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自由黨帝國政策的轉變

  從1880年起，歐洲各國的殖民擴張進入了一個新時期。殖民地的商業利益和自然資源是宗主國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殖民地的版圖是宗主國強大的一種標誌。如保羅·納普倫德所述：「以前因為政治和經濟的理由，我們忽視了一些領土，現在這些領土變得有用了。帝國和殖民問題成為19世紀最後20年的焦點。」[1]為了爭奪新的殖民地，歐洲大國一方面搶先宣布一些未占領領土的宗主權，另一方面在資源豐富的地區展開激烈的競爭，以取得殖民帝國的最大優勢，歐洲列強的瘋狂爭奪以「新帝國主義」冠名。

  

  進入「新帝國主義」時期以後，歐洲列強幾乎全部捲入對殖民地的爭奪中。法國是老牌的殖民國家，由於各種原因，一度放棄了建立法蘭西帝國的努力。19世紀下半葉，法國重新追求海外帝國，把擴大帝國版圖作為與英國抗衡的手段。德國雖然曾經公開表示對殖民擴張不感興趣，但是，隨著英法殖民擴張的加快，它開始重新考慮殖民地對德國的重要性。從政治上看，德國在打敗丹麥、奧地利和法國後，已經變為歐洲大國，海外帝國被視為標誌；從經濟上看，德國放棄了自由貿易的原則，促進了本國工業的增長，工業的發展刺激了對市場的需求，殖民地就是宗主國最好的市場。俄國繼續在亞洲擴張，中亞逐漸成為俄國的勢力範圍；它還不斷向印度進逼，直接影響英國在印度的利益。義大利儘管統一得較晚，但很快捲入到對殖民地的競爭之中。

  但是，在各國強占殖民地的過程中，英國人已經捷足先登。英國的商人、傳教士、代理人和冒險家的足跡遍布非洲等尚未被瓜分的區域，並且訴諸英國政府的保護權。如英國歷史學家所述：「英國目前面臨的問題是把近東、埃及和蘇丹與遙遠的殖民地連成一片，同時與歐洲的競爭者加強在亞洲、非洲和南海的爭奪。」[2]歐洲各國放棄自由貿易政策後增加了英國在外交、商業和工業上的壓力，迫使它不得不重新考慮長期堅持的自由貿易和海外擴張政策。

  1880年，一貫倡導「無形帝國」政策的自由黨再次成為執政黨。在對待殖民地問題上，該黨領袖格萊斯頓仍然堅守他的理想。1881年10月，格萊斯頓在利茲發表演講，重申母國與殖民地的母子情誼：「在文明遇到困難和危險的時候，我們的殖民地可能出於感情來幫助我們，但是我們不能強迫他人的意志。我們要讓他們感到帝國的所有部分都只有一個心臟，他們的脈搏一起跳動，他們會為國家的共同榮譽和利益做出貢獻。」1884年，他仍然表示：「在我的生命里，我認為拿掉殖民地脖子上的枷鎖是正義、明智和必要的選擇。」但是，新帝國主義的狂潮使他的帝國理想遭到重創，太平洋地區的紐幾內亞的歸屬問題就是對格萊斯頓傳統帝國政策的第一個挑戰。

  19世紀50年代，歐洲列強將擴張的腳步邁到了太平洋地區，澳大利亞作為該地區的大國，對於法國人在南太平洋地區的活動給予了高度的警惕。一方面，澳大利亞昆士蘭（Queensland）的甘蔗種植者需要太平洋島嶼上的廉價勞動力；另一方面，歐洲列強的入侵必然影響澳大利亞的安全。19世紀70年代初，為了自身利益的需要，澳大利亞政府敦促英國吞併斐濟、薩摩亞（Samoa）、紐幾內亞（New Guinea）和赤道以南的太平洋群島。但是，遭到英國政府的拒絕。80年代開始，澳大利亞政府提出願意承擔開發新殖民地的費用，該舉動是告訴英帝國政府，殖民地也要開發自己的殖民地。這個看似被動的敦促，實際上意義深遠：一旦澳大利亞真正擁有了自己的殖民地，那麼新殖民地與帝國應保持怎樣的聯繫？帝國對於澳大利亞的權威又將怎樣體現？澳大利亞和德國對於紐幾內亞的爭奪，將英帝國推到了風口浪尖之上。

