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張伯倫的實用帝國主義

  約瑟夫·張伯倫[12]是工業家的代表，在伯明罕的市政改革中嶄露頭角。隨後進入政府內閣，一度擔任殖民大臣。張伯倫的帝國主義不僅體現在言論中，而且表現在行動上，他是一個言行一致的帝國主義者。張伯倫的帝國觀念可以概括為：帝國是英國的政治遺產，帝國是宗主國與殖民地的情感依附，帝國是英國的經濟後盾。

  殖民地是英國的歷史遺產，是先輩們留下的寶庫，後輩必須盡最大努力繼承遺產，並發揚光大。張伯倫說：「我們的祖先幾個世紀前流血、爭鬥，毫不退縮，他們並沒有為我們子孫留下更多的要求，如果我們不能守住他們的遺產，我們將感到羞恥。」[13]帝國是祖先的遺產，是英國歷史的傳統，是英國偉大的見證，是英國取之不盡的財富。張伯倫認為，英國從16世紀的殖民探險開始，走上了帝國擴張之路。整個18世紀，英帝國不斷擴大，成為日不落帝國。大西洋一角的島國在世界各地都有自己的殖民地，各地都使用英國的語言，模仿英國的政治管理，執行英國制定的法律。因此，無論是繼承傳統，還是為了英國未來的生存，保留帝國都是後人的唯一選擇。

  在保留殖民地遺產的同時，帝國的存在還是英國與殖民地的深厚情感的見證，帝國的巨大版圖不僅是英國的榮耀和自豪，而且是英格蘭優秀種族的責任。張伯倫說：「帝國的概念究竟是什麼？我們已經不再將自治殖民地視為我們的依附地，占領的感情已經被親緣的情感所取代。我們談到並想到他們的時候，都將他們看成我們的一部分——英帝國的一部分。儘管我們被分散在世界各地，但是有著親緣的聯繫、宗教的聯繫、歷史的聯繫和語言的聯繫，大海似乎成為連接我們的見證。」[14]張伯倫在談到非白人殖民地時，認為英國人在這些殖民地承擔著更多傳播文明和促進繁榮的責任：「英帝國不僅只有自治殖民地和聯合王國，它還包括更大的區域，在熱帶地區擁有更多的人口，那裡沒有很多的歐洲移民，原住民比白人居民多得多。同樣的變化也發生在這裡，改變了我們以前的種族帝國的觀念。在這些殖民地，占領的情感也被另一種情感所取代——責任的情感。我們感到我們統治這些領土的合法性將通過兩項指標加以證明——我們是否增加了他們的幸福以及我們是否促進了他們的繁榮。我保證我們的統治一定會，而且已經為他們帶來了安全、和平以及相對的繁榮。」[15]

  帝國在張伯倫心目中是分層次的，首先是種族帝國，他贊同迪爾克的觀點，甚至認為美國仍然是英帝國的一部分。他說：「一個年輕，富有朝氣的國家，講著英國的語言，像英國人一樣熱愛自由和法律。我不情願將美國視為外國。」[16]澳大利亞、紐西蘭和南非的自治地位與他們的種族是相稱的，他們配得上自我管理的權利。自治殖民地與母國的關係已經上升到新階段：母國政府基本上不要在這些領土上花費投資，如保衛其安全和養活殖民地官員等，換言之，自治殖民地已經自給自足，而且他們還能為母國政府提供急需的幫助。

  第二個層次是非自治殖民地，他們的人口大多數都是當地人，文化傳統、法律習慣都與宗主國不同，政治和經濟發展水平相對緩慢，仍然需要帝國政府的支持和援助。不過他們是帝國未來的希望：「當我們割斷與那些偉大依附地的聯繫時，你們有人相信這個島上擁擠的人群能夠生存一天嗎？他們現在需要我們的保護和幫助，他們是我們天然的市場……如果帝國縮小到聯合王國的範圍，像一些人期盼的那樣，我們至少有一半的人都得餓死。」[17]

  

