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占領埃及

  埃及地跨亞、非、歐三大洲的交界處，不僅是溝通東西方的交通樞紐，而且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19世紀，埃及是奧斯曼帝國轄內的一個半獨立的國家，國際地位含糊不清，內部事務混亂。從1875年以來，外部大國特別是英國和法國干涉埃及政府的財政事務，由於埃及與奧斯曼帝國的特殊關係，奧斯曼帝國與外國的任何條約都適用於埃及，這些國家在埃及享受很多的特權，包括免稅待遇等。這一時期，英國和法國都加強了對埃及的投資，同時，也增加了兩國在埃及的競爭。

  法國與埃及的貿易聯繫由來已久，而且整個地中海和中東地區都與法國有著頻繁的經濟往來。拿破崙戰爭以後，法國在埃及取得了特殊的地位，法國的金融家和大商人增加了對埃及的投資；1853年法國參加克里米亞戰爭也是為了保護東方的傳統利益；法國建築師斐迪南·德·萊斯普斯（Ferdinand de Lesseps）設計並主持了蘇伊士運河的開鑿；法語成為埃及的官方用語，巴黎新聞界稱埃及是「法國的養女」[25]。

  儘管英國與埃及的貿易聯繫建立得較晚，但是卻後來居上，埃及對英國的重要性遠遠超過法國。首先，1869年蘇伊士運河通航後，英國到達印度和遠東又增加了新的通道：一條從北面的敘利亞沙漠到幼發拉底河，經波斯灣到達印度；另一條是由亞歷山大進蘇伊士運河和紅海，到達印度。這些通道縮短了英國通往印度和遠東的距離，不僅加快了貨物的運輸速度，而且為英國軍隊的調動提供了方便。據統計，1882年英國80%的海運品以及13%的對外貿易貨物都是通過運河完成的。[26]其二，埃及的戰略位置為英國保衛印度的安全提供了方便。早在1799年，鄧達斯（Dundas）就說過：「埃及一旦被任何獨立大國占領，英國的利益和環境都將遭受致命的損失。」[27]1877年，當俄國人向君士坦丁堡挺進時，英國人認為，如果俄國占領了君士坦丁堡和達達尼亞海峽，「我們就將失去保護印度的緩衝地帶，該地帶從海峽的東面延伸到西面，成為歐亞兩大洲的分界」。同時，英國還將失去與中東的貿易，19世紀70年代以來，英國和中東的貿易達到 3000萬英鎊，一旦貿易中斷，損失難以估量。因此，英國在中東的目的是控制黑海海峽，防止俄國的影響進入地中海地區，並將法國的勢力趕出埃及。其三，奧斯曼帝國的衰落迫使英國在東方尋找新的落腳點來保護東方利益。如索爾茲伯里1877年所說：「我們必須通過一些領土的重新安排，進行直接的防衛。」[28]格萊斯頓看重埃及是因為看重蘇伊士運河，而蘇伊士運河的利益就是英國在印度利益的保證。他說：「就印度而言，蘇伊士運河是大國的中心紐帶，它是世界道德、社會和政治的中心。」「運河是關係到帝國利益的大問題。」[29]

  毫無疑問，儘管埃及對英國有著特殊的意義，但是，不能成為英國占領埃及的理由，加上法國人利益的存在，英國不敢輕舉妄動。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法國與埃及的特殊聯繫外，從1838年到1881年，在埃及的歐洲人口急劇增加，從1萬人增加到9萬人，他們從事棉花出口，投資銀行、灌溉、土地以及交通等行業，使埃及的債務從1863年的330萬英鎊增加到9100萬英鎊，大量的合同「強暴了埃及的財政」。同時，19世紀60—70年代，埃及赫迪夫伊斯梅爾（Khedive of Egypt Ismail，1863—1879）

  奢侈浪費、揮霍無度使埃及的財政瀕臨崩潰。埃及不僅負債巨大，而且還要償還歐洲債權人高達10%—20%的利息。[30]埃及經濟獨立地位的喪失是政治獨立喪失的前奏，如克羅默勳爵（Lord Cromer）所說：「埃及落到目前境地的根源是財政。」[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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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法兩國的債權人為了保護自己的利益，決定通過「雙重管制」來恢復埃及的償付能力。根據這一安排，英國人擔任了埃及財政收入和預算總監，法國人擔任埃及財政支出總監。1878年，埃及在英法兩國的強迫之下，建立了「歐洲人內閣」。埃及高利貸者努巴爾出任埃及首相，英國人利瓦爾·威爾遜任財政部部長，法國人德布里尼葉任公共工程部部長，兩個部的副部長分別由義大利人和土耳其人擔任，外籍部長擁有最終的否決權，他們全面控制了埃及的財政。1879年9月19日，英法兩國達成一致：「兩國政府必須使伊斯梅爾明白，他們不能容忍英法以外的國家在埃及的任何地區施加政治影響；如果出現這樣的事情，他們會採取必要的行動。」[32]

