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新帝國主義」的共識

  擴張的主體是民族國家，民族主義起著相當大的作用，因此民族主義的極度膨脹是「新帝國主義」的另一個主要因素。19世紀後十年，英國幾乎所有的帝國主義者都受到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影響，張伯倫、羅斯伯里、寇松、米爾納（Milner）和羅得斯（Rhodes）等都認為，保留並擴大帝國事關英國的存亡。種族優越論是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基本出發點，優秀的種族必定戰勝劣勢種族，白人有天生的統治權。1890年，羅斯伯里在《泰晤士報》上寫道：「我們這樣的帝國，首要條件是帝國的種族——一種生機勃勃、勤奮向上、勇猛無畏的種族。其心智健康使它在世界的範圍內永遠處於不敗之地。適者生存是當代世界顛撲不破的真理。」[32]羅得斯在南非的擴張中也極力鼓吹種族優越論：「我們恰巧是世界上最優秀的人民，我們擁有正義、自由、和平的最高理想。我們居住的範圍越大，人類將越美好。」[33]張伯倫在1895年發表的講話中說：「我相信，不列顛種族是世人所看見的最偉大的統治種族。」[34]

  與羅得斯的帝國觀念相比，寇松的帝國觀念更有現實性。他認為占有新的殖民地是為了舊殖民地的安全，在世界範圍內的爭奪讓英國得到最大的份額，為了保全既得的利益，就必須加強對殖民地外圍的保護，保護的範圍越大，原來的殖民地就越安全。為了保護印度的安全，英國就必須獲得阿富汗、波斯、阿拉伯和泰國，使這些地區成為印度的緩衝地帶；為了埃及的利益，英國必須獲得烏干達；為了南非的利益，英國必須取得贊比西河。因此，殖民地版圖的擴大不僅是英國海外市場的需要，也不僅是爭奪霸權的需要，而且是保護既得利益的需要。

  儘管英國的帝國主義者們大肆渲染種族優越論，但是，他們更加明白英國當時所面臨的國際環境和競爭壓力。如果英國希望在與歐洲大國的競爭中取得生存，就必須採取措施開發新市場。「在半文明和不文明的國家中我們無所畏懼，如果這個努力會給帝國和政府帶來責任，對我們的國家來說將是值得的。」羅得斯把帝國擴張與英國人的生存聯繫在一起，殖民地就是為「麵包和黃油」而戰：

  為了把4000萬聯合王國的公民從內戰中拯救出來，我們的政治家必須尋找新土地解決人口過剩的問題，必須尋找新市場，為我們的產品打開銷路。正如我常說的，帝國是麵包和黃油的問題。如果想避免內戰，就必須成為一個帝國主義者。[35]

  殖民地擴張對於其他歐洲國家的重要性一點也不亞於英國。德國統一後，其經濟力量迅速提升，但是在占有殖民地方面仍然是後來者，德國認為這與它的大國地位不相稱，急於通過殖民地的擴大擴展自己的影響，同時為本國的工業品尋找市場。法國作為一個老牌的殖民帝國，不甘心自己在爭奪殖民地中的失敗，希望通過爭奪新殖民地重振帝國的雄風，因此在19世紀後期再一次走進爭奪殖民地的行列。其他的歐洲國家如比利時、荷蘭、葡萄牙等也要在新一輪的爭奪中奪取更多的地盤。在爭奪的過程中，「成功就是一切」，「強權即是公理」，利益高於一切，如托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所說：「雖然新帝國鼠疫對國家來說是個壞東西，但它對國內某些階級和某些行業來說卻是個好東西。巨額的軍備開支，耗費巨大的戰爭，對外政策方面的嚴重風險和麻煩，大不列顛國內政治和社會改革的停頓，雖然給國家造成極大的損害，但符合某些產業和行業的當前的商業利益。」[36]有產者的行為模式也轉變成公共事務的原理與法則，而完成這種轉變的傳導器就是民族主義。在「國家利益至上」的原則下，整個民族捲入帝國主義事業。