  最後一個層次是正在或將要被征服的保護地，不管使用何種方式，英國都應不惜代價，不惜成本，獲得新的殖民地。

  如果說政治傳統和感情依附是保持帝國的重要因素，那麼殖民地的經濟價值也不容忽視。長期以來，英國與殖民地的關係從來都是經濟上的聯合，政治上實行相對自由的管理。從重商主義到自由主義時期，帝國與殖民地的貿易一直是英國經濟保持優勢的最大市場。殖民地還為帝國提供了大量的原料，對於保持英國製造業的優勢也起了關鍵的作用。進入19世紀70年代以來，英國的經濟霸權受到多重挑戰，殖民地的擴張也受到了阻遏，英國貨物已經被德國、美國等迅速發展的國家擠出許多國家的市場。為此，張伯倫決定加強在殖民地的工作，尋找其他國家在英國殖民地推銷產品的樣本，將其趕出英國的殖民地市場。[18]除了商品市場外，殖民地也是英國投資的最好場所。1881年5月，張伯倫在「全國公平貿易協會」成立大會上號召說：「開發我們帝國的資源，將英國的資金、技術和工業投向我們的自治領，而不是那些商業上與我們敵對的國家。」[19]

  張伯倫的帝國理念不僅停留在話語上，而且踐行於行動中，他積極倡導英國與殖民地的聯合，把帝國建成一個統一的政治實體。他主張扶植西印度殖民地，支持爭奪新殖民地的帝國主義戰爭，倡導建立帝國特惠制。

  19世紀70年代末，當英國的經濟優勢受到挑戰時，帝國聯合的思想逐漸抬頭，不僅湧現出許多要求帝國聯合的思想家，而且出現了一些帝國聯合的民間組織。為了實現帝國聯合的理想，張伯倫利用女王登基60年的慶典，把殖民地的代表聚集在一起。1897年各殖民地的總理被邀請參加慶典，慶典的場面之大、儀式之隆重、持續時間之長，表明它完全是「帝國式」的慶典。羅斯伯里勳爵上書女王時說：「在我們看來這是全國感情的崇高體現，是深厚的、熱情的、堅定的和忠誠的象徵。這種忠誠將一直圍繞在陛下的寶座周圍，並年復一年與陛下春秋俱增，直到它滲透帝國的每一個遙遠的角落和遙遠的臣民。」[20]克里頓主教在他的「有節制」的備忘錄中，也將慶典與英帝國聯繫在一起。他寫道：「這個聖典是帝國偉大、帝國團結的一個意味深長的表現，這種表現不但對於英國和各殖民地同樣是一種啟示，而且激起了整個歐洲的驚慕之情。」[21]

  在殖民地會議召開前，張伯倫已經與殖民地的總理們進行了非正式的會晤，討論了帝國聯合的問題。但是受到邀請的代表心情異常複雜，紐西蘭的代表公開反對帝國的聯合；澳大利亞塔斯馬尼亞的代表愛德華·布拉登勳爵（Lord Edward Bratton）則認為，帝國會議很有必要；加拿大代表勞里（Lourie）認為，加拿大滿足於現在與帝國的關係，言外之意是帝國聯合沒有必要。但是，總理們的複雜心情並沒有使張伯倫感到失望，也沒有動搖他實行帝國聯合的決心。在第二次殖民地會議的致詞中，他公開表達了建立帝國聯合的設想：

  我認為在自治領和母國之間的確需要設立一個咨商機構，現在我把它作為一項個人的建議提出來，成立由各殖民地全權代表出席的帝國大會議，應該是可以辦到的……倘使這樣一個會議能夠成立，它會立刻變得非常重要，並且顯而易見還會發展成為更偉大的事業。它一定會逐步發展成為我們一直嚮往的聯邦會議。[22]

  張伯倫的鼓動並沒有激起殖民地代表們的熱情，他們的表態仍然是：「聯合王國與殖民地的關係，在現行的條件下是令人滿意的。」他們沒有召開帝國大會的願望，不希望與英國建立帝國議會。第二次殖民地會議的結果是，代表們同意張伯倫提出的定期召開殖民地和聯合王國代表會議的提議，以便討論有關的共同利益。雖然結果十分勉強，而且殖民地定期會議並沒有成為帝國聯合的橋樑，但是，張伯倫對帝國的聯合仍然堅持不懈。

  如果追求帝國聯邦的努力是一個失敗，那麼，張伯倫在殖民大臣任內確實做了一些工作，對促進殖民地的發展起了積極的作用。首先，改善殖民地衛生狀況，提高當地的健康水平。1895年張伯倫上任不久，委託英國皇家學會組成調查委員會，調查祖魯的刺舌蠅的侵擾情況。經過專家們的實地調查，找到了奢眠病的原因，明確了蒼蠅給牛羊帶來的危害，使非洲的第一大瘟疫得到了防治。同時，他首次在殖民部設醫藥顧問一職，在醫藥顧問派屈克·曼森（Patrick Manson）的倡議下，開展對熱帶作物的研究，並於1899年在倫敦建立了「倫敦熱帶藥物學校」，隨後其他城市也紛紛效仿。他還鼓勵皇家學會成立瘧疾研究委員會，專門研究印度和非洲的瘧疾，導致了殖民地歷史上的第一次滅瘧疾運動。