  1879年，土耳其蘇丹受到列強的勸誘，逼令其臣屬埃及伊斯梅爾退位，由其子圖斐克（Tewik）繼位。1880年《清算法》生效後的6個月時間裡，一切似乎都非常順利。但是軍費不足，軍餉發不出去，許多高級官員不負責任。同時，埃及人發現數以百計的外國人霸占著有利可圖的職位，軍官也產生了不滿。1881年1月，埃及軍隊領導民族主義運動，要求驅逐外國人。運動的口號是「埃及是埃及人的埃及」，埃及人既反對土耳其人對埃及的宗主權，又反對西歐國家干涉埃及的事務。1881年9月，伊斯梅爾失去了對局勢的控制能力，外國人的利益受到巨大威脅。9月13日，格萊斯頓要求土耳其蘇丹派軍隊干預，保證外國人的安全。土耳其出於種種考慮並未派出軍隊，埃及的民族主義情緒高漲。

  對於埃及的民族主義，格萊斯頓有自己的看法，他認為儘管「蘇伊士運河是印度和帝國中心的樞紐，帝國是道德、社會和政治權利的中心」，「運河是英國利益的大門」，但自由的理念仍需得到尊重：「我對埃及人民族感情和政黨的建立非常驚奇……他們要求人們尊重事實，尊重其未來的發展。『埃及是埃及人的埃及』是一種情感，我希望這種感情一直傳播下去。我認為這是解決埃及問題的最好辦法。」[33]

  然而他又說：埃及正在發生的事說明，埃及的情形還沒有達到埃及人管理埃及的程度，因為埃及合法政府已經不存在，「用暴力對付暴力是唯一的辦法」。他因此主張對埃及採取軍事行動，而在行動之前並未與法國商量。英國對埃及動武還有另一個原因——為了英國的聲望，一些政治家認為如果對埃及的現狀不作為，「不僅將損壞這個國家的聲望，而且將損壞歐洲在東方的聲望」[34]。

  1882年5月20日，英國炮轟亞歷山大港，隨即占領了埃及，並逮捕埃及軍隊民族主義領導人阿拉比（Ahmed Arabi）。這以後，英法共管的局面就結束了，英國單獨控制了埃及。對於共管局面的終結，格萊斯頓在9月29日的信中說：「在埃及問題上，雙重控制是失敗的，所以必須廢除。」10月3日，他又說：「對法國而言，我們有權利說共管是一個失敗，它為阿拉比提供了機會；對世界而言，他找到了發起抗議的理由，引起歐洲的騷亂，使我們付出了許多生命的代價和數以百計的錢財。所以我們不能與法國一起走得更遠，這會使我們遇到危險。」[35]

  英國占領埃及後，格萊斯頓一直考慮埃及的地位問題。一方面，土耳其蘇丹缺乏管理埃及的能力；另一方面，格萊斯頓又不願意讓埃及脫離土耳其獨立。1882年10月17日，他在給格蘭維爾的信中說：「我反對建立獨立於奧斯曼帝國的埃及，在這一點上我始終是保守的，我與你一樣不是出於對它的愛，而是害怕其他國家搶占埃及。」[36] 1882年冬，格萊斯頓希望埃及問題國際化。但是，俾斯麥沒有興趣，英國的方案得不到任何國家的支持。這樣，格萊斯頓就準備兼併埃及，使其成為英國的保護國。他想當然地認為：作為戰爭的結果，埃及將永遠掌握在英國人的手中。

  占領埃及對英國的影響是深遠的，它使英國在與法國爭奪北非的過程中取得最大的主動權；它確保了英國通往東方的航線，保證了英國債權人在埃及的利益。但是，占領埃及也給英國帶來了外交上的困境，原先英法共享的資源，一下子為英國獨享，英法從盟友變成了對手。1882年建立的德、奧、意三國同盟使英國孤立無援；而在英國國內，一貫反對殖民擴張的自由黨成為帝國的擴張者，喪失了在歐洲的道德制高點。許多自由主義者以及帝國分離者都表達了不滿的情緒，一方面，他們沒有直接感受到國際競爭的壓力；另一方面，在自由黨重新執政以後，他們忽略了保守黨的攻擊，其代表人物約翰·布萊特甚至認為格萊斯頓占領埃及的行動簡直比迪斯雷利政府更糟。