  帝國主義政策為帝國主義國家帶來了經濟效果，國家把大筆的金錢花費在軍艦、槍炮、陸海軍裝備和軍需上，在發生戰爭或戰爭爆發時獲取巨額利潤；發行新公債和造成國內外證券交易的重大波動；為士兵和海員以及在外交和領事機構中提供更多的崗位；增加國外投資，為某些出口商獲得市場，為代表某些英國家族的行業提供保護和幫助；為工程技術人員、傳教士、投機的開礦者、農場工人和其他移民提供工作……。在殖民主義擴張中似乎每一個人都得到了好處，正是在這個過程中，形成了「種族主義的意識形態」，如漢娜·阿倫特所述：「意識形態是一種奠基於單一議論上的體系，它有足夠的魅力吸引與說服大多數人；同時也有足夠的廣闊度容納當代一般生活的各種經驗與處境……它聲稱自身掌握著『開啟歷史之門的鑰匙』，能解答所有的宇宙謎題，或者認定自己是一項知識，能透視隱匿著的、統馭自然與人類的宇宙法則。」[37]從這個意義上說，「新帝國主義」得到了歐洲各國的普遍支持，並為有產者的利益服務，如霍布斯所說：「帝國主義連同它的戰爭和它的軍備無疑是促成大陸國家的債務日益增加的原因，雖然英國無比的工業繁榮和美國的遠離歐洲，在最近幾十年內曾使這兩個大國得以逃避毀滅性的競爭，但是它們不受競爭影響的時期已經過去；這兩個似乎完全投身於帝國主義的國家，將越來越屈從於披著擁護帝國的外衣和愛國的外衣的放債人階級。」[38]

  如果說歐洲國家的民族利益有助於「新帝國主義」，那麼被征服國家的民族主義必然就成為一個反抗和抵制的力量。當一個國家征服另一個國家，並企圖將之吞併時，往往很難贏得被征服民族的認同。正相反，任何一個民族國家展現出征服的姿態，恰恰激勵被征服民族的意識以及掌握自主權的渴望，這正是摧毀帝國的最大動力。從這個意義上說，帝國主義擴張的頂點正是帝國主義走向衰落的開始。

  19世紀90年代，英國面臨的主要問題集中在亞洲和非洲。從南非、東非、埃及到中東，從東南亞沿印度邊界到中國，英國利益涉及如此廣博地區，反映了這一時期帝國政策的特點：第一，維護現存帝國的利益，如在印度和埃及；第二，爭奪有經濟價值的區域，如在南非；第三，在自由貿易的旗幟下，爭取更大的市場。

  英國在亞洲的競爭對手首先是俄國，英國可以牽制俄國的地區是東方的兩個古老的帝國，即奧斯曼土耳其和中國。英國希望保持兩個帝國的完整和中立來抗衡俄國在東方的擴張。在近東的土耳其，英國利用歐洲均勢達到了目的。90年代英國在這裡採取「閃避」政策；在遠東的中國，英國僅僅希望在自由貿易的原則下，保持其貿易利益。寇松曾這樣說過：「東方是英國的特殊利益之所在，我們希望在那裡保持和創造吸收我們工業品的新市場。」但是，80年代以來，英國在中國的地位日益受到歐洲其他國家的威脅，歐洲各國特別是德國不斷進入中國市場，捲入與中國的貿易。德國甚至打破慣例，通過外交領事和大使搞到中國的訂單，英國在中國的貿易利益逐漸被歐洲列強所分享。1895年中日戰爭後，中國的外債不斷增加，成為列強爭奪的勢力範圍。俄國勢力主要在中國的北方；法國的勢力在南方；德國取得了山東；英國的利益在長江流域。英國對於列強瓜分中國採取了聽任態度，原因有三：第一，中國的吸引力正在下降，與南非的金礦和鑽石礦相比，不值得花費太多的精力。第二，中國遠離英國本土，即使英國占據了中國，也沒有足夠的力量來保護其市場；而俄國在東方擁有長期的利益，一旦英國在東方採取任何實質性的行動，必然有與俄國發生衝突的風險。第三，印度在英帝國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英國一方面需要擴大印度的外圍，以保證現存的利益；另一方面，英國為了印度航線的暢通，必須保證蘇伊士運河的安全，北非的利益要大於中國。

  

  19世紀80年代起，非洲成為歐洲列強爭奪的焦點。1882年英國占領埃及，打響了在非洲擴張的發令槍。1884年7月，德國搶在英國之前將西非的多哥、喀麥隆變成自己的殖民地，隨後又使東非的坦噶尼喀接受德國的保護。對此，英國在尼羅河三角洲擴大勢力範圍，以阻止德國和法國的滲透。法國在尼羅河中、上游建立了新的殖民據點；而比利時國王則利用歐洲列強之間的矛盾，在剛果建立了殖民地。