  其次，幫助殖民地發展生產，擺脫危機。19世紀末，英屬西印度群島的蔗糖生產遭到多重競爭。加勒比海地區的古巴改進了生產技術，降低了成本，其蔗糖產量迅速超過英屬西印度；自由貿易政策以後，英國也不再把西印度的蔗糖作為進口的唯一選擇；歐洲生產甜菜糖又能滿足歐洲市場。這些因素使一貫依靠單一作物生存的西印度殖民地雪上加霜，西印度的經濟陷入絕望的境地。

  1897年，張伯倫責令組成皇家調查委員會，尋找西印度擺脫困境的方法。該委員會的報告指出，西印度經濟衰退的根本原因是單一作物制度和種植園經濟，擺脫困境的方法是改善西印度的經濟結構，推行農民所有制，改善交通狀況，實行多種作物制度，特別是種植熱帶水果，滿足歐洲市場的需要。在報告的指導下，張伯倫開始在聖文森特和多米尼加推行農民所有制的嘗試，並把他們的經驗推廣到其他地區。為了推行多種作物制度，幫助當地人接受先進的種植技術，張伯倫還在西印度建立農業部門，其官員和技術人員穿梭於加勒比各島，講授農業課程，傳授農業技術。

  最後，改善西印度群島的交通，加強各地的聯繫，促進地方市場的形成。加勒比地區各島之間缺乏交通聯繫，影響了與外部世界的交換和交流，改善交通成為改變經濟的一個重要方面。英國政府1899年通過法案，為加勒比地區的交通建設提供低息貸款，利息僅為2.25%。牙買加獲得了11萬英鎊的貸款修建鐵路，使內陸與海岸連接起來，為香蕉種植和銷售提供了方便。該法案還為汽船航線提供資助，使西印度的水果能打開英國和美國市場。張伯倫說：「這是一個偉大的政策。……如果這個國家不願意將剩餘的資金投放到殖民地的發展中，我看它們的未來就沒有希望……」[23]同時，1899年的法案不僅適用於加勒比海地區，而且適用於非洲的一些地區。例如，西非的黃金海岸和獅子山都得到了英國政府的低息貸款和15萬英鎊改善港口建設的費用。在張伯倫「開發殖民地財富」計劃的幫助下，1917年英屬西印度恢復了償還能力，不僅增加了殖民地的經濟自信，而且也為英國商品儲備了市場。

  改善殖民地醫療條件，引進先進的生產技術，重組生產方式以及向殖民地提高貸款等舉措確實是張伯倫「建設性帝國主義」的創舉，但是，張伯倫支持用暴力爭奪殖民地，並將之看成「文明工作」和「國家使命」。[24]張伯倫承認戰爭導致生命和財產的損失，而且給殖民地帶來更大的創傷，但在「保護生命財產安全以及促進殖民地的發展上，不可能不破雞蛋孵化出小雞，對於荒涼非洲幾個世紀的野蠻、奴役和迷信必須利用暴力加以摧毀。如果將我們取得的成果與我們付出的代價相比，你會非常慶幸，我們目前因遠征而取得了尼亞薩蘭、阿散蒂、貝寧和努佩，遠征可能付出了生命的代價，但是，一個人的生命換來100個人有所得，而且人民文明和繁榮的進程向前邁進了」，因此這是「偉大的任務」、「偉大的責任」和「偉大的榮耀」。[25]

  張伯倫對戰爭的態度足以解釋他在布爾戰爭中的表現，也解釋了人們為什麼將他視為詹姆森暴動的幕後策劃者，有人甚至將南非戰爭稱為「張伯倫戰爭」。[26]南非戰爭爆發不久，英國軍隊遭到慘敗，金伯利、萊迪史密斯和馬弗京被布爾人包圍。1899年12月8日，張伯倫在都柏林的三一學院發表演講：「情況現在對我們非常不利，但是，我們這個國家從來沒有因為不好的運氣而動搖過，過去我們一次又一次地遭遇對手，現在我們也將這樣。我已經夠老了，仍然記得過去黑暗的日子——克里米亞戰爭的日子和印度叛亂的日子，我希望我們現在正在最黑暗的時候，黎明就在眼前。」[27]