  紐幾內亞是太平洋最大、人口最多的島嶼，其自然資源、人力資源以及戰略地位吸引了歐洲列強的關注，也使它成為「吞併和反吞併鬥爭的中心」[3]。荷蘭人最早來到紐幾內亞，並占領了該島的西北部。18世紀，英國東印度公司的商人曾經宣布紐幾內亞為英國所有。1846年，皇家海軍的上將尤爾（Yule）再一次確認了紐幾內亞的歸屬。1873年，莫爾斯比（Captain Moresby）上尉將英國的旗幟插在島嶼的東部，該行動遭到帝國當局的否認。直到19世紀80年代，歐洲列強認為該島的更大的部分仍然屬於沒有歸宿的領土，原住民的政治權利被徹底忽視。澳大利亞出於對資源和勞動力的渴望以及德國人在南太平洋地區的頻繁活動，加速了吞併紐幾內亞的步伐。

  1883年4月4日，澳大利亞的昆士蘭以英國女王的名義占領了紐幾內亞和周圍領土（東經141—155度） 。雖然昆士蘭的行動得到了澳大利亞政府的支持，但是在帝國政府內卻引起爭議：如果自治殖民地可以不經過帝國政府的批准占領領土，帝國政府就處於一種非常尷尬的位置：既擔心帝國的權威，又擔心要為殖民地的安全買單。

  政治家們對待紐幾內亞的態度也不盡相同，1883年2月13日，德比伯爵在給格萊斯頓的信中說：「紐幾內亞問題，或者是由於紐幾內亞引起的問題，已經演變為占領南太平洋島嶼的要求，這個問題很可能引起很多的麻煩。我聽說，所有的殖民地只有一個要求：它們不能理解為什麼它們不能及時得到它們所需要的東西……但是，我想我們不能長期抵制它們要做的事情，比如紐幾內亞。」[4]顯然，德比同情澳大利亞的要求，甚至願意給予澳大利亞人自己擁有殖民地的權利。

  然而，自由黨領袖格萊斯頓對澳大利亞的要求卻不以為然，在徵求了西太平洋高級顧問、斐濟和紐西蘭總督阿瑟·戈登爵士（Sir Arthur Gordon）的意見後，1883年4月20日，他表示堅決反對英國對紐幾內亞的宗主權的干涉，同時，反對該島成為昆士蘭的一部分。他認為英國已經有足夠的深色皮膚公民；紐幾內亞人也沒有表示他們願意成為英國公民的願望；澳大利亞強迫原住民勞動，他們不公正的行為會導致戰爭和起義，昆士蘭的吞併會增加帝國政府的管理費用，並增加帝國政府的責任。「總之，在殖民政策方面，殖民地政府將自己的政策強加給帝國政府是極其不合適的。」[5]

  1883年5月19日，格萊斯頓在致德比伯爵的信中再次表達他的意見：「我想我們很快就會面對紐幾內亞問題。我希望我們能夠拒絕昆士蘭的要求，因為我想它的行動不值得信任，而且沒有得到政府的授權。如果澳大利亞殖民地能夠建立一個聯盟之類的聯合，我們就能更好地面對這個問題。他們必須對所要做的事情承擔一些實質性的責任。我很遺憾地發現，我們已經吞併了一些附近的島嶼。」[6]

  英帝國政府拒絕了昆士蘭吞併紐幾內亞的要求，但是這個事情遠遠沒有結束。澳大利亞政府繼續提出由澳大利亞或英國政府吞併的要求，使英國政治家開始懷疑澳大利亞人的真正意圖。1883年10月8日，戈登在一封信中表達自己的看法，認為真正推動吞併的人是昆士蘭的甘蔗種植者和商人，「這兩種人受到巨大的利益驅使，同時殖民地的每一個政治家都試圖參與他們的利益。如果三方都能夠達到目的，又不得罪其他社區，那將是一個不錯的選擇」。但是，戈登也十分清楚，澳大利亞人的利益必然建立在損害原住民的利益之上。因此，英國政治家擔心經濟利益必將演變為政治衝突，而英帝國政府也必然承擔化解衝突的責任。這是英帝國政府不願意看到的結果，因為「我們不可能放棄數千里之外的印度事務，而去管理紐幾內亞的事」[7]。