  為避免各國利益的衝突發展到白熱化，1884年11月15日至1885年2月26日，英國、法國、德國、美國、俄國、奧匈帝國、葡萄牙、西班牙、丹麥、瑞典、比利時、土耳其等國在柏林召開國際會議。柏林會議主要解決了兩個問題：第一，剛果的歸屬，列強同意剛果歸比利時國王利奧波德二世所有，但同時規定，剛果河流域和附近地區包括利奧波德二世的領地為自由貿易區，而且可以自由通航，使剛果河流域成為列強分享的勢力範圍。第二，提出所謂「有效占領」，意指任何國家對非洲的占領，不應僅憑文件和地圖來確定，必須由該國官員和軍隊實行實際占領，並通知柏林會議的締約國。「有效占領」是一種新型的殖民占領形式，過去，老牌殖民國家通過傳教士、貿易公司等活動，或者與當地酋長簽訂條約，而與非洲一些地區建立了聯繫，將其納入殖民體系；但是，這些活動與國家沒有關係，國家既沒有派遣軍隊進行占領，也沒有派政府官員對這些地區進行直接統治，英國就是這種情況的典型。所以「有效占領」是對英國的重大挑戰，柏林會議（Berlin Conference）實際上是列強瓜分非洲的總動員，它試圖在利益均衡的前提下對非洲進行新一輪的分割。

  柏林會議以後，各國在非洲的擴張計劃變得更加具體：英國要建立「從開普到開羅」的非洲帝國，為了完成這一計劃，英國的任務是占領南非的兩個布爾共和國、林波波河（ Limbobo River）和贊比西河（ Zambesi River）之間尚未被占領的土地，即後來被稱為南羅得西亞的地方；占領贊比西河與坦噶尼喀湖（Lake Tanganyika）之間的尚未被占領的領土，這塊土地後來被稱為北羅得西亞。此外，烏干達、東蘇丹以及衣索比亞也被視為英國必須擁有的範圍。

  法國想建立一個統一的「法屬非洲」，其計劃是將新占領的土地與原法屬領土連成一片：占領東蘇丹與中蘇丹以及衣索比亞的部分領土，將西蘇丹與紅海海岸連接起來；占領中蘇丹的查德湖周圍地區，將法國在阿爾及利亞與撒哈拉沙漠的殖民地同下剛果與烏班吉河畔（Ubangi River）的殖民地連接起來。同時，法國也想奪取烏干達，向東擴展在赤道的領地。

  德國的計劃是把西南非洲與德屬東非連成一片，為了達到目的，德國必須取得北羅得西亞和南羅得西亞，把兩個布爾人共和國變成德國的保護國；占領剛果南部，甚至占領葡萄牙殖民地莫三比克的北半部。為了連接喀麥隆與東非，德國一面希望索取查德河和沙里河（Shari River），另一面想占領烏干達與東蘇丹南部，藉以向西擴張在東非的殖民地。

  歐洲列強在非洲的擴張計劃都具有雙重的作用，一方面取得在非洲的最大利益，將各自的殖民地連成一片；另一方面，阻止敵人的行動和成功。各國在非洲的計劃必然發生衝突，英國若要實現「開普和開羅」計劃，占領東蘇丹是必不可少的環節，必然破壞法國的「從東到西」的計劃。若英國獲得烏干達，必然打亂德國的東非計劃；而占領兩個羅得西亞，又會使德國的計劃破產。在這種情況下，列強在非洲的激烈爭奪是不可避免的，而實力最強的，必然得到最大的利益，獲得最大的成功。

  歐洲各國的非洲計劃表明，柏林會議是德國、法國等列強向英國殖民地霸權挑戰的宣言書。首先，剛果河的歸屬阻止了英國從北非南下的腳步，英國不能隨心所欲地擴大在剛果河流域的範圍；其次，「有效占領」的規定使英國長期以貿易網絡控制的非洲區域受到限制，英國在非洲的既得利益將面臨列強的挑戰；最後，德國在南非的計劃與英國的計劃正面碰撞，英國不得不對付來自三方面的競爭——德國人、布爾人和南非土著。為了保護已有的利益，擴大英帝國的版圖，英國投入更多的精力與其他歐洲列強爭奪非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