  為了取得戰爭勝利，張伯倫向英帝國各殖民地發出呼籲，要求他們為母國做出貢獻。在他的推動下，澳大利亞、紐西蘭以及印度等地都派出軍隊參加英國對布爾人的戰爭。一直對英國政府不滿的法裔加拿大總理勞里也暫時收起了敵意，同意派一個一千多人的軍團到南非作戰。張伯倫在給加拿大總督明托勳爵（Lord Minto）的信中說：「我相信加拿大和其他殖民地的行為將給英國留下最新的印象，他們的行動將促進帝國的緊密聯合。」[28]

  布爾戰爭以後，張伯倫帶著帝國聯合的願望來到南非，1903年在約翰內斯堡發表演講說：「現在我們再也聽不到將分離殖民地作為目標的政治家，殖民地也在回應我們的情感。他們放棄了地方保護主義，他們急於表白他們是光榮帝國的一部分，他們隨時準備承擔責任，並享受特權。現在這種精神已經存在，我更希望它持續存在下去。」[29]但張伯倫顯然過於樂觀了，就在布爾戰爭結束後不久，英帝國就開始了解體的過程，而且南非的離心傾向益發嚴重。

  為了維護帝國的統一性，張伯倫鼓吹建立帝國特惠制，以便從商業交往方面加強帝國間的聯繫，並幫助英國擺脫經濟困境。1896年，他提出帝國最大的利益是帝國貿易，並且認為防衛和商業是密切相連的。他說：「如果這個國家的人民和殖民地的人民用實際行動推動帝國統一，他們必須從商業開始。」[30]張伯倫認為建立商業聯盟有其可行性：德意志帝國通過建立關稅同盟實現了國家統一，德國的做法是英國的榜樣：「我們有德意志帝國這樣的先例可以借鑑。那個帝國是怎樣產生的呢？諸位都記得，最初它是從兩個大邦國結成關稅同盟開始的，逐漸吸引其他的邦國，於是，那些邦國為了商業的目的一一加入關稅同盟之中。他們成立了一個議會或聯合議會來管理商業問題。在他們的商業合作中，民族目的和政治利益逐漸顯露出來，這樣，他們以純商業基礎和商業利益為起點，繼續發展，最終形成了統一的維繫德意志帝國的基礎。」[31]

  當然帝國特惠制（Imperial Preference）的最終目的是幫助英國擺脫危機：「這個國家的形勢使政治家和敏銳的觀察家們十分焦慮，除了政治形勢緊迫外，商業的競爭更加嚴峻，帝國關稅的壓力，出口獎勵的壓力，補貼的壓力，都變成英國沉重的負擔。」[32]因此為了擺脫重負，張伯倫提出加強帝國內部的經濟聯繫，作為對抗美、德、法等國家商業競爭的手段：「目前孤立的帝國四面受敵，我們必須尋求自己人的幫助。我們必須加強內部的聯繫——感情、同情和利益……如果在掌控中我們不能抓住機會，在權威中不能控制自己的貿易，我相信我們將面臨災難。」[33]

  當時，德、法、美、意、俄為了保護本國市場，都建立了保護關稅制度，而英國卻堅持自由貿易的原則。張伯倫意識到英國必須建立關稅保護制度了，否則英國將失去市場。他希望把整個帝國建成一個關稅同盟，帝國內實行貿易特惠，而對帝國外實行統一的高關稅政策。這樣既可以保證英國工業品的銷售市場，又可以讓殖民地提供廉價的食品和原料。為此他提出首先在食品方面設立關稅，這樣可以讓殖民地提供英國市場所需要的食品，同時對其他國家進行報復，「將關稅作為清除外國傾銷品的淨化劑」[34]。

