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愛爾蘭殖民地

  愛爾蘭在英帝國具有特殊地位，但是，很難找到一個貼切的術語表達愛爾蘭的身份，英格蘭人認為愛爾蘭是聯合王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英格蘭與愛爾蘭有共同的歷史傳統，遵守共同的法律，不僅領土相連，而且愛爾蘭人有權進入威斯敏斯特議會，在聯合王國內部，愛爾蘭與英格蘭、威爾斯以及蘇格蘭具有同樣的身份。但對於愛爾蘭的愛國者而言，愛爾蘭是一個單獨的國家，愛爾蘭人是一個獨特的民族，他們有自己的語言、自己的信仰以及自己的藝術和靈感，他們是被壓迫的民族，是英格蘭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犧牲品，從歷史和文化的角度看，愛爾蘭只是英格蘭的殖民地。

  愛爾蘭議會和英格蘭議會一樣分為貴族院和平民院，但是，愛爾蘭的權威是外來的，政府依靠軍事力量維持統治。愛爾蘭議會內部分為宮廷黨和反對黨，前者來自王室控制下的郡、城市和選邑，後者則由英愛鄉紳[27]組成。下院議員來自27個郡、36個城市和選邑，從範圍上看所有的地區都有自己的代表。值得注意的是，多數議員無論是新來者還是老殖民者，都是英格蘭出生或具有英格蘭血統的人。此外，宗教信仰也是重要的因素，從1692年起，天主教徒不得進入議會，土生土長的愛爾蘭人失去了政治權利。18世紀，愛爾蘭議會提出獨立制定法律和獨自處理剩餘稅收的要求，但兩個要求都遭到英國的拒絕。

  美國獨立對於愛爾蘭的影響巨大，愛爾蘭人對美國革命表現出特別的興趣。一方面，美國有許多愛爾蘭移民；另一方面，愛爾蘭的情況與美國具有相似性。都柏林的報紙說：「在同樣的權威下，英格蘭決定向美國徵稅，也會以同樣的理由不經愛爾蘭人的同意和愛爾蘭議會的批准向愛爾蘭人徵稅。」美國獨立以後，英國於1782年放棄了對愛爾蘭的立法權，但將愛爾蘭的行政權轉移到英格蘭。「愛爾蘭議會的權力在理論上是增加了，但是，在愛爾蘭議會存在的18年間，它的權力事實上反而縮小了。」[28]

  法國大革命時期，愛爾蘭發生反抗英國的運動，試圖與法國革命政府合作，擺脫英國的統治。英國在鎮壓了反抗運動後於1800年實行英愛合併，將獨立的愛爾蘭議會廢除，愛爾蘭議員進入威斯敏斯特議會，英國在愛爾蘭設立行政機構，在都柏林主持愛爾蘭的行政管理。對英國來說，合併是一個自然的過程，聯合王國的政治體制延伸到愛爾蘭島；對愛爾蘭來說，合併是英格蘭的戰略詭計：「英愛合併就是一個簡單的設計，維護不列顛在愛爾蘭權威的最後一根稻草。」[29]不同的認知導致雙方關係新的不和諧，如貝克特所指出：「兩個國家的不完全合併是愛爾蘭政治不穩定的徵兆，而非原因。」[30]

  除了政治上的分歧外，愛爾蘭的宗教問題也長期困擾英格蘭政府。在愛爾蘭，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幾乎勢不兩立，新教的英愛人不願進入天主教區域，就像倫敦上層社會不願進入泰晤士河南的貧民區一樣。與土地的關係形成兩個對立的階層——新教地主和天主教佃農。宗教衝突加劇了經濟的分野，而族群區分使得問題更加嚴重，因此人們看到在愛爾蘭存在兩個明顯對立的集團：新教的英愛地主和天主教的愛爾蘭佃戶。在愛爾蘭人看來，土地是問題的癥結，現存的土地制度既表現出英格蘭對愛爾蘭的政治征服，又表現出英格蘭對愛爾蘭的宗教迫害，因此土地改革既是經濟解放，也是天主教解放。但是對愛爾蘭地主來說，土地問題是一個簡單的財產權問題，要求土地改革就是挑戰財產權，一切攻擊、限制、改變財產的行為都是無政府行為，都是野蠻和不道德的，對社會秩序造成破壞性影響。

