議派雖然不是英國的當權派，但影響卻很大，英國國內有不少人都響應他們的帝國統一主張。

  柯蒂斯在其《大英國協計劃》《大英國協問題》等書與文章中全面論述了該派的主張。他認為，諸如加拿大等自治領在20世紀初雖然已獲得了完整的自治政府，但它們實際上仍是殖民地，因為它們在決定它們未來命運的關鍵問題——戰爭與和平的問題上沒有控制權，英國政府代替它們全權決定帝國的戰和。進而，他又指出，加拿大等自治領只有通過兩種方式才能取得外交領域中這一至關重要陣地的控制權：一是脫離英國並建立起獨立的主權國家；二是獲得真正的、參與英國決策的權力。既然加拿大等民族尚不願意獨立，那麼它們如果對殖民地地位不滿意的話，唯一的選擇是取得大英國協內的完全公民權。[27]為了表明他論證的起點是自治領的權力，結論是自治領應在聯邦內成為英國的夥伴，並且與英國地位平等，柯蒂斯首次使用了「大英國協」（Commonwealth）一詞，以別於張伯倫等人主張的帝國聯邦（the Imperial Federation）。不過，他所主張的大英國協仍是一個緊密聯合的政權，該聯邦的議會組成根據英國和自治領的人口比例來分配，英國為110名代表，自治領為79名代表。[28]由於英國代表人數占優勢，故而聯邦仍然是一個由英國控制的集權化的聯邦。

  不過，無論是張伯倫還是圓桌會議派，在主張建立集權化帝國的同時，都不願觸動自治制度。原因有二：一是自治制度是英國鞏固第二帝國的基石，英國政府不願輕易去觸及它，以防觸怒自治領，使帝國根基動搖。二是只要自治領繼續效忠帝國，則英國通過承認自治政府來鞏固帝國的目的便已達到，因而也就沒有必要干涉自治領的內部事務。

  然而在自治領方面，對於英國與自治領的關係，占主導地位的觀點卻是在不割斷與英國的傳統聯繫的前提下，要求調整帝國內部關係，在涉及到它們切身利益的外交、防禦等領域與母國分享權力。原因有以下幾個：第一，儘管自治領的民族主義有了極大的發展，但是各自治領皆與英帝國保持著長期的政治、經濟、文化及種族上的聯繫，如果沒有特殊原因，它們並不願意輕易就割斷這種聯繫。第二，自19世紀中期自治制度創立與推廣以來，白人移民殖民地的自治權利就處於不斷擴大的演進過程中，已接近於完全的主權國家。因此，它們在英國加強帝國統一的工作中，決不願意放棄已獲得的自治權利。第三，自治地區堅持認為，任何形式的統一帝國聯邦機構都必然是英國掌握支配權的機構。即便是「圓桌會議派」提出的按人口比例選派代表的議會，也只會讓總人口加在一起也不及英國多的自治領陷入少數派的地位。所以，自治領反對任何集權化的統一政策。

  因而，自治領希望能與英國建立一種合作關係，能讓它們分享權力。實際上，從19世紀60年代組建加拿大自治領時，其締造者們便矢志尋求一種新型的帝國內部關係。正如加拿大首任總理麥克唐納（John A.MacDonald）希望的，「一種不同的殖民地體制正漸漸發展起來，英國將視我們為它的友好國家，而不僅僅是一個附屬殖民地」。[29]此後幾十年中，加拿大一直把建立與英國的友好合作關係作為一種指導原則。19世紀末以來，由於前述原因，自治地區更是致力於與母國建立合作關係，而反對集權化的帝國統一計劃。作為自治領民族主義代言人的加拿大總理洛里埃一再強調，合作是必要的，但不能削弱現存的殖民地自治的程度，而且必須為其進一步擴大留下更大的空間。[30]

  正因為英國與自治領在帝國內部關係問題上存在著觀點上的差異，故而雙方在事關全帝國整體利益的問題上不斷發生著衝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