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吉卜林的「神話」帝國主義
2024-10-09 08:50:50
作者： 錢乘旦
約瑟夫·魯德亞德·吉卜林（Joseph Rudyard Kipling）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英國詩人和作家，吉卜林在印度度過了童年和青年時代，並且在英國接受教育，有明顯的「英印人」的特色。由於生活在歐洲列強瘋狂擴張的年代，他為帝國主義唱讚歌，作品帶有明顯的帝國主義和種族主義色彩，其中最著名的是《肩負起白人的負擔》，對帝國主義進行詮釋，被譽為「創造帝國主義神話的作者」。
吉卜林首先提出帝國主義是國家榮譽的體現，所謂國家榮譽就是追求「偉大」和「權力」。19世紀80年代後，歐洲列強正是通過對殖民地的爭奪，表現各自的「偉大」，顯示各自的「權力」。在「偉大」和「權力」的爭霸中，吉卜林認為沒有任何政治結構比大英帝國更有意識地建立起殖民地，在統治管理所有的異地民族中更具有傳奇的鼓勵力量。他在《第一位水手》中，把不列顛人描繪成獨一無二的、具有成熟政治意識的民族，世界上只有這個民族真正注重法律，能擔負起促進人類福祉的重任。不列顛的責任在野蠻和落後部落的陪襯下更顯突出。他寫道：「你將贏得整個世界，而別人並不關心你怎樣贏得；你將把持整個世界，而別人並不了解你如何把持；你將會把整個世界扛在背上，而別人看不得你如何扛它。然而，既不是你，也不是你的子嗣會從規模如此小的工作里獲得任何代價，除了那四件偉大的禮物——一件是大海，一件是風力，一件是太陽，另一件是負載著你的船隻……因此，當你贏得這個世界，把持這個世界，將整個世界扛在背上——在陸地上，在大海里，在蒼穹下——你的子嗣將時常擁有這四件偉大的禮物。他們將會心智聰慧，有遠見；言語沉著，有力量；手腕粗壯，有作為。只要花費極少的力量，即可自敵人處贏取巨碩的戰利品。……它們將會成為一種保障，保衛那些通過大海，抵達有秩序之境地的人們。」[1]
在追求不列顛力量和偉大的源泉時，吉卜林從宗教中獲得靈感，認為英格蘭人對上帝的信念使他們獲得了特別的青睞和恩典。1893年吉卜林發表了《英格蘭人之歌》，表達英格蘭人的心滿意足：
我們的命運是公正的，我們的遺產是豐盛的，
謙卑吧，我們的人民，在你們的歡笑中敬畏，
因為主，我們的上帝，是至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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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無所不能，
祂為我們打通了地球頂端的出路。
……
你們遵守法律——易於順從——
清除地上的邪惡，行駛在路上、橋上和要塞上，
你們要使每個人相信，
祂在播種的地方必定收穫，
通過我們人民的平安，使他們知道，
一切都是我們侍奉上帝的緣故。[2]
吉卜林的詩歌不僅將基督教文化視為帝國主義的一個重要方面，而且將文化看成帝國主義權力的來源，兩者相互映襯，帝國主義必須表現權力，顯示權力，運用權力，反過來，權力又為帝國主義服務——回報上帝的恩典。那麼權力帝國主義與文化帝國主義的載體是什麼？雷內·莫尼爾給予了回答：權力帝國主義與文化帝國主義都來自一個原則的靈感——種族純潔的概念。[3]種族純潔具有宗教的和世俗的雙重含義，在宗教的概念中，種族純潔帶有「上帝選民」的優越感，引申到世俗的含義就是「至高」的種族。這樣，宗教的「神聖」與世俗的「至高」聯繫在一起。白人的膚色就是神聖和至高的最好說明，白色代表純潔。只有純潔的種族才能勝任上帝的使命，才能成為統治者。吉卜林在《肩負起白人的負擔》一文中，將他的種族帝國主義思想展現得淋漓盡致：
肩負起白種人的重任——
送出你們養育的最優秀人物——
囑咐你們的子孫離鄉背井，
去為俘虜們的需要服務；
去伺候騷動不安的野蠻種族——
那慍怒的人群，你們新復活的，
半似兒童，半似惡魔。
肩負起白人的重擔——
要耐心加以忍受，
掩蓋恐怖的威脅，
也不讓驕傲流露；
用坦率和簡單的語言，
要講得百倍清晰，
你是為了尋求別人的利益，
為別人的好處效力。
肩負起白人的重任——
這些不流血的殘酷鬥爭——
填飽那飢餓的嘴巴，
讓疾病不再發生；
當你的目標接近完成，
這目標是為了旁人追尋，
要留神懶惰和異教徒的愚蠢，
使你的全部希望化為泡影。[4]