  占領埃及違背了格萊斯頓的初衷，他不得不在帝國利益和正義、道德之間做出選擇，選擇的結果是一個變化，他從一個「正義」「道德」的象徵轉變為帝國的追求者，如他所說：「領土問題不能通過蠻橫無理的途徑來解決。我們不能用很小的代價來享有占領埃及的奢侈……我們在埃及的最初目標是將它作為北非帝國的一個落腳點，以它為中心向外圍擴張……直到最終我們越過赤道與納塔爾和開普相連，包括南部的德蘭士瓦和奧蘭治，或者在我們旅行的路上，我們還有可能吞併衣索比亞和桑給巴爾。」[37]

  占領埃及使英國在東方的利益得到了保證，但是，埃及的附屬國蘇丹卻在這個時候爆發了起義，把自由黨又推進一個新的困境。蘇丹位於尼羅河上游，東面是紅海和阿比西尼亞山，南面與烏干達和肯亞接壤，面積將近260萬平方千米，境內種族混雜，有尼格羅人和阿拉伯人等。南部的原住民信多神教，但是北面伊斯蘭教盛行，而沙漠、叢林和傳染病則阻擋著歐洲傳教士的步伐。19世紀中期，埃及人占領了蘇丹，在伊斯梅爾時期，蘇丹在埃及的控制下。

  埃及統治時期，商人的欺詐、獵手和奴隸販子的野蠻以及埃及行政官員的貪婪引起蘇丹人對埃及人的仇恨。埃及政府任命的帕夏是蘇丹的最高行政首腦，但是，帕夏敲詐勒索、追獵奴隸，激發了蘇丹各階層的不滿。1881年穆罕默德·阿哈邁德（ Mohammed Ahmed）自稱先知馬赫迪（Mahdi）起兵反抗帕夏的暴政，要求推翻埃及的統治。1883年1月，阿哈邁德占領了科爾多凡（Kordofan）和埃爾奧貝德（El Obeid），11月殲滅了由帕夏率領的一萬多人的，缺乏訓練、裝備不好的埃及軍隊。許多埃及官員被趕走或被殺死，而埃及自己的財政已經破產，派不出軍隊，根本不可能解決蘇丹的問題。就在這個時候英國軍隊占領了埃及，於是蘇丹問題成為必須解決的問題。1883年12月12日，格萊斯頓寫道：「蘇丹將使我們處於更多的危險之中。」[38]

  1883年底和1884年初，馬赫迪運動領袖奧斯曼·迪格納率領的游擊隊在陶卡爾（Tokar）、新卡特（Sinkat）和薩瓦金（Suakin）威脅埃及軍隊，為了解圍，一支由英國人率領的埃及軍隊被送到了薩瓦金，但是在1884年2月5日被殲滅。這次失敗在英國國內引起軒然大波，從女王開始，各色人等都要求格萊斯頓政府派遣軍隊去解救薩瓦金。格萊斯頓則認為馬赫迪運動是蘇丹人爭取自由和正義的行動，他說：「蘇丹人民在正義的旗幟下，為自由而戰。」[39]因此，馬赫迪起義的初期，英國政府並沒有採取行動直接進行干涉，而是聽之任之。政府的不作為導致了下院的攻擊，自由黨內的激進派要求撤出，輝格派則要求占領蘇丹。

  此後馬赫迪勢力不斷壯大，開始威脅埃及的安全，英國為了保護埃及，開始對蘇丹採取行動。英國政府派希克斯（Hicks）將軍去平息馬赫迪起義，但遭到慘敗，希克斯葬身沙漠。英軍為了對付馬赫迪付出了昂貴的代價，到1884年初英國政府決定放棄蘇丹，並且派戈登（Gordon）負責撤離行動。戈登曾經在中國參與鎮壓太平天國運動，領導洋槍隊。1874—1876年他任赤道蘇丹總督，1877—1879年任蘇丹大總督，作為殖民地的管理者和統治者，在英國享有很高的聲望，格蘭維爾說：「戈登是最合適的人選。」