  從殖民地的市場吸收能力看，在1881—1900年間，英國殖民地的購買力增加了17%，但是英國對這些地區的出口減少了1%。1901年，外國出口到英國自治殖民地的商品價值達5000萬英鎊，而1881 —1900年間澳大利亞、加拿大、印度以及英屬南非進口的英國商品卻大幅度下降了。1901年，英國對外貿易為5.92億英鎊，對殖民地的貿易只有2.1億英鎊。[35]在帝國市場內，英國正在失去其主導立場。正是看到了這些問題，1903年5月15日張伯倫第一次宣布支持關稅改革和帝國特惠制。他的具體計劃是：除了玉米外，所有的進口糧食（包括麵粉）一律徵收每夸特2先令的進口稅；除了鹹肉，所有進口的肉類和奶製品徵收5%的進口稅；對外國製造品徵收平均10%的進口稅。這個計劃可以達到三個目標：保證殖民地食品進入英國，通過特惠制綁住帝國，為英國的製造業確保市場。[36]

  但是，關稅改革和帝國特惠在自由統一黨內引起分歧，溫和派提出了三個質疑：必須考慮整個國家人民的態度，必須考慮殖民地是否願意接受，必須考慮英國的工人階級是否願意為麵包和肉付出更多的錢，以及他們的工資和養老金等問題。

  張伯倫認為帝國特惠政策是一個長期受益的計劃，需要超遠的眼光，儘管英國人現在必須為進口的食品交稅，但是，日後殖民地的資源和市場將提供更大的回報，這是一個短期陣痛與長期受益的問題，是一個芝麻和西瓜的問題，因此不能只顧眼前，要向前看。1903年6—10月，張伯倫馬不停蹄地到處遊說，為帝國特惠製做宣傳，他說：「自由進口已經摧毀了這個國家的大宗產業之一——糖工業，它事實上是可以保住的。自由進口也摧毀了農業……農業是這個國家最大的行業。糖沒有了，絲綢沒有了，鋼鐵受到威脅，羊毛也受到威脅，棉花也即將沒有了。我們還能支撐多久？這些行業以及依賴其生存的工人就像田地上的羊群，他們一個又一個被領出去殺掉。他們這些剩餘的人沒有互相聯合……補救在哪裡？我們應該要求一些保護措施，像其他文明國家一樣。」[37]

  10月，張伯倫在紐斯卡爾談到小麥和穀物短缺的問題時，再一次表達了對帝國特惠制度的支持，他認為在沒有徵收進口稅的情況下，同樣會導致高價麵包的出現，因此，食品的短缺與稅收毫無關聯：「供應不足只有一個補救的方式，就是增加供應的資源，你籲求殖民地，他們就會回應，不需要任何的刺激和鼓勵。他們將向你們提供永不衰減的、永遠足夠的供應。」[38]

  儘管張伯倫到處奔走，遊說帝國優惠的好處，卻仍然不能實現他的帝國聯合夢想，原因是他忽視了殖民地人正在形成的民族感情。移民為了生存，逐漸適應了新的土地，儘管他們保持了宗主國的習俗和傳統，卻逐漸形成新的認同。例如，加拿大的移民來自不同的國家——法國和英國，他們在共同的土地上彌合了兩個族裔的差異，在相互尊重的基礎上形成了加拿大國家。在與德國的競爭中，澳大利亞也出現本土意識，宗主國考慮的是帝國與德國的關係，澳大利亞考慮的卻是它自己的利益。換言之，當殖民地需要母國的時候，母國只維持鬆散的關係；當母國要求聯合時，殖民地已經沒有這樣的要求了。

  經濟利益是一個更重要的因素，殖民地不可能永遠滿足於向宗主國提供原料、接受宗主國的工業品，它們希望充分利用自己的資源，建立自己的市場。澳大利亞在所有的殖民地中，首先對宗主國採取關稅保護，隨後加拿大為了對付美國商品的傾銷，保護市場和國家的生存，也執行了保護民族工業的關稅政策，麥克唐納把它稱為「國家政策」。由此可見，殖民地與宗主國利益的不一致已經十分明顯，而且任何一方都不願意妥協：英國不願意放棄殖民地市場，因為它是英國強大的保證；殖民地不願意永遠成為宗主國的市場，因為它是發展和生存的障礙。

  當兩種利益失去平衡時，張伯倫仍然對殖民地的「忠誠」堅信不疑，他認為帝國聯合可以提高整個帝國的實力，使英國永遠立於不敗之地。張伯倫的一廂情願是英帝國的無奈選擇，帝國的夢想已經離英國人越來越遠。有趣的是，英帝國的出現是英國謀取海外利益的結果，而英帝國的失敗卻是殖民地人民尋求利益的結果。我們是否可以這樣認為：一種民族主義造就了英帝國，另一種民族主義摧毀了英帝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