吉卜林將白人和其他種族進行對比，其結果不言而喻：白人優秀、忍耐、奉獻、智慧、承擔責任，其他的種族野蠻、幼稚、懶惰、任性、不知好歹。毫無疑問，靈魂的純潔以及血緣的純潔為「至高」打下了基礎，白人因為美德是純潔的，所以被賦予統治非白人的負擔。這樣，種族的概念又與社會等級混雜在一起，白人是當然的「統治者」，其他種族就是「被統治者」[5]。雙方的權力與義務的關係就此形成：白人的使命是終結混亂和野蠻，不惜冒任何風險，不惜犧牲生命和財產，滿足於完成任務後的回報。在種族標準的衡量下，白人的責任是禮物，是力量。[6]
事實上，吉卜林在印度的經歷，使他在種族問題上充滿了優越感。1895年，他在給吉萊斯皮牧師的信中寫道：「出生和成長在白人中間是我的運氣，當我意識到每一個白人的至高責任時，聆聽他們的話語教導，良心始終虧欠法律。白人的政府用科學的武器武裝，他們用並不完善的拯救教條和道德法典震撼其他種族。他們憎恨其他種族的習慣，侮辱他們的神，這一切對我來說是殘酷的。」[7]
但是，吉卜林對其他種族的惻隱之心並沒有改變對帝國主義者們的推崇和讚賞，從迪斯雷利到張伯倫，從印度官員到羅得斯，他都竭力歌頌。首先讓我們看一看吉卜林與迪斯雷利之間的默契。1891年吉卜林在《英格蘭國旗》一文中提出了這樣的問題：「他們知道英格蘭什麼？誰知道英格蘭要幹什麼」
世界風，請回答！他們來回嗚咽——
他們知道英格蘭什麼？誰知道英格蘭要幹什麼
小巷長大的窮人，他們被蒸、被熏，他們自誇，
他們抬起頭，痛苦地扛著英格蘭的國旗！[8]
1892年，迪斯雷利的水晶宮演講對吉卜林的問題給予了最默契的回答：「這個問題沒有意義，實際上就是：你是否滿足於一個建立在大陸原則上的、舒適的英格蘭，隨時聽天由命，或者你是否希望一個偉大的國家，一個帝國……不僅得到這個國家的尊重，而且獲得了世界的尊重 」[9]吉卜林在他的詩歌中也給出了答案：貧民區長大的普通英格蘭人正將英格蘭的國旗插向世界的每一個角落，他們用卑微的身體，竭盡全力張揚迪斯雷利所宣稱的「獲得世界尊重的國家」。
吉卜林還對印度殖民地的英國官員進行了評價，認為他們是古代傳說的「屠龍勇士」，狂熱地前往遙遠奇異的地方，面對異域純樸的民族，替他們屠殺無數的毒龍。他們成長在和平寧靜、舉止適度的英國，在英國接受教育，並熟悉兩個不同的民族，及它們各自擁有的語言、傳統、迷信和偏見。他們從維多利亞女王面前的士卒，變成了有蠱惑力、高貴的人物，保護弱小民族的英雄——屠龍勇士。吉卜林筆下的「勇士」承載著英格蘭白人的責任，他們首先屠殺印度人的魔鬼撒旦——龍，然後將文明、法律和拯救等傳播到印度人中間。因此，「屠龍勇士」的使命不僅是世俗的，而且是上帝的。
在張伯倫離任殖民大臣，竭力推行帝國特惠制的時候，他遇到了極大的挑戰。帝國特惠制度的建立是以提高外國食品的進口稅為代價，對英國人來說，他們必須在食品消費中花費更多的錢。改革者打出了許多誘惑性的口號，威斯敏斯特議員們心有餘悸，老百姓也很難接受。儘管如此，張伯倫不僅得到統一自由黨人的支持，而且也得到學術界如倫敦經濟學院的赫文斯教授的聲援。吉卜林在《事情與人》一詩中給張伯倫高度的讚賞，說他「將神諭破成兩半」，「在沙漠中探索」，「他引領他的靈魂、他的事業和他的團體」，「他的身上捆綁著帝國，他掌控帝國計劃」，等等。[10]
1902年，宣揚「擴張就是一切」的羅得斯去世，吉卜林寫了《葬禮》，對於羅得斯的帝國主義行動給予高度評價，說他是上帝的「造物」，他的來是「大能」降臨大地，他的去是「大能」回歸上帝；羅得斯具有超群的視野，高瞻遠矚，在帝國建立的過程中不僅是探險者，更是領路人；羅得斯為英帝國而生，也為英帝國而死。[11]
總之，吉卜林的帝國主義思想是建立在優秀種族和社會等級的基礎上的，白人集人類所有的優秀品德、優秀法律、優秀管理於一體，自然成為統治的一類，教化的一類；在白人建立的國家中，英格蘭最善於擴大殖民地，最善於管理殖民地，英格蘭擁有最優秀的帝國主義者，無論在政府部門，還是在拓展殖民地的第一線，他們當仁不讓地承擔了白人的責任，成為優秀種族中的優秀代表。除此以外，吉卜林還支持擴大殖民戰爭，提倡用優秀種族的暴力行動摧毀野蠻種族，通過暴力的手段推進文明進程。他對帝國主義高度頌揚，用詩歌創造了帝國主義的「神話」。
事實上，在吉卜林所處的時代，英國最需要一個帝國，當英國在經濟發展以及海外擴張中遇到歐洲列強的巨大挑戰時，帝國不僅是英格蘭的市場和原料產地，而且是新財富的發源地；同時，帝國也是英格蘭軍事力量的重要補充。吉卜林對於張伯倫和羅得斯的稱頌，使他成為英格蘭利益最大化的吹鼓手。此外，吉卜林深受種族優越論的影響，將盎格魯-撒克遜視為最優秀的種族，迎合了大眾的心理。所謂「白人的負擔」完全是自欺欺人的說法，忽視了自治領和殖民地的利益需要。吉卜林的帝國主義是宣揚英國國家利益的帝國主義，是褊狹歧視的帝國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