  在英格蘭，社會的基本結構和經濟的權力緊密聯繫，而且經濟權力得到特別的尊重，因此，財產持有者的影響力很大。愛爾蘭社會存在的原則是宗教，教會成為社會的中心、農民聚會的場所，同時也是發布公告的地方。這種宗教的裂縫（英格蘭新教VS愛爾蘭天主教）加劇了財產和民主的敵對，最終將英格蘭的政治置於危險之中。在英格蘭，地主可以將他們的政治影響（投票權）通過慈善或強迫等手段強加給佃農。在愛爾蘭，地主則不能。在天主教神父的支持下，佃農常常直接拒絕地主讓他們投票的要求。佃農對憲政民主的追求使愛爾蘭地主非常不安，也是農村騷亂的主要原因。「宗教的裂痕阻擋了愛爾蘭地主的政治影響，他們反對憲政民主的發展，因為他們害怕宗教的影響會勝過他們對佃農的影響。」[31]

  19世紀30—40年代，愛爾蘭民族主義蓬勃發展，以丹尼爾·奧康奈爾（ Daniel O』Connell）[32]為首的民族主義者要求「公正對待愛爾蘭」，實現愛爾蘭宗教、政治和人權的平等。同時各種激進的愛爾蘭民族主義團體開始出現，英國政治家也開始反思，合併究竟是否適應愛爾蘭發展的需要，如福克斯所述：「我們不應該不考慮一個國家的情感、需要、利益和意見，而只是按照我們的偏見，為一個國家設立法機構。」1845年4月羅素在下院發表講話，從平等的角度表達了對合併的意見：「我們敢對愛爾蘭人說，我們一直在平等的精神上從事英愛合併嗎？我們考慮愛爾蘭人的利益如同英格蘭人的利益一樣？我們給予愛爾蘭人同樣的權利和特權了？我們在考慮愛爾蘭問題的時候像考慮英格蘭問題一樣 」[33]羅素甚至認為應該「用愛爾蘭的觀念和愛爾蘭的偏見統治愛爾蘭，我相信愛爾蘭政府管理越多，愛爾蘭就越依賴英格蘭」[34]。

  記住全網最快小説站𝘣𝘢𝘯𝘹𝘪𝘢𝘣𝘢.𝘤𝘰𝘮

  1846—1849年的馬鈴薯饑荒最終割斷了愛爾蘭農民留戀土地的情感，飢餓迫使他們離鄉別井，饑荒的延續也使許多愛爾蘭地主出售他們抵押的土地。[35]英國政府拯救饑荒的措施不力，導致了愛爾蘭民族主義情緒的高漲，人們對政府、土地和宗教問題的關注超過了任何時代。一代又一代的愛爾蘭人通過暴力的或非暴力的手段，為自己的命運抗爭，其結果都是失敗。

  隨著不列顛給予海外殖民地自治權，促進了新民族的發展，但是對於愛爾蘭，英國堅持在1800年合併的框架下行使愛爾蘭政府的權力。由於新的、舊的怨恨和不滿，特別是土地問題沒有得到真正的解決，愛爾蘭人並不願意融入一個「外國人」的民族中，他們始終認為愛爾蘭是一個國家，愛爾蘭必須有自己的議會和政府。因此，自治成為19世紀後期愛爾蘭人奮鬥的目標。

  自治運動的帶頭人是查爾斯·斯圖爾特·帕內爾（Charles Stewart Parnell），1875年愛爾蘭的議會收到帕內爾的勸說信，信中要求議員們利用議會為愛爾蘭自治盡力，包括對政府的政策提出批評、不討論愛爾蘭以外的任何問題等，試圖用簡單的方式迫使英國政府就範。1877年，英國議會就愛爾蘭自治問題辯論了26個小時，1880年一次新的辯論竟然持續了41個小時，結果議長不再願意聽取任何愛爾蘭議員的發言，並用投票的方式解決問題。

  在爭取自治的同時，土地問題一直是困擾愛爾蘭人的難題。1880年帕內爾成為愛爾蘭土地聯盟的主席。馬鈴薯饑荒導致愛爾蘭連年歉收，英國以低價從美國進口糧食使愛爾蘭農民的狀況雪上加霜。租地費用居高不下，農民們付不起地租，又不能得到1870年土地法的保護，隨時都有可能被驅趕。地主們明白牧場比之於耕地可以得到更好的收入，於是將付不起地租的農民趕出耕地，使耕地變成牧場，吸引新的佃戶管理牧場。驅趕激起愛爾蘭農民的暴力反抗，地主則用更極端的方式鎮壓，有些農民被打死。土地聯盟為了阻止地主驅趕農民而提出新的改革綱領：公平地租，固定租期，自由買賣，其目的是將地主的土地逐步轉移到農民手中。