  1883年12月7日，德比伯爵也給格萊斯頓寫了一封長信，表達了他的態度：「如果任何大國在澳大利亞海岸和南美之間建立殖民地，澳大利亞的安全是得不到保證的。但是，這種假設是很難成立的，殖民地僅僅希望我們為他們而戰。」[8]德比認為，澳大利亞的現狀與吞併紐幾內亞毫無關係，澳大利亞只是太多地關注了自己的利益，從而增加了帝國政府的壓力。格萊斯頓則是從紐幾內亞的角度出發，他在給德比的回信中寫道：「沒有得到被保護地人民的同意，這種聯繫正常嗎 ……從一個更寬泛的意義上說，我寧願把在紐幾內亞建立保護地視為一個荒謬的提議，持懷疑的態度。提議者為否定的表決準備了最充分的理由，如果不出現爭論，最好讓他們提出這樣的問題。但是，如果我們批准了他們的提議，他們還會要求得更多。那樣，我們就站在一個錯誤的地方。」[9]

  紐幾內亞的同意與否是一回事，德國在南太平洋的擴張是另一回事。柏林會議上，英國代表羅伯特·米德告訴俾斯麥的秘書布希：「英國殖民部在非洲傾向於同德國而不是同法國做鄰居。」但是，英國的妥協態度並沒有安撫俾斯麥，相反，他利用英國在1884和1885年的外交困境，開始在南太平洋大顯身手。

  1884年8月6日，英國內閣就對紐幾內亞是吞併還是保護的問題進行了長時間的討論，得出的結論是：必須承認並尊重原住民的權利。兩天後，德國駐倫敦大使通知格蘭維爾，為了保護德國在南海的貿易利益，決定對紐幾內亞的北海岸進行殖民。從此時起，紐幾內亞問題進入高層政治關注的領域。格萊斯頓本人無意把英國的宗主權擴大到紐幾內亞，而且也不支持以「鵲巢鳩占」的政策與德國競爭。1884年12月31日，格萊斯頓說：「在我的記憶中，我們對紐幾內亞的行動是出於保護海岸的需要……我們和德國人之間不存在偏見。」[10]1885年2月1日格蘭維爾寫道：「我們必須在紐幾內亞問題上與俾斯麥達成一致，可以避免語言上的妥協和被欺負的表象。但是，不容易達到共同的目標。」[11]

  德國政府於1884年12月9日宣布紐幾內亞為德國領土，該決定把英國政府逼到一個進退兩難的境地：要麼得罪德國，要麼引起澳大利亞的抗議。選擇前者肯定會導致危險的後果，因為俾斯麥手中握著對付英國的王牌。英國在埃及的利益破壞了英國與法國的關係；1885年初阿富汗前線出現危機，俄國威脅印度的大門；同時，英國還面臨同蘇丹的長期戰爭。因此，英國的外交困境使它再也沒有實力與德國對抗。另一方面，俾斯麥表示，如果德國在殖民地占領的問題上能夠有一個滿意的結果，就不會給英國製造任何麻煩。[12]

  兩害相權取其輕，格萊斯頓政府只能得罪澳大利亞，用以安慰德國。 1884年12月24日，他在致德比的信中說：「毫無疑問，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必須小心行事，它為我們的殖民地敲響了警鐘。柏林會議上，任何一種語言都在傳遞著一種同情。這種同情可能對我們占領埃及導致特別的不幸。」[13]紐幾內亞的爭奪和歸屬問題成為格萊斯頓第二屆政府帝國政策的風向標，它提醒自由黨人：新一輪的殖民地爭奪已經開始，同時殖民地本身不僅有了擴大領土的想法，而且具備了爭奪殖民地的實力。在新帝國主義的形勢下，自由黨必須在繼續堅持自由帝國的政策、還是改弦易轍中做出選擇。

  經過祖魯戰爭和吞併德蘭士瓦的事件後，南非問題仍然是國內外政治爭論的焦點。德蘭士瓦的布爾人仍然記得格萊斯頓在中洛錫安演講時充滿正義道德的言辭：「在德蘭士瓦，我們的選擇是最不明智的。我總是想說，這將使我們陷於一種尷尬的境地：我們將君主制下的自由公民變成了叛亂的公民，強迫他們接受公民權。但是，如果要達到這一目的，只能通過武力來完成。」[14]他還說，保守黨政府吞併德蘭士瓦的行動是「羞恥的」。因此，布爾人認為只要格萊斯頓成為英國首相，他們必定能獲得獨立和自由。

