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社會達爾文主義

  19世紀後期是社會達爾文主義在歐洲流行的年代，所謂「社會達爾文主義」是赫伯特·斯賓塞（Herbert Spenser）[16]將自然界的進化理論運用到人類社會的一種學說。他在《第一原理》中探索了世界上一切運動的規律，認為這是一種「力」的結果：世界上的一切運動都是由現象背後一種不可知的「力的持久性」所決定的，在「力的持久性」作用下，存在一種普遍綜合的規律——物體和運動不斷的再分配。這一規律主要由進化和分解構成，進化是物體的集結與伴之而來的運動；分解是運動的吸收與物體的分散。在運動過程中，當物體的集結和分化達到平衡時，由於外界的影響又受到破壞，於是新的集結與分化又開始，如此周而復始。由於「力的持久的作用」以及集結與分化這兩種對立力量的普遍共存，進化本身就是按均衡的方式進行的，最終必然導致普遍的和諧與平衡。

  他將這種「普遍的和諧與平衡」引申到人類社會的發展過程中，對人類社會最終將以漸進和平方式達到完全的理想境界充滿了信心。斯賓塞認為，在達到理想社會之前，人類社會必須經過兩個階段：第一，軍事社會階段，為了對付外族的競爭，必須保證國內安定。第二，工業社會階段，隨著外部競爭的消失，國家內部的個人經濟競爭出現，國家功能發生相應的變化，為捍衛個人的利益而存在。[17]

  英國正處於從軍事社會階段向工業社會階段的過渡時代，英國既存在與外族的競爭，又存在國內的個人生存競爭。他將生存競爭、自然淘汰的生物學原理運用到英國的社會中，認為在與外族和個人的競爭中，勝利的一方將獲得生存的權利，而失敗的一方則被淘汰。他在《社會學研究》中，提出了著名的社會有機體理論——社會與自然萬物一樣是具有結構和功能、並進行分化和發育的有機體。他總結了生物有機體和社會有機體的相同之處：都會生長發育，隨著體積的增大，結構不斷分化；在結構分化的同時，伴有功能的分化。組成有機體的各部分是相互依賴的，有機體整體的生命不同於構成整體的單元的生命。在大災難中，整體的生命可以毀滅，而單元的生命不會全部毀滅。如果沒有災難，整體的生命比單元的生命更長久。就國內的個人競爭而言，他在《社會靜力學》一書中指出：「在整個自然界，我們可以看到有一條嚴格的戒律在起作用。這條戒律有一點殘酷，可它也許是很仁慈的。在一切低級動物中，持久的普遍戰爭狀態使許多高尚的人大惑不解；歸根到底，這卻是環境所允許的最慈悲的規定。當反芻動物因年齡而喪失了其生存成為樂事的活力時，被一些食肉動物殺死，比起苟延因虛弱變得痛苦的殘生而最終死於飢餓，其實好得多。」[18]

  人與其他生物一樣也存在生存競爭，所以人「必須發展應用的能力，必須在智力方面進行這樣的改變使之適合於它的新任務，而最重要的是，必須獲得為將來大的滿足犧牲眼前小的滿足的能力」[19]。為了人的健康生存，他反對慈善事業和濟貧法，指出慈善業「絕對地鼓勵了輕率、無能的人的繁殖……妨礙了有能力、有遠見的人的繁殖」，這將給後代留下不斷增加的「災禍」。[20]他得出了這樣的結論：「在某一特定人口中，依靠別人恩賜生活的人數冪愈大，依靠勞動生活的人數目必然愈少，困苦必然愈大。」[21]