  土地聯盟提倡非暴力抵抗，建議人們不購買驅逐農民的地主的土地，凡是購買這種土地的人在街上、在教堂、在集市都被孤立，沒有人與他說話，沒有人為他工作，莊稼腐爛在田地里無人過問，甚至其僕人都不敢取回郵局的郵件。抵制活動亦稱杯葛運動（Boycott），相當成功，帕內爾力圖將之限制在法律允許的範圍內，但是，英格蘭地主的利益受到了極大的損失，他們以土地聯盟資金來源不當為理由（自治黨和土地聯盟的資金大多來自美國的愛爾蘭人，帕內爾多次出訪美國尋找資金支持），將該組織宣布為非法。

  1880年自由黨人再次上台，棘手的愛爾蘭自治又重新提上議事日程。為了防止愛爾蘭脫離聯合王國，自由黨政府首先宣布愛爾蘭土地聯盟為非法組織，同時，為了安慰愛爾蘭農民，又在1881年頒布了新的土地法（ Land Act of 1881）。該法規定在愛爾蘭設立土地法庭，為農民規定公平租金，地主不得制定超出限制的租約，而只要農民按規定交付了租金，地主就不得剝奪其租地。但法律頒布後受到抵制，執行時遇到很大困難。而帕內爾和他的同僚則將土地聯盟改組為「國家聯盟」（National League），繼續與英國政府對抗。英國政府將帕內爾關押在基爾曼漢姆（Kilmainham）監獄，卻不能平息仍在發展的暴力活動。1882年，自由黨政府與帕內爾在監獄會面，並簽訂了基爾曼漢姆條約（Kilmainham Treaty），帕內爾被釋放出獄，幫助平息愛爾蘭的混亂；英國政府則頒布第三個土地法案，將農民從地租的重壓中解放出來。為了表明合作的誠意，英國政府向愛爾蘭派出一位國務秘書弗雷德里克·卡文迪什勳爵（Lord Frederick Cavendish）。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當卡文迪什到達都柏林的當天，愛爾蘭的神秘組織就策劃謀殺了副秘書伯克先生（Mr.Bueke），由此可見，愛爾蘭針對英國政府的暴力行為絲毫沒有減少。

  1881年土地法頒布後，帕內爾領導的「國家聯盟」開始為爭取愛爾蘭自治而努力。由於愛爾蘭人在威斯敏斯特有自己的代表，在英格蘭的兩黨勢均力敵之際，愛爾蘭代表對於任何一黨的取勝都會起到關鍵的作用，因此，在爭取自治的問題上，帕內爾無須考慮取悅於自由黨或保守黨，任何一個黨支持自治，都會得到愛爾蘭議員的支持。1885年新的大選之前，保守黨領袖聲稱他們支持愛爾蘭自治，以換取愛爾蘭議員的支持。但大選的結果並不令保守黨人滿意，自由黨人在下院比保守黨多了82議席，而愛爾蘭自治黨則恰好得到82席。這樣，自治黨的地位就很關鍵了，它站在哪一邊，哪一個黨就可以執政。[36]

  格萊斯頓在76歲高齡時第三次任英國首相，愛爾蘭人是他第一次任首相就必須「安撫」的對象。經過反覆思考，他認為真正改變愛爾蘭暴力的辦法就是給予自治。但是，「愛爾蘭自治法案」的提出從上到下地分裂了自由黨：自由黨中的保守派以德文希爾公爵（Duke Devonshire）為首，從一開始就拒絕接受愛爾蘭自治法案；以張伯倫為首的「自由黨統一派」對自治法案持觀望的態度。所以，儘管格萊斯頓進行了一系列的努力，他執政期間仍然不能為愛爾蘭帶來自治。

  1895年到1906年保守黨人長期執政，愛爾蘭自治的要求完全被忽視。同時，帕內爾又爆出與下屬妻子有性關係的醜聞，自治運動也因此而倍受打擊。所以直到20世紀初，愛爾蘭自治的目標仍然任重道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