  但是，格萊斯頓上任後，並沒有履行諾言，南非形勢的變化以及英國政府的決策改變了格萊斯頓的初衷。在吞併德蘭士瓦3年後，英國居民和原住民都履行了各自的義務，自由黨難以對前任的做法進行全盤的否定；同時，1854年英國放棄奧蘭治自由邦以後，滿足了自由邦巨大的賠償要求，增加了政府財政負擔，結果英國不但失去了奧蘭治，而且又白白地送出了金錢。這個教訓使自由黨人不敢輕易許諾布爾人自由的權利；隨著保守黨帝國文件的正式面世，人們發現布爾人並沒有完全反對英國的吞併，有的保持了沉默，有的甚至持歡迎的態度。鑑於這樣的情形，格萊斯頓和他的同僚們認為，建立包括德蘭士瓦自治政府在內的「南非聯邦」是最令人滿意的解決南非問題的方法。1880年，他說：「聯邦是如此重要，它使其他任何事情黯然失色，我們政府的行動目標是建立『南非聯邦』。」[15]但是，建立「南非聯邦」需要合適的人選，經過再三的斟酌，弗里爾爵士脫穎而出，同年5月28日，格萊斯頓在致女王的信中說：「……保留弗里爾爵士的唯一機會是希望依靠他的能力在聯邦事務中取得進展……」[16]他在7月29日的信中再一次表達了這個願望：「內閣已經作出決定，若『南非聯邦』有所進展，將使他們與弗里爾爵士之間有一個更廣泛的合作前景。」[17]

  自由黨的南非政策和布爾人的要求大相逕庭，導致了布爾人的不滿。英國人要求建立「南非聯邦」；布爾人在克魯格（ Paul Kruger）的領導下，決定反對英國的吞併政策，要求歸還獨立的權利。1880年5月10日，克魯格在致格萊斯頓的信中說：「我們非常自信，總有一天，看在上帝的分上，帝國政府的權杖會回到那些追求英格蘭光榮和榮譽的人們的手中，追求的方式應該是正義和美好的，而不是通過非正義的暴力行為。」[18]同時，布爾人還開展了要求獨立的請願活動，在原德蘭士瓦共和國的8000名選民中，有7000人在請願書上簽了名。

  布爾人在長期的等待中失去了耐性，開始拿起武器，反對英國的殖民統治。1880年12月，克魯格宣布重建布爾共和國。南非的危機導致了自由黨內閣的分裂，以福斯特為首的人道主義者堅持英國的殖民地統治建立在對南非原住民託管的基礎之上，以亨廷頓和金伯利為代表的輝格派認為，英國的統治必須建立在帝國的威望和霸權的基礎上，以格萊斯頓為首的激進派則同情布爾人爭取獨立的鬥爭。1880年2月，布爾人在馬朱巴（Majuba）打敗英國的軍隊，指揮官喬治·科利（George Colley）被布爾人擊斃。儘管馬朱巴戰役是一場小規模的戰爭，但是，英國人不能承受戰爭的失敗，「長久迴蕩在南非和英格蘭上空的槍聲」[19]驚醒了強大英帝國夢鄉中的沉睡者。

  馬朱巴事件使自由黨政府進退兩難：放棄德蘭士瓦意味著畏懼軍事行動，保留德蘭士瓦便違背布爾人意願。在雙方的讓步下，英國政府與布爾人於1881年8月3日簽訂了《比勒陀利亞協定》（Convention of Pretoria）：同意德蘭士瓦獨立，但是它必須承認女王的最高宗主地位，同時含糊不清地暗示了英國的宗主權。這一妥協似乎滿足了自由黨內部輝格派的要求，卻為未來埋下了禍根，人們認為：「格萊斯頓政府保留了責任，失去了有效的控制權。」[20]由於布爾人反對承認英國的宗主權，1884年雙方在倫敦又達成了新的協議，即《倫敦協定》（London Convention）。英國政府承認德蘭士瓦布爾人使用「南非共和國」的名稱，保留對德蘭士瓦的外交控制權，但是，協議中不再出現「宗主」的字樣。《倫敦協定》同時規定，德蘭士瓦未經英國的同意，不得同奧蘭治共和國以外的任何國家簽訂條約。德比伯爵在1884年3月17日上院的發言中指出：「我認為，無論德蘭士瓦是保護地，或者承認英國的至高權威，事實上是某種控制力量的保留。當它有權與外國進行任何方式的談判時，它才具備了宗主國身份……在《比勒陀利亞協定》中，我們雖然沒有正式使用『宗主權』這個詞，但我們保留了問題的實質。我們之所以避免使用這個詞，是因為它既缺乏合法的定義，又容易引起人們的誤解。」[21]