  斯賓塞是激進的個人主義者，他將達爾文的「自然選擇」和「適者生存」的理論運用到古典經濟學家對馬爾薩斯理論的爭論中，證明維多利亞時期英格蘭社會的個人競爭是天註定的，是進步的唯一保證。[22]法國人維克托·貝拉德認為，英國人已經將社會達爾文的信條運用到帝國主義的框架中，他說：「現在似乎正是適當的時候，英國社會學家們的某種思想已經進入國家骨髓。他們說：『自然告訴我們在競爭的世界中，最強大的和最繁榮的是以犧牲鄰居弱者為代價的。』英國人在這個信條上攀登，他們認為該信條與最新的科學發現是保持一致的，特別是與偉大的思想家達爾文以及其信徒的最新理論是一致的，最重要的是，他們感到競爭還與種族的特性保持了一致，這個信條締造了英國帝國主義思想的框架……」[23]

  斯賓塞的生存鬥爭是個人在社會中的經濟競爭，該論題很快引起了爭論。如果競爭僅僅在個人之間進行，那麼群體之間，部落、國家、種族之間是否應同樣以競爭促進進步和發展？斯賓塞的以個人競爭為基礎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者在80年代受到了以新集體主義精神為基礎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者的挑戰，後者的代表人物是班傑明·克德（Benjamin Kidd）和卡爾·皮爾森（Karl Pear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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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德在1894年發表《社會演進》一書，他認為英國社會已經進入集體主義時代，個人競爭必然為群體競爭所取代。不同的社會群體具有各自的共同利益和要求，他們的個人利益已經成為群體利益的一部分。他所指的「群體間的競爭」，主要指不同行業之間的競爭、不同種族之間的競爭以及不同國家之間的競爭。

  在論述不同行業群體的競爭時，克德以英國工人為例，認為工人階級作為群體出現時，個人的作用和能量已經融進了群體的力量之中。他寫道：「工人開始發現作為個體的他已經消失，成為一個階級中的一員，他通過組織而要求平等權利的時候，就更具有力量。」[24]「社會已經被階級組織成一個大軍營，其目的就是相互征戰。」[25]

  19世紀的社會發展將生存競爭提高到最高效率，更多人在平等條件和平等機會中參與生存競爭，將來「在進步中完成演進的過程，是將所有的人帶進競爭的生活之中，不僅在政治平等的基礎上，而且要在社會平等機會的基礎之上」[26]。他認為斯賓塞的個人主義在反對國家干涉中已經失敗，將來國家仍然要干涉社會事務，「最終將使工人們在平等的基礎上參與生存競爭」[27]。

  關於不同種族間的競爭，克德與斯賓塞一樣強調種族的優勢，認為白人是先天的優秀種族。在國家和種族的競爭中，盎格魯-撒克遜種族更有機會取得勝利，「在北美大陸，在澳大利亞平原，在紐西蘭和南非，這個強大種族的代表們最終可以取得完全的占領」，因為這個種族「誠實地致力於對劣等民族的人道主義原則」。[28]

  最後，克德討論了不同國家間的競爭。在生存競爭中，國家的強大需要具備以下品質：尊重，能量，決斷，勤奮，精力集中，思想簡單，為責任而奉獻，高度的智慧發展，提高社會效率，增加知識和理性，並且避免危險。

  卡爾·皮爾森與克德一樣，也認為生存競爭是群體的競爭，人是群體的動物，這是他們生存的本能。[29]真正高級的競爭不是個人之間的競爭，而是部落與部落、種族與種族之間的競爭，因為人的同情心以及種族和民族的感情支配個人的行為，這比從自然供需關係產生的經濟力量更加強大。[30]所以，在群體中應該支持「最適合者」，從而保持整體社會在世界競爭中的生存。[31]在選擇上，首先是身體的選擇，帶有很多生物學的機制。生存的競爭就是承受，非常深度的承受，但是，承受意味著進步。皮爾森的思想強調了種族的優越論，認為劣等種族必須承受，必須被奴役。在新的瓜分非洲的狂潮中，社會達爾文主義為歐洲各國的爭奪奠定了理論基礎——競爭是必然的，競爭是生存的手段。競爭的具體表現就是擴張，在競爭和擴張中，勝者獲得最大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