  1884年2月13日戈登來到喀土穆（Khartoum），他試圖一舉粉碎馬赫迪運動，居然違背英國議會的指令，與馬赫迪起義軍進行決戰，並且說：「讓喀土穆外圍的埃及軍隊去送死是不能抹去恥辱的。」2月29日和3月13日，戈登打敗了馬赫迪的軍隊，決定向西部的波波移動。

  戈登的擅自行動使自由黨內部出現了意見分歧，哈廷頓勳爵（Lord Hartington）認為：「政府在利用帝國的資源拯救埃及的軍隊時，並不承擔任何道義上的責任。」對戈登的「不能抹去的恥辱」的說法，他提出了自己的見解：「在這一點上，戈登將軍不見得比其他的任何人更具有權威性。」[40]一些內閣成員支持哈廷頓的觀點，對戈登的行動持反對的態度：「我不認為，無論將軍們還是政治家們，在他們接受了一個絕望的請求後，就應該拿數以萬計人的性命冒險，來拯救這個很難說能夠獲救的人。」[41]但是，原先並不贊成戈登使命的伊夫林·巴林爵士（Lord Evelyn Baring，即後來的克羅默勳爵），改變了初衷，他說：必須給予埃及軍隊必要的幫助。維多利亞女王也支持戈登的行動：「縱使不為外人道，為了政府和國家的榮譽，也不應棄之不管。」

  1884年2月9日，格萊斯頓評價戈登使命時說：他的「目的是『開發領土』，而不是為蘇丹人的未來承擔責任」[42]。格萊斯頓認為，出兵蘇丹只是為了英國的需要，而不是考慮蘇丹人的利益。如果戈登的行動能夠取得實質性的進展，對英國未必是一件壞事。但是，這個行動將使英國付出很大的代價，最終能得到什麼仍然是一個未知數。他說：「從實用的觀點看，我很懷疑花費更多的物質、金錢，甚至在出現毀滅性的後果情況下改變蘇丹的路線並不能為英國帶來另一個埃及，而且也不可能建立一個共和國。如果遠征不需要很多時間，而且不會留下痕跡，那將是最大的好處。」[43]

  當戈登在喀土穆被圍困，要求政府派兵增援時，內閣的不統一影響了自由黨政府的決策。1884年4月23日諾思布魯克在日記中寫道：「內閣出現了巨大的分歧，考慮到支持戈登的費用問題拖延不下……我認為政府很可能瓦解。」[44]

  格萊斯頓政府的遲疑確實有其難言之隱：埃及出現嚴重的財政赤字，整個1884年5月，格萊斯頓一直在為埃及尋找國際合作夥伴，希望得到貸款暫緩財政壓力，但是未能如願。英國占領埃及，加強了法國和德國的聯繫，兩國開始在非洲和其他地區合作行動，俄國也在印度的西北部施加壓力。英國被牽制在埃及事務中，根本無力承受歐洲大陸的任何壓力。同時，英國在非洲和亞洲的優勢受到冒犯，也無還手之力。

  政府的遲疑導致戈登在1885年1月27日被殺；2月5日消息傳到英國，舉國震驚，公眾的反應幾乎到了歇斯底里的地步。英國人群起指責自由黨政府，將格萊斯頓指斥為「喀土穆的叛徒」和「殺人犯」。他們認為，自由黨政府的行為就如「旁觀婦女遭冷血謀殺，旁觀孩子們被阿拉伯人叉在他們的矛上」[45]。一個議員甚至認為：「格萊斯頓的反基督教行為簡直是世界末日來臨的序幕。」[46]《紐約郵報》將格萊斯頓的名字看成「對任何英語國家的詛咒」[47]。人們把戈登視為英雄，說他死得其所，完成了自己的使命。1885年2月23日，保守黨在下院提出了一個動議，要求政府恢復蘇丹的秩序。自由黨政府內部也出現不同的聲音，諾思布魯克在上院，福斯特和葛遜（Goschen）在下院表達了同樣的態度：不能建立一個穩定的政府，僅僅打敗馬赫迪然後撤退毫無意義。激進派的領袖約翰·莫里則加入了批評政府的行列。[48]

  但自由黨又回到了政策的老路上，蘇丹被放棄了；1885年6月保守黨上台，也沒有能夠征服蘇丹。如一個自由黨議員所述：「侵略的熱度似乎降到了最低點，不干涉的原則受到了下院兩黨議員的普遍贊同。」[49]但是，帝國的熱情並沒有消退，它在許多關於帝國的論著中被煽動起來，其中《英格蘭的擴張》尤其受到推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