  自由黨的南非政策是出於「自由」和「帝國」兩方面的選擇：一方面，布爾人取得獨立地位，表明了格萊斯頓對正義、道德的追求；另一方面，保持在德蘭士瓦的宗主權體現了英國對帝國的需要。南非的富裕已經使它成為帝國王冠上的新明珠，而且還是解決英國人口過剩問題的新場所，如沃爾斯利（Wolseley）給比奇的信中說：「德蘭士瓦礦藏豐富，已經被發現和尚未發現的黃金儲藏證明了它的富有。這裡人口稀少，布爾人社區結束的日子已經不遠了，這將給英國大量的人口帶來福音。從南非撤退難道不是我們鼠目寸光的政策 」[22]

  此外，德蘭士瓦的非宗主地位還有利於英國在南非擁有更多的殖民地。長期以來，布爾人的民族主義和試圖控制南非的願望威脅到英國的南非殖民地開普和納塔爾。克魯格為了擺脫英國的統治實現獨立，並控制整個南非，將勢力滲透到開普和納塔爾的兩翼，並在西南切斷了開普的對外聯繫。通過納塔爾和葡萄牙殖民地德拉戈阿灣，建立貝專納（Bechuanaland）與外部聯繫的通道。布爾人的企圖增加了開普殖民地的重要性，同時，蘇伊士運河雖然已開通，但是由於土耳其形勢不穩定，東方的航線顯得非常脆弱。開普航線仍然是英國調兵遣將最有保證的航線，自由黨政府當然不可能放棄開普殖民地；在英國人與布爾人作戰之時，愛爾蘭民族主義者的活動日益活躍，要求土地改革和自治的呼聲不斷，暴力事件時常發生。為了避免南非出現第二個愛爾蘭，格萊斯頓不得不對南非做出讓步。

  阿富汗問題是自由黨帝國政策必須面對的又一個挑戰。自由黨上台以來，政府準備從阿富汗撤軍，將保守黨執政時獲得的區域交給新的阿富汗埃米爾阿布杜·拉赫。此時里彭勳爵（ Lord Ripon）已經代替李頓成為印度的總督，他認為一旦政府從阿富汗撤軍，英國和俄國在該地區的摩擦必然增加，不僅造成混亂，而且俄國很可能侵入印度。自由黨政府為了滿足各方的利益，與阿富汗達成了另一個妥協：英國承擔保護阿富汗的責任；但是為了安慰黨內的激進派，將戰略地位重要的坎大哈省交給了阿富汗的埃米爾，其理由是為了「政治和政黨的需要」[23]。

  在新的交易中，自由黨的政策又給自己帶來不幸：承擔責任，但是卻不能控制阿富汗埃米爾的行動。1884年，俄國軍隊吞併了梅爾夫（Merv），並繼續向中東推進，到達阿富汗和波斯之間未明確劃定的邊界。這時，埃米爾掌握了主動權。1885年3月，俄國軍隊和阿富汗軍隊在潘傑達（Penjdeh）遭遇，阿富汗請求英國履行保護阿富汗安全的責任，這一爆炸性的事件使自由黨政府不堪重負。但是，後來俄國同意阿富汗控制重要的祖爾非卡（Zulficar Pass）要塞，才解開了自由黨的困局。從1885年起，保守黨人和自由黨人都意識到保衛印度的重要性，都認為印度的西北邊界的安全已經超越了政黨的界限。為了保衛印度的安全和利益，格萊斯頓在第二屆政府的後期效仿以前保守黨在中亞的帝國政策。因此，歷史學家稱「它是一個根本的政策轉變，其中內部的衝突和中東的政治形勢起了一定的作用」[24]。

  如果說與俄國的衝突出乎自由黨人的意料之外，那麼英國與奧斯曼帝國關係的惡化就是精心設計的結果。在東方問題上，格萊斯頓一直激烈批評迪斯雷利的土耳其政策，特別反對英國占領賽普勒斯。但是，在南非的馬朱巴戰役以後，格萊斯頓認識到放棄是不明智之舉。他一邊從亞美尼亞撤回了陸軍領事，一邊舉行海軍演習，說服奧斯曼蘇丹履行在柏林會議上的承諾，逼迫土耳其放棄了一些領土給希臘等鄰國。格萊斯頓的用意十分明確：保護印度的通道，保證英國海軍在地中海地區的霸權，與法國合作，維持歐洲的和諧。但是，格萊斯頓的歐洲和諧中沒有德國，而俾斯麥（Bismarck）早有安排，他的計劃中也沒有格萊斯頓。俾斯麥與奧匈帝國、俄國和義大利簽署了秘密協定，扼殺了格萊斯頓的和諧美夢。在理想和現實的強烈碰撞中，自由黨不得不重新審視其外交和帝國政策。1882年，占領埃及的行動是其政策轉變的一個重要標誌。